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全区224条村，占全市总数的46%。今年年初，一项震动全市近半村庄的政策在南海迅速铺开。南海村改居，从调研到全面推进，似乎只用了短短的半年时间。截至3月8日，南海已有79条村票决通过村改居，占全区首批村改居总数的六成以上。事实上，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南海村改居的起点并不在半年前，而是在2003年，发生在一个还远远谈不上城市化的贫瘠小渔村，较之后来席卷全国的“村改居”风暴还早3年。
如今，南海村改居大幕重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再是一两个无财可理的小渔村，而是123条村，庞大的村集体经济规模，200多亿的集体资产，47万村民。七年前的案例不具有可复制性，南海再度孤身探路，趟进农村改革深水区。
本报即日起推出“南海村改居”系列报道，拆解南海村改居这架“机器”的各个重要关节，推演运算村改居在南海农村推进时可能遇到的种种阻力，搭建政府与村民的沟通渠道，促成南海村改居在兼顾效率、平等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下顺利推进，希望曾经在土地改革上创出全国模式的南海人，在新一轮的农村改革上，再度引领全国。
想象一下：在波澜壮阔的城市版图中，有这么一个村落及一群人，本质属性没变，但村落不再仅是地理学名词，更多是一个产业概念，生活其中的人则成了“城外市民”，是一个职业概念。
这听上去像是愿景。但事实上，这一切已经发生过。是来自过去的故事。2003年，南海区九江镇文昌村委会改制为沙口社区，首倡“村改居”，旋即湮没无闻。
此后，“村改居”却如雷区。2005年，诸多地方政府曲解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村改居”甚嚣尘上，后被中央决策层低调叫停。官方及民间论及于此，皆讳莫如深。
雷区非禁区。2011年，南海区政府为城乡一体化计，破土地困死沉疴，开启农村“二次革命”，更大规模的“村改居”浮出水面。
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当年，沙口社区的改制何以能发生？又是如何发生？这对于南海今天的农村综合改革有什么启发？
壹
漫长前奏
原本为扶贫 结果开先河
文昌村被上级定为“扶贫村”，但援助的钱“名不正言不顺”，总是很难到位。如何变通？南海政府建议文昌村委会改制为社区。
南海“村改居”有一个漫长的前奏。
1950年代的一个黄昏。南海西江沙口段聚满了渔民，一个骤然的决定结束了他们之前的常态生活：国家号召渔民上岸定居。
这波及到900多个渔民，他们来自顺德、高明、新会等地，世代捕鱼为生。为便于管理，南海县政府宣布成立九江渔业大队。20多岁的梁波成为第一任队长。西江沙口段岸边有一大片滩涂，土地贫瘠，渔民们就在此建了房。
1970年代，南海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渔业镇———凤鸣镇，要求渔民全搬到南海三山，那边土地充裕。其中，还分了一块地给九江渔业大队，供其发展工业，建起了藤厂、帽子厂等。
梁波说，因西江沙口段渔业丰富，大家都舍不得搬去，最后只有40%的渔民搬到三山当了工人。更多的渔民留守。渔民们认为，国家的号召充满“骗局”———上岸的渔民除了方寸宅基地，没有任何可控的资源。
那些年里，内陆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的大事。但九江渔业大队的生活依旧困苦。幸运之神仿佛遗忘了这些渔民。唯一的变化是，西江的鱼儿少了，渔民们年纪大了。曾胜洪由一个高个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壮实中年人，他接任渔业大队队长一职。
1980年代后，南海乡村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曾胜洪的初步改革信仰。他开始认为，现行的大队体制只有在被“炸烂”后才能改变。但如何操作，他不知道。当时整个南海都在摸索前进。
1992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南海市政府撤消凤鸣镇建制，将其行政区域划归桂城镇管辖。1995年，原九江渔业大队又划给九江镇管理，成立文昌村委会。
