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沉重的嘱托
——钱锺书、栾贵明与中国古典数字工程
作者 杨润时
[时代周报编辑部按]
此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秘书长、人民法院报原社长兼总编辑杨润时先生独家提供给《时代周报》的、关于钱锺书及其高足栾贵明先生晚年学术生涯的重要解密文献。在关于钱锺书百年诞林林总总的纪念文章中，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篇：事关钱先生晚年最大一桩学术(或超学术的)公案。从中，我们更可窥钱锺书这位文化巨人对中华古老文明的深厚情感、对当时正到来的信息时代的的先知眼光、对文化事业的无私胸怀；我们第一次知道：钱先生将个人稿费大量用于津贴古典数字工程研究；第一次知道：钱锺书栾贵明师徒在上世纪九零年代，为实践理想遭遇了令人扼腕的重挫。谁说钱锺书是冷淡、超然的智者学究？他实在是满怀热血、热情的仁人志士。今天，当初追随钱先生的“二三素心人”依然默默坚持初衷，并结出了意想不到的丰硕果实：这才是献给钱锺书百年诞最好的礼物！
栾贵明先生把运用《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爬梳、校审而辑成的《子曰》清样送我，并邀作序。我自知并不具备相应的学力，可以在讲国学、说《论语》的热浪中恰当地评论此书和《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的价值和意义，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应允下来。这是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肩负着与“数据库”有关的一份沉重嘱托。
栾先生在“跋语”中说：“二十二年间，日月风雨，我不敢一日懈怠，也没有懈怠一日。”这番夫子自道，没有一点虚饰和矫情，这二十二年每一日，都留下了这位文化园地苦耕者筚路蓝缕的足印，其中必然浸透着学人的追求和心血，而对栾贵明先生来说，竟还有屈辱和泪水。当我拿到《子曰》清样，并得知这个被誉为拥有海量数据的《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终于建成，运用这个“数据库”已完成了《中国历史日历》、《通行本廿四史误例》、《中国历史地图》数据、《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等一大批成果时，最想做的，就是祭一瓣心香，告知首倡把计算机技术引入古典文献研究领域并时时导引的钱锺书先生，告知对这项事业给予深切关怀和巨大支持的胡绳先生。这两位前辈九泉有知，一定会舒心一笑。
十年“文革”中，同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的栾贵明与钱锺书先生结下忘年之交。那时栾贵明是一名助理研究员，经钱先生点拨，他潜心研究《永乐大典》，历时十年，终于取得重要成果。此时“文革”结束，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成立，世界上的新技术浪潮冲击着我国学术界并引起关注。其时有权威人士倡导把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理论和方法引进社会科学研究，一时间，“三论”成为学术时尚。不久，果然出版了一些新著作，里面充满了可能连作者也未必弄懂的概念和话语。后来这类大作慢慢淡出了大多数学人的视野。1982年，当栾贵明以关于《永乐大典》的研究成果向钱锺书先生“交卷”的时候，钱先生又向他提出，下几年功夫，解决用计算机技术支持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问题。当时，栾贵明还不能真正理解钱先生提出这一项目的深远的学术含义，但是凭着对钱先生的信仰和尊崇，他接下了这一任务。哪知，从此他在这一领域惨淡经营二十余载，历经外人所难以体味的种种艰辛、熬煎，并终于以一系列成果开出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和研究的新天地。
承接中国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这一项目，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具有丰厚的古典文献学养，二是具有较高的软件开发水平，三是能够潜心治学、百折不挠。栾贵明的实际状况又如何呢？他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古典文献专业知识基础，在从事关于《永乐大典》的研究中又进一步开阔了版本学、文字学、训诂学等方面的学术视野；他在钱锺书先生指导下，以十年时间潜心研究《永乐大典》，已显示出具有“吃得冷猪肉，坐得冷板凳”的优良治学精神。问题在于，当时他对计算机技术一无所知。可是，这恰恰激发了他的探求新知的欲望。