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寻找共赢良策
1月1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华盛顿，开始在美国的访问行程。国事访问、13年来中国领导人首次参加的美国国宴、白宫的彩排、宣布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美方的高规格安排，充分照顾到了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心理需要。而这背后，是中美关系过去一年多如履薄冰的现实，以及金融危机后已然被改变的国际格局和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
金融危机给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体系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和不确定性，美国受到的打击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全国上下的焦虑通过“美国不能接受第二名”而表露无遗。而中国经济则一枝独秀，更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过了日本。中国成了很多非洲国家政府更乐意选择的伙伴，也是巴西和南非等其他许多新兴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还开始购买希腊和葡萄牙等欧元区经济困顿国家的债券。
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的霸权地位一度受到了来自苏联和日本的有力挑战，但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狼来了”的预言。但这一次的情形有所不同，来自中国的挑战似乎分外严峻。苏联垮台的原因是效率极低的经济制度，日本的人口和规模决定了它不可能是霸权国家的靠谱候选者，但中国显然已经克服了以上的缺陷。“狼”也许真的来了的恐惧，会是美国决策者挥之不去的梦魇， 对中国的战略防范也因此不会止息。
而中国自被西方用炮舰强拉进国际体系以来，第一次受到了霸权国家的如此重视，民族复兴的梦想似乎已经触手可及。实力的增长、利益的扩展、历史的悲情、大国的荣耀，这些都会促使中国在承认国际关系既定现实的情况下，更主动和积极地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展示自身的存在。
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未来的摩擦和冲撞不可避免，有关台湾、人权、汇率、贸易、南海与中国军力扩充等方面的纷争，并不会随着此次访问的圆满成功而止息。但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依赖又如此之深，已非任何一个国家能单独挑衅与改变。作为“老大”和“老二”的美中两国，绝对不能走向对抗这个铁的现实，决定两国必须找出一条和平相处、合作共生的出路。
从克林顿时期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的“战略竞争关系”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再到奥巴马时代的“战略再保证”和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定位上的摇摆充分说明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但无论处理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有多难，如何无经验可循，两国必须同舟共济，共舞于国际大舞台，摸索和创造出一种有别于历史上英德关系、美苏关系的新型国家关系。
而对中国而言，要避免把国内刚性施政手段反映到对外关系中，要秉承一种开放、健康、包容的心态，从自己的政治传统中汲取和发扬“持强势而示弱，内刚外柔”的王道，不惧战，但不挑战；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完成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伟业。
策划：本刊编辑部 统筹：赵灵敏
中国周边外交的三重挑战
文_周慧来
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大国关系是首要，周边是关键。但在过去一年，大国关系中的中美关系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紧张状况，周边外交也面临严峻的局势。有学者就去年的中国周边局势分析道，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各种压力则值得关注。回顾和展望未来以东亚地区为核心的中国周边外交，有三个问题需要正视。
“安邻”需要落到实处
在东亚地区，中国周边国家的大多数是小国。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命运更多取决于内部因素，而小国家则更容易受到国际环境和世界局势变动的影响。因此，小国对自身的主权和国家安全更加敏感，这是大国很难想象的。
经过多年的外交实践，中国已经形成内涵丰富的“睦邻、安邻、富邻”战略。但在具体工作中，以往更为强调“睦邻”，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与周边国家经贸关系的密切，中国强调更多的是“富邻”。
有两个因素导致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信心不够。其一是历史上的“朝贡体系”，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政治互信的一个重大障碍。
随着中国经济和市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需求越来越强烈。在与中国经济贸易日益密切的同时，很自然对是否会“依附”于中国越来越焦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加快了东亚地区以市场为导向的融合进程。但在这个过程中，东盟之所以对东亚地区主义坚持开放性的立场和“驾驶员”的主导地位，与“依附”中国的担心息息相关。
其二，东亚地区安全互信严重不足。在东亚地区，以美国为主角的双边同盟机制与东盟为主角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亚洲安全会议是相互分离的。就美国的东亚双边同盟而言，中国是被防范的主要对象。东盟地区论坛则是东盟平衡中美影响力的产物。长期以来，东盟地区论坛的一些成员对美国在东亚的前沿军事部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中国一直是东亚安全机制中一个相对边缘的角色。总体而言，与经济贸易领域相比，中国对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所投入的精力和资源相对有限。
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滞后使得海洋领土争端正成为中国周边安全紧张的重要来源。对周边国家而言，崛起的中国怎么解决这些争端正考验和平发展的承诺。
由于缺失政治与安全互信，东亚地区主义也一直难以突破发展和提升的瓶颈。为平衡中国日益强大的影响，东盟邀请美国成为东亚峰会一员。中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作用和地位将受到严重影响和制约。
因此，消除周边国家的焦虑和疑惧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当务之急。为此，中国周边外交尤其需要在“安邻”上下足功夫，通过做更多实际和具体的工作，让“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在周边地区越来越小。
认清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吊诡之处
2010年中国周边外交严峻局面的根源是美国实施“重返亚洲”战略。这个战略的实施则由中美两国相对实力变化所引发。中国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世界大国，东亚地区是关键。在东亚地区，美国是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从理论上讲，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是中国提升影响力和地位的战略性机遇。但吊诡的是，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却对中国周边外交构成了严重挑战，为什么？
首先必须弄清楚，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具有两面性。一面是美国的绝对实力并没有明显下降，美国仍然是拥有最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唯一霸权；另一面是随着中国实力的相对上升，美国面对中国的信心开始下降，从而引发针对中国的战略调整。这就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
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周边地区对中国的担忧会随之上升。为了更好维护自身的利益，周边国家长期以来努力在中美两国之间寻求平衡。当美强中弱时，周边国家更倾向于联合中国制衡美国。当美国相对实力下降时，因为地缘关系，周边国家同样需要联合美国制衡中国。
