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国考”热：或可考虑政事分离
秋风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最为壮观的社会现象之一是，上百万人蜂拥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如此“国考热”，不得不让人有所警惕，需要我们做些反思，看看到底是如何之“热”，又到底会带来些什么。
考试迷信与权力扭曲
面对公务员考试热，相关部门官员解释说，人们参加考试的热情，可以让政府有机会遴选出优秀人材，而优秀人材进入政府，可以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但如果对政府的性质做一个简单分析，这个说法就难以令人信服了。
政府的工作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政治和行政。两者相互关联，但性质大不相同。韦伯在19世纪德国的语境中，对此有过清晰的界分。简单地说，行政就是按照既定的规则、程序，机械地处理日常的政府管理事务。政治则是依据特定的价值，面对多变的现实，主要是民众的需求和具体的公共利益，以特定的程序制定法律和政策。
简单地说，政治负责指定规则和程序，行政负责按照这些程序执行这些规则。因而，在国家生活中，政治至关重要，行政不可或缺。一个国家要实现优良治理，政府需要同时有效地从事这两项工作。
与此相应，当代各国政府通常由两种类型的官员组成，以分别完成上述两项工作：政治性官员与事务性官员。前一类官员承担政治职能，后一类官员负责行政事务。
前一类官员又可细分为两类，第一种是选举产生的政治性官员，包括国会等立法机构成员，与行政部门首长。第二种是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首长任命的政务性官员，比如总统任命的内阁成员。这些官员的权力直接间接地来源于选举，他们在政府中的位置也就随着选举之成败而保有或者丧失。
至于事务性官员，也即英国人、香港人所说的“文官”，则是通过专业的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方式而被录用的。他们是有行政级别的，可以按部就班地升迁，职位是终身的，但工作性质与一般公司员工没有本质区别。
明白了上述概念，现行公务员考试制度的不足也就一目了然了。从政治学角度看，再也没有比中国式“公务员”一词更为模糊的政治概念了。几乎所有享有权力的人都被划入公务员范围，不论其工作的性质是什么。
这样的混乱向上游传递，让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性质变得混乱。有一些人会通过录用考试进入政府，而他们既然是通过录用考试而进入政府的，那么按理，他们就属于事务性官员。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中却会有一些人出任局长、副县长、副市长、乃至市长、省长、部长。换言之，他们将成为政务性官员，以及政治性官员。政治性官员竟然也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录用！
当然，这样的公务员和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倒也并非当代中国之独创。中国古代就有科举制度，罗马帝国也曾经有过通过考试录用官员的制度，也都是把政治与行政混为一体。
在通过考试录用一切官员的体制中，只有行政，而没有政治。在这里，权力肯定是自上而下地被授予的。所有官员只是执行他们的上级的指令的工具。他们只能从事行政活动，而根本不需要政治，上级也不容许其下级从事政治。
如此，掌握和运用权力的所有人都是行政官僚，仅级别有高低之差。他们已经习惯于被上级提拔的生活，习惯于按照上级的指示、看上级的脸色行事。容易为了博得提拔的机会，他们会把上级所追求的价值放大到极端的程度。比如中国当代各级政府官员对GDP政绩的疯狂追求就是一例。
考试热与机制的扭曲
比较各个行业，公务员的名义工资绝不算高。那么，人们何以狂热地报考公务员，甚至不惜花费巨资成为公务员或者寻求升迁？有些人可能是瞄准了公务员职位的保障和收入的稳定性。但恐怕也有很多人是为了获得名义工资之外的金钱或实物收入，这其中既有制度不健全而获得的灰色收入，也不排除有人有践踏制度而获得黑色收入的念头。
政府官员们、也即公务员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皆因为政府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监督。而权力之所以没有受到有效监督，就是因为，权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权力自上而下授予，则控制和监督机制必然是自上而下的。这样的控制和监督机制注定了是会失灵的，再万能的上级，也不可能盯住他的全部下级的日常活动。
控制和监督机制失灵的结果就是权力的滥用。由此，中国官员的权力的含金量就非常之高，权力给个人所能带来的总体好处，高于社会中几乎所有其他行业。这一点也就诱发整个社会冲向万马齐奔官府的独木桥，形成国考热。