他的这种探求精神中含有一种另类的洒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许多人都知道栾贵明是个“爱玩”而且“玩”出一些名堂的人。“十年动乱”时期，栾贵明一面泡在古籍里，一面逍遥地鼓捣起半导体一类的营生。他淘换零件，组装了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外观虽然简陋，却可听可看，竟引来不少拥趸。由此，栾贵明一发不可收拾，他又修理钟表、修理自行车、修理电灯电话……而且自带工具零件，免费提供服务，尤其是对学部的一些老学者他更是有求皆应，成了众人眼中的“能人”。“文革”后期，看电影成为大众文娱生活的主项，学部买来放映机、借来电影拷贝，却常常因请不到放映员而苦恼。栾贵明又求师学艺并参加统一考试，成为学部第一个持有国家颁发的证件的放映员，以后他又教出好几位徒弟。渐渐地，栾贵明身上现出“玩家”气象。晚近以来，京城世家子弟中有这样一批“玩家”，其中如王世襄老先生一类名门后裔，有文化、有学养，视金钱为身外之物，“玩”得专注，“玩”得精致，甚至在艰苦竭蹶之中也能“玩”得潇洒、“玩”出意境，一旦归纳爬梳，竟成专门学问而彰显于世。这是中国传统学人中一种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我与栾先生相交二十多年，感味出他的行状中透现着这种“玩家”风范。
栾贵明先生就这样开启了开发研制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的艰难历程。当时，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没有经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研究所拥有一批蜚声海内外的学术大家，栾贵明作为晚生后学难以通过申请研究项目而获得科研经费，况且那时的学术经费少得可怜。栾贵明拿出工资积蓄，变卖一些家当，钱锺书先生又支援一些稿费，终于买来一台苹果机。他就一头扎了进去，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花在学习计算机原理上。那时计算机中文录入方法还不成型，容量较小的汉字简体字库不能满足录入古典文献的需要。栾贵明就从研制计算机汉字繁体字库入手，进行了原创性、奠基性的研究工作。苦干几年，一部容纳5万多个繁体字而且具有繁体字生成功能的全汉字库终于被他攻克下来。运用这个全汉字库，他完成了《论语数据库》，并于1986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钱锺书先生对这两个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技术的奠基性成果非常高兴，为《论语数据库》题写了两个书名，从中选出一个他认为更好的，供该书付印。钱先生为栾贵明修改该书“前言”时，还写下这样一些发人深省的评论：“从理论上来说，计算机和人类使用过的其他工具没有甚么性质的不同，它在还未被人广泛使用的时候，除自身尚待完善以外，总会遭到一些抵拒。惯用旧家什的人依然偏爱着他们熟悉的工具。有了纸墨笔砚‘文房四宝’，准还有人用刀笔和竹简；有了汽车、飞机、电报电话，也还有不惜体力和时间的保守者。对新事物的抗拒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抗拒新事物到头来的失败也是历史常给人的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获知有关情况后，兴致勃勃地来到栾贵明工作的地方，观看了成果演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汝信、李慎之、丁伟志等院领导也去现场观摩，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但是，古典文献的计算机处理工作才刚刚开始。面对古典文献海量的数据，面对诗词歌赋一类有韵、有格律的作品的正确录入和快速检索等难题，一方面需要研制新的软件，一方面需要大量设备和录入人员。这就又涉及经费问题。找所里，所里解决不了；找院里，院里也不能立项。栾贵明一遍遍跑院科研局，王焕宇局长下决心冒一次风险，同意从院科研经费中拨出10万元，以借款方式给栾贵明，并约定了还款时间。栾贵明就以这种非常规方式投入了新一轮研制活动。
