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写作鼓舞人心，死后捐出所有器官
何东
“啪……”一声灵魂脆响！
作家史铁生那与现实相衔相接的生命，在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如一线最柔弱的琴弦，悠然分断 ，飘往天国。最后将他送进太平间时，我注视着他——裹着自己家里那一床柔和花色的羽绒被——他睡得真深，睡得好熟……
就在这个彻骨的寒夜中，一位曾经以祥和平静的文字给无数中国人送去内心与灵魂温暖的伟大作家，走了。
除了一个现实的世界，还有一个灵魂的世界
2011年1月4日，正是史铁生六十大寿之际。虽然去年史铁生过生日时曾笑说：“照民间规矩，过59岁的生日 ，60岁就不过了。”可4日下午，从四面八方专门赶来的亲友、史铁生生前认识和不认识的读者、喜欢他的人，都不约而同 聚在一起，给他过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六十大寿”。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在之前特别细心地提醒来参加这个聚会的人们：不 要穿黑衣服、不要戴黑纱；欢迎大家漂亮着装而来，欢迎大家带着鲜花而来。
于是，大家带来的鲜花，就在这“六十大寿”的聚会现场，堆起了一座花山……
这些天，关于史铁生的一切断断续续地浮上心头。他是我最喜欢并从心里尊重的作家，也是在我人生关键时刻给了我 力量的人。
1992年，对我和我家人来说，是一个黑年。春末5月，我的父亲在一场重感冒之后，吃睡不安并日渐消瘦。母亲 本能地联想起父亲5年前的胃癌手术，赶紧陪他去协和医院做检查，结果应验了母亲的预感，父亲的癌症再次复发。医生们却 皆是一脸猜不透的严峻。
没过多久，我岳母在父亲即将动手术的前几天突然故去。接连的事故，在我心头蒙上了一层抹也抹不去的死亡阴影。
我之前读的那些书，教人刚强的、让人看淡生死的，全没用了。我六神无主，每天都跑去医院旁边的书店翻。那么多 书，却很少教人救自己，让人内心能面对自己，没有。直到碰到史铁生的书。
在王府井一家书店的角落，我看见了一本薄薄的书——《我21岁那年》，讲的是作者史铁生21岁时双腿瘫痪，自 己如何面对。一边看，一边哭，我从来不知道，自己一个大男人在成年之后还能有那么多眼泪。我又找来他的名篇《我与地坛 》，他的书告诉我：“除了一个现实的世界，还有一个灵魂的世界。”于是，人世间也不再显得那么凄凉。
专业是在家生病，业余写作
1995年，我第一次去史铁生家里找他，想亲眼见见这位作家。正好当时他在接受采访，记者问道：“您的专业是 在家里写作吧？”史铁生却回答：“不是。我的专业是在家生病，我业余写作。”
他的话没错。从21岁开始，整整几十年间，史铁生一直就生活在病痛当中。
1951年，史铁生出生在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1969年去陕西延川下乡。不久，他就莫名出现腰 腿酸痛的情况，医院也去了，诊断也做了，却查不出任何问题。1971年夏末的一天，出去放牛时，史铁生突遇暴雨冰雹， 回来之后就发烧、病倒。他回了北京，在医院住了一年多，治疗后的结果却是双腿彻底瘫痪，医生的说法是——“先天脊椎裂 ”。那时，他才21岁。
青春还未挥洒就折翼，任谁也无法平静对待啊。我曾问史铁生那时的状态，他说：“人们最初总是劝慰我，要乐观， 我心里说，玩去吧你，病又没得在你身上。当时想的是，我要是不能再站起来，就算是磨磨蹭蹭地走，我也不想再活了。”
那时候，史铁生每天用目光在天花板上写一个字——死。“每天夜里醒来，都想，就这么死了多好！每天早晨醒来， 都很沮丧，心说我怎么又活过来了？我所以没有去死，绝不是生的诱惑，而是死的耽搁，是死期的延缓，缓期执行吧。但又是 什么让我要缓期执行了呢？是亲情和友情，是爱。”
妈妈、友人、妻子给了他力量。虽然经受痛苦，但他最终成为一个乐观的人。他坐在轮椅上，用百万字的小说、散文 和剧本讲述了关于病痛、死亡、生命的思考。1983年，他发表了回忆知青生活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得当年的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这篇小说开始，史铁生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重要的作家。1984年，小说《奶奶的星星》再 次为他带回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殊荣。此后，他又写下小说《命若琴弦》、《务虚笔记》，散文《我与地坛》、《合欢树 》等。有人这样评价他：“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融合在了一起，他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 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心。”