而如果通过这个考试的人，果真如有关部门人士所说的那样比较优秀，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时候，官员的聪明通常就会表现为聪明地滥用权力。这样的政府官员在很多时候就不是在维持秩序，而是在破坏秩序。
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国考热都不是一件好事。抑制公务员热的根本办法，在于政治与行政分离，政治官员与事务官员分流。
也就是说，公务员考试只录用那些事务性官员，此外的政治性官员则由选举产生。只要合乎某些法定条件而具有政治技能的人，均可成为候选人，通过法定的程序进行选举，让选举产生的官员展示政治能力。
如此一来，国考热至少可以部分地降温：一个人，假如立志从政，加入政府，他不必大学刚毕业就去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他完全可以先在商界、学界发展，或者从事社会事务性工作。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源和政治技能之后，再通过各种正当途径接受挑选，而成为政治性官员，或者被委任为政务性官员。这样一来，公务员考试的吸引力自然就降低了。
这样的分流将会让公务员考试回归其固有性质，也让公务员回归其固有性质。也即，公务员只从事行政性工作，政治性官员则通过另外的途径产生，只承担政治性工作。
当然，分流政治性官员与事务性官员，需要对现行公务员制度进行根本改革，更深一层说，需要以治理模式的转变为前提。也就是说，政府需要另外开辟出空间，来吸纳这些人才。
现在，要打破这种垄断地位，应突破行政主义的政府观念，强化竞争性选举程度，我们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作者系宪政学者
透视公务员热：是盲从，还是理性选择？
本报记者 徐伟
近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连创新高，今年更是创下了4961人争抢一个岗位的惊人纪录。浩浩荡荡的公务员考试队伍被人戏称为“考碗族”，他们为“饭碗”而战，力求考进公务员系统，而颇具戏剧性意味的是，近日《人民论坛》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竟高达45.1%。
一边是热情高涨，一边是冷水醍醐，我们似乎真该在公务员热潮背后，进行一番冷静的思考。对国家而言，公务员考试是否使人才资源实现了最优配置；对社会而言，公务员热是否对社会价值观有着某种错误引导；对个人而言，考取公务员的成本与收益是否对等，这些都是绕不开的话题。
时代周报：公务员热潮背后的深层原因有哪些？如何看待公务员考试中，巨大的社会成本和资源浪费问题？我们应该如何为公务员热降温？
1 郭巍青 公务员热其实是社会病态的一个表现
公务员热首先是因为大学生就业门路不够宽，大学生到社会各行各业寻求发展的意愿与机会都在降低，在金融危机之后，就连外企的吸引力都打了折扣；其次，是因为愿意创业的人少了，这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倒退了很多。
这么多人同时报考公务员，本身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不仅是经济成本高得不合理，而且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来说，都完全不是一个开拓创新的局面。从社会心理角度而言，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竞争氛围，对青年人的成长是不利的，大量的同类型人才聚在一起，根本就是无谓的消耗。如果上千个人涌向同一个岗位，竞争力耗在诸如行政能力测试上，让社会精英自相残杀，这根本就是人才的浪费。
公务员热其实是社会病态的一个表现，全社会成功指标单一，变成以能在行政阶梯里爬得高为荣耀。但归根到底，还是政府自身的行为造成了这样的困境—学而优则仕，本来改革开放就是要打破这个东西，但30年之后又回到了这种状态。大学生一毕业就要去考公务员的状态是扭曲的，它会扼杀社会的活力，应该要纠正过来。
公务员热还与我国政府权力独大、垄断各种社会资源的局面有关，权力的诱惑是无穷的，要改变这种局面，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各有各的权力场域的合理状态，取决于政府权力的下放。社会上的民间组织、企业要良好有序地发展，政府要做一些扶持性、引导性的工作，包括营造一种能在这些方面取得成功的社会氛围，创立更多的条件让民间的组织去发展，因为它们最能提供就业机会。
2 李丹阳 考公务员是一种经济理性的选择
现在许多媒体把公务员热过分夸大，其实，从2004年到现在，大学扩招的数量非常大，因此报考公务员人数增多不足为奇。他们大多数人只是把它当作一条就业途径，就像同时给几个公司投简历一样，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来准备公务员考试。