1988年10月的一天，栾贵明到办公室找我(我当时担任社科院副秘书长)，讲述了开发研制《全唐诗数据库》的情况，表示经过反复测试证明《全唐诗数据库》研制成功，请求以新闻发布会形式向社会公布；他同时还说明，计算机室现有设备足可抵顶向科研局借支的10万元，要求以实物还账，然后把计算机室人员遣散。“借款搞科研”这种事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所未有、闻所未闻；“拆庙还债”更是令人甚感荒唐。另外，如果这个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重大学术项目确属研发成功，那就应该进一步扶持并扩大研究成果，而不是拆庙散摊子。我遂向栾先生表示，待经调查后再予答复。经向院科研局了解，确有栾贵明借款协议一事，科研局暂时不能对《全唐诗数据库》作出评估，因此一时无法作出答复。我又在计算机室等处了解到，两年多来，栾贵明基本吃住在计算机室埋头于《全唐诗》软件研制，为集中精力攻克软件研发难点，竟然多次在计算机前连续工作40多小时，以致手足僵直，最后只能被人从椅子上抬下来，放到床上休息。而所谓计算机室，不过是社科院大楼一层和地下室用来堆放杂物的几间屋子，栾贵明带人归置打扫后改成工作间，夏天闷热潮湿，冬天寒气逼人。当时，在栾贵明身边已经聚集了林沧等几位计算机专业人员，同时又招收一批高中毕业学历的学员参加录入工作，其中如田奕等经过刻苦努力，已经在软件开发研制方面达到较高水平。根据所了解的情况，我向胡绳院长和常务副院长丁伟志作了报告，并建议：邀请中科院计算机所等单位专家，对《全唐诗数据库》及有关软件的设计原理进行论证评估；组织本院有关学者对该数据库的适用性进行论证评估。胡绳、丁伟志二位同意这一意见，并由科研局负责组织召开了两场评估会。计算机专家的评估会对该软件给予了很高评价。院内专家评估会气氛也很热烈，来自文学所、语言所、历史所、文献情报中心等单位的学者观看了现场演示后，提出了很多具体问题。有一位红学家请求当场检索，看一看《全唐诗》中有没有出现过“红楼梦”一词，出现过几次。两分钟后，计算机给出答案：在包括3276位作者，总计53035首作品，总字数达到3432869字的《全唐诗》中，“红楼梦”一词共出现过两次，一次是472卷蔡京的《咏子规》，另一次是《补遗》卷11属名冯衮的《子规》，两位作者都是唐末人，诗的字句相同，都有“凝成紫塞风前泪，惊破红楼梦里心”。从而证明了曹雪芹从浩瀚的文化宝库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红楼梦》不是无根之本。这样一部信息繁巨的《全唐诗》如果是人工一页一页翻检那要耗费多少时间，而且难免出现误差。许多老学者兴奋地说，做学术研究查书抄卡片是件很辛苦的事，所以常有“皓首穷经”的感慨。有了这种数据库，可以在一两分钟时间里查到需要的资料，还可以进行各种比对，又有高精的准确性，这就大大延长了我们的学术生命。学者们纷纷议论说，仅就《全唐诗数据库》而言，它不但可以运用于古典文献、语言文字研究，还可以运用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工作，如果把中国古典文献都做成数据库，则其功能、效用会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社会科学研究在手段、工具、方式等方面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可以说，这项研究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这两次权威性论证评估会基础上，经院里批准，于1989年3月下旬在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了中国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技术成果新闻发布会。丁伟志副院长介绍了《全唐诗数据库》以及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技术方面的其他研发成果的基本情况和专家评价，栾贵明先生回答了记者提问，田奕女士做了现场演示。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发表了关于《全唐诗数据库》研发成功的消息。钱锺书先生首倡把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中国古典文献研究和整理，始终密切关注这项新兴领域研发工作的每一步进展，经常向栾贵明垂问有关情况，时时给以启示，并多次把自己的稿酬交给栾贵明用于支持这项研究。遵照钱先生的嘱咐，这一切当时都不为外间所知悉。《全唐诗》速检系统完成后，钱先生以他一贯的淡泊平和，没有公开作出什么评论，我现在猜想，那是避免把关注的目光转移到他的身上。直到半年多以后，钱先生曾给我写来一札短信，说：“文学所栾贵明同志等关于《全唐诗》速检系统的工作获得可喜的成果……作为一个对《全唐诗》有兴趣的人，我经常感到寻检词句的困难，对于这个成果提供的绝大便利，更有由衷的欣悦。这是人工知能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的重要贡献。”正是受了钱先生这封信的启示，栾贵明等人又运用《全唐诗数据库》编印了共有33大册的《全唐诗索引》。这是中国第一套运用计算机软件编辑的大型古典文献索引，我曾在上海福州路书店看到这套新书展示在橱窗里。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1989年5月下旬，胡绳院长在率团访问苏联之前的一次会议上，初步议定把当时属于文学研究所的计算机室改建为院计算机室，同时把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确立为院重点科研项目，从经费、人事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给予支持和保障。