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于茂世 文图
前言
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起用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并为谏官，吕夷简、夏竦罢相，着手实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一时朝野欢欣，至酌酒相庆”。国子监直讲石介喜形于色，曰：“此盛事也！雅颂吾职，其可已乎！”于是，石介效法韩愈《元和圣德颂》而赋《庆历圣德颂》，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并直斥夏竦，言辞激烈。
此诗一出，政坛震动。此时，韩琦、范仲淹尚在由西北赶赴东京的途中，闻之大惊。《范文正公年谱》云：“公与韩琦自陕西来朝，石守道（石介，字守道）作《庆历圣德》诗，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抚股谓韩公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
之后，夏竦真的成了“庆历新政”至关紧要的掘墓人。
庆历五年（1045年）初，“庆历新政”宣告流产，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遭遇清算，“一时尽逐”。
欧阳修诚惶诚恐，再次重复石介的故事，他上疏仁宗：“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何故也……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韩琦则纯正而质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急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此数事，尤为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公正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争而无私。以此而言，臣见杜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诬矣。陛下于千官百辟之中亲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
君子、小人之议，败坏着改革。
范仲淹贬知邓州（今河南邓州市），也播下了一粒希望的种子……
“不欺”平生用
在石介、欧阳修为“庆历新政”而狂喜、为“庆历新政”而悲怆的时候，贾黯正在默默地苦读圣贤之书。
贾黯与范仲淹的人生遭际相类：幼少孤苦，日夜苦读。范仲淹知邓州，贾黯不及半年参拜再三。范仲淹感其忠诚，与之深谈，曰：“君不忧不显，唯‘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
庆历六年（1046年），贾黯高中状元，“擢进士第一”。
几年后，贾黯“备位谏官，果于言事。首论韩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被诬范仲淹“朋党”，他却将“不欺”二字刻在腰牌，日夜佩戴于身，常说：“吾得于范公者，平生用之不尽也。”仁宗闻之，赞称“介直”。
贾黯乃至朝中官员的赞颂，影响着仁宗，为其晚年重新起用韩琦、富弼、范仲淹奠定了基础。
不料，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病逝。
仁宗追赠范仲淹为兵部尚书，谥号“文正”。
“文正”，几乎是皇帝能给大臣的最高谥号。
这预示着韩琦、富弼再登“庙堂之高”，为时不远。
皇祐五年（1053年），韩琦官拜武康节度使、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由定州（今河北定州）移知并州（今山西太原）。
在定州，韩琦干了两届6年。依照宋代官制，官员在地方任职，只能干一届3年。但是，仁宗觉得定州与辽国接壤，系河北重镇，韩琦镇抚，至为恰当，于是让韩琦一口气干了两届6年。不能再在定州干下去了，仁宗又将韩琦移知并州。并州在辽国与西夏之间，战略位置依然紧要。韩琦离开并州，接任他的则是富弼。
由此不难看出：韩琦虽在地方为官，仁宗依然倚重韩琦。
韩琦知并州期间，积弱多病，且日益严重。家人遍请太原名医，韩琦病情总不见好转。于是，韩琦在家人的劝说下上奏仁宗，请求朝廷派太医齐士明前往并州为其诊断病因，以便对症下药。
仁宗下诏太医院，让齐士明前往太原探视韩琦。但太医院反对这一决定，理由是齐士明医术举世无双，并州距离京师遥远，耗费时日，其间皇上有疾，恐怕不便。仁宗大怒：“韩琦乃重臣耳！”并当即下令，让自己信任的“监御厨内臣”窦昭齐“押”着齐士明火速赶往太原：“知并州韩琦，以疾奏乞太医齐士明。翰林医官言：‘士明当诊御脉，不可遣。’帝立命内侍押士明往视之。”
齐士明一番诊断，认为韩琦病在多年劳累过度，只有精心调养，方可慢慢好转。且说，并州冬天太过寒冷，不利于韩琦调养病情，建议他换一个地方。
这让韩琦起了思乡之情。
养病，还有比自己的家乡更合适的地方吗？
但是，朝廷一向禁止官员在本乡任职。倘若提出到本乡任职，朝廷是否同意？
韩琦决定上奏皇上一试。没想到，仁宗竟然很爽快地同意了。
有宋“第一”碑
仁宗的意外开恩，不但养好了韩琦“相三朝立二帝”的身板，而且成就了一篇傲视天下、被时人盛誉为“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的千古雄文——《相州昼锦堂记》。
韩琦知相州（今安阳），发现衙署后面的花园很美，就是小了那么一点儿。于是，一番扩改，命名“康乐园”，取“时康与民同乐”之意。园中新起一堂，命名为“昼锦堂”。
“康乐园”命名很平和，“昼锦堂”叫得很嚣张。
“昼锦堂”，典出项羽败了天下的一句名言。
项羽拿下咸阳而有关中，大臣相劝：“关中山河屏障，沃野千里，建都于此可以有天下。”项羽回答：“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者!”
足够衰。叫啥不好？偏叫“昼锦堂”！
这么衰，还偏叫欧阳修“作文以记之”。
滕子京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还画了张图送过去；韩琦啥都没给欧阳修，只说写一下“昼锦堂”。
如此这般的命题作文，不知比写《岳阳楼记》要难多少！
韩琦相信欧阳修，什么都难不倒欧阳修。
欧阳修铺开纸张，一气呵成《相州昼锦堂记》——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苏秦）不礼于其嫂，买臣（朱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唯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裳，不足为公贵。唯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文章虽短，波折颇多。
相传欧阳修起句初为“仕宦至将相，锦衣归故乡”，直入“昼锦”主题。一蹴而就，送走韩琦差人，重负释然。再诵刚刚脱稿的《相州昼锦堂记》，又觉得不尽完美。读着读着，突然找到症结——首句过于平直，缺少回缓之笔。于是，欧阳修差人快马相追。
韩琦对照新、旧两稿，只是开头一句加两个“而”字而已：“仕宦至将相，锦衣归故乡”而为“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
欧阳修作文如此，蔡襄书碑如彼：“蔡君谟（蔡襄）妙得古人书法，其《昼锦堂记》每字作一纸，择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连成碑形，当时谓‘百衲碑’”（宋·董遒《广川书跋》）。
“昼锦堂”屡废屡建，今在安阳老城东南营街，系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相州昼锦堂记》被宋人誉为“天下文章，莫大乎是”。
“相州昼锦堂记碑”被宋人誉为“本朝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