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乐意充当小文人
新报：你的名字与《新周刊》纠缠在一起。时间久了，人们就会记住你。在各种宣传上，你被誉为“知道分子”，你怎么看贴在你身上的这四个字。
胡赳赳：我2004年到《新周刊》，现在是第8个年头。《新周刊》有很多好老师，所以舍不得走。每个人都很有味道。孙冕、封新城、张海儿等人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我对他们的理解是“生活家”、“活生生的人”，个性鲜明、有担当讲道义。大树底下好乘凉，天塌下来他们扛着。所以，《新周刊》执行层面的事务就很单纯，没什么后顾之忧。
“知道分子”的概念是王朔首提，封新城拿来在新周刊上完成“转换”，“知而且道”，也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也被人理解成“常识和通识”。也被人看作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总之，外延和内涵都扩充了。在这里我还要延伸一句，“道”是指真理和普遍规律，“知道分子”的概念显然又发生了新的扩充。知道分子我不敢当，这都是宣传瞎说。不过我乐意充当知道分子背后的小文人：机警、躲闪、无忧无虑。
新报：最早记得你在西祠胡同有个版叫“记者的家”，那几乎成了全国媒体人甩闲话以及发招聘广告的地方，很火。在那是不是结识了很多朋友？大概这就是网络的捆绑力。
胡赳赳：对，“记者的家”。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泡在那儿，充当“联席版主”，ID叫“胡小同”。可以说，见证与经历了其辉煌时期。如果说传媒是个江湖，“记者的家”就是江湖中的一个客栈，龙门客栈。各路大侠纷纷上场、报社主编也得在此潜水。中国目前最好的调查记者、媒体高管，几乎都与这个BBS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记者的家”一晃也十年了，我们哥几个准备搞个地面活动，让大伙再聚聚。“念旧”是生活快乐的一部分。当年江湖上一个奇女子，笔名叫“百晓妹”，写了“传媒江湖编外史”一系列文章，发在“记者的家”上。其中有一篇写到我，叫《有酒须醉胡赳赳》，称“为人不识胡赳赳，到过京城也枉然”。话虽夸张，却是实情。当年“记者的家”的朋友来北京，我都要招待的。那是2000-2004年间，可以说是中国纸媒市场化运作的黄金时间。我大概每月一半的薪水都花在请客吃饭上了。
逆着“北漂”去溯源
新报：你还记得你童年的小镇吗？记得你是学医的，后来当了大夫，后来又出逃了吗？
胡赳赳：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烙印就是“小镇青年”，后来网络称之为“凤凰男”。何树青称之为“新乡下人”。新周刊做过一期专题叫《都是农民》，说的就是30年城乡纠葛。陈丹青称沈从文、鲁迅等大师都是从小地方走出来的。
童年小镇很美，无污染，农夫、山泉、有点甜。现在差点儿了，老人与狗还在，时间的静谧还在，时间的流动是缓慢的，受潮流的波及与冲击小。
学医有缘，行医无份。当年所在的那个县医院不给转户口，于是就出走了。怀揣二百元人民币闯世界。写给朋友的信件中称“我对世界还有太多的欲望，世界对我也还有太大的期望”。不想在一个小县城里行医等死，但现在在北京，也正如杭州才子老妖所言：“混吃等死。”
新报：当你初到北京，那时候的首都在你记忆里是什么样。很多人喜欢描述他们当年的北漂生活，比如住地下室，比如跟某个姑娘不得不结束的爱情。最初的北京，你填充了怎样的故事？
胡赳赳：在北京，我住过好几个破地方，二环、四环都呆过，现在住在快六环了。又从城里人变成了郊区人，也就是“乡下人”。挺好。
在北京，朋友都是文章换的。北京人比的是交情，交情大如天。没交情，说天都没用。要有交情，拿出点真本事看看。才华几斤、能力几两？现实而残酷、务实而多情。
新报：媒体人总是在各种采访中周旋，也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有什么人对你影响很大？
胡赳赳：三六九等，行行皆有可观之人、可交之心。采访，练的是气场对峙，谁先开口谁心虚；讲究的是平和，谁一视同仁谁是大师。罗大佑，见他第一眼即无障碍，他能对任何一个陌生人交心；陈丹青，世人只知他是个好的言说者，其实他更善于倾听，手拿一支烟，微倾身颔首，双目盯住你，把你逼到语言尽头；北岛，瘦瘦弱弱一书生，善饮、细心；徐冰，天生一个艺术家，不贪多求快。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都很淡定、淡然。活到这个境界上了，内心多么富足啊。