胡绳院长嘱咐我继续关注这项工作。1989年6月中旬，我随胡绳院长访问苏联回国，获知在此期间，栾贵明带领计算机室人员夜以继日，又完成了院外委托的《红楼梦数据库》，令人甚感欣慰。不久，著名导演尤小刚带领大型电视纪实片《神州第一街》摄制组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据尤小刚导演介绍，这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重点项目，将向海外播出。其中有一集要反映中国社科院近期科研活动和重要科研成果，因此需要社科院给予支持。我负责接待了他们，并按照院党组指示，安排他们到院有关部门和一些研究所座谈采访。几天后，尤小刚导演表示，对计算机室刚刚完成的《红楼梦数据库》甚感兴趣，决定以此为主要摄制内容。他们邀请了汝信副院长和著名红学家蒋和森等学者，对这一成果的成功研制和学术价值以及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技术问题发表观感和评价，并到计算机室现场拍摄了一些镜头。据说播出之后，反响甚好。不久，经过院里批准，栾贵明又带着《全唐诗数据库》等一批成果，应邀出席了广交会。由于去得晚，经费又有限，只好租一个较为偏僻的小展台，没想到参观和咨询的人络绎不绝。广交会还没结束，海外媒体就有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唐诗数据库》以及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研制工作的报道和评论。有几篇评论详细比较了台湾、香港地区以及西方一些学术机构相关开发研制工作成果，认定中国社科院的古典文献计算机软件研发工作处于领先地位。好运气来了谁都挡不住，接二连三的喜讯降临到栾贵明和他的计算机室：《全唐诗数据库》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获此殊荣。院党组决定，栾贵明破格晋升研究员；正式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任命栾贵明为该室主任；批准计算机室的学员陆续转为社科院正式职工；田奕成功研制了《全宋词数据库》，并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的硕士学位……那些日子，小小的计算机室充溢着过节一样的气氛。
但是，运命弄人，福祸无常。谁都不曾料到，一场持续近十年的磨难这时悄悄逼近了栾贵明先生。而打开这场磨难魔法瓶盖子的竟是栾贵明自己。在“文革”期间，栾贵明除了向钱锺书先生讨教学问，还帮助钱先生办理一些生活事务，从“五七”干校返回后，栾贵明又担负起为钱先生借书等一些事物。我曾经当面问栾贵明，他于钱先生是弟子？是秘书？栾贵明笑道：“是，又都不是。杨绛先生常常对钱先生和我说：‘你们是朋友’，我却又不敢当。”我能感受到，钱先生和栾贵明这种忘年之交里凝结着很深的感情、很深的信任。正因为这样，栾贵明在钱先生面前便口无遮拦。有几次说到，在兴办院计算机室过程中发生了有人侵占公财的迹象。钱先生听罢，严命栾贵明如实向院领导汇报，栾贵明竟然真就带着相关证据材料到院里有关领导那里举报。待我得知，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举报的事情虽有诸多证据可以证实，但被举报人仍然好官得做；举报人栾贵明却被莫须有地戴上“经济问题”的帽子，陷入无休止的审查：先是院内财务大检查，然后请院外会计事务所查账，越查不出问题这种审查越是升级。当时参与此事的院监察局的负责人找我谈话，对这种审查的动机和方式都表示极大的怀疑，担心发生恶劣的后果和影响。这期间，栾贵明苦闷、不解，往日紧张繁忙的计算机室笼罩着不安的气氛，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93年七八月间的一天，栾贵明和田奕被检察院传唤，他们在计算机室的办公桌、书柜等被彻底搜查，书籍、软件、现金、存折等一应个人物品被扣押。不久，栾、田二人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从此处于司法监控的状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座学术殿堂发生的这起变故，引起不小的震动。许多人，包括钱锺书先生，关注着这令人眩目的变化，不能理解却又十分无奈。
