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时代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王运宝 徐浩程
中国城市正在加速迈进“大城时代”，不管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还是中西部后发地区，大多数城市都在规划“十二五”时期实现大城崛起。
不同于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和省会城市所呈现出来的“城市中国”，也不同于传统的“乡村中国”，这些正在谋划大城建设的城市，被美国盖洛普公司冠以“第三中国”的称呼。
“第三中国”的崛起，必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变量，它们不仅是承接产业转移、集聚人口的主力军，还将深刻改变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
站在“十二五”规划开局的时间节点上，我们一方面要梳理出“大城时代”发展的新态势，展现追梦大城崛起的铿锵脚步。同时，还选择了正在向区域性特大城市迈进的省会城市合肥，后发城市实现“洼地崛起”的宿迁，作为分析样本，是要更多地思考应如何走好大城之路。
我们深知，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大城时代”的浩浩大势，惟有在创新中提升城市品质，才能让迈入“大城时代”门槛的所有城市，成为宜居宜业的可爱城市。
城市“大”雄心
■本刊记者 徐浩程
“一定要敢于梦想，一定要敢于追梦，敢于寻梦，别人说你吹牛不要紧，要把积极性激发出来，带着军令上战场。”说完这句话后，中部某市市委书记接过秘书递过来的稿子，走出房间。
他要去宣布为期3天的市人代会闭幕，开启未来5年的城市梦想。刚刚通过审议的该市“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这座地级市将建成市区非农业人口100万的特大城市。
胸揣如此梦想者不乏其数。在该市所在省份，目前只有省会城市是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可到“十二五”末，除该市外，另外三座城市也将跻身百万人口城市之列。而放眼全国，有此梦想者如过江之鲫。
这是个城市的时代，不可逆转。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50%，城市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也是个纠结的城市时代。拥堵、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让各界甚是困扰，争议不断，以至中国该走一条怎样的城市化道路也未取得完全的共识。
有一点却不可否认——在一个均衡的城市化政策下，大城市会发展得更快。但这并不意味人口都要向超千万人口的巨型城市集中，使它们越来越大。对于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出现一大批百万人口级的大城市。
“特大”的雄心
2011年1月14日，辽宁葫芦岛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葫芦岛市“十二五”规划通过审议。
在这份将指导葫芦岛未来5年发展的文件中，如此描述其城市前景：以建设百平方公里、百万人口大城市为目标，推进形成连山、龙港、兴城有效对接的“三位一体”的大城区格局，建设亲海近水的海滨城市。
数天后，同样是人代会上，同样是“十二五”规划，湖北十堰提出“到2015年，十堰城区人口将达到100万，建成区面积将达到100平方公里”。2009年，十堰城市总体规划第七轮修编时，这一目标的时间点还是2020年。
如此场景还在安阳、宜昌、襄阳、九江、赣州、上饶等地陆续上演。按照中国现行城市划分标准，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为“特大城市”。“特大”成了这些城市未来5年最重要的梦想，也被其所在省视为新的增长极。
一个典型例子是辽宁。在2011年1月公布的《关于推进全省城镇化建设工作的意见》中，辽宁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城市计划：到2015年底，全省14个省辖市人口规模基本都要达到100万人以上。
更普遍的情况是建设4-5座“特大城市”——湖南提出到2015年，株洲、湘潭、岳阳等5市建成百万人口大城市：河南“力争到‘十二五’末，18座中心城市全部进入大城市行列，基础条件好的成为特大城市”。
2010年初，世界银行曾预测，到2020年中国市区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数量将突破80座，这显然低估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与地方的决心。
《决策》在收集整理各省市“十二五”规划以及2010年各地修编的城市总规、出台的城镇化文件后，不完全统计发现，到2015年，中国百万人口级的“特大城市”将超过110座。而截至2008年，中国287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中，还只有65座百万人口城市，整个欧洲也仅有35座。
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研究，到2030年中国将增加3.5亿城市人口，城市总人口超过10亿。到那时，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将超过220个。无疑，中国正在进入城市时代，同时也进入到了一个“大城时代”。
不过，与2004年前后中国城市化跃进不同，此轮的主角已经从省会城市变为地级市，而且这些百万人口城市更强调人的聚集、强调人的城市化，而非土地的城市化。
此前，中国城市化中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的城市化。仅2001年至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面积增长70.1%，人口增长却只有30%。这让中国城市化备受争议。
此轮百万人口城市的目标虽也有“冒进”之嫌，但相对于上一轮“国际化大都市”等见物不见人的目标而言，它至少回归了城市化的本质，即人的城市化。
1%与50%的张力
从65座到110座，从省会城市到地级市，“特大城市”在“十二五”将迅速蔓延，这背后是中国城市化的巨大压力。
数年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规划师王凯曾就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做过一项研究，他发现： “虽然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但除去沙漠、山区、高原、高寒等不适宜城市建设的国土之外，剩余的不到四分之一。”
在这四分之一中，还要减去18亿亩耕地红线。“剩下真正能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其实非常有限，大概只有整个国土面积的1%左右。”王凯感言道。
而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是46.6%，也即近6亿人口居住在城市。“这几乎等于美国、俄国、日本三国城市人口的总和。而到2015年，有关部门预测，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50%，也即中国城市人口将超过7亿。”
这是悬在中国城市化头上的巨大法则——1%的国土要容纳下50%以上的人口。
“所以，不能笼统说发展大城市好不好，要看到中国城市化的巨大压力，人口向城市聚集势不可挡。唯有让城市化条件和基础相对较好的地区，承担更多的城市化责任，才能破解这道难题。”王凯坦言道。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唯有走超大城市之路，发展动辄超千万人口的巨型城市。“我们重点发展的对象应该是中等城市。”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倪鹏飞告诉《决策》。