多年来，中国在东亚地区维持现状的努力是周边外交比较顺利的重要原因。而中国维持现状的成效则与美国政策有着密切关系。当中国随着实力上升而在国际事务上更为自信时，传递的信息是多元的。对美国来说，中国对美国地位和利益的挑战日益紧迫，需要着手应对。对周边国家来说，中国的“威胁”更加现实，它们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平衡中国的影响，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美国也正好需要东亚国家的“邀请”对相关事务进行介入。
因此，我们看到了周边国家与美国针对中国实行的“借势外交”，南海问题上的争端最为明显。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河内发表有关南海问题的讲话，标志着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从旁观向介入的转变。不管中国政府是否向美国方面强调过南海核心利益的问题，一旦认为中国的军力特别是海军力量对美国太平洋战略和太平洋上的近似军事垄断力量构成挑战，美国就会先发制人，改变政策。相关周边国家则借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
重视朝鲜问题
对中国周边外交的负面影响
去年，朝鲜半岛的几起突发事件成为影响东亚地区稳定与安全的最大因素。用火药桶来形容朝鲜半岛局势并不过分。中国认为，朝鲜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利益，不当处理引发的后果对中国内政外交都会产生负面而深远的影响。美国则是朝鲜问题中的一个关键变量。对中国而言，朝鲜问题是中美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确保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共同利益，避免“零和”博弈，是中美能否深入合作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以美国为中心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中国有将注意力和精力过度集中在美国身上的倾向，这与周边国家的利益考量产生了落差。在朝鲜问题上，对美国过于重视容易导致中国忽视地区内其他国家的需求和关切。对周边国家而言，中国处理朝鲜问题的政策和利益谋划是观察和审视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角度。
朝鲜半岛的各种突发事件很有可能导致擦枪走火升级到大规模战争，从而破坏东亚地区的整体和平状态。由于是东亚地区的最大国家，也是朝鲜的盟友和最大援助国，中国最有责任，也有相应的能力和手段控制朝鲜的各种危险行为和政策，这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认知。因此，周边国家对中国自然有着较高的期望，一旦朝鲜半岛发生的突发事件引起的危机未能在一定时间内得到有效的解决或缓解，中国就要背上不负责任或与大国责任不相称的黑锅。作为一个地区稳定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国，朝鲜问题正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难题。
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朝鲜经常需要制造各种危机为自身的一系列目标服务。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马伦说金正日的可预测之处就是其不可预测。因此，朝鲜是中国周边最容易引发突发事件的根源。
除此之外，朝鲜半岛危机的持续使得中国面临巨大的安全压力。从“天安号”事件到延坪岛炮击，美韩黄海军演以及美国航母进入黄海及在东北亚区域集聚，无疑对中国安全和周边环境构成直接挑战。在去年的一系列朝鲜半岛危机中，美韩、美日同盟得到强化，美韩日三边军事联盟呼之欲出。
直至今天，美国仍然是影响中国周边环境的决定性角色。中国周边外交具有层次性，第一个层次是中美关系对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第二个层次是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第三个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内在性。三个层次相互影响，难以做出清晰的划分和界定。鉴于美国对中国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巨大影响，即使实力相对下降，美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对外交议题的设置掌握主动，这正是当今中国周边外交困境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利于中国周边外交。所以，胡锦涛主席访美后的中美关系走向非常值得期待。
“美国衰落”下的中美关系
文_刘建飞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衰落论再起。那么，应当如何认识美国的衰落？这种衰落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
美国衰落不在于他国崛起
实际上，美国衰落论已经出现过多次。远的不说，保罗·肯尼迪在1989年出版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中就预言了美国的衰落。“9·11”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2002年发表的《老鹰堕地》一文断言，“为美国霸权作出贡献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同时也将是不可抗拒地导致美国衰落的因素”，“几乎没有疑问，美国未来10年在世界事务中作为决定性力量将继续衰落。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霸权是否正在衰弱，而是美国是否能设计出一种办法，使之跌降得有点绅士风度，给世界和它自己造成的损害减到最小限度”。
然而，回顾历史，可以看出，美国虽然有走下坡路的时候，但是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帝国那样，从此一蹶不振，继续衰落下去。就在保罗·肯尼迪预言美国衰落后不久，苏联解体，美国成了唯一超级大国，而且乘信息革命之风，实现了持续10多年的繁荣，美国同其他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反倒进一步拉大。与“老鹰堕地”论几乎同时，在美国出现了“单极时刻”论，认为“9·11”后正是美国巩固一超地位，建立单极霸权的大好时机。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确实进入了一个超好的状态，它高举反恐大旗，号令天下，而且各方“给力”，其“环球支配”能力空前。可是好景不长。伊拉克战争导致各方不再“给力”，美国“环球支配”能力大减。尤其是这次金融危机，凸显美国内功不足，硬实力和软实力都严重受挫。
要总结美国的“衰落”进程，首先要明确起点在哪里？1929~1933年大危机、越南战争曾经沉重打击了美国，但那时美国是处在上升、崛起阶段，那些事件只能算作是崛起中的波折，不是“衰落”的表现。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美国实力处在巅峰之时，也正是其衰落的开始，如同爬山，到了山顶，前面的路肯定是往下去。美国的综合实力在“9·11”之前达到了巅峰。科索沃战争尽显美国的霸气，但却得到盟友的坚定支持，而反对者却显得相当无奈。“9·11”可算作转折点。但是，美国的衰落并不是直线式的，而且也不排除阶段性的回升。
谈到“衰落”，人们通常从两种含义上去考察。一种是绝对衰落，即同自己的过去比，绝对数值下降了。比如金融危机以来的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GDP是负增长，如果长年负增长，那肯定是绝对衰落。另一种是相对衰落，虽然自己在进步，但同其他力量相比，进步得慢，面临被赶超的挑战，实际上相当于衰落。美国的衰落，更大程度上是相对衰落。谈论美国衰落者也主要是着眼于美国同其他大国的实力对比。过去是面临苏联和日本的挑战，现在是面临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的挑战。
新一轮美国衰落论特别强调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的挑战，虽然有警示美国的用意，但是基本上抓到了问题的本质。以往苏联和日本的挑战都没有真正导致美国的衰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先天条件所限。日本的人口规模决定它根本不具备在综合实力上超越美国的条件。苏联凭借同美国相当的人口规模，要想在经济上超越美国也是相当困难的，而它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又严重束缚了其发展能力。而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要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并非可欲而不可及的事情，只要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1/4即可。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实现这一目标并不会久远。此消彼长，美国的衰落不是神话。
与力量对比变化相适应，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能力，即“环球支配”能力，也明显减弱。从20国集团峰会到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从反恐到防止核扩散，从伊朗问题到朝鲜半岛局势，美国都很难按自己的心愿行事。能力减弱必然带来地位的下降。
美国还是全球老大