文昌村被上级定为“扶贫村”，全靠对口单位施以援手，但援助的钱总是很难到位，村干部工资年年拖欠。“村里没有土地，不可能靠农民负担的。”曾胜洪说。
南海市政府也遇到困境：对于文昌村民的“救济”在某种程度上“名不正言不顺”，因为他们都是农民，这项开支不能列入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预算。
如何变通？基层组织的政治智慧乍现灵光。南海政府建议文昌村委会改制为社区，即“村改居”。这年是2003年，距离后来席卷全国的“村改居”风暴还有3年。
贰
低调变身
村民变居民 利益变更多
文昌村改制进行得很顺利，基层的变革，被简化为几句话：“什么都不变，还能得到更多好处，只是换块牌子。”
如今南海，各镇街都被搅动了，越来越多的村庄被纳入城市化版图。与此对应的是，一场“村改居”运动正在掀起。
但“村改居”在某种程度上曾是一个贬义词，原有之意被地方政府曲解，它是很多地方政府在国家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的“紧箍咒”下，为圈地而变通出的谋略。
2005年，各地“村改居”一时蔚为壮观，被专家学者斥之为“新圈地”运动。它带出三个具体问题：宅基地是农民的私产，产权问题如何处置？“村改居”后，农民进了城做什么？村集体资产的去向呢？全国各地农民掀起一阵悲壮的维权高潮。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曾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他反复批评“新圈地”运动是地方政府曲解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综观其他省市，“村改居”多是在没有对农民的切身利益做出系统和完善安排的前提下启动的。产权置换是行政定价，就业基本不考虑，集体资产去向基本不交代。
如此看来，2003年，南海政府的改革胆识及智慧的确超前。尽管文昌村“村改居”的直接目的只为扶贫，但出台的配套方案可谓开国内风气之先。村民变居民后，原有利益不变，又加入了福利均等化。
在曾胜洪看来，“村改居”很有说服力，并非一个空洞概念，而是每天的日常生活。当时的文昌村不牵涉分红，也无集体土地的纠葛，政府官员的承诺直奔要害：“村改居”后，村民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肯定不改，否则对不起乡亲。”曾胜洪说，他当年就向上级提出这唯一的请求。
文昌村改制进行得很顺利，甚至说得上非常容易，曾胜洪等村干部不用逐一游说，反复承诺。基层的变革，被简化为几句话：“什么都不变，还能得到更多好处，只是换块牌子。”
所谓换块牌子，是指“文昌村委会”变为“沙口社区”。2003年，文昌村与沙口居委会合并成立沙口社区。曾胜洪担任书记兼经联社社长。他们在桂城北区村有一块4亩的“飞地”，是最值钱的集体资产。
这场“村改居”如此低调，以致如今，关于此事的只字片语都很难寻觅。
叁
大幕拉开
承诺五不变 组合拳护航
曾胜洪说“‘村改居’真的很好，一定要改，以后每年政府都给几十万经费，你做书记都不再发愁，腿抬起来都行啊。”
“当年的改革，我们不想渲染太多。”曾胜洪说，沙口社区情况十分特殊，与今天南海“村改居”背景几无共同之处。故改制之后，他从未在公开场合论及此事。
但大幕拉开之前，南海决策层还是找上门来。
2011年1月11日，南海区委书记邓伟根来沙口社区调研，对曾胜洪畅谈了南海农村综合体制改革的计划，后者表示出高度认同，并自豪地宣称，改制后，如政府当初承诺，沙口社区居民的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没变。邓伟根临走前，邀请曾胜洪次日在“村改居”动员大会发言，“现身说法，以正视听。”
会上，曾胜洪说：“‘村改居’真的很好，尤其是对经济落后的村集体，政府每年拨给我们居委会差不多80万，包括人员工资、行政经费、治安费。”会下，他对其他同僚说：“一定要改，以后每年政府都给几十万经费，你做书记都不再发愁，腿抬起来都行啊。”