其所言的中等城市，指的是城区非农人口在100万到500万的大城市。它们被学者称为与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代表的“城市中国”以及“乡村中国”不同的“第三中国”。
“城市非农业人口100万是个坎，500万又是一个坎。迈过这些坎，城市会呈现另一种状态。”王凯告诉《决策》。“第三中国”不同于千万人口的巨型城市，陷入“城市病”困局积重难返；也不同于小城镇建设中面临的土地资源浪费。
以这个城市群体为重点，正在成为中国城市的政策取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去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这个建议中，中共中央提出“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化地区要重点开发”，“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
这被认为是“第三中国”的利好。“一线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非常大了，不应增加反而应该减少，而众多二三线中等城市则应增加人口密度。”相关专家解读道，“根据我们的研究，市区人口过百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的城市将进入‘重点开发’梯队。”
发展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显然是符合国家需求的选择，更何况这其中还隐藏着各地区域中心城市之争。
纵观各地“十二五”规划，将百万人口城市建设与区域中心城市目标联系在一起者不在少数。“我们现在是众强环伺，周边都是大块头，都在跑马圈地。如果我们不发展变大，没有向心力，周围城市必然会集聚到其他城市周围。等待我们的可能就是被边缘化。”中部一位官员在谈到该市百万人口城市建设目标时称。
从发展趋势来看也是如此。大城市拉动的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城市时代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地级市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发展成为大城市、特大城市，让其他城市成为附庸；要么其他城市发展成为大城市、特大城市，自已成为附庸。
如此，在国家需求与地方诉求交织推动下，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队伍迅速壮大。
被改变的城市版图
如果将这批百万人口城市制成一幅区域分布图，就会发现，中国城市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2008年，安徽、江西、湖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均只有一座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青海、宁夏等地甚至没有特大城市。即使山西与河南情况稍好，也各只有两座百万人口城市。而此时广东有8座，江苏有5座。不管是数量还是规模，东部都占有绝对优势。
不过到2015年，按照规划，四川将以成都为中心，打造宜宾、攀技花、内江等9座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安徽仅皖江地区就将建设芜湖等4座百万人口城市；湖南将建设5座；江西建设4座；陕西建设6座……中西部正在成为“特大城市”中的生力军。
改变背后是中西部城市化的“洼地”反弹。
从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入一轮快速发展时期。但由于多种原因，中西部城市化呈现出塌陷趋势。仅就2008年度的数据来看，东部地区人均GDP5365.64美元，同期城市化率为55.9%；中部地区人均GDP4303.32美元，同期城市化率40.9%；西部地区人均GDP2308.83美元，同期城市化率为41.5%。也即中部城市化率比东部低15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8个百分点，甚至比西部低0.6个百分点，处于绝对的“锅底”。
在“十二五”，中西部城市化滞后局面将明显逆转。“‘十二五’将初步实现城市化主导的格局。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将由东部向中西部扩张，以中西部的城市群为突出特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称，这将带动中西部人口大量向中心城市聚集，形成百万人口城市。
但是，如果没有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中西部也恐难有绝地反弹的信心。
2010年1月25日，四川省两会闭幕第二天，被纳入百万人口城市计划之列的宜宾即开始讨论实现目标的路径，结论是把握好产业转移的机遇是重要的支撑与落脚点之一。
不止是宜宾，受“用工荒”影响而加速的产业转移，是中西部众多地级市“百万雄心”的重要信心来源。
产业转移首先带来的是城区框架的扩张。仅就南充而言，近3年来，随着承接产业转移的快速推进，南充建设了高坪航空港工业集中区、嘉陵工业园、南充化学工业园等四个产业园区，搭建了60平方公里的产业新城框架，等于再造了一个“南充城”。
更重要的是产业转移正在打造一批中国新的制造业中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IT产业，2010年，世界IT产业见证了一场大迁徙。惠普、戴尔、富士康、宏基等IT巨头从中国沿海陆续迁至西部，促成中国西部“硅谷”的形成。
“在产业转移的推动下，西部地区已出现‘四小龙’(四川、重庆、内蒙古、广西)，未来5年将领跑全国增长。”四川省社科院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世庆称。
这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城市人口的吸纳能力。“过去我们考虑的是人到哪儿去、钱从哪儿来，现在则是人从哪儿来，钱怎么花出去。”中部一位官员告诉《决策》。
没有谁会怀疑这些地区“十二五”规划的成功概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将承担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之重。但当城市病、社会阶层变迁、社会公平等问题，随着城市变迁一同到来时，这些地方准备好了吗？
四问百万人口城市
■本刊记者 徐浩程
2011年初，二三线城市春节拥堵的报道，让去年就开始的“城市病”检讨，找到了新目标。与此前“首堵”的辛辣相比，各界已不是那么义愤填膺，在忧心中更多的是反思背后的深层因素。
大规模拥堵在这些快速成长中的二三线城市，还不是常态，但如果中国城市化的路径没有变化，“城市病”降临这些城市，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这些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将在未来5年成为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这是中国城市化必然的趋势，是回避不了的新课题。但中国能承载多少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这些二三线城市、未来的百万人口大城市，真的准备好进入大城时代了吗？
需要多少大城？