说美国衰落，绝不意味“多极世界”或“无极世界”已经到来。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还是无可替代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仍将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尽管“一超”与“多强”的实力差距会不断缩小。
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美国视为“老二”，是头号“超级大国候补”。然而，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仍然十分显著。
在经济上，中国的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3。而且，若论GDP的质量，中国就更加逊色。在金融领域，中国同美国的差距更大。虽然这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但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却未受挑战，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经济大国，仍然无奈地选择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货币。
在军事上，美国的超强地位仍然稳固。仅就军费开支来说，美国一家的军费就占世界的近一半，是“多强”的总和还多。而中国，经过引人注目的连续10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到2009年仅有700多亿美元，是美国的1/8强。至于武器装备水平，美国更是遥遥领先。
在科技上，美国成功进行火星探测，表明在航天事业上领先世界。在生物、计算机、核能、信息等重要领域，美国也是领先的。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和低碳技术，试图在这个领域引领潮流。科技的基础是教育。美国的大学至今仍然对世界各国的优秀学子有吸引力，表明其教育水平还是被普遍认可的。中国经过30年发展，无论是科技，还是教育，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差距仍然是明显的。
在政治和外交上，美国与欧盟、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几乎所有经济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与120多个国家拥有共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存在同其他国家的领土主权纠纷，没有国家分裂问题。中国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自然没有正式的盟友。从2010年东南亚一些国家以及韩国、日本和印度的外交动向来看，这些国家在安全上很愿意寻求同美国的合作，而对崛起的中国普遍存有戒心。中国崛起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成功的。中国同周边一些国家之间的领土、领海主权争端是中国外交的软肋，极易冲击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
总之，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中国这个“老二”同美国这个“老大”之间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中国要在综合实力上超越美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美国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在经济总量上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了，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军舰吨位才与英国持平，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才成为“老大”。照此模式，中国即使在经济总量赶上美国之后，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在综合实力上超越美国。
中美关系进入新境界
说中美实力差距仍然甚大，并不意味中国成为“老二”就没有任何意义。美国战略界关注中国崛起并且将之与美国衰落联系到一起，表明他们非常重视终于出现了一个“老二”这个事实。以往，在“一超多强”中，“多强”没有太突出者，是并列第二。有的是经济实力上的老二，比如日本，但政治、外交实力较差；有的是军事实力上的老二，比如俄罗斯，但经济实力较差。而现在的中国，不仅GDP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军费开支也跃升到第二。再加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法定有核国家的身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举国体制所带来的强大行为能力等因素，中国已经被认定为综合实力上的“老二”了。美国的眼球开始由扫视“多强”所有成员转为盯视中国。如果以长跑为喻，过去是一群选手扎堆远远跟着后面，领先者可以很放松地跑；现在有一位超越其他人冲上前来了，领先者就不会那么放松了，他甚至可能会感觉到后面追赶的脚步声。在美国心中，中国就是那个追赶者，而且还是一个潜力巨大的选手。
全球金融危机促进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力量进一步提升，而“多强”中的有些力量则在下降。这一变化将中国推上了“老二”的位置。如果说世界格局目前是“一超多强”的话，那么它正在朝着“一超一次多强”的方向演进，即一个超级大国、一个次超级大国、若干个大国。尽管中国不愿意“被老二”，更不愿意做超级大国。
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变化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深刻影响，中美之间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美国出于维护霸权这个全球战略总目标的需要，不可避免地要尽其所能牵制、遏制中国的崛起，要拉拢一切能拉拢的力量平衡中国。过去一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表现就充分表现了这一意图。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而且挑战是非常严峻的。因为历史上鲜见处理好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结构性矛盾的先例，而“大国政治的悲剧”却比比皆是。如果再考虑到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文明上差异，情势就更加堪忧。此外，老大联合老三以降来共同对付老二的战略策略在历史上已被运用得非常娴熟，美国也不乏这方面的经验。这一点也有可能促使美国对遏制中国崛起更加自信。据此，中美关系将难以避免地进入多事之秋。
然而，中美关系由超级大国同普通大国之间的关系转变为老大同老二的关系也不全是坏事。两国从自身的大战略目标出发，都不愿意同对方对抗。正如大战略家亨利·基辛格所言：“美中关系的最重要现实是，这两个国家谁都主宰不了对方，它们之间的冲突会让两国社会均疲惫不堪。”中美两国都有务实主义的战略文化。美国人信奉实用主义哲学，承认铁打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虽然目前两国仍然有一些鼓吹中美对抗的声音，但是主流战略界是清醒的。
对美国来说，要维护霸权地位，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尽量阻止新的强国崛起；二是提升自己的实力。相比之下，后者更为根本，阻止其他大国成长为强国，不能以损害提升自己的实力为代价。美国不会像当年的英国那样，为了遏制德国崛起而同之尖锐对抗，从而使自己的实力大大损耗，最终虽然打倒了德国，但霸权地位也丢掉了。美国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需要同其他大国合作。美国的战略思维是：在通过合作提升自己实力的同时，将其他大国纳入自己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来，成为美国的伙伴；与此同时，在不损伤自己的前提下，对那些有可能成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大国施以遏制、牵制、平衡、打压。基于此，美国不希望中国成为它的敌人或对手。如果中美交恶，爆发新的冷战乃至热战，中国的崛起进程有可能被迟滞，但美国肯定是加速衰落，霸权地位会更早丧失。
对中国来说，自被西方用炮舰强拉进国际体系以来，这是第一次受霸权国家如此重视。中国早就提出了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理念，也早就宣誓绝不称霸、绝不争霸。主流的中国精英也非常清楚，中国的崛起道路还很长，前面的困难、挑战、风险肯定很多。中国既没有同美国争霸的意愿，目前也没有争霸的资本，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仍然是维持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一个关键环节。
