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使用的解剖工具 王磊/摄
法医杨元青提取死者指纹
解剖间环境十分简陋
解剖前做好防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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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朱伟和实习生方强解剖前穿防护服
蓝色的口罩和头套，法医们全副武装，在光线明亮、仪器设备一流且干净整洁的实验室对案件里的受害者进行解剖，以明晰死因，是我们常常在一些港台侦探剧里看到的情景。
如何让死者“说话”，除了用其他侦查手法推理判断外，通过解剖来明确死者死因也是重要一环。
根据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处的数据，该处平均每年要对300至400名死者进行解剖检验。
这些死者1/4来自刑事凶杀案件，更多则来自安全生产事故、交通事故等非刑事案件，另外还包括溺水、自杀、服毒的死者。
在昆明，法医们有专业的解剖室吗？他们又是如何工作的？本报记者将为你揭秘这项神秘的工作。
2003年，永昌小区，13名受害女青年被发现埋尸于单元房一楼卧室现浇水泥板地下。谁如此凶残，犯下系列血案？
2004年，云南大学4名男学生血溅宿舍，消失舍友马加爵被全国通缉；
2008年7月21日，昆明公交车发生连环爆炸，同年12月24日，昆明萨尔瓦多咖啡屋发生爆炸，公交爆炸嫌疑人李彦随之浮出水面。
这每一起案件，都是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案发后，警方怎么锁定嫌疑人？特别是在昆明两起爆炸案中，经侦查，公交与咖啡屋爆炸案系同一人所为，是巧合吗？警方如何打消世人的质疑声？
实际上，所有凶案侦破中，都少不了法医的身影。正是他们，通过细致的工作，让现场还原，让证据指认真凶！
13名失踪女子遇害
法医当了一夜“泥水工”
2002年底到2003年初，大约半年多时间，昆明4区的公安机关常接到女性失踪的报案，怎么找也找不到。随着失踪女性人员增多，逐渐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重视。
经侦查员调查分析，失踪者都是一些年轻女性，且都在一些洗浴中心、酒吧工作。通过大量的工作，官渡警方抓获了两名嫌疑人，在嫌疑人家里，警方搜索到了一些失踪女性的用品。这两名嫌疑人是不是和失踪女性有关？经突审，两名嫌疑人交代，人是他们绑架的，且都已被杀害。
原来，为了捞钱，他们装扮成出手阔绰的公子哥，到洗浴场所结识可能比较有钱的女性服务员后，把受害人带回家控制起来，威胁受害人说出银行卡和存折密码，将钱全部取出后，再把受害人残忍杀害。后期作案时，两名嫌疑人还发展了另一名女子作为同伙。那么，13名失踪女青年究竟被抛尸何处？嫌疑人交代，他们竟把租住处的地板挖了一个大坑，所杀的女子都被他们埋入了地板内。而他们就在房里住，并继续带受害人回来作案。
案子取得突破性进展后，由于涉及到取证，挖掘取证工作都是秘密进行，法医们首当其冲。当时，史斌就是现场取证的法医之一。“埋尸房间大约8平方米，13具尸体都已高度腐败，最长的已有5个多月。我们用千斤顶把混凝土弄开，跳入坑道内一个一个挖，挖出后，又对死者进行身份鉴定，判断死因。经过判断，受害者多为机械性窒息死亡。”史斌介绍，从头天下午2点专案组以装修的名义进入房间到次日上半夜，挖掘鉴定工作仍没做完，但时间紧迫，民警们必须赶在居民起床活动前把死者全部搬运走，因此，法医们都成了临时的“泥水工”，工作量相当大。
工作结束后，13名死者被运到了殡仪馆。此时，9名现场法医已全身脏臭不堪。局领导特意给法医们安排了酒店房间去洗澡。走到酒店大厅，服务员闻到异味，问这些客人都去干吗去了，法医们沉着答道：“我们是挖下水道的。” <
开棺检验，让死者家属释疑
1999年，昆明世博会即将举办之际，县区一村妇杨某上访称，其丈夫张某并不是自杀死亡，而是被他人打死。她要求公安机关为丈夫主持公道，严惩凶手。
