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征启
城市轨迹
1951年，祖籍广东番禺、年仅17岁的罗征启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师从梁思成。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党委副书记等。1983年，罗征启从北京来到深圳，被任命为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一手操办了深大校园的规划和建设，并于1985年就任深圳大学第二任校长。
“那时大学建设重物不重人，人的地位往往不如桌椅板凳，不如仪器设备。图书馆的书库很大，阅览室却相对小，而且实际成了自习室，学生要发证抢占座位。”1983年，受命到深圳创办大学的罗征启决定用一种新思维来革除大学建设中的陋习弊端，他引用前纽约大学校长纽萨对大学精神的阐释作为自己的建校思路：“大学的精神是建基在给人一个一起思考的地方这唯一的一点上……一起思考是一个相互刺激与反应的过程，经由这个过程，我们的心智就会变得更加清晰。”罗征启要建“一个新的大学，而不是建一个旧的再来改革。”
罗征启游历过许许多多的城市，但在他眼里，除了“堵车”以外，就找不到任何印象深刻之处，只有千篇一律、重复、喜欢攀比的建设。其实，罗征启对城市的态度犹如校园，即“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他觉得，深圳的规划最大败笔是“三通一平”，将充满岭南情调的鱼米之乡，变成一个完全没有个性、特色的城市。
管理者媚上、跟风、不敢担责，抹杀城市个性
“除了西藏、新疆，国内绝大部分城市我都去过，但印象深刻的至今还没发现，我们的城市都是千篇一律，哪里有不一样的？”79岁的罗征启仍锋芒毕露，他毫不客气地将管理者列为城市同质化背后的根源所在：“首先，很多领导不懂规划却要管；再次，领导爱管却不敢承担责任。导致城市没个性、没特色的根本原因是规划者不是专家，而是县长、市长、省长。”
这样的现实案例罗征启信手拈来：万科的四季花城有条欧洲小镇风格的街道，被某位中央领导肯定后，就立刻被全国复制，出现大大小小类似的100多条，“只要上级领导喜欢，下面的人就会一窝蜂地上，只会跟风，不懂实事求是，不懂论证和规划，更不懂参考专业意见。”
深大筹建时，当时的市长和市委书记梁湘指着地图对罗征启说，“这里有一平方公里土地，交给你们了，好好规划，看看要多少钱。我们还很穷，请尽量节省，注意实事求是。”随后梁湘又给罗征启打气：“我们决心贷款来搞教育。这个决心下定了，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我们拿出钱，拨出地，请你们给我们生产人才！”
“现在的城市管理者已很少有梁湘一样敢于担当的气魄。”罗征启回忆，1993年深圳清水河仓库大爆炸，死伤800多人。那时，梁湘卧病在床，罗征启和梁的老秘书、老下属一起去看他，梁湘见面就问，“你们帮我查一下，这仓库是不是我批的，如果是，我一定要承担责任。”事实上，仓库批建时，梁湘早已退下来，并离开深圳1年多了“现在还有哪个领导能像梁湘一样？”
在罗征启看来，城市管理者还需要一定远见。当年，由于经费不足，深大筹建时曾讨论是否要装中央空调？派人去香港做了详细调研后发现，香港的大学基本上都是中央空调。梁湘听过汇报后对罗征启感慨：“我们整天说省、省、省，将来忽然有天就会发现我们又落后一大段距离了，所以深大起码要跟香港差不多，不能差太远。”
梁思成救得了日本的奈良古建筑，却救不了北京城
罗征启曾在梁思成门下求学，又多年共事，耳濡目染，他评价梁先生讲课生动幽默、妙语连珠———“我们搞建筑，就是要在有限的空间里，造成无限的幻觉”、“建筑师很幸运，因为可以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美；建筑师也很痛苦，因为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丑。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创造点美。”
梁思成的话一直被罗征启刻在心里，他从梁思成身上学到了一种为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解放前梁先生为保护北京古建筑做出了极大贡献，但解放后他却因为保护北京的古建筑免遭拆除而受到大批判。”
事实上，罗征启对梁思成被批判、对北京古建筑被拆除一直没有释怀，“当时，梁先生写信给中央领导人建议，古都原址保护下来，在旁边开辟一块地方建新都，却被批为‘梁思成想把我们赶出北京城’。这是城市规划问题，怎能把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啊！梁先生可以写信让日本奈良的古建筑保存下来，却无法保护北京的古建筑。”