刚刚过去的2010年，四川第二大城市绵阳有一项数据值得骄傲：全市城镇登记户籍人口达到108万。尽管四川拥有近9000万人口，但此前除成都外，省内还没有哪个城市的非农业人口超过100万。
到2015年，四川“特大城市”的队伍还将继续扩大。根据一项雄心勃勃的“大城市群”计划，从2011年起的未来5年内，四川将以成都为中心，重点建设包括绵阳、南充、自贡、宜宾、泸州、内江、达州、攀枝花8座“特大城市”。
但“特大城市”不可能无限的增加。四川，或者说整个中国究竟能容纳多少百万人口级的大城市？
按照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规划师王凯的分析，中国城市化在“十二五”乃至“十三五”都将持续快速发展，到2030年后，才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到那时中国城市人口可能将超过10亿。
这10亿城市人口将在中国形成多少座大城市呢？迄今为止，只有麦肯锡咨询公司做过相关的预测，称到2025年，中国将出现221座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其中包括23座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据。不过，一个国家特大城市的多少，既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多少，也取决于该国的土地和能源等各种资源。
那么中国的土地、环境等资源要素能承载如此多的百万人口城市吗？
百万城市人口意味着需要近百平方公里的建成区来承载，但中国众多城市不仅用完了每年的土地指标，而且还在透支未来的发展空间。例如，上海浦东已经把2020年度的土地指标都用完了。而广州番禺2010年的用地指标早在2004年就已经用完，其2020年的指标是284平方公里，但到2009年，该区的用地规模已有269.18平方公里。
在未来，如此多百万人口城市的建设，地从何处来？人往何处集聚呢？不仅如此，城市环境、水等资源承载力也考验着这些百万人口城市的建设计划。
据世界银行2007年研究报告显示，2003年，58%的中国城市居民暴露在颗粒物浓度高于100微克的环境中，“是美国年均水平的两倍”。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排首位的是攀枝花——四川计划中的百万人口特大城市之一。
同时，中国的水质也在不断恶化，90%的河流呈现严重污染现象，62%的河水不适宜鱼类生存。目前中国660座城市中，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城市110个，城市年缺水总量达60亿立方米。主要城市中将近一半城市的饮用水不合格。
中国大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但显然注定荆棘满途。
需要什么样的大城？
中国能够承载的百万人口城市不会太多，每一座“特大城市”的建设都弥足珍贵。这就更需要我们仔细思考，怎样才能算得上大城市？
按照西方城市理论的标准，只要城区非农业人口超过50万就可以称为大城市，特大城市需要人口超过100万，50万人以下的只能称为中小城市。但中国城市化在持续加速度30年后，城市人口已相当于美国、日本等国家城市人口总和。如此大的城市人口基数，是否还要继续参照西方的标准？“如果照搬西方标准，在东部沿海地区，有一部分乡镇的非农业人口都已超过50万，它们都是大城市？”相关专家反问道。
显然，中国大城市的标准需要重新考量了。麦肯锡咨询公司在2008年研究中国城市化时，也不再拿那套标准来丈量中国城市了，而是将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划归大城市之列，巨型城市人口至少要在1000万人以上。
政界未动，学界的讨论已经开始。在《决策》采访时，相关学者均认为，未来中国大城市的标准应该是城市非农业人口100万、150万，抑或更高。这更符合中国实际，50万到100万非农业人口的城市只能算作中等城市。
但当一座城市城区非农业人口超过100万或150万以上时，就算得上是大城市了吗？
显然不能。几年前坊间将武汉、济南等省会城市冠以“中国最大县城”的称呼，特别是武汉等中西部城市的人口、建成区面积规模不可谓不大，但在市民眼中，仍然是县城。这些城市除了大之外，别无其他。
人口集聚只是一项硬性指标，大城市还需要哪些软性指标呢？
在王凯看来，首先要体现为人服务的城市才算是大城市。一座可爱的大城市必须要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生活在其中的人能够享受到更宜居的生活环境，城市不仅能提供“岗位”，更要能提供“床位”。这就意味着城市的建设必须围绕人，而不是围绕物。“比如交通，过去判断一个城市的交通好不好，就是看汽车畅通与否。今后的标准应该转到车里的人上，计算人到目的地是否通畅。”王凯说。
另一方面，城市环境良好才能算作大城市，“不仅是自然环境优良，还包括社会环境、生活生产方式等方面。”王凯分析说，这就意味着大城市的门槛将会更高。
越大为什么越不快乐？
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考量，大城市是美好的。
由于规模效应，大城市里不仅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更高，而且能集约使用资源。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超大城市每平方公里承载人口1262人，特大城市是645人，大城市是457人，中小城市只有189人，超大城市的人口密度是中小城市的6.7倍。在经济效益方面，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是中小城市的1/6，单位土地产出率却是中小城市的40倍。
不仅中国如此，全世界都是这样。世界GDP的25%是由仅占世界土地面积0.3%的城市地区生产的。
大城市的好处可以列举出上百条，但吊诡的是，城市越大似乎更容易跌入争议的漩涡。从逃离“北上广”到“堵城”，每次城市争论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会被舆论架在火上烤一次。
并非公众太苛刻，而是城市变得越大越不可爱了。
如今在中国，一边是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一边却是诸如房价、堵车、噪音、污染等“城市病”越来越多，像一道道紧箍咒，缠绕着每一座大城市。
“人在地上走，头顶上就只有井底蛙似的一小块。很想跳过一个个高楼，往远处看看，使劲往远处看，但楼是一个比一个高，更上一层楼不能欲穷千里目。”一位网友如此调侃。
在这些表层问题的背后，是中国的“半城市化”、“浅城市化”以及土地城市化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2010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9》显示，2001年至2007年，中国地市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面积增长70.9%，但人口增长只有30%。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增长中的“土地城市化”明显高于人口的城市化，城市面积变得越来越大，但人口并没有相应地转化为城市人口。
这并不是说没有相应的人口集聚到城市中去，而是指大部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没有真正的“化入城市”。2010年9月，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委员会发布《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显示，虽然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6.59%，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33%。这也就意味着有13.6%即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实现真正城市化，呈现“半城市化”或“浅城市化”特点。
