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北京
按照惯例，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会在2011年的元旦过后发布一组关于2010年中国出入境人数的统计。2008年，外国人来华的出入境次数为4800多万人次，2009年这个数据为4300多万人次，2010年上半年的数据为2400多万人次。由此可以推断，2010年的整体数据将与前两年基本持平，保持在4000万以上的数字，相当于英国人口数的三分之二，澳大利亚人口数的两倍以上。
旅游、商务、留学……我们越来越习惯于身边出现陌生的人种和不同的语言。然而在外国人相对聚集的北京，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批外国人：他们居无房、出无车，不享有任何的特权，与我们想象中别墅、俱乐部、高尔夫的“高端老外”生活相距甚远。
这一群外国人身上带着明显的草根性，是老外中的平民和底层。对他们来讲，漂在中国是为了某种漂在空中的理想，与此同时还必须为生活而忙碌，甚至挣扎，例如处于半隐蔽状态的欧洲人麦拉考和寻求淘金梦的非洲人华龙。
也因此，他们常常面临更多属于日常管理范畴的问题：例如签证过期、获得居留许可、租房打车、怎样合法就业等等。很多时候他们的生活就跟那些没北京户口而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人一样，被限制在狭窄的框框里，有着种种不便，因此被我们称为“京漂老外”。
2010年的平安夜，我们的文字和摄影记者出发去寻找在北京外国人比较聚集的方家胡同。那个过程，就如同这组稿件的出台，曲折幽深。只有当我们抛开他们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才能豁然开朗地发现：这个愈益开放的中国需要什么。
“京漂老外”生存状况调查
用砖头砸诗人，那不过是个冷幽默的小段子；而电线杆和站棚砸死砸伤外国人却是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是新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有人说，“如果你随手往北京大街上扔一块砖头，至少能砸中三个诗人。”
到了20多年以后的新世纪头一个10年。据说，某一天，北京的某根电线杆倒了，一下子砸死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法国人；还听说，有一次顺义某个公交站的棚子塌了，砸伤了10个人，其中三个是外国人。
用砖头砸诗人，那不过是个冷幽默的小段子；而电线杆和站棚砸死砸伤外国人却是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是新闻。
目前，要想准确统计出北京城到底有多少外国人，其难度不亚于从人群里挑选谁是诗人那么不靠谱。
2010年12月24日下午，离下班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小街桥的北京出入境管理处二楼的政务大厅里，来办理各种手续的人员仍然络绎不绝。
记者就北京到底有多少外国人的问题咨询了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处的有关工作人员。他们告诉记者，“外国人入境的事由，分会议、商务、访问、观光、休闲、探亲、访友、就业、学习、定居等很多种，这些工作具体由口岸签证大队、外国人签证管理处、基础工作大队等多个部门管理。而外国人入境后是否呆在北京，呆多长时间都不好统计。”
记者随后两次拨通了北京市人口普查办公室的电话，得到的答复是，“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确实首次把境内的外国人纳入登记范围，2010年12月起，人口普查进入数据的汇总和资料开发利用阶段。到2011年4月底，主要数据才能向社会公布”。劳动部门的说法则是，这个数据他们不掌握，可能只有出入境管理部门最清楚吧。
以下是记者在公安部的相关网站上得到的数据：截止到2009年底，在华常住外国人有493139人。而作为首都，北京更是成为来华外国人比较集中的城市。目前，在北京登记居住一年以上、具有正当职业的外国人有65000余人，这其中还不包括大约7000名各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
而据驻华韩人会调查显示，目前仅在京韩国人就有10万人，主要聚居在五道口和望京两个地区。
“北京到底有多少外国人，恐怕只有把‘三非’外国人数全部掌握了，才能计算出来”，一位多年从事中外中介的资深人士透露。
五道口的诱惑
一份国际调查报告显示，在亚洲地区，外国人最喜欢居住和工作的城市中，北京排名第十，是中国大陆唯一进入前十位的城市。
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个地区在外国人聚居比例上，韩国人又最多。所以在北京五道口一带，一些商店的招牌都是用三种文字写成的：中文、英文、韩文。从五道口地铁站出来，你无论走向学院路、荷清路还是成府路，你随时都会遇到一群金发碧眼或棕发黑颜的老外。不管你去逛东源大厦或光合作用书坊，还是到附近的肯德基用餐，里面的顾客差不多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是外国人。
一个中国人走在五道口附近，如果想问路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麻烦，因为你误以为是同胞的黄皮肤很可能是韩国人或者日本人。街头比比皆是的跆拳道馆、韩国烧烤店，满眼的韩文招牌，让你怀疑自己是否身处“异域”。
与北京语言大学相邻的学院路街道办事处，管理着富润家园等29个小区，总人口有28万，常住人口19万，流动和暂住人口9万。“那些租居在29个小区的外国人数量就包含在这9万之中，”办事处办公室的崔先生告诉记者。