公务员在东方国家，天然地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官本位的传统观念对学生的影响比较大，学生的决策又常受父母、亲人的影响，父母一般会认为做公务员比较稳定、比较体面，所以鼓励子女考公务员。但在西方国家，公务员只是很一般的职业，这种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报考公务员的人数。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良的导向，认为当了公务员之后就可以如何如何，但事实上，一般的公务员没有这么多特权，反而可能有很多不自由，经常要加班，他们的痛苦外界不一定知道；而且普通公务员收入并不高，除非到了一定的领导职位，才可能会有额外的收入，但是如果中央给公务员加工资，肯定会引起全社会一片哗然。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国考热是没有办法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社会的就业情况并不好，而像公务员这种比较稳定又有社会地位的工作比较少，公务员热是一个被迫的选择，因为其他的就业渠道太少或难以进入。首先，国企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一般要有关系才可以进，国考相对公平一些；其次，民企没那么稳定，而且由于近几年国企的拓展，对民企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再次，一般性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草根组织，待遇都很差。所以，作为一个经济人，考公务员肯定会成为热门选择。
公务员热的破解之道，还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民企要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规范，能够给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保障。对于非营利组织，政府要摒弃从前的理念，习惯让其他的主体与它们共同治理，降低非营利组织的成立门槛，从社会层面治疗中国的疾病，同时也为政府分担一些责任。
3 夏学銮 人才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公务员的岗位比较稳定、流动性不强、工资高、福利好，这是当前公务员热的重要社会原因。公务员热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各行各业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而不是拼命钻到体制中去。过去不是这样，大学生是很清高的，都不愿意到政府机关当公务员，而想到大企业、科研单位、高校去发展，现在有了很大的扭转，这种现象说明大学生由理想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正在变得世俗化。
人才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在公务员的岗位上，由于官僚体制的束缚，难以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一些硕士、博士本可能在自己所学的专业岗位上，作出比当公务员更大的贡献，但受到公务员热这种价值导向的影响都当官去了，他们的专业价值、学术价值、创新价值，可能有些就不能体现出来。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创造一些新的价值理念，这就是人才的浪费。
公务员考试是政治制度改革中一项值得肯定的措施，它为普通大众进入官员队伍开通了渠道，过去都是上级任命，需要一定的家庭背景，现在对大众开放，人人机会平等，这是中国政治的进步。但是现实的情况，决定了这种招考公务员制度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些改进，比如让学校推荐，因为学校共青团、党组织对学生都比较了解，可以推荐一些，这种人才选拔渠道，可能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同时能够降低公务员考试的成本。
4 徐湘林 公务员热并非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要科学地鉴定公务员热背后的深层原因，必须对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进行实证调查。实际上公务员的待遇并不高，前些年，大家都不愿意当公务员，因为福利太差，现在很多人报，这与整个就业环境有关。现在就业困难，而刚从学校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又很会考试，所以他们很多人把考公务员当作了第一选项。