任何的城市化都不可能没有病，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病”是享受城市人口聚集效应所应付出的成本。“中国现阶段的城市病尤为突出，主要是因为中国城市化还不成熟，正处于发展的‘青春期’。”王凯对《决策》分析说，“这个阶段总会有所‘叛逆’，但可以通过前瞻性的规划降低或减少‘叛逆的成本’。”
但城市病不是只有规划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一定能让中国的大城市越来越可爱。譬如“浅城市化”涉及到户籍制度，土地城市化与土地财政息息相关，均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度性问题。
因此，二三线城市要走上百万人口大城之路，必须有改革的意识和觉悟。
准备好了吗？
未来10到20年，没有人能挡得住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大城市带来的是一个“人口巨型高密度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将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在解决了交通拥堵、环境治理等城市病之后，大城市的社会问题，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等问题就会显现。”王凯说。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城市中的流动人口问题，这是个与“浅城市化”直接相关的问题。从各地政府的不完全统计来看，目前在一些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栖息”着200万至600万流动人口。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治安问题频发、社会保障缺失、身份差异带来的歧视等各种问题纠结在一起集中爆发，给大城市的发展与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对此，一位东部省份的城市领导说，他可以将自己地区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所有户籍居民纳入城市体系，但对于数十万流动人口，“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所有城市都必须直面的新课题，不会因为你是在“北上广”还是某一座西部的中等城市而有差异，人口高度聚集之后，需要提高大城市的社会管理水平。“100万人口与300万人口的城市管理水平，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随着人口的聚集，人口数量与管理水平之间不是直线的关系，是一种抛物线的关系，是一个向上翘的抛物线。”合肥市市长吴存荣对《决策》分析说。
为此，从2010年12月开始，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在全国35个市县开展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并制定了《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指导意见》，精细化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合肥作为试点城市之一，“正在进行的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适应特大型城市的人口集聚、人口流动的变化、制度形态的变化、社会管理形态的变化等，来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和思路。同时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从而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吴存荣说。
更进一步说，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整个城市素质的提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李强认为，许多问题在村子里不会成为什么大问题，但对于城市居民可能会带来较大的麻烦。城市对居民的基础素质要求较高，而中国的城市化规模恰恰是世界上没有先例的，面临着使数亿人口改变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艰巨努力。
大城时代的城市化之路，任重而道远。
合肥追梦
■本刊记者 王运宝
一个新的城市发展定位，再次搅动起合肥，乃至整个安徽，甚至在更大范围的中部与长三角地区，也激起了层层涟漪。这一全新的战略定位是把合肥建设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性特大城市”。
经过蓄积、迸发，再到升腾，合肥在过去的5年里用一连串的惊叹号，生动诠释着“区域经济最活跃的改变者”的内在涵义，在跨越赶超中打破既有的城市排名格局。合肥正在成为新的城市坐标系的塑造者。
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想象力，在新一轮城市格局发生深刻改变的趋势下，合肥为什么要构建区域性特大城市？合肥追梦大城崛起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支撑力？合肥又将如何圆梦大城？
大城之梦
放在区域经济格局的坐标中会发现，合肥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是一个不断从寻梦到追梦的深层推进过程。其背后既蕴涵着合肥自身发展的诉求，也有安徽崛起的战略需要，以及周边城市格局变化所产生的发展压力。
合肥的大城雄心之所以格外受人关注，首先是因为合肥一直以来都不够强大。从中部省会城市的视角来看，武汉是“第一梯队”，经济总量超过5000亿元；长沙、郑州紧随其后，总量超过4000亿元，是“第二梯队”。合肥虽然在“十一五”时期先后超越太原、南昌，彻底甩掉了“中部谷底”的尴尬，但仍然没有进入“3000亿元俱乐部”。而经济总量“3000亿”指标是一个城市迈向大城市的重要标志。
如果对中部6个省会城市的“十二五”发展规划进行对比分析会发现，武汉、长沙不管是在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工业支撑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上，都高于合肥。到2015年，合肥的目标是实现经济总量超过6000亿元，而武汉的目标是进入“万亿俱乐部”，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长沙按照翻番的定位，也能够基本达到万亿规模。而且，长沙人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在“十二五”末，争取在全国省会城市的经济竞争中进入前5名。2010年，长沙的排名由第14名跃至第7位，“加速度”令人惊讶。
如果再把观察的视角和眼光放大，从合肥转身向东，与周边的省会城市分析来看，杭州、南京的经济总量都已经突破5000亿元；合肥与济南还有1100亿元的差距。而且，按照“十二五”发展规划，南京、杭州的地区经济总量都将突破万亿元。
2010年，合肥成功跻身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在22个成员市中，合肥的经济总量排名第十，在合肥前面的常州是2930亿元、绍兴是2782.7亿元。与苏浙沪其他城市相比，徐州以2800亿、温州以2925亿稍高于合肥。
