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述良 整理
齐世英、张学良，一文一武，一南一北在民国乱世中积恩结怨，亦敌亦友，明争暗斗中促成着一段历史，铸就了两段人生，是非成败、恩恩怨怨已是过往。而今悠悠岁月溶蚀了齐世英和张学良两先生之间的矛盾，本书主人公齐世英先生亲口自述中透出着对那段历史和过往二人恩怨与误会的深思和慨叹……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人至关内者甚多，他们有些滞留北平，有些来到南京。到南京与我熟的都来我处，免不了谈到家乡和张汉卿的事，阎宝航、高崇民，尤其是王卓然(张汉卿的家庭教师)等还露骨地说“张汉卿的老太爷被日本人给炸死了，九一八事变起，东北沦陷，家仇国恨，接踵而至，你自郭松龄起事失败离开东北，虽然没有家仇，但也有国恨。张汉卿在东北没有人才，你该回去帮他，你们两人合作，我们推你坐第二把交椅，一切事听你们两人的。”甚至还常有人在见面时对我说:“凭你一个书生，跑出来在南方打出基础，很了不起，但是你如果背后有枪杆，更了不起，情况更不同，蒋先生也还不是靠枪杆才能打天下。尽管今天国民党如何如何，有地盘、有钱，还不是要听有枪杆的!”我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中心思想，东北的事不是谁做谁不做的问题，而是要把中心思想弄清楚，其余都是小事，那我回去、不回去都一样，问题不在我跟张汉卿合不合作。东北何尝没有人才，你们也都是人才啊!”当时若我要认真何尝不可为，不过大家也都是说说就算了。
应邀汉口见张学良
我到汉口，住在德明饭店，第二天我到司令部去见张汉卿，这是郭松龄一役后第一次跟他见面。是日晚，没有通知，也没有请帖，张汉卿亲自来请，又坐他的车出去吃饭，到一个地方(以后听说是端纳的住处)吃西餐，没有旁人在座。他先批评郭松龄，好坏皆有，我不置一词。接着他说:“你跑到日本领事馆是对的。”我说:“是啊!你到秦皇岛的时候，我劝郭先生把你扣下，他不干。”就这样你来我往，针锋相对。谈多了，我就问他说:“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明白，也许你可以解答。中国这些年来，军人彼此内争，下场也有很不幸的，但不若我们东北惨，不知是何缘故?会不会你老太爷觉得自己没念多少书，要统治东北这么一大块地方，非用人才不可，而又怕他们把他抬了，所以使这些人互相猜忌，不能合作，造成遇事闹得不可开交。”他说:“你完全看错了，我老太爷是有雄才而无大略的人，就像东北赶马车的人(老板子)，常把马车赶不到一起，有的东拉拉，有的西拉拉。”言外之意好像说他自己既有雄才，又有大略。我说:“你老太爷有了不起的地方，他那个局面能应付下来，完全靠用人，他旁边有一批人才，为了要稳定局面，对那些反对过他的人也能推心置腹，这些事恐怕你还比不上你老太爷。”我这些话也许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不答腔了。我看时间也很晚了，话也说得够多了，因此我就说:“今天话也谈得很多了，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旁的事，如果没有的话，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既然你请我来，我旁的帮不了忙，临走我还有几句话要对你讲，你到南方来，最要紧的是要对主义有认识，将来东北的事你还是有力量的人，如果你能够了解国民党，照主义来实行的话，将来你对东北的事情还须负很多的责任。党不像军队，不讲枪，不讲兵，而是讲道义。还盼你努力，将来你到南京，你我还可以随时再谈。”他不再说什么，也没有什么表示。
国大选举结怨深
当时王树翰(原任张学良的秘书长)也在汉口，知道我来，也到旅馆来看我，不过没谈什么。次日我就回南京，以后听说王树翰问张汉卿谈得怎么样，张汉卿说被齐某人教训了一顿。民国二十五年要举办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最初我对此事并不注意，但东北同志都对我说，这种选举关系太大，非注意不可。按道理说张家父子用武力统治东北十几年，而今东北沦陷了，如果国大选举由张汉卿一人包办，又不知道要统治我们多少年，因此非争不可。基于这个缘故，我也开始筹划选举。