当记者问起办事处所辖地区到底有多少外国人时，崔先生又为记者叫来了专门负责社区人员登记的吴锦峰，他说，“散居在29个小区内，已经登记过的外国人共3816名，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大体在4000上下浮动。”
办事处所辖的每个社区都设有流动站，外国人想租房子，必须先签订租赁合同，出示护照或护照复印件，再签订一份治安责任书，然后由房主领着外国人到社区流动服务站登记后，于24小时内到东升派出所进行登记，办理外国人居住证。
当记者赶到位于五道口地铁站东侧的东升派出所时，看到大约有十几个中外人士正在排队等候办理各种事宜。派出所办证大厅里的提示也是中英韩三种文字。办理外国人居住证的5项条件标得清清楚楚。一位姓马的警官告诉记者，这里比一般的派出所要忙得多，而且对民警要求也高，专门配备有精通英语和韩语的外事民警。
“这个地区发生的一些外国人之间的纠纷，或者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纠纷，案情其实都不复杂，无非是诸如扰民或因沟通不便而引起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但涉外无小事，每次派出所领导都会及时让涉外民警去沟通处理。”在派出所门口负责接警的一位唐姓警官说。
五道口附近为什么会聚集这么多的外国人呢？美国留学生沙麦可推测，“可能因为北大、清华、北语等多所高校都在五道口附近吧。”
仅北京语言大学，目前就有外国留学生8871人。加上其他一些高校，目前北京市约有63000留学生就读，在留京外国人口构成中所占比重是最大的。
有许多外国留学生在校外租房居住都愿意选择五道口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身处异国聚居一起，相互温暖，营造一种“家”的氛围吧。因为这个地区的韩国人最多，因此韩国风格也较为明显。正宗的韩式餐馆随处可见，超市、商店、医院等也是韩式的居多，卖的都是符合韩国人习惯的物品。整个小区已经形成了为韩国人提供配套服务的社会生活链条。
老外北京分布图谱
据出入境管理机关的统计，目前在京常住外国人近11万人，加上各高校每年在校留学生63000人，共17.3万人。再加上每天签证入境的短期旅游人员和商人，北京每天实有外国人约为20万人。这其中还不包括大量“三非”人员。
外国人租房的热点区域大体是这样划分的：留学生大多愿意在五道口附近租房；韩国人大多聚居在五道口和望京；而日本人大多聚居在以长富宫、发展大厦为中心的两个地区；德国人则喜欢居住在燕莎友谊商城、凯宾斯基饭店附近。
相对来讲，经商或者作为驻华使领馆的“高端老外”更愿意在商圈内或与商圈相连的地方租房，例如，东三环一带集中了大约80%的外国公司和商社，比如国贸、燕莎、亮马、使馆区，这里成了外国人租房的热门地段。
除了租房的那些普通外国人以外，还有很多在中国淘金成功的人士开始选择在北京买房。朝阳公园附近的景园大厦，与景园大厦一街之隔的博雅园，都有不少外国人在那里购置房产。
来自欧美的老外中的成功人士喜欢购买紧邻首都国际机场的京顺路沿线、温榆河一带的别墅。
还有些外国人在购房上更青睐北京中心的那些四合院，觉得只有住在那里，才能闻到老北京的味道。一座四合院开价几千万乃至上亿元，但只要喜欢了，对这些老外来说，钱并不是最大的问题。
而北京的房产开发商也逐渐摸透了老外的心思。韩国人租房讲求性价比，爱蜗居，一群人在一起，既热闹又经济，愿意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圈子；欧洲的人对所租房屋的品质要求较高，特别是来自北欧国家或德国的外国人，对于所租房屋细节的品质要求特别明确，诸如地板、水龙头等“小”问题，如有可能他们甚至会趴到地上去一一检查确认；而美国人对居所的生态环境和文化内涵都有一定要求，而且喜欢住环境好，有人气的地方。
在华外国人的日常管理
事实上，从管理体制上看，外国人在华期间的人口管理，在我国主要隶属于公安机关，街道办事处、劳动局等政府相关部门也承担了部分相关登记、审批职能。在机构设置上，公安部下设出入境管理局，主管全国的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下设出入境管理局(处)，负责本地区的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绝大多数的地市和工作量大、工作任务比较重的县级公安机关也成立了出入境管理专门机构，具体执行出入境管理的各项工作任务。
外国人要来中国的第一关，通常口岸边检。我国在全国对外开放的口岸设立边防检查站，执行出入境边防检查任务。目前，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厦门、海口、汕头9个城市成立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由公安部垂直领导。
而作为管理在华外国人的主要法律依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由于该法颁布于1985年，规定的条款比较粗略，现在更多适用的是国务院2010年4月修改并公布实施的《出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以及2004年公安部制定的《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工作规范》、《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管理办法》和《外国人口岸签证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