作为老大和老二的美中两国，绝对不能走向对抗这个铁的现实，决定两国必须找出一条和平相处、合作共生的出路。无论处理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有多难，如何无经验可循，两国必须同舟共济，共舞于国际大舞台，而且还要不断学习如何与对方共舞。这就是中美关系的新机遇。如果说过去因为中美关系是超级大国与普通大国之间的关系，因此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还抱着相当强的傲慢态度，并由此觉得在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得罪中国也无所谓的话，那么现在美国就必须以更加平等的姿态来审视中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更加谨慎、理性。这无疑将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中美关系有可能在一个新的起点和境界上前进。
当然，机遇与挑战往往是并存共生的。两国政治家和战略家能否抓住新机遇，妥善应对新挑战，将决定双边关系的走向。正如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所说：美中关系“已经达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中国对美关系盲点
文_龚小夏
胡锦涛主席对美国国事访问，白宫召开国宴高规格接待，美国的媒体每天在连篇累牍地报道有关中国的消息，这对于两国关系应该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契机。不过，虽然中国人带来了对美国人非常有吸引力的礼物，包括数以千亿美元计的订单、核武器控制机制、双边长期合作关系，但是美国公众舆论中对中国的批评声调仍然很高。
在过去20多年中，令中国领导人经常产生困惑的，是美国方面那种令中国人琢磨不透的不稳定。在中国人看来，美国外交政策反复无常，美国政府经常好似群龙无首，经常是中国人在北京与驻华大使馆和到访的国务院官员谈得很好的事情，到了华盛顿的其它部门就变了卦；而白宫拍了板的事，总会有国会议员来吵吵嚷嚷反对一番，更不用说像工会、商会、环保等民间组织会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更让中国人不解的是，白宫与国务院这些决策部门还会毕恭毕敬地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建议，甚至还据此做出一些令中国很不高兴的修改来。
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压力集团及其政治影响有了相当多的了解，但是具体到外交政策上，有关人员往往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缺乏一种宏观的认识，这也就给中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系列的盲点。
国会
纽约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查克·舒默大概是在中国最不受欢迎的美国政坛人物之一。在过去10多年时间里面，舒默一直是国会中批评中国最激烈的声音之一。他指中国通过操控汇率而人为地造成对美国巨额的贸易顺差。多年来，他一直敦促历届政府针对汇率问题采取立法与行政措施。最近他又与参院中共和党议员格拉汉姆共同提出议案，要将中国汇率操控等同于政府补贴，形成不公平竞争，因此受损害行业可以根据反倾销法来提出控告。如果控方获胜，被控者就有可能被征收反补贴关税。
如果说，与工会关系密切的舒默和其他民主党人体现了反对自由贸易一方的利益的话，那么国会中以共和党人为主的自由贸易推动者们对中国也说不上太友好。
中国媒体上不时有评论文章分析说，白宫与国会在中国问题上经常是一个红脸一个黑脸，但问题在于，国会100名参议员435名众议员，除了在国家遭受入侵或者打击的时候，这500多人在任何重大问题上的声音从来不一致。如果不了解国会的运作方式，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就很难产生一个明晰的概念。
作为立法机构，每个国会参众议员都有权提出议案，每两年一届的国会提出的议案总数多达1万个。复杂冗长的议案长达数千页，短的也有几十页。为了能够有效地工作，国会按照立法的领域——比如拨款、军事、税收、外交等——组成了各种委员会，最重要的委员会下面又有分会。比如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下面就分为农业、商务、国防、能源、金融、国土安全、环境、劳工与教育、外交等12个分会。委员会的主席基本上由多数党资格最老的成员来担任，而少数党方面最重要的成员则被称作“资深成员”。目前参众两院共有大约200个委员会以及分会。在议案被提出之后，首先必须进入各个相关的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掌握着是否让议案进入立法程序的权力。如果主席认为该议案不恰当或不重要，就会搁置起来。而主席支持的议案，将交付给委员会全体讨论，并让国会的专职工作人员来审核修订。通常只有在委员会内部通过了的议案，才会交给整个国会讨论与投票。
而国会议员提出议案的时候，通常要受到自己选区里各个利益集团的左右。有时候这些利益集团从全国意义上来说只代表非常少数的人，但是在选区之内却很有力量。如果这里碰巧有一个资深议员甚至委员会主席，那么很少的一批人就有可能推动非常重要的立法。
前些年中国电视机产品遭受过的一次关税打击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大约10年前，美国只剩下了很少几家电视机厂家。中国的电视机进军美国，本来冲击的是日本、韩国等地生产的电视机。但不巧的是，南方某个重头议员的选区中，一家残存的电视机厂关闭，导致了大约500人失业。失业工人与工会找到自己的议员，控诉中国倾销电视机。议员看着自己选区的人民失业不能不管，最后几轮下来，中国出口美国电视机的关税大涨。
中国方面对于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的关系也经常产生错位的认识。总统和管外交的国务卿都只有一位，国会议员几百位，而且吵吵闹闹的声音不一致，所以中国政府自然更愿意与行政部门打交道。殊不知，白宫4年换一趟主人，国会中的资深成员经常是连选连任稳坐了几十年，掌握着拨款的大权，又对华盛顿熟门熟路。每个委员会的主席都有权就自己认为重要的问题召开听证会，如果认为行政部门出了什么差错还要将各级政府官员叫去国会当众质问一番。这对美国的公众舆论与政策走向的影响可想而知。
地方政府
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华盛顿的联邦政府掌握着军事和外交的大权，但是各个州在对外政策上的影响仍然很大，而且许多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权。
对于在中国生活的人来说，联邦制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里根总统在他1981年的就职演说中曾经这样描述，“联邦政府并没有缔造各个州，而是各个州缔造了联邦政府”。州权以及地方自治权在美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地位极为重要。每个州有自己的宪法，每个县市都有自治章程。州与地方政府规范着各地的经济。虽然外交大权交给了联邦，可是地方却能从至关重要的角度去左右国际经济关系，从而也影响到国际关系。
比如，中美关系近年来冲突最多的无疑是贸易问题。而每个州和地区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其实并不见得一致。从贸易中得益的州会大力推进自由贸易，而受到损失的州则会抱怨连天。这些年来，在国会中为推动对华自由贸易而活动的州里面，就有多个经济要依赖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州。而一些吸引了相当大的中国资本——如南卡罗来纳——的州也在大力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在经贸政策方面，州相对于联邦政府来说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各州政府会根据本地的需要而制定与投资、贸易、技术发展有关的政策。在一些情况下，如果联邦政府推动的某项政策给某个州带来了损害，那个州还有可能将联邦告上法庭。
有趣的是，中美两国之间制度的差别，使得中国方面在接待美国的到访官员时出现态度上的偏差。联邦政府的部长去访华，北京出动部长，接待规格很高。而州长去访华，一般都被当作“省级”，而且被送往某个看起来有点关系的省份，由那里的省政府出面接待。其实，美国的内阁部长是总统任命官员，虽然权力不小，受到的制约也很多。具体到各种经贸项目，恐怕不像一个州长那样能够介入地方上的事务。况且，在美国的历史上，州长这个职务是产生总统的摇篮。重要的州长在全国性的政治中都有不小的影响。
不仅如此，地方政府对于国会议员的态度取向也有决定性作用。每个联邦一级的议员都属于地方，代表地方利益。因此，发展与地方的关系对于促进交流极为关键。
民间组织与媒体
1月17日，《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登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纽约时报广场大型电子显示屏，打响了胡锦涛抵美前的公关宣传战。
多年以来，中国方面开始不像过去那样动辄就指责批评者恶意反华。但是，北京对于美国民间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却依然需要加深认识。美国在人权、劳工、环境等方面的诉求仅仅是打压中国的借口，而美国的政治实际上也不是全然为大资本所操纵。
中国方面需要加强对美国民间社会中各种独立势力做研究。比如工会是阻挡对华贸易中最主要的社会力量，但是中国政府和学者中却几乎没有人知道美国的工会究竟是如何组织、如何运作的。每次中国重要领导人访美，总是要带上一大堆的订单，有点像是见面礼的意思。但是对于缓解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作用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种临时性的订单并不能给面临失业危机的大批美国工人带来安全感，不能消除掉中国廉价产品竞争给他们带来的恐惧。而代表他们利益的工会也必定会继续发出声音。