我们不能只通过140万这个绝对数字就说考公务员的人太多了，这是不客观的，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所以考公务员的人数也会相应增加。跟国外的情况一样，当经济不景气、就业困难的时候，大家都会报考公务员，因为公务员比较稳定，失业可能性相对较小；当经济发展良好，就业机会增多，大家一般都会找企业，因为企业收入高，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公务员热是正常的。
公务员作为国家的管理人才，需要专门的知识和一定的训练，它跟当官是两回事，它是一项职业，需要专门的技能。但是目前我国的公务员跟做官没有明确区分，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一直存在问题，政务官跟事务官不分，混在一起，所以我们还不是现代化的公务员管理制度。公务员需要专业化，如果公务员全部按照官员的标准定级，造成的问题会非常多。
公务员既包括一般的办事员、打字员，也包括高级行政长官，现代国家管理分得非常细，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比如计算机人才、教育学人才、经济分析师等等，因此，从大专生到博士、博士后、留学生，都能在公务员系统里找到发挥作用的岗位。公务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办点杂事的职业，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职业群体，任何一个企业或社会组织都不可能与政府公务员队伍相比。
要解决大学生的择业难题，国家需要提供更详细的劳动就业信息，把大学生就业的整体情况告诉大家，为他们提供指导，包括有多少人报考公务员，多少人选择企业，各行业就业趋势如何等。现在就业形势严峻，无论哪个岗位都会有很多人抢，所以公务员热并非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有的人拿现在的公务员数量与历史上的情况相比，认为现在的官员太多，这样比是不科学的，因为现代政府所承担的职能要比封建王朝时期多得多，对应的官员数量也必然要更多，如果拿现在中国大陆的官民比例与香港或者美国比，我们并不算高。
“国考”纪事：未经沉思的冲刺
特约记者 王秀宁
2010年12月5日的杭城，阳光明艳，天朗气清。这样的好天气，换作往常的我，恐怕免不了要奔赴一趟西湖，以挽留她最后的秋色。不过，由于国考的降临，这个本可以在西湖边度过的周末却不得不让位于冰冷的考场。当然，和我遭受同样境遇的，还包括一同报名国考的全国上百万大学毕业生。在迎接国考的气氛中，清晨的大学宿舍本该分外宁静，但在这一天，却在一阵骚动之后立刻陷入了一片寂静—除了个别准备继续求学的同学，整个宿舍楼层早已空空荡荡，每一个考生都在匆匆奔赴分布在城市不同位置的各个考场。
杭州并非一线城市，较之我在京沪穗的同学，我并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在从住处到考场的路上。7点半左右，我按部就班地上了一路公交车，仅需七站地即可到达考场所在站。而我的一位好友正身处某国际化大都市，却不得不在凌晨5点半起床，并且依然在恐惧中奔向考点。
深秋周日的清晨，除了晨练的人群和出来买菜的老人，公交车上本不该出现如此多的年轻人的身影。看得出来，我身旁的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眼中露出了不解的神情。提着菜篮子的她正在疑惑地打量着这些突然涌现的年轻人，她显然不明白这些年轻人要去哪里、为何要去。然而，颇为讽刺的是，即使是这些年轻人本身，恐怕同样也不能清楚地回答这两个问题。
作为幸运儿，通往考场的过程简单而顺利，只需20分钟的车程，我便到达了目的地。随着一群年轻人的蜂拥下车，略显空荡的公交车轻盈地行驶而去。马达的轰鸣尚未在我耳边消逝，远处考场所在的学校的空前盛况却已经进入我的视界。我原本以为到站后还需花费一段时间探寻考场的具体位置，下车一看，这一环节完全可以省略。国考的气派非同凡响，涌动的人潮早成一道让人侧目的风景线。一切按部就班之后，考试正式开始。承载着数不清意义的国考就这样开始了，接下来，考生们所要面对的并非残酷的竞争与长辈的教导，而仅仅是具体的试题本身。我忍不住观察了身边的几位考生，可惜的是，在这些年轻人的脸庞上，流露的并非照人的青春，而是凝聚着沉重与激动混杂的神情—压力自始至终都未曾从他们身上被卸掉过！