外国人来华所持签证分为外交、礼遇、公务和普通签证4大类。普通签证分为8种，包括旅游(L)签证、访问(F)签证、学习(X)签证、工作(Z)签证、记者(J)签证、定居(D)签证、过境(G)签证和乘务(C)签证。我们所定义的“京漂老外”大部分持有是L、X、Z、J、D签证的持有者。
对于大部分外国人最关心的签证过期问题，在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外国人安全服务手册》中指出了识别办法：“我驻外使领馆签发的签证上有两个有效期：一是入境有效期限，标明有效期至XX年XX月XX日，表示准许入境的时间；二是准许停留时间，标明停留天数，表示准许在华停留的时间。持证人自签证签发之日起至入境有效期满前，可一次或多次入出中国国境。入境后在中国停留时间应以签证上准许每次在华停留天数为准，即从入境次日起算，持证人可在准许在华停留的期限内停留。D、Z、X、J－l签证没有标明在华停留期限，持证人须自入境之日起30日内到居住地公安机关办理居留手续。”
通常来讲，国内公安机关签发的签证只有一个有效期，即入境有效期限和准许停留时间为同一期限。判断外国人入出境日期一般是根据盖在护照上的边防检查验讫章标明的日期。
管理上的“盲点”
尽管公安部门提供了详细的出入境管理方式，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街道社区对外国人的管理仅仅是落实了住宿登记一项，至于其他的，几乎没有任何措施。当地派出所也只是办理外国人登记证和到期及延期登记，其他的几乎是个空白。缺乏管理上的延伸措施，缺少主动的未雨绸缪式的跟踪服务，这就形成了管理上的盲区。
日常检查不到位，使得“一个外国人租房、多个外国人居住”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也在客观上为外国人非法居留提供了便利条件。
而留学生中的吸毒、贩毒和卖淫嫖娼现象，更是相当典型。例如北京语言大学一名非洲籍留学生携带毒品在机场被当场抓住；还有就是一名俄罗斯女留学生卖淫，与一名非洲籍男留学生发生关系后，因嫖资问题引起争斗，后女方被男方杀掉。记者还在采访中发现，有些留学生手中握有毒贩子的电话，通过电话联系，竟然在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门口交易大麻、摇头丸等毒品。
当然毒品泛滥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国对许多毒品的管制相对于一些国家要严格。某些在外国不被认为是毒品的药物在中国都被认为是非法的。也因此，北京市公安局在《外国人安全服务手册》中特意提醒了在中国属于非法的毒品包括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另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来源于外国人聚居区的中外住户矛盾。五道口一家物业公司的一名保安告诉记者，“我们物业经常接到业主的投诉，反映有外国人在半夜三更聚众喝酒，大喊大叫，影响邻居休息；或是随手把垃圾扔门口就不管了；一些人在楼道里跺脚、打闹经常引起社区内中国居民的反感。”这些小区状况的好坏，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取决于外籍人员素质的高低。
然而，正如出入境管理处的人员所说，“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对外籍人口的比例是有要求的，从5%到15%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如果以北京总人口1755万的5%计，北京需要有88.75万名老外才能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因为中国是非移民国家，一个城市规模大否，档次高低，不可以仅仅依赖外国人的数字来支撑形象。但至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客人进家门了，我们的待客之道是否更讲究些？是否需要更重礼仪？更重细节？
在中国寻找饭碗
在记者走访的老外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就业问题。
在外国人管理体系中，有一个词语：三非，意指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入职的外国人。事实上，我们所谓的“京漂老外”更多意义上指的就是这部分外国人以及仅仅持有短期签证却想要长期在北京生活、逗留的外国人。
这些外国人的共同特征就是在中国寻找饭碗。
有关部门拒绝向记者透露北京具体外国“三非”人员的数据，但是非法外籍工人在中国不止一次被媒体广泛报道。
按照劳动部、公安部、外交部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1996年联合发布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其适用于“没有取得定居权的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依法从事社会劳动并获取劳动报酬的行为”，但不适用于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员。
按照条例规定，外国人在华就业需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一是年满十八周岁，身体健康；二是具有从事其工作所必须的专业技能和和相应的工作经历；三是无犯罪记录；四是有确定的聘用单位；五是持有有效护照或能代替护照的其他国际旅行证件。
从中可以发现，外国人在华就业推行的是先有工作再批准的原则。
