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24版）
智障人处“隐性”状态
这些智障人士居住在哪里、是否有生活保障……关于他们生存状态的数据尚不完备
在湖北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沙沟村，55岁的杨远忠是一名轻度智力残疾人。父母早逝，他独自生活，能自己做饭吃，但不会种地。
近10年来，杨远忠一直跟随村里同族的包工头在山西砖窑打工，每年得到两三千元报酬。那里是2007年发生黑窑工事件的地方，他这样的智障工人必须时刻呆在窑厂，走出去，就可能被别的黑窑厂抓走成为黑窑工。
这两年，杨远忠患了严重的胃病，干不动了。他是村里的五保户，但村干部担心他死后需要一笔安葬费用，因此常扣他的五保金“备用”。
现在，他靠前些年打工积攒的一点钱，买米面生存。
杨远忠的处境，或是中国农村智障人员生存现实的缩影，不过智障人群体的生存情况，记者尚查不到相关数据。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李敬介绍，目前中国唯一关于智障人的数据，来自2006年的残疾人抽样调查，“这是一个推测数据，并非普查。几百万智障人在什么地方？他们有无监护人？有无基本的生存保障？哪些人面临流浪的危险？我们都不知道”。
中国残联相关部门坦承，他们还没掌握智障人员就业、托养、保障等情况的数据。民政部社会管理司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北京慧灵智障人员服务机构顾问、香港社工周佩仪介绍，在香港，智障人员有完备的服务体系。
一个孩子出生后，由母婴健康院初步诊断症状，成长到一定时候，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对其作详细评估。确定智障后，将被建立特别档案，终生有社工跟进服务：在0至6岁，为其联系特殊幼儿中心，接受学前服务；6至15岁，进特教学校；15岁之后，进行职业训练或辅助就业……
周佩仪介绍，香港社会福利处的社工平均一个人对应约百名智障人员，终身跟踪服务。“有些智障人就喜欢流浪的生活方式。也会有社工保持跟进，定期把他们‘抓’回去理发，洗澡。”
福利体系待建设
王振耀认为，“残疾人的产生是人类发展的代价，照顾他们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张宝林介绍，近几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开始尝试建设智障人服务体系。
据广州市残联理事长梁左宜讲，广州从2007年开始建设“康园工疗站”，目前已在全市154个街道铺开，主要是提供日间托养和庇护性就业场所。目前接纳人数有限，不过家长反响很好。
张宝林说，这两年残联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建设的智障人社区服务机构，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残联力量有限，目前服务规模还很小。
“在我们渠县，如果一个残疾人一个月能拿到三五百元的补助，就能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也不会有这么多智障流浪人了。”渠县公安局政委李森说。
而该县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县10万残疾人，只有100人每月可享受50元补助。不过，该县的党政事业单位基本拒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如果这些单位按比例足额缴纳，可征收500多万元”。
2010年12月30日，谈到渠县智障人被奴工事件，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说，“渠县这事发生是必然，不发生才是偶然”。
在王振耀看来，要消除渠县智障奴工这类悲剧，一方面国家要承担起责任，从制度上建立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国家应放权，让大量民间服务机构成立，发挥民间社会的巨大能量。
王振耀介绍，1978年之前，我国残疾人照顾是单位负责制，民政部门通过建立福利院，提供补充性管理、照顾服务。改革开放后，照顾残疾人的责任全部落到家庭头上。
他介绍，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残疾人福利法》，我国还没有，只有少数残疾人有机会纳入低保体系或纳入农村“五保”体系。我国虽有《残疾人保障法》，但里面很少谈到“钱”。
“我们全社会都缺少残疾人福利观念，认为残疾人是家庭的责任，谁家有残疾人谁倒霉。事实上，残疾人的产生是人类发展的代价，照顾他们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王振耀认为，国家应尽快制定《残疾人福利法》，把残疾人单独作为一类保障人群，不分其家庭是否富有，统一享受福利。
2010年11月16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正式下发。王振耀说，这是我国首次专门针对一类人群的福利保障制度，“希望从孤儿福利制度开始突破，逐渐扩大到智障重残人群，再到老年人群，逐步建立我们的特殊人群福利体系”。
王振耀认为下一步可针对智障人群建立这种普惠福利。参照孤儿福利政策，他算了一笔账：1000万人，每人每月600元，一年720亿，“我们的财政收入都8万亿了，720亿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