1993年9月，我正式调往最高人民法院。当年底，获知钱锺书先生在北京医院住院，我即去探望。杨绛先生让我坐在钱先生身边。未待我讲几句问候的话，钱先生就垂问起我在新单位的工作情况，又指着杨先生打趣地说：她的父亲曾经是司法官(杨先生父亲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担任过总检察长)，你们是同行了。聊了半个多小时，钱先生仍然兴致很高，我怕打扰太久，遂起身告别。钱先生从沙发上站起来，神色凝重地拉着我的手说：“栾贵明的事情我管不动了。我把栾贵明托付给你了。”听完此话，我心血上涌，竟一时语塞。走到病房门口，钱先生又拉住我的手，一字一句地说：“我把栾贵明托付给你了。来，我们拥抱一下告别。”当我与钱先生拥抱那一刹，感到他那瘦弱的身躯竟那样的温暖。杨绛先生在病房走廊送我出去时，感慨地说：“钟书很少用这种方式与人告别，今天我都有点意外。他这真是对你郑重嘱托啊。”1997年8月，法院开庭审理栾贵明案，起诉的罪名是贪污。几经庭审，举证、质证、辩论，法院最终判决栾贵明无罪。1998年5月中旬，当判决书下达后，栾贵明到北京医院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钱锺书先生。钱先生自1997年夏天手术后失语。听到这个判决结果时，潸然流下两行热泪。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逝世。生前，钱先生遗言，不搞告别仪式，不留骨灰。只可由杨绛先生以及若干好友送别。遗体火化那天，杨先生在钱先生遗体四周洒满了玫瑰花瓣，钱先生一如生前神色安详。前来送别的有钱先生亲属，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王忍之，已经退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还有栾贵明、田奕和我等几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刘云山也前来向钱先生遗体告别。杨先生在栾贵明、田奕的陪伴下，一直等到火化完毕，把骨灰妥善处理后才离开八宝山。
栾贵明已被法院宣告无罪，但事情并未完结。这时的计算机室已经七零八落，栾贵明无法继续在这里从事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的开发研制，于是按政策规定申请提前退休，但一直不能获准。1998年3月，胡绳同志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任上卸职，当年夏秋的一天，胡绳同志的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说：“胡老请你到他家去一下。”我即到胡绳同志家看望。胡老因病几次开刀，行动不便，坐在轮椅里，但还是满面红光，不显病容。胡老与我谈起社科院工作的一些往事，并问我是否了解栾贵明的近况。我就所知向胡老作了介绍。胡老告诉我，他一直关注着栾贵明这件事，但限于当时的情况(胡绳同志自1990年就不再担任社科院党组书记)，不便发表意见。现在真相清楚了，法院有判决了，应当总结一下这件事的教训。他最近得知栾贵明申请提前退休受阻等有关情况后，给社科院主持工作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栾贵明及其计算机室一案是他任社科院院长期间院内发生的一起最突出的冤案，心颇为之不安。希望准予并处理好栾贵明退休的事，如有牵连的人也望妥善处理。我在胡绳同志身边从担任院办公厅主任到担任院副秘书长，工作了九年多时间，还从未听到他用这样沉重的语言评价一件涉及知识分子政策的个案。拖到2000年7月，栾贵明终于接到通知，所里和院里批准他提前退休；田奕也办理了退职手续。栾贵明退休、田奕退职前，分别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给予行政记过和行政记大过的处分。曾经红红火火的计算机室随之作鸟兽散。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栾贵明自从在钱锺书先生指引下在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领域开出一片新天地，他就把这项事业认定为后半生的学术追求。从学部时期算起，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了三十余年，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好年华。如今，悔也罢，怨也罢，说到底，他依然深爱这里的学术传统，眷恋这里给过他关怀、教诲、支持和帮助的师长、同仁。