事实上，该条例对能够在华就业所需持有的证件进行了进一步规定。实际中在中国就业的外国人应持职业签证入境(有互免签证协议的，按协议办理)，入境后取得《外国人就业证》和外国人居留证件，方可在中国境内就业。未取得居留证件的外国人(即持F、L、C、G字签证者)，在中国留学、实习的外国人及持职业签证外国人的随行家属不得在中国就业，特殊情况，应由用人单位按本规定规定的审批程序申领许可证书，被聘用的外国人凭许可证书到公安机关改变身份，办理就业证、居留证后方可就业。
而公安部网站公布的2009年数据表明，以“工作”为入境事由(即持有工作签证的)外国人仅有73万余人；定居的有1.3万余人。
对于需要在华期间通过工作来满足日常费用的外国人来说，并不是获得《外国人就业证》就万事大吉。他们的劳动合同期限被限制在五年以内，并且合同期限届满就意味着就业证自动失效。要想继续工作，必须重新申请。
当然，这些仅仅是管理上的差异。其他就业的问题，外国人享有与中国居民同等的待遇，例如工资不得低于最低社会保障；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以及社会保险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等等。
对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批准私自谋职的外国人，在终止其任职或者就业的同时，可以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限期出境。对私自雇用外国人的单位和个人，在终止其雇用行为的同时，可以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其承担遣送私自雇用的外国人的全部费用。
权利与义务的“国民待遇”
对于“老外北漂”们来讲，他们关于中国法律的疑问更多地体现着实用主义，例如我该遵守哪些法律？享有哪些权利？打官司该怎么办？
涉外律师张起淮介绍说，涉外案件最常接触的类型一般有五类，包括投资纠纷、健康权纠纷、涉外婚姻、诈骗类犯罪和消费者权益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涉外民商事审判庭12月份对媒体公布的一组数据称，截止至2010年11月份，全国法院共审理了13191件涉外案件，同比2009年增加了15%，涉及的外国当事人排在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英国，加起来能达到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总数的40%左右。
事实上，我国《民法通则》第八条对外国人在中国待遇问题作出了一般性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法关于公民的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法学理论认为，这意味着，我国公民根据《民法通则》所享有的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等，外国人同样享有，即实行国民待遇制度(指一股给予外国人在投资、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出入境管理方面享有不低于本国人的待遇)。
除了实体法上所能够享有的权利，外国人在华法律地位还体现在法律诉讼方面。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了外国人、无国籍人享有与中国公民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莫忘寻求法律援助
近些年来，外国人在中国遭遇的各类刑事案件也日益增多。
2010年6月，北京律师郝俊波就曾受南非大使馆的委托为一名涉嫌走私毒品、二审被判死刑的南非籍公民琳女士提供法律援助。边检在琳女士的皮箱里发现了3000克毒品。
事实上，在华外国人寻求法律援助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寻求大使馆的帮助。而按照规定，为了保障使领馆充分履行领事职能，确保外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公安机关对外国公民作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刑事拘留、监视居住、拘留审查等)或行政处罚决定后，会在《双边领事条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时限内，及时将有关情况通知该国驻华使馆、领馆。
但在实际中，并非所有的大使馆都会涉入普通涉外案件。张起淮律师指出，不同的大使馆会有不同的态度。
除了大使馆所提供的法律援助，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在中国接受刑事审判，没有委托辩护人时，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保证审判程序的公正性。”近年来，也不断有新闻报道检察院、法院等司法机关主动为外国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案例。
尽管在诉讼过程中，享有一系列的便利，但在实体上，外国人在中国并无“特殊待遇”。“除非他是外交人员享有相关豁免权，一般在中国适用法律都应该是平等的。至于文化和国情上的区别只能作为从轻的情节和理由，并不能因此免罪。”郝俊波说。
然而，遵守中国法律，并不意味着在发生纠纷时就会完全适用中国法律。产生纠纷时，应该适用国际条约、中国法律还是外国法律，在法律技术上都有一套明确的规则。“遇到专业问题，还是最好求助于专业律师。”张起淮说。(文/《方圆》记者 邰筐 张羽)
京漂老外生存的十八条法则
法则一：想入境，记三点：穿戴整齐、备好所有的相关证件、确保随身行李中没有违禁品。