史斌受理此案后了解到，杨某家庭十分困难，丈夫的死无疑让本就贫困的家雪上加霜。通过对案件仔细了解，其实在案发后当地公安机关的法医已经对张某尸体进行了检验，作出了张某系口服农药死亡的结论，但是杨某一直不服，三年中多次带着年幼的孩子披麻戴孝到上级政府上访，认为张某是被生前与其发生纠纷的同村人所害。久而久之，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开始动摇，怀疑警方的案件是不是处理错了。
为了让家属们信服，史斌特意进行了开棺验尸，并请亲属现场监督。几年过去，张某的肌肉已无法提取，史斌便提取了骨骼，取了检材送到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后，法医在骨骼上提取到了有机磷，这直接证明了张某确系服农药身亡。结果出来后，史斌在村里及时召开了村民听证会，把结果回告给杨某等亲属。村里的民警和乡镇考虑到杨某家庭困难，还特意向杨某捐了钱。“事实归事实，但人还是得有情有义。”史斌说。
公交爆炸案：DNA回应质疑
2008年，昆明公交爆炸案震惊全国。从7月21日案发到12月，4个多月过去了，案件却没有得到较大突破。12月24日，昆明萨尔瓦多咖啡屋再次发生爆炸案，被炸死的嫌疑人李彦被指为两起案件的始作俑者。案件发生后，不断有质疑声传来，两起案件的发生是同一个人所为吗？李彦究竟是不是昆明警方破案无果寻找的“替罪羊”？
对此，尹建华日前再次剖析了案件发生后法医的侦查过程。
“7月21日，在案发现场，警方的工作主要是对死者进行尸体检验，通过爆炸损伤的程度，排除了公交车上的死者是爆炸实施者。从爆炸痕迹判断，爆炸点应该是在一个高位，不是在汽车的底板上爆炸，经过现场勘查，有引爆装置，更彻底地排除了乘客是爆炸实施者。法医的检验为案件定性为他人所为提供了一些依据。”尹建华介绍，平安夜那天上午，萨尔瓦多咖啡屋又发生爆炸，法医检测，死者的损伤是一个悬空爆炸，从其爆炸损伤情况看，爆炸装置就在后腰部位，直立位。后来，从公交车现场提取的爆炸残留物DNA生物检材和死者李彦的DNA检材一致，警方这才宣布破案。没有DNA，就无法把两起案件相关联，虽然两起案子的爆炸手段都吻合，但没有证据印证。
直击 特殊的“手术”
为了了解完整的法医工作，记者日前跟随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处的3位年轻法医做了一次尸检。与之前从电影、电视了解的情况完全不同，3名年轻法医并没有良好的工作环境，他们甚至要在窗户破损、设施老旧的医院太平间里进行解剖……
手术前先吃饭
2010年10月22日，阳光灿烂。
一辆黑色轿车从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驶出，径直开往昆明某医院。
车上坐着3名男青年。
驾驶员杨元青，1980年生。后座上的两个小伙子，戴眼镜的叫朱伟，今年32岁，另一位个头稍矮的则是车上年纪最小、今年才25岁的方强。
轿车的后备厢里，摆着一个工具箱。
杨元青和朱伟都是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处的年轻法医，工龄8年。方强是山西医科大学法医专业的在校学生，如今在市局刑侦支队技术处实习，他的目标是毕业后考公务员，做一名法医。
几天前，昆明某建筑工地发现一名男子睡倒在地，群众报警后，辖区民警赶到现场，男子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男子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没有人知道。对于这种未知名死者，根据相关部门要求，必须送辖区区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进行尸检。
当天，杨元青3人就承担对无名男性死者的解剖任务。
期间，他们要提取男子的生物检材DNA样本，以通过检验确定男子死因，判断该案到底是属于刑事案件还是非刑事案件，并通过判断死者年龄等特征去辖区派出所查证死者到底是谁。最后按民政相关要求处理死者遗体。
