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见习记者陈晓勤 实习生郑飞 “我从来没有把文学想得那么复杂，我觉得文学就是说人话，中国不缺文学，缺的是人学。”1月22日上午，作家、足球评论员李承鹏携最新长篇小说《李可乐抗拆记》，在广州购书中心尚文馆举行讲座，并为该书进行首次签名售书仪式。
李承鹏身穿黑色长外套进场，引起“鹏粉”轰动，随后，他为广州读者讲述了书中背后的故事。李承鹏坦言，以拆迁为题材是因为小时候家里贫穷与不断搬家，使他对房子特别敏感。他也希望能够通过小说来反映当下的中国社会，对这个时代发出声音。
讲座后，500平米的尚文馆早已排起了长龙等签名，更有读者手捧10本书。现场还吸引了两名广州拆迁户，她们讲述自己的拆迁经历。一位90后的读者如此评价李承鹏：“他敢于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敢于直面这个社会的现实。”
“第一版的时候还没有唐福珍、钱云会”
南都：你为什么会选择写拆迁这个题材？据说是受到“唐福珍案”影响而写的？
李承鹏：这本书其实不是因为唐福珍事件而写的。关注拆迁是因为我从小对房子就特别敏感。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记得有一个冬天的晚上，还下雨，我和我妈一起走了很远的路去租房子，当时我妈妈身上只有15块钱，花了8块钱租房，剩下的7块钱我们过了半个月。后来又不断搬家，借住别人家。又搬，借住别人家。再搬……所以我对房子的记忆很深。
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我不是很喜欢现实主义的文学，而更喜欢小资小调，后来长大发现，中国发展得太快了，大学老师没有把我教明白，倒是生活把我教明白了。唐福珍事件让我想把文学的指甲抠得更深一些，原来只是想在皮肤上划一道伤口，后来想写成九阴白骨爪，深入一些。之后因为写《中国足球内幕》耽搁了，后来我成了磨铁的签约作者，他们给我付了未来5年的稿费。2009年8月份才开始重新写，当时写了差不多6万字，后来用了其中3万字内容，写成现在的18万字。
南都：整本书的撰写才用了短短四五个月的时间，当时创作应该很累？
李承鹏：这本书我写的时间不长，但是想的时间长，我其实不太相信写一本小说需要十易其稿、十六载寒窗，写了十六年那还叫小说吗？又不是写《红楼梦》。很多作家，包括王朔，就是十来天写一本七八万字的小说，那股气上去了就一鼓作气写出来了。写小说是个技术活，要考虑到时代的发展，文学必须根据当下的阅读特点、接受频率、语言构架和人物等，但又不能网络化。像法国大仲马写得也很快，因为他的小说比较商业。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关于拆迁的条令，没有钱云会，第一版的时候还没有唐福珍，但是我要把开发商和政府之间的事情说明白，还有的部分要写成说明文，小说是各种文体的结合。
“当四周是黑暗的，常识就会熠熠发光”
南都：李可乐这个人物，从一个假扮“钉子户”转变成一个正义的人物，为什么这样塑造一个人物的转变呢？
李承鹏：我们传统的教科书总会伪造一种天生正义的人物，其实不是的，这违背了生物学。所有的正义来源于极度的欺诈和黑暗。我特别推崇潘恩提出的常识，常识是夜明珠，当四周是光明的，常识平淡无奇，只有当四周是黑暗的，常识就会熠熠发光。中国很神奇，没有常识，你可能睡着觉就闻到青草的味道，因为你家里被拆了，被抬了出来。所以，常识变得很重要。
我们的文学作品、教科书，里面什么都是最好的，其实最好的是不存在，就像信仰一样，信仰不是号召大家都要干成某件事情，那是恐怖主义，一定会出现本·拉登。为什么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这种信仰是所有人都要干成一件事情，这很恐怖。信仰是让人民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去干的。现在很多作家都是这样，写的东西太正确了，是正确的作家塑造一个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情，这不是文学作品，这是反文学的。真正的文学，像雨果《悲惨世界》的冉·阿让，塑造他是个小偷，一样精彩。文学其实是人学。
南都：有些评论认为，这本小说过度强调现实题材，而忽略了文学性，你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李承鹏：其实现在的作家都是很无力的，根本不会写小说。这里面有段写李可乐被女朋友甩了，他打电话给她，她不接，于是打她的座机，女朋友一接，听到他的声音，就说“我在高速公路上”，多幽默讽刺，我觉得这是文学。你看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的就是人的动物性，用夸张、荒诞、魔幻的手法表现出来。有人说我写的是杂文，请问《阿Q正传》是不是杂文？又有人说我是个体育记者，海明威就是当年美国最牛的体育记者。
美国那么功利的一个国家，他的文学读者远远超过中国，他们的作家直面现实，包括海明威、斯坦培克的《愤怒的葡萄》等，写的就是现实生活。其实，我很支持纯文学，但是现在中国还没有人能写真正的纯文学。文学即人学，不要过分高尚化，文学是个屁，放出来真给力，就是吃五谷杂粮，有一股气要出来，永远都是时代决定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