法则二：远离鸦片等毒品——它们在有些国家可能不被禁止但在中国却是违法的。
法则三：抵京后24小时内到居住地公安机关办理临时住宿登记手续。住宾馆饭店的话可由店方代为登记。
法则四：停留期满仍想继续在中国，得在原签证期满前3天申请办理签证延期或换发手续。
法则五：想留下来？入境后30日内到居住地公安机关办理居留手续。
法则六：居留许可丢了，是个大麻烦，因为补办得三地跑(详见注)。
法则七：打工之前，先到所在地省级劳动部门取得《外国人就业证》。
法则八：劳动合同期限最长只有五年，合同期限届满就意味着就业证自动失效。
法则九：家教、翻译等临时性工作，通常不签劳动合同，可以临时用来挣钱糊口。
法则十：租房子的话，签订合同后要和房东一起到派出所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法则十一：想让在中国出生的婴儿获得中国国籍，需要父母双方中至少一方是中国公民。
法则十二：外国的驾驶证在中国无效，不要自己开车。
法则十三：牢记一些常用电话号码包括110、119、120和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电话。
法则十四：随时随身携带护照。
法则十五：学会砍价，如“怎么这么贵？”“我是学生，没有钱。”“便宜点吧。”
法则十六：手机里储存一两个熟悉的出租车司机的手机号码。
法则十七：认识几个中国朋友，在一些事情上他们可以给出最好的意见。
法则十八：牢记，大使馆是寻求帮助的重要渠道。
注：一、拿着出入境管理部门出具的《护照报失证明》、工作单位函件，到签证机关办理居留许可报失；二、持签证机关出具的《办理登报声明申请表》，在报纸上声明原居留许可作废(出入境管理总队接待大厅一层有相关报社代办点)；三、持登报声明作废手续、护照报失证明、新护照及办理居留许可所需资料，到签证机关补办居留许可。 (整理／《方圆》实习生杨佳瑜)
京漂老外：生活有时也是一种冒险
这是两个漂在北京的老外的“冒险”故事。和其他数以万计的“京漂老外”一样，他们的漂泊经历因人而异，却又大同小异
这是两个漂在北京的老外的“冒险”故事。和其他数以万计的“京漂老外”一样，他们的漂泊经历因人而异，却又大同小异。他们被中国的魅力所吸引，通过留学、旅游等方式到达中国后，想方设法地留下来，甚至不惜成为“三非”(指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职)人员。
但对于欧洲人麦拉考(化名)和非洲人华龙(化名)来说，他们的冒险原因截然相反：一个是为寻找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一个是来中国实现自己的淘金梦。
寻找麦拉考
找到老外麦拉考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爱好旅游和摄影的他可谓天马行空，行踪飘忽不定。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属于“在北京既无固定住处，又无固定工作，单位和电话常常换，找人常常找不见”的那种。
果不其然，记者打他半年前留的号码，已停机了。
寻找麦拉考的过程可谓是山重水复，先找到他的汉语老师，又通过他在北京的朋友，七拐八绕，最后终于联系上了。
原来，他前段时间到贵州拍片去了，一周前才刚刚回到北京。
说起来，麦拉考和记者也算是老朋友了，属于一起郊游爬过山，一起泡吧喝过酒的那种。但当他弄清记者关于“外国人在北京真实生活状况和非法居留情况调查”的采访意图后，还是有点躲躲闪闪，迟疑不定。记者再三保证不暴露他的身份，文章发表时一定用化名，他才勉强同意了。
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我们约好下午见面，地点定在离五道口地铁站不足百米的光合作用书店二楼的咖啡厅。在北京，五道口是外国人最喜欢的地区，也是各国留学生扎堆的地方，被他们称为“中国的地球村”。
这个咖啡厅的老外上座率极高。进去以后发现，除了挤在柱子旁边的两个小桌子，其他的早已座无虚席。粗略数了一下，12张桌子挤坐了23个人，其中除了三个是黄皮肤像同胞以外，其他的要么是金发碧眼，要么是棕发黑颜，全都是特征明显的老外。谁料，三个黄皮肤一开口：原来都是韩国人！记者一瞬间有些时空错乱的恍惚，仿佛突然置身于“异国他乡”。
28岁的麦拉考属于典型的欧洲人的性格，自由中透着散漫，开朗中透着严谨。但他这次和记者见面却显得有些紧张，刚一落座就左顾右盼，像一个刚刚做完坏事生怕被人发现的“坏蛋”，记者一下子被他逗乐了。
他双手握着并在一起，做了一个戴手铐的动作。他表达的意思我立刻明白了，就没再多问。
麦拉考是个坦率的人，他用这个动作是想告诉我，他的签证过期了，违法了，如果被查出来，也许就会被送到机场，强制离境。
半隐蔽状态的生活
麦拉考生于欧洲西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约58.4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分属于西班牙、葡萄牙、安道尔和英属直布罗陀。
麦拉考四年前来到中国，先是到厦门，然后到宁波，四处打工和游历。2009年来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一年的汉语，2010年6月毕业离校时，他的签证也同时到期了。
这时候，已经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麦拉考不想回国了。他想留在北京，找个地方工作，但跑了几趟劳动部门之后，他才明白，办理劳动签证太难了，“除非我拥有你们中国人不会的技术或能干你们干不了的事，才能留下来，”麦拉考说。
签证过期了，一下子进入了非法居留的状态，这让麦拉考很长一段时间感到心老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悬提着。
“只能做做家教，再捎带做一些简单的翻译工作。因为只有这些工作才不用签劳动合同，不用取得劳动部门的许可。没有签证，自己也租不了房子，只能住在朋友处，打游击一样，很狼狈。”麦拉考说。