解剖前，杨元青3人决定先去吃饭。
“待会都是体力活，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对于我们的不理解，杨元青轻松地说，在他们看来这仅仅只是工作。
席间，几个大小伙谈笑风生，都吃了好几碗。 <
条件简陋的“解剖间”
为什么法医们解剖要来医院？
对此，杨元青解释，由于条件有限，目前，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尚未建专门的解剖室，因此，法医们的解剖一般都在医院太平间进行。“这些医院里，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医院算条件好的。”
吃完饭，没有休息，年轻的法医们直接从餐馆步行到了医院太平间。
该医院的太平间在医院一处偏僻的角落。
与守太平间的老大爷熟悉地打了个招呼，简短进行了交接，杨元青从轿车后备厢里拿出几套防护服，分发给2名同事与记者，大家就在太平间外的空地上就地穿起了防护服。
全套防护服包括帽子、口罩、罩衣以及鞋套。记者很快就全副武装得只剩下双眼和双手。比记者多一道工序，要上“解剖台”的朱伟与方强戴了两副塑胶手套，并互相帮忙，把手套口与防护服袖子间的接缝用透明胶缠得严严实实。
杨元青也没戴手套。因为，这一天，他只负责拍照和记录，不直接接触死者。
比起港剧里法医们环境优雅的工作间，杨元青等的工作间实在太简陋。10多平米的房间，门窗上的绿色油漆已经脱落，好几扇窗户没有玻璃，窗台上，还搭着两根拖把。房间里是水泥地，正中央有一个像手术台一样的水泥台，台面的白色瓷砖已有些年月，水泥台边缘，接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另外，进门处也有洗手台。水泥台上方，几盏布满灰尘的日光灯随风轻摆。
套着蓝色塑料袋的无名男子遗体已经被摆在水泥台上。杨元青说，这里守太平间的老大爷人很好，会帮忙抬抬死者，其他许多医院的太平间，值班人员从来不帮忙的。“我们常去解剖的几家医院，这个医院的条件算是最好的，通风。很多医院的太平间连窗户都没有，在那样封闭的环境下解剖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人都会喘不过气来……”
不戴口罩的习惯
记者不解的是，上“解剖台”的朱伟和方强并没有戴口罩。
在他们眼中，男子的遗体被发现后就及时送进了太平间。然而，蓝色袋子一打开，一股浓郁的臭味仍扑鼻而来。同样为了工作，我们退到了窗边，解剖台边未戴口罩的朱伟和方强，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此时，两人相互帮忙，翻抬男子，为男子脱去衣服。之后，朱伟和方强在死者身上摆上比例尺后，由一旁的杨元青为男子正面、侧面不同角度拍照。用棉签蘸上磷粉涂抹在男子手指上取了指纹后，系统解剖正式开始。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解剖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道程序，杨元青都要拍照取证。朱伟介绍，如果没经过处理，可以通过尸温、尸斑、尸浆来初步判断死者的大致死亡时间，但对于冰冻过的尸体，则完全没有意义。
解剖期间，朱伟提取了生物检材以做DNA分析，进行未知名尸体入库。当对死者的胃进行解剖时，没有戴口罩的朱伟甚至把胃拿起来用鼻子闻了闻。此时，朱伟才揭晓谜底：“不戴口罩也是一种职业习惯。刚才我检查男子体表时，发现他手指发干、发紫，这是缺氧、缺血的体现。打开腹腔后，男子血液不凝固，也是缺血、缺氧的反映。检查胃时，能闻到类似农药的气息。所以，现在可以说，男子疑似有中毒迹象。但是，判断他是否中毒死亡用鼻子闻了是不能作为证据的，还需要用仪器分析，进行毒物检测。如果血液、肝脏和胃里均呈现中毒反应，才能证明他生前中毒。”朱伟说，如果仅在肝和胃里检测到有毒物质还不够，因为家属或许会提出疑问，肝和胃有毒会不会是死者死后人为灌进去的，但如果血液分析里也检验出有毒物质，这样就比较保险了。