联络商界大约是这些年来中国在接近美国民间时做得最多的事情。最近几十年，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各种商务越来越多，商界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也日益密切。两国关系之间的各种大事，总少不了有商界的人参与出谋划策。
小结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层分析人员曾经举行过一次内部的总结会。有人在那里感慨地说：“我们在冷战时期花了大量资源去了解到底苏联领导人知道什么样的秘密。最后我们才发现，他们知道得很少。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国家要垮台了。”这是行家里手的切身体验。
一个国家最大的秘密，往往也是最公开、最基本的制度与现实。美国之所以是美国，是因为其民主政治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这套制度不仅体现在内政也体现在外交上。也就是说，美国政治中的各个权力层面以及社会中的各个利益集团，都是有能力、有途径通过某种方式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人实行的真正是全民外交。需要调整思路，避免不知所措情形的出现。
美使领馆在华收集民意
文_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成都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访问日期的临近，一直戒备森严的美国驻华各使领馆齐齐向部分中国民间人士表示了友谊。2011年1月14日下午，一场名为“胡锦涛主席访美前夕美国使馆与中国博主座谈会”的活动以视频连接的形式，同时在北京、上海、沈阳、广州和成都举行。
大约30余名“中国博主”及媒体代表出席，本刊记者也在被邀请的“中国博主”之列。美方五处使领馆更是派出豪华阵容，包括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驻华使馆政治处、经济处、国防处和新闻文化处的官员、专家。在之前发出的邀请信内，美方表示“一起探讨中美关系所面临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以及此次重要出访对中美关系和两国人民将带来的影响。博主可以就中美关系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自由提问和讨论”。
“虽然这样的活动不能够解决什么具体问题，甚至有点形式大于内容，但是也可以看出美方对中方的重视，其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到来的美国行程充满了期待。”当日出席了该活动的四川大学教授蔡尚伟说，“众所周知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中美之间冲突不断，各种新老问题都在淤积，双方需要友好协商甚至妥协来改善未来的关系。”
驻华使领馆表达善意
在提问和讨论前的发言中，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表示：“欢迎在网络上非常活跃的博主们，以及引领公众潮流概念的人士来到这里。”
“大家说错了，也只有大使需要负责任，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洪博培说，“随着两国投资、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不断发展，我们希望向中美两国人民展示这种关系带来的好处，而且双方是以开诚布公的方式建立这种关系。我认为真诚全面的政府间关系不能仅以本身的关系存在，而应当涵盖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特别是一些能够发挥领袖作用的人士以及引领公众意见的人士。”他认为，现在中美关系已经在向下一代传承，包括人员之间的往来，学生之间的交流，文化之间的交往，开启互相对话的活动，以此建立彼此之间的稳定关系。
“重视中国网络活跃分子，重视中国民间意见一直是美国驻华使领馆的一个工作特点。”蔡尚伟评价说。早在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前夕，美国驻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使领馆也透过视频与10多名中国博主代表进行了交流，了解中国网民对奥巴马访华的种种期望。
未来要靠年轻一代
在当天下午的提问环节，中国博主们的表现非常积极，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方面面，而美国的外交官们也同样热情响应。以“中国博主”身份参与活动的本刊记者也争取到机会提出了两个问题：“近年来，我们注意到以朝鲜为中心的东北亚问题，以及包括以南海为中心的东南亚问题争论非常激烈。互联网上很多中国人认为，东北亚或东南亚问题都是因为美国人近两年大力介入造成的，请问你们对这方面怎样评价？现在中国老百姓也希望政府越来越开放，请问您对我们的社会监督方面有什么评价以及有什么期望？”
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参赞首先肯定第一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但他解释说，不论是朝鲜半岛相关的东北亚问题，或是南海相关的东南亚问题，它们都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同时这也是中美两国双方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
他说：“这方面中美已经有很多交流，并且开展了许多合作，进一步减少了这些地区的紧张甚至冲突，我认为双方还是取得了不少具有实质性的成果，我本人也参加了一些会议。但完全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双方继续进行沟通，有什么成果及时向相关国家进行通报。”
当天的活动还接受了来自网络上的即时提问，在面对中国网民有关“中美两国之间最核心利益话题”时，美国驻华公使回答：“中美两国其中一个核心利益是两国人民的福祉，胡主席访美的时候有很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交流，其中就包括两国之间经济、贸易往来平衡问题。”
驻华公使在回答其他提问时表示，中美两国尽管有很多共识的地方，但一些根本的方面还存在着差异，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使中美关系变得非常复杂，而且短期之内很难消除。“这个问题会影响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他说，“因此现在的解决方案就是要建立一个具有远见与长期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一个个逐渐消除这些问题。因此，建立任何短期的期望都是不现实的，尽管徐才厚访美，盖茨访问中国以及胡主席访美，这都不意味着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参赞则透露，在今后4年当中进一步增加10万名留学生赴华留学的机会，积极地与一些私人部门、企业、基金会、信托基金进行合作，寻求更多资金来支持赴华留学的美国留学生。他说：我们将在北京开启一个新的办公室来促进美国教育行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使得中国留学生及其父母获得公平公正的美国留学信息。
他还强调，最核心的是面对年轻一代，中美都要进一步了解双方的年轻一代，这也是未来双方交流的基础。
在两小时的活动结束之际，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发言人表示“要保持这样的对话交流继续下去”，“鉴于下周的活动比较重要(胡锦涛主席访美)，因此大家有什么意见、建议或看法的话都可以与我们联系，我们会转给美国国务院，更好地为此次访问进行准备”。
一厢情愿的表达
在活动中，对于其是否会参加下届美国总统选举的询问，洪博培回应谨慎：“我很高兴参与中美关系的活动，我很荣幸作为驻华大使为总统服务，我会继续履行我的职责。在此期间，我会努力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
他说：“每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经过办公室走廊，两边墙上都挂着一些图片，左边是以前美国驻华大使的照片，右边是以前中国驻美国大使的照片。我经常看这些前任的照片，美国有一句话叫‘责任太大’，意思是鞋太大了，人很难完全履行责任。”
洪博培透露，在胡锦涛主席访问华盛顿期间，美方也将安排特殊的讨论活动，进一步讨论加强人员之间的往来和交流，期望能进一步推进彼此关系。
由于参加活动的中方人员名单由美方自行确定，之前彼此并不知情，会议期间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尖锐、敏感的话语及提问。在中国博主们紧锣密鼓的提问下，美国外交官们也显示了成熟的工作水平，不失礼节地进行了回应。
蔡尚伟事后表示，事实上许多中国人并不完全了解美国，包括后者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因此许多人的意见表达往往只会是一厢情愿。
众多国际媒体都在分析，中美关系将随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的访问而迎来新的转机。“我们希望此次访问能使双方达成一些共识，建立一些共同的观点。”美国大使馆驻华公使说，“这个桌子并不大(指当天会议出席人员)，但这里汇集了各使馆、各部门参赞以及相应的负责人。我们也希望并且也已经与中国政府以及各个机构打交道，包括环境、财政、货币、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我认为这是我们目前所想到的，也是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中国强大了，如何与美国相处？