“我不喜欢挣很多钱，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能吃上饭，然后在中国到处走走，对我来说，在中国丰富的经历就是最大的财富，”麦拉考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到中国的偏远地区去支教，教孩子们学英语或者西班牙语都可以”。
“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留学生毕业后想留在中国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留学生签证到期了，劳动签证又办不了。留下来的那一天，也就意味着非法居留的开始，不知不觉就违法了，这很可怕。”显然麦拉考对于“没有签证是非法的”这个起码的法律概念还是很清楚的，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留下来的决心。
花钱买签证和李代桃僵
麦拉考说，“从2008年1月份开始，劳动部门对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审批手续就很严了，外国留学生想留在中国，签证延期会很难，这也从客观上加剧了‘三非’外国人的增多。”
“那就一点别的办法也没有了吗？”面对记者的问题，麦拉考略微犹豫了片刻，说，“有办法，那就是花钱买签证。”记者感到非常好奇，“怎么个买法？”
“就是到一些民办的教学培训机构报名学习汉语，你其实不用去上课，只要一年交上8000—10000元，这些机构就能给帮忙办出相应的签证，你就可以随便在外面工作。”麦拉考说，“这也就是所谓的潜规则吧，想留下来的各国留学生都很喜欢这种只交钱不用上课的培训机构。”
据麦拉考介绍，他的一个非洲籍同学华龙的签证也已经早就过期了，但他并不是去什么培训机构花钱买签证，而是在需要回国时借用老乡的护照蒙混过关。
“非洲人相互借用护照已经成为他们逃避边境检查的一个惯用手段，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一般分辨不出黑人的长相差别，只要脸型和胖瘦程度差不多，运气好点或许就可以侥幸应付检查，”麦拉考说，“非洲籍老外也喜欢扎堆，但他们这种扎堆和韩国人的喜欢热闹不同，他们有点遇到事情一起扛的意思，类似于某种群体保护。”
“他们多来自世界上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或政治局势不大稳定的国家，并且抱着‘淘金’的想法来北京。对他们来讲即便是被边检查获，也会在被遣送回国后想办法，办理合法的签证再来中国，”麦拉考说。
巨大的诱惑不断吸引着新的非洲籍追梦人。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到中国的北京，他们渴望与这座城市发生关系，渴望被接纳，渴望与这里的人接触，交流，并碰出火花。
而据被查获的偷渡者透露，在某些国家，中介机构将代办中国签证的签证费炒到了正常办理费用的20多倍，购买一个“仿真”的“假签证”就需要1500多美元。
“二道贩”华龙
华龙目前是一身多职，当家教的同时，还做些小生意，把非洲的一些手工艺品拿到秀水市场和南锣鼓巷附近去卖；再把从中关村收购的一些二手手机、手提电脑、相机等电子产品寄回非洲，让家里人卖掉。
中国和非洲某些产品之间存在的价差，让华龙每次都能赚到两三倍的钱。他觉得在北京比回非洲生活容易多了。
“前段时间，华龙还去了趟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选取了一些在非洲比较紧俏的小商品，”麦拉考说，“华龙曾告诉我，他就想在中国捞到自己的第一桶金，他是带着发财梦留在北京的。”
“我真担心，有一天醒来突然就被发现了，然后就被遣返，”麦拉考很担忧地告诉记者。
对他们来说，“非法居留”就像埋在生活中的一颗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引爆。
“在北京过的每一天，都像最后一天，让他对这个地方充满眷恋，”这种生活状态让麦拉考感到既好玩又刺激，“生活有时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我喜欢这种生活。”
麦拉考说，“北京是个开放而包容的城市，平时的管理对外国人限制并不严，这一年多以来，我几乎就没碰到有人检查自己的签证，但没准哪天就突然严格起来了呢，这都是没准的事情。”
这不仅仅是麦拉考的担忧，也是相当一部分漂在北京的老外都关心的问题。(文/《方圆》记者 邰筐)
美国的移民和侨民：是法律问题更是经济问题
在美国，移民和侨民是法律问题。美国法律不仅保护公民的权利，也保护外国侨民的权利；既保护合法移民的权利，也保护非法移民的权利。当然法律也有不站在移民、侨民一边的时候
哥大的平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历来比较多。胡适、蒋梦麟和马寅初等三位北京大学校长都是哥大的博士。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留学生又蜂拥而来。不仅是自己来，而且生儿育女，还要接父母来。呼兄唤弟，扶老携幼，不亦乐乎？
在风和日丽的春日或清风徐来的夏夜，哥大主楼前的广场上，总有中国留学生和他们的家人扎堆。哥大的美国学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排斥的情绪，有的美国女学生还会逗逗可爱的中国小朋友——小朋友总是可爱的。美国真是一个移民国家，与日本不一样，与俄罗斯不一样，与欧洲其他国家也不一样。
我在维也纳住过两年多，曾经遇到过一位排外的房东老太太，就住在我楼上。只要看到外面草地上有土耳其儿童在玩耍，老太太便会推开窗户狂呼：“警察！警察！”