坦白言之，我第一次看到国考题目时的心情可谓充满了激动。很多试题比我想象的更有趣，也更富深刻意义。例如一道言语理解题目提到：“人类千万年的历史中，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而是实现了对权力的约束，实现了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梦想。”此题考察的虽然是言语理解，但传递的却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理念。又如某题中谈及城市化进程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张力时，竟然提到了当代德国历史社会学大牛埃利亚斯的大作《文明的进程》。诸如此类的不少试题带给我对国考的印象并非过往我所认为的“刻板”和“八股”，而是一种得以与人类普遍文明实现对接的状态。面对这样的试题，仅仅依靠阅读《半月谈》或者某些大报，甚至即使如我的很多同窗数月朝六晚九如一日的刻苦复习，都显然是无法从容应付的。依我之见，具备强大的应付能力必须要通过阅读广泛的人文社科著作，扩展我们的视野，理解人类最基本的一些文明理念。而仅仅依靠所谓的语言理解能力，却匮乏对人类普世命运的关切，无论是行测还是申论，都将陷入“心灵”与“试卷”脱节的状态。
考试终归结束，我依然随着人流走出考场。早已在门口守候的各色培训班也开足马力，发传单人朝着每一个从自己身边经过的考生频繁塞着各种培训资料。在聚集了数百万考生之后，今天公务员培训已经成为一个令人瞠目的具有巨大市场的产业链。这些机构精准地捕捉着考生们的心理，尽管他们的对策毫无用处。
回到住处，回首并思索整个国考历程，今天中国社会的年轻一代，已经过早陷入求稳的状态，他们驯服于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激情与活力不知生在何方。没有人否认他们的执着与坚忍，也没有怀疑他们的发奋与充满斗志，他们用超越应对“高考”和“考研”的精神势头将“国考”推上了当今中国所有考试的第一把交椅。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指出一个尴尬的现实：在那些值得钦佩的种种精神背后，大多数人的抉择却并非源自审问心灵的结果，而仅是未经沉思的冲刺罢了。
“国考”怎么就热起来了
傅蔚冈
当绝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公务员热是因为市场机会缺乏，或者说公务员热会导致中国创新能力减弱时，其实他们都忽视了这个现象的另一面：那就是公务员热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市场的火热和民间活跃的创造力。一个最为基本的判断是：如果没有民间散发的充沛活力，公务员怎么可能火热？如果没有市场创造的巨额财富，怎么可能维持如此庞大的政府规模？时光返回到20年前，那时公务员群体—那时候还叫干部—并不受人待见，由于市场创造的财富不多，公务员可供分配的资源也不多，所以机关里的能人大都下海经商挣钱去了，在那个年代，国家干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经济无能的代名词。刘震云的《单位》和《一地鸡毛》这两部小说，就是对那个时代国家部委中下层公务员生活的深刻写照。
公务员的寒酸程度，甚至可以从刑法中受贿罪的涉案金额认定标准中得到反映。按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受贿罪立案标准规定为2000元，这一数字在1997年重修《刑法》时提升至5000元。1990年，铁道部原副部长罗云光因“以车谋私”贪污受贿而落马，而其所涉金额仅为人民币4819元。虽然在那个年代也有“官倒”之类的腐败现象，但是对于多数的普通公务员来说，他们和“官倒”等腐败无关，他们也和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都只是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正在努力为小康而奋斗。只不过对于公务员来说，他们的小康只有在市场给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财政能力之后才可以实现。当市场本身都没有创造足够多的财富时，公务员这个群体自然也就无法走红。
这个现象在90年代末得到了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也随之提高，尤其是1994年的分税制以后，政府财政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在1995年以前，财政收入的增速都低于GDP的增速，而从1995年以后，财政收入的增速远高于GDP的增速，在不少年份甚至是GDP的4倍。1999年，GDP的增速为4.75%，而财政收入的增速则到达令人瞠目结舌的15.88%。