法医们介绍，在解剖中，对胃的检验是至关重要的。除了进行毒物检验，胃里的残渣也可以辅助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朱伟说，根据对男子胃里残渣的检验，男子死亡时间应该离正餐时间比较久。
之后，朱伟又对死者的其它脏器进行了检查，查看脏器是否有出血、破裂，并提取了部分脏器组织。
这时，一旁的方强已经满头大汗，他正检查死者头腔内部。朱伟称，头部是法医工作的重点，检查硬膜和脑室是否出血能看出死者生前头部是否受钝器击打或发生碰撞等。
经过近2个小时的检验，3位法医的检验工作基本已全部完成，朱伟和方强细致地为死者进行了伤口缝合，并擦拭清洗了其身体上和台面上的血迹。通过检验，现在基本能排除暴力致死的可能。之后，杨元青填写了尸体检验记录。两个小时的检验中，法医们闻到的、看到的都会反馈给后方检验的同志，从死者身上提取的尿液、血液以及器官检材也会被带回经科学仪器分析后，对男子死因作出一个科学的推断。
无法建起的标准化检验所
走出太平间，清洗干净后，3个大小伙又恢复了之前的阳光、乐观。
常与死人打交道，而且还要解剖死人，对于这份常人难以接受的工作，3人极其淡定，均笑着道：“我们学的都是法医专业，上学时就被老师灌输这些，所以现在都习惯了。”法医常常要面对腐败的尸体，但在杨元青等人眼中，这依旧是“习惯成自然”。
至于法医工作，他们的理解也非常简单：“只要是工作都有不想做的时候，法医只是诸多职业中的一种。”
据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处副处长尹建华介绍，解剖时法医们也时刻面临着危险，因为在化验结果出来前，谁也无法判断死者生前有哪些传染病，包括艾滋病。出于对个人的防护考虑，处里要求法医们戴口罩。但许多法医都有不戴口罩的职业习惯，比如解剖时闻到酒味、农药味都能辅助之后的检验，不轻易戴口罩，也是一个接触的过程。当然，偶尔不戴口罩也只是情况允许的时候。
尹建华说，目前，建立一个规范的尸体检验所势在必行，方案早就提过，但因种种原因搁置了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经费问题，特别是选址问题。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及民俗观念的影响，尸体检验所的建设首先要考虑周边的环境，市公安局目前已经选了20多个地方，但谈判都夭折了。因此，现在技术处进行解剖多是与殡仪部门联系，把解剖间设在停尸房里，虽然光线、水电达不到要求，但是法医们通过克服困难，仍认真细致地完成了一次次解剖。 <
进述 “我要求手下戴两双手套”
第一次直面腐尸：苍蝇“嗡”的一声飞了出来
采访尹建华那天就在他的办公室，茶几上，摆着一套茶具。
为我们泡茶的时候，尹建华的动作缓慢细致，他的指甲修剪得干净。很难想象，就是这双修长干净的手，几十年来，用一把手术刀游走于各种腐尸之间，为死者沉冤昭雪。
今年50岁的尹建华是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处副处长，迄今已有28年的法医工龄。1983年，尹建华毕业于昆明医学院后被直接分配到昆明市公安局工作。多年过去，当年与他一起分配到全省公检法系统从事法医的29名毕业生至今仍在干法医的已只有2人。
法医究竟有多累、多脏？第一次直面高度腐败的尸体就让尹建华终身难忘。
那是1983年的一天，昆明警方接到报警，一工厂值班室里死了一个人，具体情况不明。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值班法医尹建华随民警赶到现场，发现值班室不到10平方米，室内的尸体似已高度腐败。
门一打开，浓重的异味喷涌而出，一群绿头苍蝇“嗡”地扑面而来……初出茅庐的尹建华一瞬间向后“弹”出了20米。
“我怎么会选择这种职业？”那一刹那，尹建华难免有点后悔。待臭味稍散后，尹建华才再次踏入房内。这一次，尹建华在小屋里待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原因查明，床上的老人系因心血管疾病死亡。