房子是老太太的女儿租给我的。这位女士解释说，她母亲年事已高，头脑不太正常。可是我有一点纳闷：头脑不正常，怎么见到外国人要喊警察？这不是蛮正常的吗？看老人家的年纪，当年希特勒作为德国元首重返维也纳的时候，她应该已经是可以上街欢呼的年龄了。在哥大遇到过若干从德国和日本转道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虽然在德国和日本已经呆了数年，但还是决定再辗转来美，说是到了美国感觉真好，说是这里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那种感觉。
不管你是外国的留学生，还是住附近居民区的黑兄弟，在哥大一带可以感受平等，至少是表面上的平等。哥大附近街头有乞讨的黑兄弟。有的黑兄弟会为你拉开店门，你给钱他会说声谢谢，不给钱的话他也并不恼。遇到年轻漂亮的白人女学生，黑兄弟还会恭维一句：“你身材真好。”白人女生一笑置之，并不高喊“抓流氓啊”。儿子一岁左右的时候笑得很可爱，见到沿街乞讨的黑人他也天真灿烂地笑，黑人也报以微笑。哥大的一个黑人校警还送给我儿子一个大绒娃娃，尽管我们之前，没有交谈过，之后也并没有交谈过。
或许，在这里用“乞讨”一词并不准确。我觉得，哥大附近给钱的和收钱的似乎都很有尊严，并没有“施舍”和“乞讨”的情绪。在美国，“乞讨者”的英文是“panhandler”，不用“beggar”。哥大法学院的人权法专家亨金教授出过一张宪法试卷，上面专门有道问答题：“市议会通过法律禁止沿街乞讨是否违反宪法？”没有说违反宪法，只说有可能违反宪法，但已经把问题上纲上线了。我在哥大求学的收获之一，就是接受了平等教育。不是书本上的教育，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感受。
美国的傲慢与种族主义
或许，哥大的情况是一种例外，是东部常青藤盟校中自由派的宽容。美国并非全国如此，纽约也并非全市如此。苏州园林内是景随步移，曼哈顿没有这么夸张，但街区与街区之间有很大区分。在中城五马路的繁华大道上，我见过纽约警察给黑人摊贩戴上手铐。我还是不以为然，黑人摆摊是靠劳动挣钱，有什么必要对他们如此严厉？
在移民局办理暑期工作证的感觉也非常不好。进去一批人之后，当班的黑姐妹让大家坐下。我刚刚坐下，黑姐妹又冲这边喊过来。我连忙起身，黑姐妹又冲我喊道：“你，谁让你站起来的？”黑姐妹说她是在喊另一个人。可谁知道她是在喊哪一个人？美国移民局的雇员中有不少非洲裔美国人，受教育水平较低，吆三喝四，颐指气使，让人很不愉快。但受过很好教育的白人会以另一种方式来表现歧视。1997年之前去香港，在纽约的英国领事馆申请签证。英国人话说得无懈可击，但语气腔调中充满傲慢和鄙视。
纽约是大地方，这里的人有可能比较傲慢，自以为是，但他们对外国人是这样，对本国人也是这样。但美国小地方就可能有种族主义分子。
一位在美国小地方生活过的中国朋友告诉我，他就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恶狠狠地说：“你们这些中国佬，从哪里来的就滚回哪里去吧。”不过，如果当地没有什么中国人，那反倒有可能受到热烈欢迎。维也纳的一位老华侨对我说起，1970年代，他初到维也纳的时候，街上几乎见不到一个华人。当地居民对他友好得不得了，路上陌生人见到他都要嘘寒问暖，他珍贵得简直像只大熊猫。
物以稀为贵，中国人一多，当地人自然便会厌烦，你遵纪守法他们也会厌烦。所以，有些国内的朋友就开始变了，刻意强调自己是蒙古族，强调自己是少数民族。效果还比较明显，能够换来当地人的不少好感。
如果提到西藏，西方人就更来劲了。我在德国慕尼黑坐出租车，司机知道我是中国来的，就非要告诉我西藏人好。我问他可去过西藏。出租车司机说没有。我没有再说什么，希望他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去过西藏。怎么知道那里人好？一次在瑞士坐旅游车观光，当地导游要游客自报来处。我忽然心血来潮，开了个玩笑，自称从西藏来。坐在后面的一位美国游客立刻坐不住了，伸长脖子要看西藏人。下车后美国人士还拉住导游不放，非要打听谁是西藏来的。导游不解，说是哪里来的西藏人？美国人不信，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移民和侨民首先是法律问题
在美国，移民和侨民是法律问题。
即便是非法移民，其子女也可以享受免费中、小学教育——法律规定的。即便不是美国公民，如果收入低，在美国生孩子也可以享受免费医疗。美国法律不仅保护公民的权利，也保护外国侨民的权利；既保护合法移民的权利，也保护非法移民的权利。总之，美国法律所保护的是人的权利。
每过数十年，美国还“大赦”天下，允许非法移民转为合法移民。如此一来，偷渡去美国的人更是趋之若鹜。即便非法移民不能转为合法移民，非法移民在美国所生的子女，从落地之刻起便是美国公民。
18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出生在美国本土和美国管辖地的任何人都是美国公民。该修正案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通过的，目的是要解放黑奴，因为此前美国黑人并不被视为是公民。谁知阴错阳差，许多外国人利用这条法律也造就了美国公民。法律就是有这样出人意料之外的结果。
法国原先也有类似的属地法，即，只要出生在法国领土上，就是法国的公民。但法国不堪外来人的重负，十多前修改了这条法律。从理论上说，美国也可以修改此法律。但做起来太难，不仅需要参众两院同意，而且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州同意。更何况，拉美裔的美国公民人数急增，而此类人与非法移民大多沾亲带故，恐怕并不愿意美国宪法有此修改。
移民和侨民是法律问题，但法律并不总是站在移民、侨民一边，美国历史上也有排斥移民、侨民的法律。比如，美国贯穿东西的铁路的筑路工中有许多是华人，但修完铁路之后华人被大批驱赶回国，甚至惨遭杀害。对此排华暴行，美国法院非但不加以谴责，反而纵容排华行为。