—— 对话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黄靖教授
文_本刊记者 赵灵敏
不确定的年代
《南风窗》：中美关系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应该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
黄靖：目前，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不确定性。
美国虽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仍拥有全球性的领先地位，但国内政治的分裂、经济复苏的乏力、难以为继的债务，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意的焦虑与浮躁，使得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如此不确定的未来。奥巴马所谓“美国绝不能接受第二名”的宣示，正是这种焦虑迷惘心理的反应。
而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但如何合理分配这些财富，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对中国当下的最大考验；在经济领域，中国需要实现从外向型向内需型的根本结构性转变，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另外，中国还面临着社会转型的压力。
日本的情况同样不乐观。在政治上，前首相小泉为了维护其强势，破坏了日本二战以来的以帮派联盟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结构。小泉以后，一旦出现大的问题，脆弱的帮派联盟便瓦解，首相下台。近些年日本首相走马灯式地换，上层“无领导力”，自然无法应对一系列棘手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而在金融危机之下，日本产品的海外市场萎缩，再加上周边国家的竞争和日元的“被升值”，日本经济困境重重，并因此导致举国上下的焦躁。
印度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不确定性不比中国小，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异和分歧更是众所周知。在外交上，印度和几乎所有周边国家都不太友好，并且时刻面对着印巴紧张关系和恐怖主义的考验。
欧洲目前的困境更是举世瞩目。首先，在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上，欧洲要求收紧银根的主张和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其次，欧盟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在如何应对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上，“笨猪四国”和德国等财政稳健国家之间互相指责，分歧严重，欧元区解体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可以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空前不确定的世界。全球化把各国联系在一起，任何地方的问题都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但糟糕的是，目前几乎所有的关键点都有问题。而从历史上看，这种局势往往酝酿着危机和冲突，会导致国际关系的非理性。
《南风窗》：当初正是为了应对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人们创设了联合国、WTO(世贸组织)、WB(世界银行)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对今天的危机，这些机构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黄靖：联合国、WTO，外加WB和IMF是二战以来国际体系的三大支柱，分别支撑着全球的政治、贸易和货币体系，在过去几十年里，它们在稳定国际局势方面功不可没。但不幸的是，现在这三个体系的支柱作用都发生了动摇。
联合国是以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国际组织，主要处理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当下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比如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等，往往不是国家行为的体现，其危害也是跨国的。联合国在这方面有先天性的不足。金融危机以来，人们更多看到的是G2、G8、G20以及各种形式的大国峰会在发挥作用，联合国则不知所踪；甚至在伊朗、朝鲜核危机等传统安全领域，也更多是相关的几个大国说了算。联合国正在被边缘化。
而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的盛行，对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WTO体制造成了重大冲击。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国际贸易的多个领域都存在着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矛盾，再加上游资的炒作，造成了能源、粮食等大宗生活必需品价格的非理性涨跌。尤其是粮食，政府补贴的减少和限制出口等措施，引起了农民的愤怒抗议。粮价的上升，甚至令相对富裕的美国人都感到难过，更不要提它对印度、非洲贫穷国家的破坏力了。
金融危机同时破坏了全球金融秩序，产生了新的不对称。1990年代以来，由华尔街操控的发达国家的金融扩张，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并在全球范围催生了全球双向经济交换：钱从富国流向穷国，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则反向流动。现在，局面发生了变化，富国有大量的债务，消费力不足，导致穷国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穷国有大量的外汇，但往往通胀严重，内需不足。而以美元为基础的IMF和WB则因美元信誉的下滑而实力大减，前途堪忧。
《南风窗》：看起来，这其中蕴含着具爆炸意味的不确定性。那么，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黄靖：目前的困难局面是前所未有的，对各国及其领袖来说，没有什么主张是能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的。在现有的国际体制衰弱甚至失灵的情况下，大国之间的互动及其作用对国际局势的稳定至关重要，在这其中，中美关系的稳定又是重中之重。可以说，中美关系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而有了世界性的意义。目前世界上所有的重大问题，没有中美双方的参与和合作都是难以解决的。
在过去的2010年，中美关系充满了摩擦与博弈，可谓握手踢脚齐来，橄榄枝刀剑共飞。这源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以及两个世界大国在国际舞台上角色的转变。金融危机把中国推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特别是经济总量在第二季度超过日本，更引发了全世界对中国战略走向的关注。美国虽然仍贵为“世界第一”，但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债台高筑，尤其是国内战略共识的缺失，令美国上下充满了忧患与焦虑。美国不但忧虑自己在不太远的将来就要被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的中国超越，更担心和“华盛顿共识”有本质区别的“北京共识”成为举世仿效的发展模式——这才是所谓“中国威胁”的关键所在。因而它在对华政策上强化了战略防范的意识和行动，美国去年大举“重返”东亚便是明证。
但是，毕竟双方都清醒地认识到斗则两输、和则双赢的根本道理——这是双方最大的共同利益所在。我一直强调中国“和平崛起”最重要的国际效果就是造就了中美之间的相互经济依赖关系。如果说30年以前世界和平被美苏的核弹头劫持的话，那么今天左右世界局面的中美关系则被绿背纸——美元——所劫持。这是一个进步。1月18日到21日胡锦涛的访美行程和美方的高规格接待说明了，中美双方都意识到了局势的危险性，都有阻止局势继续恶化的强烈愿望。
渔网和玻璃缸
《南风窗》：对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访问，不同的专家学者给予了不同的解读。您怎么看？
黄靖：过去一年中美关系在极不稳定中度过，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事件。胡锦涛主席访美，目的自然是与美方一起修补中美关系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为今后的中美关系走向定下基调。因此，这次访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无论从国际局势还是两国关系的现状看，这次访问和以往的访问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美已经建立了高层互动和互访的机制，胡锦涛的访问是这个机制的一部分。