交通堵塞源于深圳对规划的无知，盲目追求宽马路
交通堵塞是深圳乃至中国每个城市的“死穴”，“其实中国早就可以从香港、新加坡等地学到很多经验与解决方法。”罗征启曾向华侨城总规划师孟大强讨教，“孟告诉我，香港、新加坡也堵车，但一般只会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堵一下，深圳经常堵车归根结底是规划的失误———马路太宽了。”
马路太宽会导致堵车？当时，学建筑的罗征启听后也大吃一惊，赶紧追问为什么。孟大强毫不客气地“训道”：“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规划。北环、深南、滨海每条马路单向4、5、6车道，看上去当然痛快，大家都挤着上，但其中必然会出现很多瓶颈，最终演变成无数节相连的‘火腿肠’，每节都是中间宽两头扎得紧，不堵才怪。”
罗征启恍悟，深南大道的堵塞都是发生在无数红绿灯口，这就是瓶颈；当你想找个路口另行进出时，却几乎找不到，“有个高尔夫球场在深南大道边上，但要去那里，必须先找个桥从深南大道下来，然后转几转才能从背后进去。”这无形中增加了道路的负担，因为车辆必须要走许多冤枉路，只留一个小小的出入口处也容易造成堵塞。
“即使是在小城市也会有这个现象：从机场到市中心一定有条迎宾大道，多少车道我都数不清，反正宽阔无比，气派非凡。这些路根本没多大车流，可一旦进入中心区就堵得一塌糊涂。”罗征启十分赞同孟大强的建议，“如果能把深南这些超宽马路一分为二或者为三，交通就会畅顺很多。”
城市习惯性崇洋媚外，对国内国外建筑企业实行双重标准
“我刚来深圳看到一个刚建好的楼，因为盖马路被拆掉，当时感觉城市发展迅速，可惜但也值得。”罗征启说，“不过现在看到北京、上海、广州为‘这个会’、‘那个会’建大量的巨型建筑，却觉得是一种浪费。”
罗征启直指中国城市喜欢攀比，与国内其他城市比、与国际大城市比。早年看到美国、日本建很有气势的高架桥，就风风火火地去学、去盖，根本没有深入研究是否适合中国城市。现在看到美国不少大城市开始把立交桥拆掉、炸掉，“大家才意识到立交桥对交通没太大帮助，反是一种公害。”
离开深大后，罗征启去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他对“崇洋媚外”格外气愤，不过也很无奈，“为什么国家的大型项目不给中国人做，全都选择外国人，难道中国人就没有实力吗？现在，国家给国内的设计企业、机构设置了很多门槛，如注册资金120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某某级别的项目，但实力较强的清华总院才不过800万。”
让罗最为痛心疾首的是“双重标准”：国家对国外企业竟然没有注册资本限制，“政府只要求他们提供一张大使馆的纸，证明当地有这个公司就放行。”他透露，鸟巢项目投标时，清华建筑设计总院因注册资本不够，找深圳分院合作，以为加起来1300万元的注册资本够了吧？但提交后仍遭到拒绝，理由是“合作单位必须是国外的”。
■深圳观
深圳的城市规划欠缺自然、本真的韵味
“三通一平”向来被视为深圳从小渔村向城市化跃进过程中的浓艳一笔，罗征启却指出，深圳规划的最大问题就是“三通一平”，即“水通、电通、路通和场地平整”，后来变成五通、七通。表面看合情合理，实际导致了深圳的区域被划分成了一个个隔离的方块，毁了城市原本的岭南水乡味儿。
“我刚来时，深圳还是一个有丘陵、有水、有林，极具岭南特色、到处诗情画意的鱼米之乡。现在的深圳与北京、上海还有什么不同吗？”罗征启感叹，“当初深圳也找过专家来研讨，但不够重视。虽说专家并非一定对，但如果能给他们更多的发言空间，深圳有可能会比现在规划得更好。”
罗征启一直在思考城市如何体现自己的特色，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保留自然元素，“因为自然本身存在着大量的多样化，没有完全相同的一处。”
“笔直不是自然。”这是罗征启思考大学乃至城市建设后得出的一个重要理论。“深大在建校时，我们发现深圳有两个地方保留了原来的地形地貌，蛇口和华侨城，所以我想要做第三个。深大那块地虽然只有一些小树林，但是我要求一定要把树林保留下来。校园的路不能是直的，更不能砍树，必须依地形、树林而修，尽量呈现自然原本的形态。”
当时，罗征启一再跟负责修路的老师强调，“在树林里开出一条路来，而不是在路边种树。”结果把那个老师弄糊涂了。“大家都习惯了路边种树，3米或5米一棵，而且树都是一样的，如此建出来的校园能有特色吗？”其实，“深大的房子都是在树林里开出一块地方来建，而不是先铲平，等盖起来后再在周围种树。”
所以，罗征启虽然承认深圳比较注重绿化、景观的设计规划，但对深南大道上被剃得像平头一样的树木群无甚好感：“应该留一定的空间，让它们自然生长。”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潘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