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意味着政府成为经济飞速发展的最大的受益者。在一个公开透明的财政体系下，政府获得的税入要经过纳税人的同意而流向各个领域。但是由于当下中国不存在严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约下的公共财政体系，公务员群体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财政收入增加的最为直接的受益者。当GDP还在增长时，财政收入比GDP更快的增速也许还会被市场所消化：这意味着市场发挥的潜力还可以抵消政策财政收入增加的速度，它只是挣得比政府少而已，却不会是负的。但是一旦经济呈下降趋势，而财政收入还在增加时，这意味着公务员的好日子也到了头：没有市场创造的财富，政府怎么可能供养起这么多的公务员？当大家都在忙着分配财富而不去创造财富时，这个社会也就很难有希望。不过至少从目前看来，中国的经济尚在乐观之中，这意味着公务员热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当然仅仅将公务员热归结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这也是有问题的。一个最为简单的反问是，为什么中国的公务员考试热度更高，而不是那些经济上比我们更加成功的欧美等国？这就涉及到了中国现实的政治土壤。
为什么大家都热衷于公务员考试？很多学者都给出了很合理的解释，首先，公务员的高度稳定性。据国家人事部门统计，我国公务员的被辞退率约为0.05%，而市场中的企业的辞退率则是远高于此，在经济不景气的今天，大家都在为一个饭碗而努力，何况这个饭碗的成色还不错？其次，隐形的福利。如果仅就工资来说，公务员的待遇并不优厚。但是评判一个职业的福利待遇并不能只从工资的多寡来衡量，而是要综合其他方面的各种要素进行权衡。企业员工退休之后只能够从社会统筹中获得原来工资的1/3作为退休金，而公务员却能够领取和在职时一样多的退休金；当社会各个阶层都在感叹CPI的上涨而为柴米油盐发愁时，媒体上却传出了机关食堂里一元也能吃饱的新闻。这时候市场中的人士才体会到了公务员隐形福利的优势。
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企业成为市场独立主体的过程中，企业员工原本所享有的旧有的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各种社会福利竞相剥去，但是本该享有的新的福利制度却未完全建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机构却并未进行相应的改革，公务员的福利体系并未比过去发生多大变化，相反，这个群体却享受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红利。学而优则仕的历史文化传统一旦与现实的土壤相结合，则公务员终于从一个一般的职业变成为万众瞩目的职业。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
现代西方是怎么考“官”的
柴昕
世界上最早采用考试方法遴选官员的国家是中国，但现代文官制度发源于英国。19世纪50-70年代，现代文官制度在英国初步形成，后陆续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并且因应各国国情而在具体操作上演化为不同的形态。
总的来说，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是一个包括官员的考试、任用、考绩、待遇等所有相关制度在内的完整体系，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关于考试的规定，一般都经过报考、考试和录用等几个步骤。
报考人一般通过国家的考试公告来获取考试相关信息，包括考试种类及科目、报名条件、可考职位的职责与待遇、录用名额、报名与考试的时间地点及注意事项等。报考包括报考人的报名和录用部门对报考人的资格审查，审查的范围有是否具有本国国籍、具有公民权、具有相应的文化水平和良好的品德以及身体状况如何等。
考试则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变化过程，并且具体考试方式因国而异。在文官制度建立之初，笔试是考试的主要方法，内容也较为简单，主要侧重对基本知识的考察。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不论考试方法还是考试内容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增加了口试和对实际操作能力的测验。笔试有论文和短答两种形式，前者广泛应用于欧洲各国，要求以论文或者记叙文的形式回答所提问题，达到检验报考人文字表达、材料整合和逻辑推理等方面能力的目的，而后者主要为美国所采用，要求在3个小时内回答近百道题，包括填空、选择、判断、问答等形式，以考察报考人的知识结构和基本能力。口试则通过考官与报考人对话的方式给报考人制造一定的心理压力，以测试报考人短时间内分析问题的能力、口头表达能力、随机应变能力以及性格等。口试的形式分为个别口试和分组口试两种，前者即多名考官对一名报考人的连续提问，后者则采取由两名考官和多名报考人共同讨论的形式。
公平竞争、择优录取是西方国家文官录用的一贯原则，通过这种将政府职位向社会开放以最大限度地选拔优秀人才的方式，各国确保了官员能够适应政府工作日益复杂和专业化的需要，从而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行政效率。
