那是一个回忆起来载满故事又有些苦涩的年代，你购买一样东西时，除了付钱以外，还必须付出一种表明可购该东西数量多少的票，才能将东西买回。粮票、布票、煤票、肉票、食油票、肥皂票，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等都要凭票购买。那时的省城里倒是有买各类商品的专门店子，商品也还不缺种类，但大都挂上了“凭票供应”的牌子，而县城与农村集镇的商店就叫供销社，各类商品集中在一处卖，那里面除了一些学生要的文具用品和各家要的针头线脑等小百货外，那些用票证购买的 “紧俏物质”很少看见。
那是中国的20世纪60年代。首先进入百姓生活的是粮票。随之而来的是布票、煤票等，吃、穿、用的基本生活物资都需凭票供应，哪怕是香干、豆豉、白糖、食盐之类的副食品，还是开水瓶、面盆这些日常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购买。“票证”是那个年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烙印。
那时做衣服、被毯都要凭布票，每人每年发放一丈二尺布票，我们往往几年才能换上件新衣服，穿破了补了又补，年纪小的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1971年，我调公安派出所工作，穿的警服是“的确卡”面料的，那时市面上正流行穿“的确良”。谁穿了“的确良”的衣服，大家都是用非常羡慕的眼光看着他， 而公安发的“的确卡”制服又上了一个档次，穿在身上笔挺的，不起皱，再配上帽徽领章和校官皮鞋显得很威严。那个时候买自行车特别紧张，即算是把票搞到了手，但想买到车还是不容易。当时，所里分给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自行车的尾灯上方还用红漆写上“公安”二字。我身着白色制服，骑着自行车外出办事，迎来好多人羡慕的目光。为方便工作，当时我很想买块手表，经妈妈同意，我将积蓄了半年的工资拿出来通过熟人搞了一张手表票，又排了半年的队花120元才买回一块上海牌红指针的手表。当天晚上我兴奋得一晚都没有入睡，抚摸着亮晶晶的表盖，听那滴答滴答的声音，这种喜悦满足感难以言表。当时，在派出所工作的我要经常到管区办案或深入到户，票证年代，不管到哪户吃饭，我们都要缴上三两粮票和一毛五分钱，伙食标准是简朴的三菜一汤，这是公安部门规定的纪律。
1979年，我和爱人结婚，因要请亲戚朋友来参加婚礼，需办酒席。可是没有那么多肉票，只好通过当时在长沙又一村饭店任行政科长的舅子搞“特权”，帮我买了一百多斤猪肉，鱼就在马栏山鱼塘内网的，因在农村，吃小菜倒是不成问题。家住省委大院的一个朋友还特意送给了我10斤粮票，可以买回一些面粉在席面上用。我还找朋友搞了些副食品其他票证，这样才算圆满地举行了婚礼。后来岳母告诉我，妻子陪嫁的蝴蝶牌缝纫机也是凭票排队买的。那“两铺”“两盖”和陪嫁衣服的布料都是亲戚们凑上布票和棉花票才办齐的。
回首往事，我深深地庆幸自己拥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感恩这个繁华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