零零碎碎地记出一本书
拜访过史铁生一次之后，我更喜欢这位作家，有事没事总喜欢往他家跑。与史铁生谈天谈地，谈社会上发生的一切， 看着他豁达的笑容，听着他幽默的话语——看似平常，却总是能打动人心。难怪有人说：“史铁生是最爱笑的作家。”
史铁生在家总是与妻子陈希米开玩笑。某句话陈希米表达得有点不清楚，史铁生就会“哗”地转过轮椅，然后歪着头 对着陈希米一路追问下去，那是一番只会在情人热恋关系中才有的幽默追问。在与他们夫妻相识的十几年里，我印象里被史铁 生这样的“袭击”后，陈希米好像还从来没有赢过一次。所以每次，在朋友们被逗得捧腹大笑时，陈希米也会悄然地自己在一 旁笑。
我认识史铁生之后的那几年，也是他又遭遇不幸的几年。1998年，史铁生的肾病到了必须透析的地步。他开始每 周3次去医院透析，一去就是大半天。他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血液经塑料管流入冷冷的透析机，一遍一遍地过滤。它不分善 恶，如同一个筛子般只管分子大小，既滤去了史铁生身体的毒素，也带走了营养，让他的身体永远缺乏精力。
他不再写太多文字，但一旦写出，总比以前的文字更敏锐、智慧。他的《病隙碎笔》中有一段格外让人深思：“发烧 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 的特点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 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 再加一个‘更’字。”
2003年，北京发生了“非典”，史铁生去做透析的医院是治疗“非典”的指定医院。为防感染，当时透析安排暂 停，史铁生却说：“该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人要乐观一点儿。”他依然在每天早上，摇着轮椅到院子里，对着一棵玉兰树静 静地看书，或者是晒晒太阳。
将自己的生命就像接力那样传递给了别人
史铁生去世后，有人写邮件来安慰我：“您经历过的生离死别比我要多，所以，过多的宽慰也是多余的，知道您对史 先生感情甚深，所以希望您能看开些，活人该为活着的人好好活，逝去的人才能走得更安心。”
虽然安慰却还是有点误会了——史铁生何以“逝去”？或者说，他只是从现实这个太有限的界面上“逝去”了？
因史铁生生前多次表达，只要自己身上还有一件对别人有用的器官，那么当他最后离开现实世界时，就一定无保留、 无条件地捐赠他人。北京宣武医院、天津红十字会中心、中国武警总医院协同联手，帮史铁生实现了他之前一再重申的遗愿： 就在他去世当天的清晨6时许，一辆救护车顶着寒风，载着史铁生的肝脏，向天津武警医院飞驰而去……而在天津武警医院的 那边，等待肝移植的病人，已经平躺在水银灯下开始手术……
在北京宣武医院脑外科新年前最后一次交班会上，史铁生的主治大夫、宣武医院脑外科主任凌锋教授向所有医生、护 士语重心长地说：“有一位伟大的中国作家，史铁生，从我们这里走了！他，用自己充满磨难的一生，见证了生前的两条诺言 ：能呼吸时就要有尊严地活着，而当他临走时，又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生命就像接力那样传递给了别人！当此之时，我自己、 我们全科、我们全院、我们全国的脑外科大夫，都要向他——史铁生的生命致以崇高的敬意！”
史铁生遗体器官摘除手术完毕之后，所有医生，为他做了最细致完整的缝合手术。
在从史铁生“六十大寿”聚会回来的路上，我又得知一个可以让所有喜欢史铁生的人欣然受之的消息——天津那位接 受肝脏移植的患者，今年38岁，本已生命垂危，而妻子很快将生下他们的孩子。如果没有史铁生捐赠的肝脏，那这三口之家 肯定将会发生生离死别的一幕。但现在，因为史铁生捐出的肝脏，因为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独自离去，因为他“一挥衣袖 ”的又一次生命播撒，那位天津患者很快就会亲眼看见自己的孩子哇哇啼哭着来到人间。史铁生以自己的无言爱意，成全了那 一户陌生而又亲近的人家……
接到这个电话之后，我的心和手一直在抖，泪水不自觉从眼角溢出。我不得不在路边让自己先安静一下——不是悲伤 、不是哀悼、更不是什么惨惨凄凄，而是又一次获得史铁生的灵魂启示，并且还来得这样直接！
我仿佛看见：史铁生就在我之上，以他释然的目光，就好像在观看一部他喜欢的电影，正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与他素昧 平生的一家三口。在他脸上，又露出了他有时碰见最高兴事情时的那一副多少带点痴气的表情：孩子气的得意、满足，还有一 丝的调皮、淘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