大会过后，南海大规模“村改居”浮出水面，相较沙口社区试水之举，此番改革方案臻于完善，政府承诺“五个不变”：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财产所有权不变；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涉农政策不变；户口性质不变。
南海区宣传部门一位负责人说，“村改居”一直被误读为疯狂、居心叵测的改革，却闭口不提它的原则、它的理想。南海为此已准备多年，“水到渠成”。
为了防范改革偏离预想轨迹，南海区政府已先行施展一套“组合拳”，为“村改居”保驾护航。
第一步是“股权固化”。以平南村为例，它是桂城南部一个村庄，典型的一村一社经济，参加股份分配户数1718户，2009年人均分红3573元。该村将2009年12月15日作为股东资格界定的固化时点，此前出生的婴儿、新嫁娶的村民可通过自动分配或出钱购买方式取得股权，此后的则不能再取得股权，“增人不增股，减人不减股”。“股权固化”后，赋予村民长期而稳定的股权收益，使他们能安心融入城市，实现土地、资本、人口的合理流动。
在此基础上，南海区委书记邓伟根认为，要让城市的要素资源在农村顺畅流动，首先要让农村集体经济与市场对接，逐步走向市场化改革的轨道。于是，南海第二步推出了农村资产管理交易平台，旨在从管理交易环节引入市场化手段，打消村民担心资产会被贱卖的顾虑。2010年5月，狮山镇官窑一宗3500平方米的物业在此平台上成功出租，租金增幅超过30%，成为农村资产管理交易的“第一拍”。
自忖情势俱备，南海改革大幕拉开。2011年3月4日，南海区召开“村改居”工作新闻发布会，所涉村委会将扩容至123个，首批76个村要求在5月31日前完成投票表决及居委会选举工作，增加的47个村将在年内完成“村改居”工作。
肆
准备好否
利益皆维护 变革已扬帆
梁波已经75岁了，再也没精力出江捕鱼了。儿子经营的饭馆就位于西江边，老人每日端坐于此，嗅着西江吹来的风，鱼腥味越来越淡。
沙口还有近百条渔船，40多岁的阿满是渔民中最年轻的一个。这些年，沿岸开了很多工厂，西江水质越来越差，采砂船增多，捕到的鱼渐少。“现在捕鱼的人，最年轻的都40多岁了，有点本事的都做生意去了。也许等我们百年之后，就没人再打鱼了。”
对于“村改居”，这些木讷的渔民说不上更多。幸好，他不似祖辈，年迈之后，还需惆怅如何养老。沙口社区户籍人口2400余人，其中农业户900人，非农业户1500余人，前者与后者一般，亦可退休，齐全的大社保政策能保证其基本生活。
赞也罢，弹也好，沙口社区就在那里，然而它不可复制。正如之前政府在农村推行的任何计划一样，变动总会引发猜忌与反对。但分散的村民都不清楚，成立一个人人满意和信任的基层组织都是缥缈的梦想。但在这些观念差异之下，有着深层的结构共性。几乎在每个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都存在张力。
“村改居”的题中之义即为政经分离，居委会与经联社独立运作，人财权互不交叉。7年前，曾胜洪简单的一句“一切不变，只会更好”说服了他的乡亲。7年后，同样的策略是否能够用于应对今天更大规模的“村改居”？过往教训说明，无视他们或者反过来委曲求全满足他们的要求都不可行。答案是逐步改革，平息他们的部分——— 并非全部——— 愤怒。
曾胜洪坦承，沙口社区得以顺利变身，因为没有牵涉到最为核心、最为敏感的土地问题。但当村民的利益切实得以维护，他们无政府主义式的“为反对而反对”的粗暴举止也会接着消失。首先，地方政府必须解除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这样就不必再卷入对农民用地的圈夺。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与民争利，达成社会真正和谐，而不是为G D P政绩提供更多的建设用地。当然，对于民众而言，这远远不够———但是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政府官员将发现，他们的改革基础逐渐夯实。
如今，南海区“村改居”已经扬帆，村民的手里都握着货真价实的选票。这一次，在争取他们的时候，南海区政府是否学会了正确方法？
曾胜洪坦承，沙口社区得以顺利变身，因为没有牵涉到最为核心、最为敏感的土地问题。
统筹：南都记者 程俊
主笔：南都记者 王銮锋
采写：南都记者 程俊 刘洋 王去愈 王銮锋 实习生 吴玉莹
摄影：南都记者郭继江(摄于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