新报：很多人说你是他们的“驻京办”，好像在北京呆住了的人都散发着这样一种磁场。说说你南来北往有意思的局。
胡赳赳：有人说巴黎是流动的盛宴，北京也是。只要你愿意，人生永不落幕。悲欢离合，饭局见。从一张桌上漂到另一张桌上，很美好，也很虚无。饭局少了，与世隔绝；饭局多了，耗费精力——也花银子。都伤脑筋。比如：别人请你吧，一次不去，两次不去，第三次呢？再比如：别人请你吧，都连请三回了，你是不是该回请一次呢？还有：跟不相干的人吃饭味同嚼蜡，但莫名其妙出来这样一主儿咋办？新周刊做过专题《饭局是个什么局》，说的就是我们的饭局文化。个中滋味，人情世故，吃请请吃，洋洋大观。可别说，大多数选题都是这样完成的。
出版了《北京的腔调》
新报：你的新书《北京的腔调》出版了，这是一个大筐，里面好像装了很多东西。给我们大致说说你的新书。我看见陈丹青夸你呢。
胡赳赳：谈不上特别的卖书。就是卖，我想站着把书给卖喽，不成。拉了丹青先生当人肉梯子，他有范儿，俯首甘为孺子牛。佩服丹青先生的文章，几乎每一句话都是一层意思，好难。转转折折，意气风发，想学，学不来。《北京的腔调》，卖的不是我，是陈丹青三个字，不过，花钱看他这篇序，也值了。他鲜为人作序，这回是破了例，无以为报。别让人觉着他看走眼了就行，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新报：我特别想知道你对天津的感觉。
胡赳赳：天津，好地方。上次丹青先生去天津做个演讲，回来还夸那里。一个不紧不慢的城市是有气度的。
新报：工作、写作、朋友、诗歌、摇滚，很多因素堆积起一个人的生活。抛开这些，说说你为人父的感觉。在每一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父亲的模板，无论正面还是反面都在有意无意地参考。
胡赳赳：当爹，学习中。儿子出生前，有当爹的许多幻想。儿子现在4岁，他是我的老师。比如：他画画，把小草和汽车画成同等大，这暗合佛教的观念：宇宙是同一的，没有大小之分。儿子让我明白，回到婴儿状态，回到赤子的本源之心，人才能成为大人。
新报：你觉得现在的北漂们是否还像你当年一样，怀揣梦想努力打拼，为了扎根一个陌生而繁华的都市？
胡赳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有次访问白岩松，他说，这代人的命运是三代人三段异处：祖辈在乡下、父母在城里、子女在国外。我看这个模式很有代表性。幸福吗？家人都不团聚，有何幸福可言？舍本求末的道路上，我们要走多远？不知道，无解。原谅我没想透。
本版撰文 王小柔
采访手记
认识胡赳赳有些年头儿了，当年我还常驻北京，混迹在媒体圈子里，身边全是写字为生的人。他们的容貌大体相近，男的都是知识分子气质，女的皆为美女作家。已经忘了我为什么跟胡赳赳见了一面，那时候他到《新周刊》不久，我顺便参观了一下那本当时影响力还不大的杂志的北京老巢。楼上楼下两间屋，就胡赳赳自己，跟个门房大爷似的。
因为在北京见惯了文艺青年，所以面对着一张超出年龄预期的瘦削面庞时还觉得挺亲切，那会儿，盘踞在京城的很多跟文学艺术沾边的男青年都这装束，甚至连表情都一样。胡赳赳长发系在脑后，比我的头发可长多了。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直奔饭馆。好像那会儿，这是胡赳赳唯一表达自己热情的方式，跟个驻京办主任般周到得体，绝不让你饿着从他的地盘儿走。
后来胡赳赳很著名了，还出了几本书，他的名是因为他在《新周刊》上发出的独特声音，他叫那个调调为“北京的腔调”，他的新书与此同名。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胡赳赳的腔调？为什么很多北漂的人先去投奔他？江湖上这个被誉为“知道分子”的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诗人、记者、知识分子，当把这几个关键词揉搓在一起的时候，你手里，是一根很结实的缆绳。胡赳赳用自己的才情与一座城市交织着，绳子似乎并没有松动。时间久了，捆绑已经变得唯美，最后与城市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