此次访问的意义并不完全取决于能够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而在于双方都明确表达了争取合作、避免冲突的政治愿望与行动方针。未来，中美要避免大的冲突，走出历史上“大国政治的悲剧”，就应该从这次访问开始，逐步摸索和创造出一种新的关系模式。
《南风窗》：尼尔·弗格森教授将中美关系比拟为历史上的英德关系，可能最终会从合作走向对抗。还有专家提出，近代世界有3个国家取得过霸权地位，它们是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而产生上述3个霸权国家的全球战争大概都持续了30年。您认为中美关系会是这种历史关系的翻版吗？
黄靖：中美之间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对世界未来走向的看法也南辕北辙，中国一直在推动多极世界的发展，美国则希望维持现状，继续维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且，中美两国的决策模式也很不相同。美国政治就像一个渔网，灵活性、可塑性与合法性都很强，更开放，也更有自信；决策困难，但执行有力。而中国更像一个玻璃缸，稳定但比较刚性，决策有效，但执行不尽理想。这些决定了中美关系从根本上是脆弱摇摆的，双方缺乏战略互信，维系双方关系的是共同利益而不是共同原则。所以中美关系很容易被突发的形势所左右，制度化的安排还很不够。
但世界局势不同了，中美关系不会是历史上任何大国关系的翻版，将中美关系机械地比附为英德关系或美苏关系，只会陷入迷思，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中美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又是所谓的霸权国家和头号霸权挑战国之间的关系，往后的矛盾和摩擦不可避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中美不会成为离心离德的两大阵营，彼此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抗和战争。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新课题。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双边关系，而在于双方能否处理好各自的国内问题。
《南风窗》：也就是说，中美关系是不同于英德关系、美苏关系的一种新型关系？
黄靖：中美关系会是一种完全新型的、以双方自身发展为主导的双边关系。中国目前最大的挑战还是国内问题和自身发展问题，美国也需要全力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美双方国内局势稳定、国内政治中存在基于战略共识的有力领导，双边关系就趋于稳定，合作大于对抗。反之亦然。由于目前双方都面临着国内形势微妙，双方需要竭力避免的是妖魔化对方，特别是要防备有人利用中美关系中的问题来为国内政治服务的危险倾向。
中国的选择
《南风窗》：“未来30年，如果中国像它前30年那样发展的话，它将寻求支配亚洲，就像美国支配西半球的方式那样”，这似乎代表了西方社会的一种普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黄靖：中国未来会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确实是一个影响世界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西方对中国的疑虑在增加，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誓“永不称霸”或进行一些口头表态并不会起多大作用，关键是中国如何做。
中国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出发点。这就决定了中国未来很多年的重心仍将是内政问题，发展仍将是硬道理。
在对外关系上，中国需要吸取历史上强权政治的教训，避免走上扩张、争霸、恃强凌弱的老路。在这一点上，远的不说，目前的美国就前车可鉴。事实上，造成美国今天面临的困难——从1990年代中期的如日中天到今天的四面楚歌——的根本原因，还是美国自己。美国政府，尤其是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在新保守主义的驱动下，实行单边主义，四面出击，东征西讨，屡屡违反国际准则而不思自省，以致在短短10年间元气大伤，深陷泥潭。
中国目前仍在发展之中，可以说刚刚起步。由于历史的创伤，中国的民族主义中有强烈的悲情根源。因此，要时刻防止民族主义的悲情、甚至复仇的情绪左右国策的制定与实施，更要反对别有用心之人挑动民族情绪、甚至不惜制造外部纷争为自己谋利。必须看到的是，中国过去既然能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际体系中遵守规则，坚定不移地谋求和平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现在就更应该有底气和信心，积极维护现有的国际关系准则，按规矩出牌。毕竟，维护世界和平，争取和谐的国际秩序是中国最大的核心利益。
因此，中国还是应该坚持谋求双赢和共同发展的对外原则，积极支持第三世界的发展，绝不能效仿西方过去的掠夺和唯利是图的行为模式。中国要秉承一种开放、健康、包容的心态，从自己的政治传统中汲取和发扬“持强势而示弱，内刚外柔”的王道，不惧战，但不挑战；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完成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伟业。
《南风窗》：最近，中国官方再次重申会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但在民间和学界，相关的争论一直非常激烈。您的看法如何？
黄靖：中国过去实力弱，和美国的实力相去甚远，坚持韬光养晦其实是被迫的，不得不如此，没有选择。现在，中国实力强了，有了选择，要不要坚持韬光养晦才有了讨论的必要。韬光养晦并不是卑躬屈膝，低人一等，而是在拥有强大实力后继续保持谦卑的姿态。这恰恰是自信的体现。前面讨论过，美国因为强大而自视无敌，没有韬光养晦，结果四面树敌，把自己架在火上烤。中国要吸取这个教训，继续坚持韬光养晦，争取得道多助。
今天中美非昔日英德
——专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
文_本刊记者 曾东萍
美国前国务卿、著名战略家基辛格警告，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建立一种持续合作的模式，美中关系有可能同19世纪末开始的英德关系那样，从合作走向对抗。
纵观历史，老大与老二之间的关系演变总是充满微妙的，那么，这些微妙之中存在着哪些必然和偶然？100年前的英德是如何从合作走向对抗的？昔日英德关系对今日中美关系有何镜鉴意义？就这些问题，我们请教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李工真教授。
德国的教训
《南风窗》：为什么在中美之间摩擦增多的时候，100年前的英德关系被重新提起？
李工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从经济上看，美国排在第一位，而德国超越了英国，排在第二。英国正呈衰落之势，但世界的统治权还掌握在它的手里。美国地大物博，又有两洋屏障，而德国人少物稀，处于欧洲大陆中央，所以对英国而言，靠改革和战争快速崛起、急欲对外扩张的邻居德国，才是头号敌人。
19世纪后半期，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凭借技术创新和改革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并在1871年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之后短短的40多年中，德国的经济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煤炭、钢铁和化工的生产总量迅速跃居欧洲首位，到一战爆发的前一年，1913年，它在经济上已超越英国和法国，成为了世界老二。
当时的经济体系不同于今天，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架构，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掠夺海外殖民地来保证原料供应和产品输出。19世纪末，德国的人均产值已经是世界第一，但在国内通过科技革命实现快速发展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因为它没有海外殖民地。德国要冲出欧洲这个盒子，就对原有的世界体系提出了挑战。
英德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我认为，基辛格重提英德关系，无非是德国曾经做过老二，对老大英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提出了挑战。
《南风窗》：19世纪晚期英国实行“光辉孤立”的外交政策，不与任何一个国家结盟，但为何最后转向了法俄呢？英法俄结盟后，德国就变得很被动了。
李工真：对于英国来说，法、德是身边的两个威胁，都是对手。但英国采取平衡战略，哪方力量弱了，就帮一下忙，制衡另一方，以此来保证欧洲和平。因为如果两边都帮忙，就等于两边都不帮，英国其实最希望的就是法国和德国把力量都耗在欧洲大陆上，这样它就可以到外面去发展它的殖民地。但到了19世纪末，这种局面被打破，德国放弃了永远不要殖民地的承诺。1890年俾斯麦被迫下台后，威廉二世开始掌政，并到处阅兵，耀武扬威，喊着要搞殖民地，要“阳光下的地盘”，这样一来，俾斯麦苦心经营的和平局势被完全破坏。不仅法国，整个欧洲都很担心，英国和法国自然而然结成军事联盟。
《南风窗》：直到一战前夕，英德之间的关系还是充满微妙的，有人认为英德缺乏战略互信，作出战略误判，最终走向对抗。
