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彭辉 本报通讯员 车田民
日前，文登营暨明清卫所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文登市召开。十余名专家对文登营的历史和卫所文化进行了研讨，并对文登营将来发展和卫所文化圈的打造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文登营，沉寂多年之后，又一次引起人们关注的目光。
文登营组建于明朝宣德年间(公元1427年)，至今已有584年的历史。“营”是当时胶东地区区别于“卫”和“所”的一种特殊军事设置，类似于随时支援各卫所的快速反应部队，在抗击倭寇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为抗倭寇“营”建制应运而生
14世纪以来，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在内战中失败的封建主、商人、武士、溃兵组成海盗集团，在封建诸侯、寺院、大地主的支持下，自元末明初开始，经常侵扰我国沿海地区，烧杀抢掠，历史上称为“倭寇”。
山东半岛地近日本，经济繁荣，是倭寇入侵的重点地区之一。据各州县志记载，洪武至永乐年间，倭寇骚扰胶东沿海不下百次。倭寇侵扰胶东，一般在清明节前后，借助东南风自朝鲜西海岸进入山东半岛。倭寇掳掠人口，焚毁村寨，劫掠财产，给沿海人民造成了极大危害，引起了明政府的高度重视。明政府开始在山东半岛沿海采取种种防倭措施，严密布防，不断健全防倭机构，完善防御设施，并积极主动地打击倭寇。
朱元璋在对历代兵制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明代所特有的卫所兵制。为进一步加强山东半岛最东端的防御，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在文登县最东端滨海地置成山卫，又在文登普庵郡建靖海卫。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五月，在文登辛汪都东北部置威海卫(此前威海卫所在地汉代称石落村，元代改称清泉夼)。三卫建成后，山东半岛形成了卫、所、寨、墩的四级防倭体系。但由于倭寇漂流在海上，来去不定，突然袭击一卫，其他两卫难以救援。为弥补这一欠缺，公元1427年，又于文登城设立文登营，驻马步兵1000余人，以便与各卫策应。公元1435年，文登营迁于城东5公里处，修筑了营盘，号称“齐东重镇”、“东海名藩”。
当时，山东沿海11个卫所都处于消极防御状态，每个卫和每个所之间协调非常困难。为此，明朝在山东半岛组建了即墨营、登州营、文登营三大营，专门配合各卫所对付来自海上的挑衅。三个营管辖山东全部二十四个卫所，文登营管辖靖海卫、成山卫、威海卫、宁海卫四个卫和四个千户所。营中设把总(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等武职官员。把总为各营长官，与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共同掌管总营事。这样，在明初山东半岛东部先后设立完善了营、卫、所防御倭寇的军事体系。在当时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各营能就近快速地传达军令，便于各卫、所及时策应，以应对海上的突发侵扰事件。
三大营互为犄角之势，成品字形，部署于山东半岛之上。在北方拱卫着渤海大门，为京城东南屏障；在南方又可支援江浙抗倭。三大营的设置，在山东沿海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大大充实了山东海防，因此山东沿海的海防是巩固的和主动的。清朝道光年间怀山堂抄录的《文登县志》，见证了这一历史:“明初属莱州府，洪武九年陞登州为府，宁海、文登皆属焉。三十一年就宁海、文登沿海等处立卫所。”“明永乐六年倭寇成山，始置备倭都司以节镇沿海诸军，宣德四年建文登营……”
“目前，文登营是明清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唯一兵营建制，当年成立的包括福建、浙江等沿海各营都已经不复存在了，而文登营则从兵营转成了地方行政区，完成了整体转换。”山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赛时如是说。
戚继光与文登营
戚继光出生于将门世家，祖籍登州(今蓬莱)。其父亲戚景通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品格和作风，对戚继光产生了深刻影响。严格的家族教育和几代人的军事实践所形成的理论知识，使戚继光从小热爱军事，为后来驰骋疆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以后，明朝政治的腐败纵容了倭寇的猖獗，山东虽然不是倭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但也时有倭寇入侵。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六月，戚继光晋升为署都指挥佥事，督山东备倭事，管理登州营、文登营、即墨营三营二十五卫所，设署于登州太平楼前，负责山东沿海备倭事宜。戚继光的防地是一片辽阔的海域，西到黄河口，南至山东与江苏交界处，包括山东半岛北、东、南绵长的海岸以及沿海大大小小的岛屿。他到任后，看到沿海卫所的士兵仅及原额的一半，且多疲惫老弱，纪律松弛，号令不严，战守无备。他深知用这样的毫无纪律的骄将惰兵应敌，是很难取胜的。因此，一上任，他便从整顿纪律、训练士兵入手，全面治理军队，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面对漫长的海岸线和松弛的兵备，戚继光肩头的担子格外沉重。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情况，他开始大搞部队改革，整顿卫所部队、培养军官队伍、严肃军纪。相传在执法军纪的时候，他甚至严惩不服从命令的舅舅，处死违反战场纪律的儿子，使全军上下心悦诚服。至今在蓬莱阁东侧、丹崖山上仍然保留着后人为他树立的阅海操碑记。
戚继光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由冷兵器时代向火器时代过渡的时期，冷兵器和火器结合起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在他兢兢业业的备倭战争中，山东沿海成为当时沿海各省最为牢固的防线。当年戚继光经常从这里登战舰出发，去文登、即墨视察部队，在路过文登营的时候，这位将军居安思危，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过文登营》:
冉冉双幡度海涯，晓烟低护野人家。
谁将春色来残堞，独有天风送短茄。
水落尚存秦代石，潮来不见汉时槎。
遥知夷岛浮天际，未敢忘危负年华。
(后两句亦作: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
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抱负及远见卓识。作为一代名将，时值明王朝国力衰弱，东边有倭寇侵扰，北边有女真虎视，作者以戍边将士的情怀感受这一切是自然的。戚继光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史称“三朝虎臣”，征战42年。他的声望誉满华夏，威震域外。
文登营的变迁
据《文登县志》记载，文登营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初建在文城西门里。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迁至城东5公里处，即现在的文登营村。
文登营地处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三卫之中，成为三卫之轴心。故明、清都司署建于此。营寨西依峰山，北靠虎山，东北至东南为正棋山、老崮顶、三奇山、官马槽群峰所环抱，逶迤成半包围形势，形成天然屏障。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谓兵家理想之地。
由于其特殊的战略地理位置，明朝在此布下重兵。在当时，所有军士都必须成家立户，军士要有妻室同行，驻扎于指定的卫所。明朝还改进了元朝的军屯制，各卫所的军士大部分屯田，小部分驻防，征伐统之于将，无事散归原驻地。军队屯田在减轻百姓负担的同时，也能充足军粮，可谓一举两得。随着军户在文登营的长期驻扎，大量荒田得以开垦，人口逐渐增长。
到清朝顺治十八年(公元公元1661年)，文登营有兵3000多人，马1300多匹，为鼎盛时期。随着历史的变迁，明嘉靖以后倭寇平息，文登营兵力大减。到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只留都司1人，兵4人。至此，文登营这个海防关隘重镇已是名存实亡了。1912年1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文登营中军都司杨飞鹏逃跑，屯兵485个春秋的文登营从此解体。解甲军士及家眷仍在此定居，沿用原名“文登营”。
由于文登营是当时的军事重镇，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周围一些村庄多以与文登营的方位命名，如营西、营前、营南等村名，一直沿袭至今。由于当年文登营的士兵绝大多数为“军户”出身，均来自全国各地，故该村姓氏繁杂，几乎囊括“百家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