文官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考试方式等具体的制度设计因国而异。英国采取分级考试的形式，四个文官等级在文化程度、年龄等方面有不同的报考要求。同时，英国文官制度有选拔“通才”的历史传统，笔试科目一般分为数学、古文(包括拉丁文和希腊文)、历史和科学等科目，尤其是对高级文官的考试，一般参照牛津和剑桥大学高材生的标准。
与英国不同，美国采取两轮考试的形式，分为第一轮初试和第二轮复试两个步骤，通过初试的报考人才能获得进入复试的资格。而且，美国的文官制度从建立之初就突出文官的现实针对性，更多带有“专才”的特点，以利于实际工作的需要，因此其考试内容与报考人将要担任的职务有密切联系。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文官制度的考试方式有不少独到之处，例如近年来美国发展出一种新的笔试形式，要求报考人就未来几年内的工作计划撰写本人的自传，以考察报考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美国更多地采用分组口试形式，以充分检测报考人在压力环境下的快速反应和随机应变能力，以及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法国文官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法国专门为培养行政精英建立了巴黎国立行政管理学院和巴黎综合工艺学院，这两个学校的学生是法国高级文官的有力竞争者。
需要注意的是，德国的文官考试任职制度是其本国原生的。其现行文官制度考试方式兼有英国分级考试和美国两轮考试的特点，文官分为高级职务、上等职务、中等职务和简单职务四个等级，考试按照级别进行，同时，考试分为第一轮的笔试和第二轮的口试。与各国不同的是，德国不仅规定没能通过第一轮考试的报考人不能参加第二轮考试，而且考试失败者在一定时间内不能再次参加文官选拔考试，更加苛刻的是，如果一个报考人失败三次，将永远被取消报考文官的资格。
以上介绍的通过竞争性考试的方式选拔政府事务性官员的文官录用制度，是现代西方文官制度“进”、“管”、“出”三个主要环节中的第一环。除此之外，现代西方文官制度还对文官的任用与甄别、文官的等级与俸禄、文官的考核与奖罚、纪律与惩戒以及保障等作了规定。
虽然现代西方文官制度起源于中国古代考试任职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但二者从内涵上讲并不完全处于一个范畴之内。首先，中国古代考试任职制度涉及全部官员，而现代西方文官制度只适用于部分官员，这是由两种文官遴选制度所属的制度环境决定的。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官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前者由选举产生，后者由考试选拔产生，因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涉及的只是整个官僚体系的部分官员。其次，中国古代考试任职制度仅限于对任职资格进行认定，而现代西方文官制度则是一个包括官员的考试、任用、考绩、待遇等所有相关制度在内的完整体系。再次，与现代西方文官制度不同，中国古代考试任职制度有着严重的官本位倾向，官员不仅拥有权力，而且附带性地拥有财富、声誉和各种特权。换句话说，西方的文官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中国古代的官员是一种身份等级。
作者现就读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给“国考”算一笔经济账
邓聿文
国家公务员考试被称为第一考，成为比高考更重要的改变社会地位，跻身体制、寻求上升的主要途径。由此，它也引得无数“有为”青年趋之若鹜。据统计，近年的公务员考试每年的报考人数都创新高，竞争越来越激烈。今年报名人数超过141万，总体竞争比例达到87.3∶1，录取比例达到59∶1，个别职位考录比接近4000∶1。地方公务员考试也同样竞争激烈，北京2010年处级公务员选拔笔试 就是7000人争194个职位。
从积极一面说，公务员考试的公平性、透明性，相对“跑关系、走后门、递条子”乃至推荐、指定、“接班”等官员选拔方式，不仅避免了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腐败和交易成本，就此而言，它是所有其他录用方式中最经济的方式，也是选拔风险和代价最小的方式；而且从结果看，确也能够为国家机关招募一批优秀人才。此外，它还是实现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这一宪法权利的基本途径。让所有公民平等地获得担任公职的机会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公务员考试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