自己的工作将会给后期的案件调查与家属工作提供客观依据。想到这些，脱下手套时，尹建华心中有了一丝欣慰。回到家，尹建华把内外的衣服用洗衣粉泡了3天才洗。而这“第一次”也对他造成了影响，之后每到类似的地方，他会突然想起这一次的经历。
老百姓的目光：从嫌弃到认可
据了解，早在上世纪80年代，法医们的工作条件十分简陋，那时还没有防护服，工作时就穿一件白大褂、戴个口罩。就连法医们检验时戴的手套都要回收，一副手套洗了戴，戴了洗，直到通了洞才不再用。从1988年起，法医们陆续开始用一次性手套。
“作为法医，潜在的感染危险时刻存在，每年我们解剖都会遇到艾滋病死者与急性传染病死者，后来抽血送到疾控中心检测才知道。”正因为如此，为了最大限度避免职业暴露带来的危险，尹建华现在要求手下工作时戴两副手套。
除了职业暴露带来的危险，法医们也面临着社会的不理解。“早些年，人们都说我们是‘翻尸弄骨’的。其他部门新参加工作的同事来我们处，如果不是搞技术的，开始还喝水，后来连水都不喝了……”尹建华说。
史斌是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处法医科副科长。“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老百姓听说我是法医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随着我们这个领域社会化的服务功能越来越得到体现，越来越被大家认可。当伤害一发生，找法医主张自己的权利，就需要我们这种职业来服务。过去只有公检法有法医，现在社会中介的司法鉴定机构也有法医，就像律师事务所一样，慢慢被社会需要。”史斌介绍，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法医工作发展迅速。在改革开放以前，全国的法医量少质弱，多是卫校、医专毕业。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各部门都充实了一些专业的院校人才从事这一块工作。从90年代到2000年，专业院校的法医系给社会输送了许多专业性的人才。2000年至今，一些新技术被运用，比如DNA检测技术等。
危险无时不在：28年10多次下洞捞尸
经历了第一次的恐惧到之后，尹建华们渐渐适应了工作。
尹建华认识到，法医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做尸体解剖、认定死亡原因这么简单。了解不同类型死者的致死方式，推测嫌疑人加害的手段、活动的轨迹都是法医工作要做的。当然，并不是每一次解剖都在温度适宜的解剖台上进行。
“云南省有一个法医因公牺牲，还有一个因公致残。牺牲的那位法医是因10年前下洞捞尸体时绳子断了不幸摔死；致残的是我的同学，他在一次勘查现场时不慎被炸伤。”
上世纪80年代末，尹建华在一次下洞打捞尸体时也曾昏迷过。“在禄劝转龙，一名犯罪嫌疑人称他杀了个人丢在一个大山洞里。我们必须去洞里查验。”那天，尹建华带着手电筒和简易勘查器材就下到25米深的洞里，打开手电，只见洞里摔碎的尸骸分布得四处都是。照相固定证据和初步检验后，尸体被拉了出去。而他留在洞里继续勘查。这时，或许是因高度紧张，或许是因洞里的腐味过重，尹建华体力不支晕倒过去，紧急时刻，他按下了报警器，接到信息的同事迅速把他拉了上去。
“28年来，我下了10多次洞。”
可危险场所并不仅仅存在于山洞、爆炸现场、生产事故中。有一年，安宁一个磷矿厂报案称下料口的钴60不见了。尹建华与同事去了后，披着铅背心进入车间与技术人员用放射性探测仪寻找，后来在车间主任的办公室顶上找了那块丢失的钴60（钴60是元素钴的一种放射性同位素，具有极强的辐射性，能导致脱发，会严重损害人体血液内的细胞组织，造成白血球减少，引起血液系统疾病，如再生性障碍贫血症，严重的会使人患上白血病，甚至死亡）。原来，是一个工人对车间主任不满，遂偷了钴60放在车间主任的办公室顶。“3个月后，那个主任的头发全掉了。类似这样的现场也是最危险的，但我们目前还没有这种防化设备。”（刘晶晶/文 王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