通过以上不同视角的分析发现，合肥惟有奋起直追，才能占有一席之地。合肥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是解决自身发展不足、总量不大的内在需要。“合肥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就是要向南京、杭州、武汉看齐，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增长极，成为长三角的重要核心城市，合肥才会真正拥有话语权。”合肥市发改委主任王厚亮对《决策》分析说。
从合肥扩大到省域经济竞争力上来看，长期以来，安徽缺少的正是一个具有带动力和辐射力的特大城市，这种“短板效应”在与周边省份的竞争中，显露无遗。2010年，合肥GDP占安徽全省的比重为22%，人口仅占8%。相较于武汉之于湖北、长沙之于湖南，都是较低的。
目前，安徽周边的江苏、山东、浙江、河南都是经济大块头，安徽要实现走在中部崛起前列的战略目标，在省域竞争中增加安徽的话语权，作为省会城市，合肥首先要增加自己的经济力量。“合肥必须发挥火车头作用，安徽就如同是17节车厢的火车，要想跑得快必须车头带。”王厚亮分析说，“合肥要承担起‘带头大哥’的责任，只有建成区域性特大城市，才能拥有吸引力和向心力。合肥要像太阳系中心的太阳一样，吸引周边的城市一起发展。”用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综合处处长石象斌的话说，合肥的发展对全省将形成强大的“灯塔效应”。
而且，周边城市群都在“跑马圈地”。向东看，南京都市圈将安徽的马鞍山、芜湖、滁州、宣城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杭州湾都市圈也将黄山作为自己的后花园与休闲地。在北边，徐州都市圈将宿州、淮北圈入自己的范围。
与合肥同属中部的三个城市群，更值得关注。
2010年下半年，河南的中原经济区势头强劲，在原来的中原城市群基础上，范围大大扩展，将安徽皖北的阜阳、亳州、宿州、淮北纳入进去。西边的湖北省，在武汉都市圈的基础上，规划建设“长江经济带”，一条从宜昌开始的千里“黄金腰带”贯穿整个湖北。扩张的不仅只有湖北，在湖南，已经从长株潭城市群扩展到3+5城市群。
这些城市群的经济实力，都在合肥经济圈之上，也在皖江城市带之上。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2010年，长株潭三市的经济总量6700亿元，超过合肥经济圈。如果计算广义长株潭3+5城市群，8个城市的经济总量接近万亿，相对来说，包含合肥在内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经济总量是8224亿元，稍逊一筹。周边城市群所形成的挤压，也迫切要求合肥建成区域性特大城市。
因此，“合肥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与城市经济发展的趋势、国家的区域经济战略、安徽省的中心城市带动战略，都具有一致性，也符合合肥自身发展的需要。”合肥市市长吴存荣对《决策》分析说。
大城之基
合肥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势所必然，那么，合肥具备哪些条件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让我们从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高铁站说起。
在合肥老城区、政务区、经开区与滨湖新区的交接地带，合肥高铁站正进入建设高潮期，在林立的塔吊之间，重型机械轰鸣，工程车川流不息。高铁站所在的包河区常青街道党工委书记周卫东一直在为服务大建设忙碌着，他告诉《决策》：“高铁站片区将崛起一个新城，是合肥的新地标。到2013年，合肥最热的地王将会在常青。”
以高铁站为圆心，面积23平方公里的合肥高铁站片区，通过全球问计的方式，已经规划完毕。这里将是合肥全新的“对外门户”，年客流量3000万人次，远期可达5000万人次。紧随人流进出的，是资金流、信息流，更是发展的机遇流。
正在从蓝图变成现实的高铁站片区，是合肥大建设的一个缩影，更是合肥大发展的最好写照。进入“高铁时代”，是合肥追梦大城的关键一步。高铁的背后，是合肥交通优势的嬗变。王厚亮对《决策》形容说：“过去是绕着走都不一定能绕到合肥；现在变成了想绕都绕不开，必须经过合肥，这就是合肥建设综合性交通枢纽最大的变化。”
以合肥为中心，到周边南京、武汉、杭州、上海，以及更远的北京、广州、重庆、成都等城市，都已形成畅通快捷的交通网络。与交通提升同步发生改变的，是合肥区位优势显现。在交通的支撑下，半径500公里范围内，可以覆盖数亿人口。
紧随其后的，是产业转移加速度。不管是联合利华从上海西迁合肥，还是格力、美的北上合肥，大项目“抢滩”合肥，一方面是合肥优势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为合肥构建区域性特大城市提供原动力。
如果说综合交通枢纽带来的是合肥发展对外空间提升的话，“141”组团则开拓出合肥特大城市的承载基础。
根据安徽省人口计生委的统计预测，未来安徽省总人口将会增加到7000多万，根据合肥人口达到全国省会城市占全省人口比例平均水平的13.5%计算，合肥的人口也将达到1000万。那么，在空间上如何承载呢？刚刚通过专家评审的《合肥市域城镇体系规划(2010-2030)》，描绘出了未来合肥区域性特大城市之“大”：到2015年，城市人口达到400万，建成区410平方公里；到2030年，城镇人口为900万，城镇化水平90%；全市城镇建设用地为900平方公里。
更具创新性的是，合肥将会走出一条组团式、敞开式的城市发展之路。城市核心区、政务文化新区、滨湖新区、高铁站片区，以及4个城市副中心，都将是城市功能完备的城区。以高铁站片区为例，通过快速交通线和轨道交通，连接周边的老城区、滨湖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政务文化新区。高铁站片区作为合肥的一个新地标，将成为合肥楼宇经济的又一个新高地。
从区域经济格局的战略重组来看，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决不是合肥一城在单打独斗。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认为，中国城市发展进入了“城市群化”的时代，合肥同样如此。特别是随着合肥自身经济能量的扩张，合肥经济圈越发变得风生水起。
吴存荣告诉《决策》：“合肥的大城时代，首先是都市圈的概念。”按照合肥经济圈发展规划，未来合肥区域性特大城市的电力能源保障，燃气、饮用水、绿色农产品的供应等城市基础体系，都将与合肥经济圈城市共同打造，双赢发展。换句话说，合肥经济圈必将会反作用于合肥区域性特大城市建设，成为合肥大城崛起的坚强基石。而且，随着内外部城市格局的深刻变动，这些推动作用还将持续强化，毕竟，“握紧的拳头比分开的五指更有力量”，王厚亮形容说。
大城之力
“什么叫区域性特大城市？关键在两条：一个是产业基础，一个是基础设施条件。有了这两条，就能够加速人口集聚，加速要素流动和发展。”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的解读，实质上是概括出了合肥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的支撑力。
2月20日，合肥轨道交通的近期建设、规划设计以及一系列轨道工程的时间表浮出水面。根据线网规划的安排，轨道交通线将结合合肥“141”组团空间发展战略布局，最终形成由12条线路组成的轨道交通网络，总长超过300公里。
与地下轨道交通相对应的是，由高架桥网络组成的空中快速交通体系，已经先于地铁形成。2006年合肥启动“三大推进”以来，合肥强力推进以路桥为重点的“大建设”，累计投入1074亿元。从金寨路高架桥飞架南北到2011年开工5座高架桥，都为合肥区域性特大城市提供了坚实的交通基础。“立体化的交通体系，让合肥成为一座‘动’起来的城市。”孙金龙总结说。
大建设“给力”大发展，但基础设施先行，只是提供了区域性特大城市的一种承载力。现代产业基地的打造，才真正成为合肥的“大城之力”。“一个城市的发展，没有产业支撑，就没有生机和活力。”孙金龙在合肥市委九届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说。