然而，凡事有利则有弊。从消极一面说，随着社会流动中的上升通道因为财富、身份、阶层等外在的因素被阻滞，公务员考试作为为数不多的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也受到了社会越来越多的重视，从而人为放大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各种弊端。其中最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公务员在招录过程中由于缺乏成本意识，导致社会资本与财富的巨大浪费。
首先，从公务员的使用看，过高的超越公务员岗位所需的录用条件，导致社会人才和资源的无谓浪费。公务员尤其是低级公务员从事的多是一些日常性、事务性工作，是“规定动作”而不是“自选动作”，因此，它更加强调经验而非学历，除了少数专业性强的岗位外，学历并非越高越好。但是，现在各级政府对公务员的要求，动辄强调高学历，大专可胜任的非要本科，本科可胜任的非要硕士，硕士可胜任的非要博士。像我国有近一半的博士进入各级国家机关，无疑是国家宝贵教育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
其次，从公务员招录过程以及事后培训看，经济成本巨大。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余仲华、杜新宇曾以2006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为例，计算出用于每个招聘职位的平均成本在2.6万元左右。2006年国考职位10282个，报名人数近100万，36.5万人参加考试。从考生一方来说，成本包括报名费、资料费、考试培训费、考生面试费和生活、交通等费用，共计27405.7万元；从考试主办一方来说，成本包括命题费、组织策划费、执行人员人工成本、试卷印刷费、考点场租、考务人工成本、试卷评阅和面试费等，共计1978.5万元，两者合计减去避免重复计算的考生报名费，达到27194.2万元，平均到每个招考职位的成本，高达2.6万元。而这还只是招聘一个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普通公务员的成本，并非政府直接财政投入成本。近年来，随着物价水平的提高，上述费用也水涨船高。比如，现在公务员考试培训的费用动辄一天就几千上万元。
还要看到国家为公务员支付的经济成本不仅仅于考试，还包括公务员录用后的各种培训和学习。每个政府部门都有为新进公务员进行的业务培训，除此外，一些地方对公务员攻读学位这种与履职无关的学习或培训也大开绿灯。例如，某市人事局曾出台政策，规定公务员在职攻读本科以上学历和学士以上学位，不仅可以享有每年最长12天的学习假，还可获得最高金额为一半学费的经济资助，资助金额上限为3万元。类似规定在很多地方和部门都存在。此种与履职无关，纯粹作为公务员个人福利的学习或培训，是对纳税人资源的浪费。如果再把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对各级干部和官员的培训和学历教育算进去，国家为此花费的费用更无法估算。而这些所谓的学习或培训，从实际效果来看，很有限。
再次，从公务员的选拔机制看，由于缺乏民主和外部监督，公务员的选拔与评价已沦为一种与社会隔绝的自我循环，导致政府绩效低下，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严重不足，这也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现代公务员制度一般以考任制为基础，在公务员“进、管、出”三个环节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机制。但中国的公务员体制除了普通公务员的进入需要考试、从而带有一定的民主因素外，在“管、出”两个环节基本缺乏民主因素。“管”主要表现为政府内部的自我监督和评价，外部监督和评价缺席，“出”主要表现为到年龄后的自动退休，没有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公务员辞退机制。
事实上，即使在“进”的环节，与国考同时进行的，是对中高级公务员的调任、举荐等方式。另外，政府机构对已经进入公务员系统的职员，还设计了其他很多的内部选拔考试，基层职员和官员可以经由这些考试从地方进省城，从省会到国府，形成另一类升迁途径。此类所谓体现中国政治选拔特色的绩效选拔机制，直接违背了以工作成绩和工作能力评估公务员成绩的机制，本质是一个与社会隔绝的自我“公平评价竞争”系统。
最后，还有一个隐性的社会成本必须引起关注，这就是，当公务员热引发社会最优秀的人才打破脑袋进入政府时，会造成社会的生产和创新严重不足，从而从长久来看，导致国家失去创新力。大量的高学历人才流往政府，在政府机关从事着简单的事务性工作，为自己成为一个政府官员自豪，而不在最需要创新的科研、学校、企业工作，这将是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由于一流人才不从事创新性工作，生产和企业的创新也就无法持续，从而社会不能够增加新的产出，国家也会在竞争中因缺乏创新力而失败。
作者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