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孔令君 尤莼洁
一场抢购食盐风波，来得快去得也快。
根据商务部发言人近日透露，“抢盐”涉及近30个省市，一些城市盐的日销售量达到日常销售量的20倍。回顾这场风波的产生，两个谣言难辞其咎：第一个是，日本核泄漏将会严重污染海水，而食盐主要是海盐，因此，将来生产的盐都不安全了；第二个是，我们吃的盐里含有碘，而碘可以帮助人们抵抗核辐射。
这真是谣“盐”！可为什么如此错漏百出的谣言，没有在发生地而是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迅速传播？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者的一篇评论，直指“传统文化形态”：中国人习惯于从众，而不是独立思考。
如果说公信与科学是扼杀谣言的重要武器，那么社会个体独立精神与健全人格的培养，则能让谣言失去最初滋生的土壤。“盐荒”是一个低级的玩笑，这样的谣言以后还会不会发生？这不仅是社会管理者需要反思的问题，更值得每一个人去反躬自问。
传谣与“国民性”相关？
中国人更爱传谣言吗？
在文化史上，这一直是事关“国民性”的反思命题。鲁迅先生说：“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失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的‘流言’。”他认为谣言是“大宗国粹”，光怪陆离、繁复多样的流言种类在中国均能找到见证，比如民国初期，坊间曾纷传旗人售卖的食物有毒，汉人避之不及，公众的愚昧无知、盲信盲从，可见一斑。鲁迅还专门写了一篇杂文叫《谣言世家》，把流言谣诼称为“杀人不见血的武器”，“一面害人，一面还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
当代媒体人徐锦江在一本名为《流言导读》的著作中，从另一个层面反思了“根植在流言历史中的国民性”。流言算不算一种强大的文字魔术欺诈呢？作者认为，从这种语言文字魔术的欺诈中，无疑最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人不讲认真，只讲“混”的特征。流言传过，诸事大吉，骚动也就差不多了，传闻的真假，民谣的确否，都变得不再重要。作者反问说：如果大家都采取认真的态度，而不是“混”的态度，不是满足于传一阵流言的痛快和自我迷恋，而是脚踏实地改变现状，谣言是不是还会有生存的土壤？
不过，曾经在国外留学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李双龙，更愿意从中国人特定的传播方式去考虑这个问题。“普通中国人关心身边的事，更喜欢利用人际传播这种方式，比如跟亲朋好友求证，或者在公众场合比如茶馆这样的地方谈论，公众的‘媒体素养’与现代化还有一定差距。”李双龙认为，中国人对人际传播的偏好，导致谣言更易在人群中蔓延。
而在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朱大可眼里，“抢盐”风波发生的最重要原因与社会公信有关，但“我们确实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有着儒家文化传统，文化人格却发生了深刻的裂变，在面对谣言时如此盲从与轻信。”朱大可认为，这次抢盐风波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代中国人在独立人格和精神的构建上，任重而道远。
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也在节目中反问：“公众有没有责任？”他说，如果2003年“非典”时抢购，是因为信息不透明，老百姓只能去听谣言，只能去传播一些小道消息；但这次面对日本地震，其实中国的媒体甚至比日本媒体报道得还快、还细、还多……“一块三的盐卖到十块了，然后还想退又没退成，这个窝囊的过程当中，也许100个人里，就会有20个人下回不会进入到抢购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进步是缓慢的，由公众变成公民也是缓慢的。希望这样的窝囊也能变成一堂课教育我们自己。”
谣言是正常的心理需求？
虽然 “谣盐”风波在网络上也引发了关于“中国人民族劣根性”的讨论，但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周裕琼认为：中国人并没有更喜欢造谣生事。“据我了解，在国外同样也有很多荒谬的谣言，多年来持久不息。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对不确定的恐惧，是全人类的共性，并非国人特有。”
谣言的历史，几乎与人类历史相当。第一部从科学意义上研究谣言的著作《谣言心理学》中，作者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回溯了人类历史上的各种谣言，“谣言使苏格拉底丧命，他被指控使雅典青年堕落，并引诱他们背叛亵渎神灵。中世纪宗教战争和十字军东征时期，充满了奇闻轶事、不法行为和战利品的夸大传说……”作者称，“大部分日常社交谈话总包含着谣传。”