在产业支撑上，合肥的步伐迈得铿锵有力。从2005年7月“工业立市”战略正式实施以来，到2010年，合肥工业实现“6个千亿”的重大突破，即一年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过千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过千亿，工业投资过千亿，家电产业产值过千亿，经济技术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过千亿，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过千亿。合肥工业高歌猛进，石象斌概括说，工业产值、增加值、投资、产业体系、载体建设“五箭齐发”。
以合肥第一个千亿产业家电制造业来说，合肥已经成为全国家电产业链最长、品牌集中度最高的第一大家电产业基地，年产量从2005年的1000万台套，到2010年翻两番增加到4200万台套。到2015年，合肥的家电总产量将达到一亿台套，成为全球家电制造中心。
从全国最大到全球中心，虽然只是一个概念的区别，背后却承载着合肥区域性特大城市的最大支撑力。不仅家电产业，到2015年，合肥将形成3个2000亿产业、3个1000亿产业。在千亿产业的带动下，合肥的工业总产值将突破13000亿元，有望跻身省会城市“第一方阵”。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将达到5000亿元，占安徽省的50%，可以说是“再造一个产业合肥”，届时，合肥将成为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在产业支撑上，自主创新试验区和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将在政策上特别“给力”。2011年2月，合肥承接产业转移示范集中区启动建设，以新型平板显示产业基地为龙头，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双轮驱动”的新城区，将崛起于合肥东北部。
追梦大城需要产业支撑，产业崛起需要投资加力。2010年，合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3000亿元，与武汉、长沙并列中部省会城市“第一梯队”。放在长三角22个成员市中，合肥的投资也毫不逊色。统计显示，合肥排名三甲，仅次于苏州、南京，高于无锡、杭州、宁波。“十二五”时期，合肥规划固定资产投资5年累计2.5万亿，其中工业投资累计8500亿元。
那么，钱从哪里来？
合肥作为后发型城市，与武汉、长沙、南京等省会城市相比，存量资源较小，合肥只能通过招商引资，借力发力。“十一五”时期，合肥招商累计突破4000亿元。按照发展规划，未来5年累计招商引资10000亿元。2011年春节大年初一，合肥市党政代表团奔赴浙江青田、温州招商引资，成为全国招商的一大创举。
合肥大城崛起，不仅仅是道路的延伸、产业体系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城市功能与城市结构的提升。
表面上看，不管是滨湖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是承接产业转移示范集中区，都是城市在物理空间上的扩展。但从根本上说，是在不同的城市功能上为合肥发展提供不同的能量，只有所有城区共同发力，才能支撑起合肥区域性特大城市。
最近3年里，不管是外面的党政代表团来合肥考察，还是合肥外出招商开推介会，都会播放反映合肥发展变化的专题片，先有《巨变》、再有《大跨越》。从奔腾的语言中，能清晰感受到合肥的“市气”正在发生脱胎换骨式的蝶变，开放、创新为合肥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奠定了理念基础。与此同时，思想大解放的“头脑风暴”、“商鞅变法”式的效能革命，都在改变着合肥这座城市的气质。
相对于产业转移、交通建设、招商引资等外在的有形之变，观念与精神状态的改变，是合肥追梦大城的核心。从本质上说，这才是合肥真正的大城之基、大城之力。
宿迁力量
■本刊记者 王运宝
宿迁是一个从来不缺少关注的地方。
但比新闻事件更能吸引眼球的，是宿迁城市奇迹般的洼地崛起。1996年7月才组建成立的宿迁市，恰好走到第15个年头。2011年元月，当本刊记者行走宿迁采访时，比经济数字更加强烈的冲击，是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人心变奏”正悄悄沁润着意杨葱茏的宿迁大地，滋润着540万宿迁人。
现如今，宿迁追赶式崛起所形成的冲击波，早已超出苏北。在周边的安徽、山东、河南等省，许多像亳州、滁州、蚌埠相类似的后发地区，提出以宿迁为标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地方都选择学习宿迁？其背后一定蕴涵着某些独特之处。
在零基础、零起点上崛起一座地区性中心城市，是宿迁洼地崛起的重要体现，更是宿迁改变的一个重要力量。
那么，宿迁是如何实现的呢？只有剥开纷繁的数字之变，才能真切感受宿迁起跳的力量。
“谷底”起跳
发展大道是宿迁中心城区的一条主干道，大道两旁，宿迁新城区一望无际，而且建设速度惊人。沿发展大道从霸王举鼎商务区一路向北直达湖滨新城，记者看到道路两旁还有若干旧房等待拆迁，但画上“拆”字的旧房区，已经被不同的开发商划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旧房区道路沿边，大都已经插上了雄伟的模型图，并且用眩目的广告语讲述着未来中心城市的美好生活。
宿城区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里，在宿迁规划建设的霸王举鼎中心商务区，一座“霸王举鼎雕塑”成了力量的象征。这尊雕塑面对着长途汽车站，让每一位进入宿迁的人，第一眼就能感受到“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冲劲。
15年来，宿迁所取得的经济数字，无需再次重复。与经济一起跳跃的，是宿迁中心城市建设走出了一条组团式、跳跃式发展之路，精彩演绎了三个辩证法，即有与无、大与小、高与低。
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告诉《决策》：“宿迁中心城市建设是从零基础、零起点开始起步的”。1996年建市之初，宿迁中心城区只有12平方公里、13万人口，城市化率12%，在全国所有地级市中没有第二个。放在江苏省区域经济的版图中，宿迁处于可有可无的边缘化状态。宿迁周边是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经济禀赋与发展基础都远远好于宿迁。如果说苏北是江苏经济的“洼地”，宿迁就是“洼地中的谷底”。
面对这种状况，宿迁要想不被边缘化，只有自身强大，经济总量要做大，城市发展更要做大。由此，“宿迁城市发展第一个五年解决的，就是有与没有的问题。”宿迁市政协副主席、宿迁市规划局局长华志明介绍说，“首先一个改变是综合交通建设，随着高速公路、水运通道的畅通，带动宿迁的区位优势显著增强，从一个边缘化区域变成地区性中心城市。”与此同时，在宿迁中心城市建设上，“走出‘两河’相夹的狭小空间，向西跳过古黄河，建设市府新区；向东跳过大运河，建设宿豫新区，开始形成组团式发展的总体格局。”宿迁市建设局局长房庆忠告诉《决策》。
进入2000年后，“集中力量、拉开框架，攻坚中心城区，宿迁开始‘引湖纳山’，将骆马湖引入中心城区，形成滨水城市特色。”华志明手拿地图对《决策》描述说，现在宿迁主城区二环路围合城区面积达到220平方公里，正在形成新的三环。
到2010年，宿迁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由12平方公里扩展到65平方公里，人口由14万人增长到60万人，城市化率由12.5%增加到41%。这相当于15年再造了5个新宿迁。特别是“十一五”时期的五年，再造了一个宿迁新城区。
同时，宿迁城市总体规划面积扩大到2100多平方公里，是建市之初的170多倍，形成了老城区、市府新区、宿豫新区、宿城新区、经济开发区、湖滨新城、苏州工业园区“七区联动”的发展格局。
曾几何时，宿迁建设大城市，被外人嗤笑为天方夜谭，但发展的事实却是宿迁用神话打破了别人的笑话。
