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与嫌疑犯重名，新疆博乐警方实施抓捕时错误地将一名15岁少年刑事拘留。两个月后，他被当地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2009年1月，他在少管所里遇到抢劫案主犯，冤屈终得澄清，张冠李戴的荒唐真相随之被揭开。
层层把关
公检法未发现真相
2008年9月4日，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某中学初二学生王企（化名）被博乐市东风派出所民警抓捕。
“你是王企吗？”“是。”“有身份证吗？”“有，但还没办好。”“认识马清林（化名）吗？”“认识。”“你跟马清林抢了多少钱？”“我没抢钱啊。”
简单对话后，民警给王企戴上手铐带到公安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企描述了两年前被抓的一幕。
莫名背上抢劫的罪名，当时15岁的王企“有点蒙了”。他当时想起马清林还有一个朋友叫王企，就对民警说，“你们抓错人了，还有一个王企！让被害人来指认就清楚了！”
“民警以为我在狡辩，就不断地恐吓我、威胁我，掐着脖子打我。”王企说，“第四天，有人告诉我，只要我承认就放我回家。听了这话，我就承认了。没想到，我却等来了逮捕的通知。”
案件随后被移送至博乐市人民检察院，随后就按照程序移送至公诉科审查起诉。2008年10月30日，博乐市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王企抢劫一案。庭审现场，王企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法院遂启动简化审理程序。11月30日，博乐市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王企有期徒刑两年。
审理此案的法官刘美岚称，审理过程中的程序和事实清楚，孩子从始至终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羁押期间
戴镣铐到学校现身说法
“被判刑时，我才真正知道法律的厉害！”王企说，由于在被捕之前对各种法律程序一无所知，看守所的其他少年犯曾告诉他，你犯的事较轻，肯定会没事的。于是，他就不再争辩，别人让干什么，就照做。
“最难受的是羁押期间，曾戴着手铐脚镣到学校现身说法。”王企说。
2008年12月5日，看守所管教交给王企一封忏悔信，要求他作为少年犯代表到博乐市的3所学校现身说法。
“我从小偷窃……”念着信里自己根本没做过的事，王企难受得号啕大哭起来，这个表现却被民警解释成“发自内心的悔过”。“明明没有犯罪，还要我这样说，大家一定都在嘲笑我，当时真想死了算了！”
2009年1月中旬，王企被送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少年犯管理所，当天，他遇到了抢劫案主犯马清林（化名）。“你咋进来了？”马清林有些奇怪地问王企。得知被抓的经过后，马清林对他说：“你是冤枉的，我说的是那个保安王企，不是你。” 随后这场重名错案的真相终于被揭开。
2009年3月，博乐市组成联合调查组，彻查王企错案。 2009年4月2日，博乐市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王企被无罪释放。此后不久，实施抢劫的王企被抓，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无法挽回
被错案改变的青春
儿子的清白找回来了，但王富财一家曾经拥有的幸福生活却被错案改变。 即使在儿子被无罪释放后，王企的表现却让王富财夫妻俩更担心了。王企先是因头痛难忍住院，后来一阵子几乎夜夜都失眠。
母亲赵美玲还发现，从少管所出来后，儿子像变了个人似的，胆子很小，看到穿制服的老远就躲，看到保安会绕着走。
2009年9月14日，博州中院针对“王企被限制人身自由212天”这一错误，做出赔偿2.3万余元的决定，驳回其他诉讼请求。王富财表示，无法接受这一结果。
博乐市委副书记、纪检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毕晓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这起案件上，博乐市政法系统确实存在错抓、错拘和错判的问题，办案人员主观疏忽大意、不细致和理所当然的态度，是导致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毕晓鹿表示，“既然有错，我们就依法纠错，但必须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坚决不认同当事人代理人提出的索赔‘谈判’。”
今年1月，赵美玲在律师的建议下，带儿子来到乌鲁木齐做了司法鉴定。鉴定书记载：被鉴定人王企，创伤性应激障碍损伤，七级伤残。
“孩子身心受到的巨大伤害，是多少钱都无法弥补的！”目前，王富财准备继续上诉，要求补偿经济损失，恢复名誉。
新闻评论
无辜者的顺从不应是办冤案的借口
与此前被披露的佘祥林等人的冤案相比，王企被错判的刑期似乎不值一提。但就整个过程来说，错办该案的相关公检法人员的荒唐程度，并不比他们在佘祥林案、王子发案中的同行“逊色”。从他们反思造成该错案的原因来看，无辜少年王企的“没有异议”、“供认不讳”是导致冤案发生的重要原因。
但从报道披露的内容来看，王企的“没有异议”等顺从表现，是建立在办案人员的恐吓、威胁和诱导的基础上的；而在后续的提起公诉、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检察官和法官都默认了王企的顺从表现，在没有见到王企的法定监护人的情况下，较为快速地审结了该案。
在一定程度上，王企“在被捕之前对各种法律程序一无所知”，是让他有顺从表现，进而遭受被错误羁押甚至戴镣铐到学校现身说法等冤屈的原因之一。但对办案的公检法人员来说，无辜者的无知和顺从不应是办冤案的借口——他们不会不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的规定，更不应该不履行核清案件事实的法定职责。
在该案中，虽然同龄和重名是个巧合，但对办案人员来说，通过询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监护人、让同案犯或受害人进行指认等手段确认当事人的身份并不难实现。据中青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