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撰稿殷骏
3月11日，日本东北部近海发生了里氏9.0级地震。此时适逢我因去看望当地一位教授，刚到达宫城县仙台市一小时左右，“被迫”亲历了这场灾难。
大震
11日下午，我正在仙台市某大学访问，刚进一栋大楼二楼后不久，整栋楼开始剧烈晃动。晃动之下，这座已有50余年历史的建筑墙体出现大量裂缝，天花板上垂吊的日光灯的摆幅接近180度。因为宫城县几天前已经发生过两次6级左右地震，我马上意识到是大震将至。我双手护头迅速撤至一楼，正欲逃离大楼，只见屋外瓦砾水泥块横飞，犹如枪林弹雨，遂仍留在大门附近。市内发生的这次主震持续了整整2分40秒，时间长度远超汶川地震，强度也接近8级。这短短160秒，对正困在楼内的人来说仿佛遥遥无期，我已经做好了大楼坍塌后被压瓦砾之下的最坏打算。
主震结束后，楼内滞留人员鱼贯撤离至楼外草坪避难。初步脱险的我立即拨通远在国内的父母的电话告知平安。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此举甚为必要。因为就在我挂断电话约10分钟后的40多小时里，手机再也没有拨通过。
因手机充电器和行李均留在宾馆，我无心滞留学校，在度过发生多次余震的半小时后，赶紧离开大学回下榻宾馆。
祸不单行，大震刚停雨雪又至。整个城市的水电煤通信完全瘫痪，无数汽车在没有任何交通信号的情况下依靠礼让行驶。由于日本国民素质普遍较高，故在此种严重状况之下仍自觉严守行人优先的规则，整个市内交通基本保持有序。
叫不到出租车，我只能徒步50分钟返回宾馆。宾馆洞开的自动门里一片漆黑，满地水泥块和破板材，房梁扭曲，多处漏水。我所住的房间在4楼，由于刚才的巨大震动，整个客房的门框已完全扭曲，钥匙根本无法开门。最后，由工作人员使用消防专用长柄斧才劈门得以取出行李。客房里的惨况自不待言。
避难
我决定采纳宾馆人员建议，先到附近一所小学避难。此时户外已是雪花纷飞、寒气逼人，徒步30分钟后才抵达该小学。学校的室内体育馆早已座无虚席，数百双迷茫的双眼充满着焦虑和无助。我探寻许久才勉强觅得一席之地。工作人员忙着宣布厕所使用的优先顺序，即老人、病人和孕妇优先使用馆内的厕所，其余人尽量前往较远的另两处。正在忙乱之际，大约7级左右的强烈余震再次降临，场内立刻陷入巨大恐慌之中。因见仍有大批群众排队等在场外无法入内，我经过慎重考虑，仍回宾馆避难。
此时的仙台市内白雪皑皑、冷风彻骨。由于停电，全城一片漆黑。在所有通信手段完全中断的情况下，为尽快逃离灾区，我只有徒步前往市内各交通机构打探相关信息。打探的结果是：铁路方面，东北新干线仙台站的整个站台完全崩塌，一列新干线因停电被困在距离车站几公里的轨道上；公路方面，一级以下公路基本无法使用，高速公路在相当时间内只允许公安、消防及自卫队等的特种车辆进入；即便能叫到出租车，乘坐出租车离开灾区也至少需要10万日元，我身边也没有带这么多现金；机场方面，仙台空港在我离开那里一小时后便被海啸吞没。
另外，事后我才知道，原计划到达后直接前往拜访的那位教授所在的仙台市荒川地区受海啸冲击，已发现近千具遗体。幸亏我最终决定于到达后的次日前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无奈之下我只得暂回宾馆过夜。
宾馆方面临时安排数以百计的客人在2楼的一个日式餐厅过夜。由于人数众多，很多晚到的客人没有毛毯。大灾当前，理应互助。我将自己的毛毯给了旁边的一位老人，又将所带的少量的食物分与一对母子。当天晚上，仙台市区的气温已降至零下2.5℃，我在几乎每隔半小时就发生一次的4到6级不等的余震中，勉强挨过这个不眠之夜。
挣扎
3月12日清晨，同住一室的一个旅行团队被告知有车前来接他们前往距离仙台市约200公里的庄内空港、在那里坐飞机回大阪。由于我和其他几位“难友”属于个人预定的非观光行程，所以不可能有车来接。在恳求前来接团的中巴司机至少捎带我们至那个机场之后，仍被婉言谢绝。目送团队所乘中巴远去之后，可能是出于绝望，我身边的一位男士的精神开始崩溃。
几近绝望之际，我仍决定徒步去仙台市政府碰碰运气。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被告知当晚从市内火车站有几班临时大巴发往临近宫城县的山形县山形市火车站。如能坐上大巴，则最早可于次日上午经由山形空港乘坐航班返回大阪。终于看到了逃离灾区的一丝希望！为了争取时间，我一路跑步返回宾馆整理行李，早早出发，下午4时多便到达大巴发车位置，此时已经有百余人在排队候车。
在0℃以下的严寒中等了4个多小时，终于先后等来两辆大巴，令人出乎预料的是，两辆大巴都已坐满乘客，一问才知他们是从市政府乘上大巴的。由于与我一起等待的众人都在市政府被特别告知临时大巴的发车站是在火车站，人群开始愤怒和骚动，个别激动的人士跑到车上将司机拉下问话；更有甚者挡在车前，声称在空车到来前决不让其发车。在司机紧急与公司取得联系半小时后，终于来了两辆空车。于严寒中坚持等待了近5个小时后，我终于在最后时刻幸运地坐上了大巴。
由于高速公路仍然限行、一般公路又因地震而多处受损，故本来45分钟左右的行程足足花了90分钟。当我精疲力竭地到达山形火车站后，原以为已经脱离灾区，可是一连串的新问题又发生了。山形市当晚的气温低至-6℃，由于山形市刚刚恢复电力不到2小时，市内的宾馆几乎都无法马上恢复提供住宿。而且山形市因规模较小根本没有发往空港的定期大巴，凡是有需要乘坐者必须先打电话预约，而电话还无法接通，无法和山形空港、日本航空及空港大巴公司取得任何联系。
万般无奈之下，我在确保翌日早上去空港的出租车之后，只能在一家小饭馆等待黎明到来。由于长时停电，饭馆冰箱里贮藏的海鲜类和肉类都无法食用。我只吃了几个地震前烧好的剩饭做成的饭团果腹充饥。
逃离
3月13日凌晨5时多，我坐出租车到达空港。当天共有4趟航班飞往大阪，但是已有多人彻夜排在等待退票的窗口。山形空港的跑道较狭窄，只能起降100座以下的支线客机，再加之这些航班的大部分座位早就被人预定，我们一行只能领取号牌等待退票。从早上6时许一直等到下午3时15分左右，我终于等到座位。登机之前，和仍在等待、漫无归期的1000余人目光相对的时候，那种羡慕、无奈、焦躁甚至是些许绝望令我终身难忘。
下午3时59分，满载乘客的E90型客机缓缓从跑道起飞。我此刻百感交集。从地震发生到飞离空港前后将近50小时。50小时很短暂，因为灾区的完全恢复甚至需要数年之久。50小时很漫长，特别是在一片漆黑和寒冷的夜晚，每一分每一秒都像凝固般的不肯照常前进。50小时很悲痛，因为日本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土遭受严重灾害。50小时很宝贵，因为我在此期间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作者为日本国立冈山大学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