人们为什么传谣甚至是喜欢传谣？周裕琼回顾“谣盐”始末，很多人发现，造谣或是传谣者并非出于恶意。不少人转发短信、告诉亲友“盐荒”这一消息时，都怀着纯真的善意，在“盐荒”消息的口耳相传中，更是带有维持人际关系的意味。为此，周裕琼提供了另一个视角：“造谣传谣是因为人们内心的恐惧和焦虑，这时候谣言就像是 ‘精神口香糖’，可以通过‘咀嚼’舒缓这些情绪。”周裕琼说，“不仅如此，人们还通过传播谣言，获得一种共同的社会认知，我们在共同关注某一社会问题。”
既然谣言折射着一种正常的心理需求，那么谣言是不是必定要产生的？“人类面对不确定的事物，会有一种天生的恐惧，而人在非理性阶段，这种恐惧就会放大，这是一种动物本能。”在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时进看来，谣言是难以避免的。周裕琼认为，谣言的产生和社会心理有关，与自然环境和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有关，即使没有网络和新媒体，同样会产生谣言并广泛传播。
朱大可认为，地震中的许多谣言，暗和了当代人内心的“不安全感”，这在转型期尤为突出。周裕琼注意到，不仅是今年的“谣盐”风波，近些年的“山西地震谣言”、“艾滋针谣言”等，都可以看作源自于民众无法避免的恐惧，“一些现代人有一种末世恐慌，对工业文明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2012》等末日题材的电影，对这种心理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倾向于听信地震或是核泄漏之类的谣言。”
虽然谣言的散布极易引发大范围的恐慌及负面影响，但在周裕琼看来，谣言并非完全是“洪水猛兽”，“就像是体内的细菌和病毒，虽然有害，必要时却也能起积极的作用。”有时候，谣言客观上成为释放社会不良情绪的宣泄口，或是提高民众科学素养的契机。“谣言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被消灭，但我国国民面对谣言可以慢慢变得更成熟，更具判断能力，这和科学素养也有一定关系，需要一个过程。”孙时进说。
如何学会“自我辟谣”？
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
从理论上说，彻底根治谣言的传播不可能，但如何把谣言的负面危害限制到一个范围，当代社会管理强调的多是政府必须及时发布权威消息，媒体报道时必须客观、全面、透明。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面对流言谣诼，也非常强调个人修养，“审听慎说”，“久而不见，闻流言不信。”
对此，复旦大学公共安全中心主任腾五晓认为，在事关安危的谣言面前，民众是非常无助和脆弱的，及时而权威的信息非常重要，但并非仅仅是新闻公开、透明、准确、及时就行了。信息爆炸时代，普通民众还面对着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果民众没有足够的理性和识别能力，就无法在众多的信息中，选择正确的消息。因此，“要加强对民众的教育培训，提高民众应对风险时的判断能力，还要在谣言中积极发动各种力量，比如街道、社团组织和居委会，让民众迅速找到自己信赖的人和集体。”
“的确需要自省。”朱大可说，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在其著作《中国人的性格》中认为，中国人过度依赖自己的历史经验，导致因循守旧而在知识上有“致命的缺陷”。朱大可认为，“一窝蜂”是长久弊病，“而如果长期过度关注经济利益，缺乏对科学对文化的关注和投入，大众的理性精神就难以有相应的提高。”
“不仅是政府辟谣，关键是让民众自我教育与‘自我辟谣’。”周裕琼注意到，这次“盐荒”的谣言很快平息，归功于政府发布信息的及时透明，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好苗头”——不少网民在网络上发布了大量的辟谣帖，其中包含着自省、自嘲和反思。周裕琼认为，虽然网络可能让谣言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但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辟谣途径。周裕琼曾经和学生们在网络上做过一个实验，故意利用网络散布“谣言”，但事件本身经不起求证，很快，这次“造谣”就失败了。“网友会就事件的真实性进行辩论，真相会战胜谣言。”
“妖言惑众的时候，政府在懂得传谣民众这种缺乏安全感下的心理防御机制之后，能更好地借用群众力量平息谣言。”孙时进说，虽然专业人士、专业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提供意见在先，但最终是否有效，还是要看公众能否及时、认真、理性、独立思考。“可以在公民素质教育中，加入关于谣言的内容，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谣言是怎么回事，这会让民众在面对谣言时更加理性。”周裕琼建议社会各界一起努力，踏踏实实做一次对各种谣言的“总应对”，确立科学、理性的声音在社会的主导地位。
马克思说，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古人说，流言止于智者。我们说，期待“智者”为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