就群众来说，我们人多，口才也好，如果根据投票，显然我们要占上风。张汉卿因此就想出一个对付的办法，使军队也参加选举，并且伪造选举人的名册，把一些非东北人也网罗进去，结果我派人到西安去查，告到选题处去，当时选举总事务所主任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他对我说:“两将罢兵，天下太平。”我说:“过不在我，你可以查。”结果叶楚伧对陈果夫说:“我跟铁生讲，他不理，你可否跟他说一说。”我告诉陈果夫说:“是张汉卿做假。不做假，谁选出来就是谁。”后来张汉卿派杨毓珣来找我说:“怎么样?妥协好不好?办法是你有什么人当代表，把名单给我，我带到西安，由张汉卿提出，给他面子，东北事要推重他。”我倒不是不推重他，只是他种种表现都不行。他已到西北，还做了副司令，不管东北事，还要把东北当臣民，这种事我当然不同意，但我不好对杨毓珣明说，我只跟他讲，我得跟大家商量，结果当然没有下文。接着国大的选举延期，但此事结怨却深。
西安事变谋救蒋先生
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尽量设法营救蒋先生，在客厅摆一张行军床，旁边搁着电话，我派邵柏源(王以哲的小学同学)到西安去见王以哲，行前我带他去看何应钦，何应钦说:“王以哲的部队必要时往胡宗南这边靠，才能保存这部分队伍。”我告诉邵柏源转达王以哲说:“最好能在里面想办法把蒋先生救出来，如果不能的话，自己不要待在西安，把部队往胡宗南这一边靠。”邵柏源很机警地完成了任务，他到潼关，化装成邮差过去见王以哲，把我的话转达。时王以哲病倒在床上，他说:“放心好了，我在此很安全，希望能救出蒋先生，而且我要把东北军带到中央，归顺中央。”王以哲不肯离开西安，终被刺杀，我当时想，或许王以哲的野心太大，有意要继承张学良的地位，不过这也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而已。
西安事变的余波
1936年12月26日，我们迎接蒋先生回南京，张学良也坐另一架飞机来京，住宋子文家。次日晚，我去何敬之(何应钦)家，他正好至张汉卿处，我等他回来。他一看到我即说，西安事变你有百分之二三十的责任。我问他这话怎么说，何先生说:“我刚去看副总司令，我跟他说我们是朋友。我问张:‘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你搞这么一下子?’张说:‘老实说吧!旁人的主张是一半，受气也是一半。受气嘛:一则国府授勋这个有，那个有，唯独我没有。二则我买三部汽车，海关不免税，看不起我张学良。三则齐某人在南京一件一件地搞我，中央从不制止，中央用我不如用他’”我说:“何先生，你看看，他讲这些完全是小孩子的话，什么授勋不授勋、汽车不汽车，这还值得谈吗?至于说是我搞他，果然是我的话，我很光荣，凭我一个书生，一个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手无寸铁，我有什么力量能使他造反?”何敬之觉得我说的话也有道理。
张汉卿结果被军事法庭判了十年徒刑，后改判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旋蒋先生回奉化，张汉卿也到奉化，当时我在上海，刘尚清跟我说他要到奉化去看张汉卿，我说:“今天张汉卿倒了霉，你看见他好不好跟他说:如果他同意的话，我也到奉化去看他，为国家也好，为东北也好，总还有见面的机会，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刘尚清说:“很好!今天他倒了霉，难得你还有这个意思，我一定跟张汉卿说。”刘尚清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他把话都告诉张汉卿了，张汉卿说:“时间还早。”
我从汉口和张汉卿见过那次面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他见面了。
《齐世英口述自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