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专门从事租借孩童卖花“生意” 蛇头、中介、孩子父母三方分成
春节还没过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在新浪微博上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引起全国各大媒体、网友和各地公安部门的关注。作为江西影响力最大、发行面最广的主流媒体，本报在省内率先举起解救乞讨儿童的大旗，与全国百余家媒体联动，连续追踪报道动态信息。经本报与深圳晚报联手行动，在深圳成功解救6名江西籍卖花童，其中3名卖花童由本报记者全程护送回到宜春老家。
在蛇头邱模来的家乡——萍乡市上栗县桐木镇和3名卖花童的家乡——宜春市袁州区慈化镇，记者发现，在这两个毗邻的乡镇周边，卖花童竟成了一些无知家长挣钱的工具，“租借”卖花童已经形成了黑色“产业链”。
在谎言中
浸泡的卖花童
6名卖花童成功被解救后，警方很快就获悉了他们的名字。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些孩童的名字，警方在查询系统中却查询不到。是孩童撒谎报假名，还是他们原本就没有上户口？经警方最终查证，确系这些孩童故意撒谎。
6名孩童中，年纪最大的10岁，最小的6岁。这些孩子为何撒谎？走在前往慈化镇新塘村布上组的山路上时，9岁的易焕安说出了真话。
从跟着“老板”(组织卖花的蛇头)邱模来出去卖花那天起，易焕安就被改名叫李涛，小名叫涛涛，而妹妹易冬凤也被改名李凤，小名小凤。改名的目的，是想躲避警方的追查。为了卖出更多的花，他和妹妹必须按照邱模来的意图，见到行人就扯衣服、抱腿，有必要时还要满含热泪地诉苦。对于邱模来为他们编好的悲惨故事，两个孩子都背得滚瓜烂熟。
易焕安说，邱模来明确对他们说过，只要被警方或城管抓住，不能说出自己是哪里人，且只能说假名。记者联想起一件事，在上栗县公安局桐木派出所，该所副所长与易焕安等卖花童用当地方言通电话时，所有卖花童都用普通话与他对话，但又能清晰地听到卖花童在电话那边用方言悄悄商量。“那时候，邱模来的女儿邱建萍就在我们旁边，她不让我们说真话，如果说了真话，我们就要挨打。”易焕安说。
邱模来与卖花童的家长们都有“租借协议”。易焕安说，邱模来经常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听话，就会告诉他们的家长，不给他们发工资。孩子们哭也没用，只好乖乖听话。庆幸的是，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最终找到了3名卖花童的家庭住址，并联系上了他们的家长，将他们一起送上回家的路。
在护送易焕安回家的路上，记者问他：“你恨邱模来吗？”易焕安咬牙切齿地说：“恨！”他告诉记者，在深圳卖花的时候，由于多次没有完成邱模来交给的任务，他接连挨打。当时，他想到过逃跑，但不知道该跑到哪里去。
孩子变家长挣钱的工具
记者在桐木镇和慈化镇采访时，有很多村民都直言不讳：“在我们农村，大多是想生个儿子，所以孩子越生越多。”正因为这些村民对男孩的刚性观念，催生了一家多娃的现象。以20日本报记者护送回家的3名卖花童的两个家庭为例，应化根家和易松富家都有6个孩子。
难道当地不抓计划生育工作吗？慈化镇模山村一名村干部说，应化根的老婆很早以前就结扎了，但没想到结扎后还生了两个孩子。慈化镇新塘村的村干部则解释说，易松富的老婆患有癫痫，他们早就想给她结扎，但一上手术台她就昏过去了，也就一直没结扎。
按照村干部的说法，这两家生有6个孩子是特例。在记者调查采访中，很多村民都坦言自己家有三四个孩子，因为孩子多，所以往往都会把女孩子租出去卖花。
姑且不去追究这些村民家到底有几个孩子，但我们都清楚桐木镇和慈化镇有小孩被租出去卖花这一事实。将小孩租出去卖花，经济收益到底有多大？
一名曾带过孩童出去卖花的“老板”向记者坦言：“带孩子出去卖花，运气好就能挣钱。”当记者向其询问其中细节时，该“老板”笑而不语。但记者注意到，这个“老板”显然发财了，洗手不干4年多，自己在镇上经营一家店铺，在当地日子算是比较富足滋润。
相比之下，易松富家显得有点寒酸。一栋土木结构平房，外墙土砖经过风吹雨打留下斑斑凹痕。走进室内，坑坑洼洼的泥土地板上摆置着几张旧式木床。搜寻许久，记者才见到一台由家电修理工自行组装的、价值不到200元的彩电。易松富也想过上好日子，但因为孩子多且年纪又小，他无法走出大山到镇上或是更远的地方谋生。
“我在家只能靠种田谋生，每年的收入不到3000元。”易松富说，将两个孩子租借给邱模来带出去卖花，每年可以挣1万元，相比种田，所挣的钱要多很多。易松富的老婆似乎也已习惯了他的想法，在记者将易焕安和易冬凤送回家时，远远地两个孩子就疯狂地向这名母亲奔去，而她却呆站在家门口并不言语，脸上表情木讷。
穿梭在桐木镇和慈化镇的乡村，扑面而来的都是一栋栋小洋楼。一名村民说，其实，在当地农村，很多家庭的房子都只是图一个漂亮的外表，房内根本没有与之匹配的豪华装修和像样的家具家电。该村民感叹地说：“在我们这里，这些房子基本都是靠做鞭炮生意或者挖煤盖起来的。其中，也不乏靠孩子出去卖花盖起来的。”
租卖花童成“产业链”
毋庸置疑，在桐木镇和慈化镇，3名被解救的卖花童的经历并不是个案。当地警方透露，近年来，多次有卖花童被公安或民政部门从广州、深圳等地送回。
从上栗县城到周田村采访，记者了解到，最快的交通工具是街上随处可见的“面的”。一路上，“面的”司机龚师傅谈起“卖花”，显得有些兴奋。他说，如果现在要找小孩出去卖花，就得到比较偏远的山村去找；如果想在靠近国道、省道边上的乡村找的话，就得托熟人。对于租一个孩子出去卖花的价钱，龚师傅说：“以前可能便宜点，现在差不多5000元/年。”
到了周田村，该村治保主任彭林主对于卖花童一事显得很坦诚。他说，以前村子里出去卖花的孩子比较多，到了暑假，偶尔会有家长带着孩子出去卖花。说起村里每年有多少小孩出去卖花时，彭林主说：“这不好说，以前比较多，现在应该也还有，但村子太大，没有统计过。”谈起租卖花童出去卖花5000元/年的价钱，彭林主的儿子显然觉得价钱太低：“出去卖花很苦，就算是给我2000元/月，我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小孩出去卖花。”
在桐木镇和慈化镇走访，随便问一个村民，都能就卖花童一事聊上几句。据说，在当地，关于卖花童的交易非常普遍。大人们经过一场饭局，甚至一支烟的功夫，就倒卖了一个幼童一年甚至几年的“使用权”。审讯中，邱模来也曾透露，有几个孩子是通过中间人租来的，但具体是哪里租来的，他也不知。
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桐木镇和慈化镇，有一帮人专门从事租借孩童卖花“生意”。他们按照“到各村寻找孩童-中介联络-由‘老板’带孩子到城市卖花-‘老板’、中介、孩子父母从中分摊报酬”的方式运作。在上栗县和袁州区周边一带，这已成为一条众所周知的“产业链”，其成本就是牺牲孩子如花般的童年和受教育的权利。文/图 记者陈艳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