“全力打造滨湖新城，加快从‘两河’时代全面进入‘滨湖’时代。”这是宿迁市“十二五”规划中，对宿迁中心城市发展方向的定位。一个灵动的“大宿迁城”，正款款走来。
在宿迁主城区，很多城市主干道都以“大道”来命名，这些在今天看来规划理念都很超前的大道，是宿迁城市生长的一根根骨架。当我们站在宿迁城的大道上时，自然会发问：宿迁从“谷底”起跳，难不难？答案肯定是——难，非常难！但宿迁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迎难而上。那么，宿迁是怎么做到的呢？
既要见其勇，更要见其谋
开着车牌号为“苏N00000”的宾利小车，浙江芬莉集团董事长刘卫高无论在江苏还是浙江，都会引起瞩目。2005年7月，时任宿迁市长张新实到浙江义乌招商。3个月后，刘卫高北上宿迁。7个月后，首期40万平方米的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正式开业。
从宿迁霸王举鼎广场向南眺望，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犹如长龙盘踞，更似卧虎端坐。延绵千米的商城广场，车水马龙，人流如织。走进商城，划行归市的店铺足有5000多家，12类5万多种商品琳琅满目，到处充满生机盎然的商气、人气，已跻身中国商铺100强。
刘卫高在宿迁成功“复制”义乌模式，创造了一个商业传奇。如今，这种超大规模的商业综合体，比如淮海建材城、宝龙国际广场、金鹰国际广场等，在宿迁中心城区越来越多。走在宿迁市区，你就能感受到塔吊林立中，彰显着这座城市的活力。
回溯15年宿迁发展，刚建市时，宿迁市级财政为零基预算，县级财政为赤字财政，乡镇基本上是入不敷出，包袱沉重，百业待兴。城市建设，钱从哪里来？
“宿迁没有多少存量，只能招商引资，对外借力发展。”张新实对《决策》分析说。实际上，在仇和主政宿迁时，招商引资就是宿迁干部的一项重要工作。仇和离开宿迁之后，招商引资依然是宿迁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市委书记的张新实带头招商，他因此被外界称为“招商书记”。“在生产要素高速流动的今天，城市竞争实质上是招商引资的竞争，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也取决于招商引资的进度和成效。”张新实说。
像刘卫高这样投资宿迁的浙江商人，仅在2005年，就从不到2000人突然蹿升到11000多人，总投资超过150亿元。宿迁的变化还迎来了两个大奖，在浙商大会上，宿迁两次获得浙商(省外)最佳投资城市奖，同时也捧走了大会唯一的浙商最具人气投资城市奖。
但是，后发型城市都在招商，宿迁有什么独特秘笈？
“宿迁的一个创举，就是发挥出了党委系统的作用。”宿迁市委副秘书长、宿迁市委政研室主任申斯春告诉《决策》，“在宿迁有四大激励杠杆。”
具体来说，招商引资的考核在组织部，一位副部长的日常工作就是考核招商引资，考核过关才能提拔，被称为“戴帽子”；软环境建设办公室放在市纪委，被称为“摘帽子”；招商引资目标考核在
■本刊记者 张道刚 徐浩程
站在“十二五”门槛上，中国城市化将如何进一步加快发展？地方党政主要决策者是如何深入思考大城市趋势的？他们对中国城市化以及城市发展有哪些独到见解？
带着这些问题，《决策》专访了合肥市市长吴存荣、中共宿迁市市委书记张新实、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规划师王凯、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倪鹏飞。
“不能因噎废食”
《决策》：到2015年，宿迁提出的目标是城区非农业人口80万，合肥提出的目标是区域性特大城市。为什么会提出这个目标呢？
吴存荣：就合肥而言，这一目标的提出是基于整体经济格局的变化。从全国来看，江淮地区是国家重点开发区域之一，需要一座区域性特大城市。另外，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重要的转型期，这个阶段需要区域之间均衡发展，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指引下东部沿海产业会加速向中西部转移。这些都是合肥提出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
此外，安徽将来要达到7000多万人口，就整个安徽省而言也需要一座特大型城市。而且通过最近几年努力，无论是在交通方面还是在科教优势或整体经济发展上，合肥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保持了快速的发展态势，这为合肥建成“区域性特大城市”提供了有力保障。
张新实：宿迁2009年城市化率37.7%，而江苏城市化率已达55.6%，如果按江苏现今水平，宿迁至少还要从农村转化到城镇人口100万人。
从建市14年来，宿迁每年城市化率提高1.6个百分点。这在国际上已属城市化“冒进”了，但与江苏全省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差距，我们不得不加快速度。今后10年每年城市化率要提高2个百分点，才能达到江苏2009年的平均水平。
而且如果从扩大消费规模、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局来看，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每年至少可以增加7300多元的消费，带动1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因此，我们必须工业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必须加速新型工业化，创造岗位，吸纳更多的人就业，将农民变成市民；必须加速新型城镇化，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为重点，活跃市场，提高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
《决策》：合肥、宿迁城市人口快速聚集的承载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存荣：一个城市的承载力是综合性的，不是单方面的因素。就合肥而言，我们将主要从经济发展、城市功能完善、生态建设、城市管理创新以及城市文化体系建设等五方面打造“区域性特大城市”的支撑。唯有如此，合肥的“区域性特大城市”建设才能避免各种“城市病”的出现与爆发，城市才能避免出现不稳定的因素。
张新实：要有城镇化的人，必须有供人生产生活的岗位和居所。最重要的载体还是工业突破，项目推进，提供出源源不断的就业岗位、商贸机会，吸引大批有固定收入的城市人口到宿迁来。我们现在有107万劳动力外输，如果相反有这么多的劳动力在宿迁就业，就绝不一样。发达地区之所以发达，重要的一条就是外来人口支撑了当地的繁荣，有的地区外来人口甚至超过了本地人口。
《决策》：如此多的城市提出要在“十二五”建设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现象？
倪鹏飞：大城市化并不是中国才有的现象，在西方目前这个趋势也很明显。西方大城市化主要是由于信息技术、交通技术使得城市规模扩大。中国同时也面临着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机会，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城市规模更大。
总体上说，一些城市制定计划，我不认为是冒进。甚至我认为有些城市的规模还小了一点。过去很多类似的教训，许多城市为什么出现交通堵塞、规划常变等问题，就是过去没能预测到城市发展的速度，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跟不上，才出现问题。当然一些城市也存在超前的情况，但整体上看，中国城市规划还是比较滞后，赶不上变化。
现在一些城市出现“城市病”，你们可能有些担心。但不能因为可能出现“城市病”就限制人口增长，不让人城市化，绝不能因噎废食。