李工真：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当真正的战争快要打响时，威廉二世开始害怕了，去找本身是亲戚的英国王室沟通。但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欧洲分裂成了两大集团：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形成后，要阻止它们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几率就越来越小。
《南风窗》：英德从合作走向对抗，有没有比较明显的转折点？
李工真：德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强大的时候，英国就感觉到了威胁，一个重要的转折是德国出台大海军政策。英国是海上霸主，靠强大的海军保证着本土与海外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与安全，德国发展海上力量，英国感到了威胁，也开始扩军备战，一来二往，双方关系随着军备竞赛的发展越来越紧张。
《南风窗》：德国为何贸然出台大海军政策？
李工真：德国之所以敢这么干，是因为自拿破仑战争之后，德国每战必胜，没打过败仗。有历史记录可查，德国和任何一个单独的对手打仗，都是赢的。德国的人口素质非常高，它有这样的自信。德国若战败，往往不在于它士兵的质量不高或战斗力不强，而恰恰在于它太强了，以致受到威胁的对手们必须联合起来对抗它。在一战和二战中，德国都是败于对手的统一战线的，等于别人打群架把它打败的。所以，一个民族再厉害，再了不起，也不能与整个世界作对。
警惕民族主义
《南风窗》：中国现在也面对着两个麻烦的邻居——正在崛起的印度和受美国保护的日本，近年因领土和领海纠纷矛盾不断。邻居没得选择，但战略可以选择。回看德国当年的战略选择，有何得失？有些矛盾是不是可以避免的？
李工真：当然是这样。但问题在于，1814年欧洲联军打败拿破仑后，通过维也纳会议建立起了欧洲新秩序。新秩序是建立在欧洲中部一个分裂的德意志联邦，而非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基础之上的，德国统一本身就打破了原有秩序，而且德国还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发展。实际上，当时每一个国家都在扩张，都在破坏现状，英国是第一殖民大国，法国是第二殖民大国，俄国在疯狂扩张领土，美国则从北美13州扩张到了太平洋。这样德国就想不通了，为什么你们可以搞，我不可以？我也是遵照你们那一套原则来的，资源还比你们少，只是弄得比你们好，比你们快，这不正说明日耳曼人的优越性吗？但德国只能说是“天生不幸”，德国处于欧洲大陆中心，所以尽管大家都是侵略者，但别人是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上破坏现状，而德国却是在世界体系的正当中破环现状，这个影响太大了，因此在众人眼中，它就成为了唯一真正的侵略者。
《南风窗》：当时德国的体制与欧洲大部分国家，尤其是英国的体制是不大一样的，您刚才提到德国是一种半专制体制，而且德国的大部分工业掌握在国家手里。这种体制上的差异，多大程度影响着那个特殊时期的英、德关系？
李工真：不能说工业，只能说交通、银行、金融、采矿业等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领域，大多掌握在德国政府手里。德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英法制度和俄国制度的混合体：皇帝与俄国的沙皇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直接指派首相，首相可以组阁；但它又像英法一样搞议会竞选，政府花钱要通过议会讨论批准，对政府的为所欲为起到限制性的作用。这样一个制度是很高明的，东方的俄罗斯人看着像自己的朋友，西方的英国人看着又不一定是自己的对手。但要维持它的平衡，本身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这是只有俾斯麦才有的本事，轮到威廉二世这样的平庸之辈时，这种制度就成为了德国的灾难。
但在英德之间，制度的影响还是次要的，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利益的冲突。
《南风窗》：德国的崛起被认为是不完整的，在物质层面已经崛起，但制度和精神层面崛起尚未完成之时，就被民族主义挟持，走向了极端。有人担心，同样经济快速发展、有着历史屈辱与极端民族主义浪潮的中国，会否像德国一样崛起？
李工真：中国搞德国式的民族主义，还有一定困难。搞民族主义是要条件的，所有民众必须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宗教信仰等。
中国今天的老百姓，大概没几个想打仗的，“独子不当兵”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华民族靠在外面打仗是打不富的，所以千万不要被别人拖进战争，更不要自己去发起战争。当然不可不警惕有人想煽动。
《南风窗》：近年确实出现一些要求对外强硬的声音。
李工真：这是一件很傻的事。还不具备当老大实力的时候，就不要说大话。在国际舞台上，把握分寸、谦逊待人非常重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奉行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对外战略方针，首先是裁军，向西方表明并无意为敌，其次，一再强调中国不当头。这种姿态为中国赢得和平的周边环境，改革开放才能顺利进行。因此外交上的姿态就变得更加重要。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之后说得很清楚，中国至少还需要50年的和平，而到现在连20年都不到。
“老二”不好当
《南风窗》：中国的社会结构、发展阶段和面对的外部环境，与当年的德国相似，但中国选择了另一条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平崛起。这种选择更多是主观的，还是与历史发展阶段相关？大国共荣时代有可能来临吗？
李工真：也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在核威慑的时代，美中能否建立一种新的老大和老二的模式。今天的世界格局与100年前很不一样，当时如果双方都有原子弹，就不会那么容易冲动。二战后的苏联和美国也是老二对老大，那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对立时代，但因核威慑的平衡，对抗了几十年也没有开战。今天世界经济的运作方式和社会结构，与以前有了很大差别。这些客观因素都在起着作用。
从主观来看，中国也不具备挑战美国地位的实力。虽然中国人口数量庞大，但从生产效率来看，一个德国人等于16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等于12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等于10个中国人，差距太大了。这与当年敢于向世界开战的德国是不可相比的，当时德国的生产效率是世界第一，连美国都赶不上。现在一旦西方施加压力，中国总是采取缓和的态度，固然有受气的成分，不过自己实力不如别人，没太多办法。但中国有氢弹、原子弹，美国也不敢欺人太甚。
《南风窗》：中美建交至今32年，关系时好时坏，却总能保持一种平衡。但有人认为，中美关系即将走到一个拐点。
李工真：中美的矛盾、利益冲突都是实实在在摆在台面的，甚至会渐趋激烈，这些都是可能激发战争的因素。但是，同样存在抑制战争的因素，在今天，这种因素是核武器和经济全球化。今天的经济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旦发生战争，就是双输的局面。
《南风窗》：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其实是一种老大潜意识中对老二的遏制？
李工真：是的。新老二的出现，尤其是它的快速崛起，势必打破原有的世界统治结构。一个在往下垮，一个在往上升，两者本身就存在替代关系，从历史来看，老大和老二的关系从来没有正常过。即使老二一天到晚强调不想做老大，都不会有人相信，至少老大是非常担心的，所以它要趁着自己还有实力的时候，把老二压住。
做老二不是什么好事情。世界上做老二做得最成功的是美国，这归功于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行的“孤立主义”。这种孤立主义不在于不与外部世界进行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而在于不做老大，不伸头。一战之后，美国就不跟欧洲玩了，让德国、法国、俄国去耗，自己躲在一旁搞发展，到了二战之初，又躲在一旁卖武器，最后还是英国把它请进去欧洲的。美国从老二到老大，瓜熟蒂落，它从英国手中的接班完成得最顺畅、最成功，这才是高手。这也恰恰是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思想。今天的中国有必要用新的眼光来看美国当年的“孤立主义”。
《南风窗》：英德对抗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伤害了世界，也伤害了自己。中美这对老大老二，可说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现在看来，双方是否都还有可努力的空间？
李工真：我总说，事情并不是非得走到那一步。世界的发展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历史和现实的差别就在这里。对于任何一段历史，我们都是站在今天去往回推的，看到的是一个逻辑紧密的完整过程，很容易把已发生的事看作历史的必然。但从今天往前走的人，却又都相信未来的走向并不是必然的，否则，人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正因为未来的走向是不确定的，所以人才有发挥自己的智慧，改变某种现状的空间。
往前走，你的努力一定是有作用的。但努力和不努力，往哪个方向努力，结果是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