在冯越亭诉美国案(Fong Yue Ting v. the United States, 1839)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定，不管中国劳工在美国居住了多久，如果不是美国公民，国会就有权“驱逐他们，只要国会认为这样做是出于公众需要或有益于公众”。该案中有三位大法官持反对意见。他们愤然指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中的先驱，这样一个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居然通过了如此法律。任何中国人如果是孔子的信徒，善于思索，则必然会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派传教士到中国来？’”
移民和侨民更是经济问题
移民和侨民是法律问题，但更是经济问题。
美国政府一再表示要制止外国人非法入境，但美国企业和个人却贪图便宜，大量雇用非法移民。沃尔玛就有此问题，就连美国总统提名的部长候选人，也有因为曾经雇用非法移民帮工而被迫放弃任职机会的。
希腊债务危机之后，希腊政府表示经济吃紧，再也无力接纳非法涌入的移民和难民，所以要在与土耳其之间的边界处建一道铁栏栅墙，拦截外来移民。2010年，大约有12万人通过希腊进入欧洲其他国家。据估计，每10个进入欧洲的非法移民，就有9人是通过希腊转进的。
无独有偶，美国得克萨斯州也在边界拉起了铁网，以阻挡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墨西哥总统对此十分恼火，强烈抨击美国的做法。墨西哥有一句谚语，把美国比做魔鬼，说是“墨西哥离天堂太远，离魔鬼太近”。可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宁愿到魔鬼那里去，也不愿留在自己的祖国。或许，大家都愿意去见的魔鬼，也就不是魔鬼了。
想不到，冷战结束之后，西方自己开始筑墙了。德国分裂期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东德”)曾经修筑了柏林墙，人为地将柏林一分为二，阻止东西方的人员自由往来。柏林墙曾经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耻辱。美国总统肯尼迪访问西柏林期间，在群众集会上发表讲演，说是“柏林墙再高，也高不过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听者无不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可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柏林墙倒了，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自己却筑起了有形或无形的高墙，阻挡人们的自由来往。或许有人会说，今天西方筑墙，是要阻挡经济移民，而并非出于意识形态之争。可是，当初逃亡西德的东德人大多也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
尽管美国在高筑墙，但美国仍然是移民大国，在对待外国人方面，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德国比不了，日本也比不了。日本老龄化加快，国内劳动力短缺，但日本并不愿意放宽移民政策。
除美国之外，世界上还有其他移民大国。全球五大移民城市美国只一座。五座城市的排名是：阿联酋的迪拜排第一，140万人口中移民100万，占总人口71%；美国的迈阿密排第二，220万人口中移民110万，占总人口59.5%；加拿大的多伦多排第三，240万人口中移民120万，占总人口71%；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排第四，75万人口中移民35万，占总人口47.8%；加拿大的温哥华排第五，移民占总人口45.6%。
全球化的时代，是很多人在全世界各地到处乱跑的好。治理好的国家，那一定是近者悦，远者归。
我们对外国人是比较尊重的
全球化之后，来中国小住和长住的外国人日渐增多，有西洋人和东洋人，还有南洋人和非洲人。在中国的外国人也会有不顺心的事，但总的来说他们应该是比较惬意的。
现阶段我们中国人对洋人是比较尊重的，对触犯中国法律的洋人也是优待有加的。洋人在中国犯法坐牢有专门的监狱。如果是中国人在国外犯法，恐怕是受不到这等优待的。在美国和其他西方主流国家，恰恰是非法移民经常得不到法律的充分保护，并且在关押非法移民的地方，所在国自己的法律并不适用。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我们遇到不快，总喜欢归咎于时间和地点。结果是出也愁，进也愁。其实，许多地方的问题都是相同或相通的。
移民、侨民问题也是这样。谈发展问题，谈移民问题和侨民问题固然重要，但似乎更应该谈贫富不均。今天的世界不是发展不够，而是分配不均。如果国家之间贫富不是那么悬殊，很多人是不会出国乱跑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句诗：“英格兰，只有我在陌生人中穿行时，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也说过，任何人在一个不能说母语的地方生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我衷心希望，各国之间的贫富差别可以小到忽略不计。到那个时候，再去异国留学或在异国居住，是以平常心而去，是为了体验异国文化而去做深度旅游。没有人是因为逃避战乱或见异思迁、寻求富贵而离乡背井、远走他乡。(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