王凯：这个情况要两面看，一方面要看到我国城市化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既有的城市要提高它们的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是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这样发展，这要看城市的条件，我不赞成所有的城市都提出来建设大城市。大城市也要有大城市的条件，比如说是否处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区，资源能否支撑，有没有如此多的土地资源、水资源、产业基础。这些都要客观分析。
城市定位要有区域观念
《决策》：在各地提出建设“特大城市”时，也提出了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这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城市竞争？
吴存荣：大城时代是都市圈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按照市场规律在更大范围内调剂资源、更高层次上配置资源。唯有如此，都市圈的效率才会更高、活力才会更强。就合肥而言，也只有按照市场规律来配置资源，对接各种基础设施，合肥经济圈的效率才会更高、活力才会更强，中心城市的带动力才会更大。
当然，都市圈时代城市的发展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在竞争中有合作，在合作中也有竞争，我认为城市间合作比竞争更重要。一个都市圈内的城市可能会在某一个项目上发生竞争，但这只是战术层面上的竞争，在大的发展战略上，城市间还是以相互促进为主。比如，如果六安、淮南、安庆等城市发展比较缓慢，合肥也很难发展起来。如果这些城市比合肥发展更快，合肥的发展也会更好。
王凯：肯定会引起新一轮的城市竞争，但我们就要分析这个竞争是良性还是恶性的。现在城市竞争已经不是以前的城市竞争，现在是市场经济，不管发展什么都是会有竞争的，就是什么都不干还是会存在竞争，因为其他城市会从你的城市挖人、挖钱。城市间的竞争是必然的，关键是要合理的引导，或者说任何一个城市在确定自身定位或主导功能时，要有区域观念。是否是区域中心城市，不是政府口号能喊出来的，是市场化过程中自然演化形成的。
倪鹏飞：城市间竞争一直存在，城市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要承担发展的责任，也有发展的压力，所以相互之间存在竞争。良性的竞争对城市之间会产生压力，使它们不断创新，不断向上，另外也有利于城市的专业分工。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公平的竞争。
《决策》：中国正在进入“大城时代”，城市间的竞争会不会与以前有所不同？
张新实：此前有媒体注解中国新城市化时代时称：“一个可能持续几十年的，以人口城市化为主要特点的新城市化时代，悄然拉开序幕。”文章中谈到，不过短短几年，中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向“有限过剩”。更为潜在的压力是，他们、尤其是二代农民工，对城市提出了新的要求：工资、教育、养老、住房以及精神需求。
有三个看得见的力量正在推动着中国新的城市化进程：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过剩、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化愿望以及经济转型的内在压力。这预示着新一轮城市化的核心聚焦在“人的城市化”，也就是以城乡劳动力身份平等、机会平等和权益平等为明显特点的城市化。
培育劳动力资本，无论对农民工还是对企业，都是谋求经济长远竞争力，使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获得种种双赢的最佳手段，而这一过程将发生在未来中国的各个城市。
未来中国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竞争，已经从项目、资金，转向人力资本与制度、技术的竞争，这就是新城市化所昭示的鲜明前景。联系宿迁的城市化进程，如果说我们在上一轮还因为建市时间晚、载体小、积聚能力弱而没有抓住机遇，现在“新城市化时代”就是最重要的机遇。
关键还是“人口、人手、人力、人才。”只要有了人，才能为城市化提供源头活水，才有最根本的生命线和保障点。
2030年的城市
《决策》：王总规划师，您曾将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问题比作青春期的“叛逆”。那么，中国城市化什么时候才能“成熟”？
王凯：这首先要看中国人口何时出现拐点。中国现有13亿人口，按照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大概到2030年前后，中国人口会达到15亿。到那时，中国总人口会出现一个拐点，总人口数向下走。另外，中国城市化也有一个拐点。现在中国城市化率是40%多，今后可能会达到50%、60%，但不会一直保持这个趋势。因为我国有广大的农业地区，农业形式多样，所以将来还会保持一定比例的农业人口。这个农业人口数是多少，现在还在研究，专家判断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到65%到70%之间后，就会相对稳定。
所以到2030年之后，中国会有10亿左右的城市人口。这个时候，中国城市化会进入一个比较长的稳定阶段。
《决策》：到那时候，合肥或者其他大城市会发展成怎样的城市？
吴存荣：合肥的终极目标是打造一个生活幸福、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文明、生态良好的中心城市。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发展的原则，我们采取的所有措施都要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的。
王凯：大城市首先是一个高效率的城市，就是在土地的集约利用、交通的现代化组织等方面都能做到高效率。虽然我们很多城市在规模上现在已经做得很大了，但是与现代化的城市、国际前沿的城市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第二个就是具有良好环境。国外很多城市环境非常好，大量的绿地、公园。中国城市现在就没有做到。现在城市就是拼命盖房子，越盖越高，各地比来比去就是比哪座城市的楼高，毫无意义。
《决策》：城市要达到你们所说的那样，中国城市化的道路应该如何走？
吴存荣：中国城市化面临着几个转型，即从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再从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任务很重。可以说，在今后解决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比经济发展还要复杂得多。我们要建设幸福城市，但并不是市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他的满意度就一定会提高。在现代文明下，并不是有吃有穿市民就会满意，现代社会的市民还要追求民本思想、社会公平。这其中很多思想观念是对传统观念的颠覆。但很多干部还是用老思维来看问题，这行不通了，我们需要走一条新路。
王凯：中国的城市化要走一条紧凑集约的道路，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大原则。紧凑集约就是经济比较发达、土地资源相对充裕、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地区要更多承担城镇化的责任。什么是比较好的地区？就是我们现有的沿海地区、中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一些中心城镇地区，这是相对来讲城市化水平、基础比较好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