现在，他不得不离开这里，但他并没有放弃已见成果的研究事业。栾贵明经历了被审查期间最初的苦闷日子，就在家中铺开摊子继续研制开发的工作，陆续又取得一些突破性成果。所以，当他提前退休之后，就把田奕等流散在外的以前的合作者邀集起来，重起炉灶。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这个项目早已引起海外学界的密切关注，曾不断有人表示愿意提供经费支持或进行合作。其中就有台湾著名学者朱邦复先生，他在这一领域亦取得了诸多重大成果，并与栾贵明先生彼此仰慕，神交已久。退休的栾贵明在这些学者的支持和参与下全身心地投入开发研制，终于把中国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这项事业推上了新的发展阶段，完成了《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等一系列创新性重大成果，《子曰》便是其中的一项。这些成果，为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为新时期的先进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孕育、壮大、传承的几千年历史演进中，历经无数次的兵火战乱、王朝更替、天灾人祸、帝国入侵等等摧残和砥砺，却如凤凰浴火，愈发显出无可比拟的魅力和光彩，成为支撑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血脉和根基。几千年来，代有传人，为保存、积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而苦苦耕耘，终生不悔。他们视富贵名利如浮云，保持了一颗淡泊之心。他们没有想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但历史却不会忘记他们。从栾贵明先生及其合作者开发研制《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的种种行状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到前人的影迹吗？
回顾栾贵明开发研制《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的经历，我不禁想起臧克家先生那首著名的短诗《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里飘来一道鞭影，
它抬头望望前面。”
栾贵明，这匹中国古典文化园地里的老马，至今在默默耕耘。
二〇〇八年一月六日
作者介绍：杨润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院研究室主任、办公厅主任；人民法院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钱锺书力撑栾贵明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广州
杨润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杨润时回忆了当年在社科院，钱锺书提出运用计算机技术来保存、整理和运用中国古典文献的问题，全力支持栾贵明研制《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
钱锺书首提运用计算机
时代周报：钱锺书先生提出把计算机技术运用于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生前对栾贵明先生研制《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非常关心？
杨润时：是，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没有普遍认识的情况下，钱先生那么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栾贵明曾经给钱先生做过许多具体的服务性工作，钱先生也通过多年往来，注意到栾贵明毕业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有比较扎实的业务基础，同时也有钻研精神。因此，钱先生在古典文献研究方面给他许多指点，让他先研究《永乐大典》等等。
在这些工作基本完成以后，那时候已经粉碎“四人帮”了，钱先生就给栾贵明说：你下一个课题要研究怎样运用最新的计算机技术手段来解决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和运用的问题。栾贵明在这方面原来是一张白纸，他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计算机这种技术传入中国时间又很短。当时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已经开始有“三论热”，就是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但是，钱先生却很明确地提出了运用计算机技术来保存、整理和运用中国古典文献的问题，应该说这是非常有远见的。
时代周报：然后他直接找到了栾贵明？
杨润时：栾贵明具有对古典文献了解和把握的基础，另外，他善于钻研，在十年动乱中科研工作基本停滞的情况下，他学会修理手表、修理收音机，甚至于学会组装电视机，放映电影。我估计钱先生也是看到栾贵明这些善于钻研新东西的特长，所以向他提出关注计算机技术和古典文献关系的建议，实际上就是向他提出一个新的课题任务。
钱锺书拿出稿费“巨款”
时代周报：栾贵明为什么适合做这项工作呢？
杨润时：栾贵明实际上是个世家子弟，家境比较优越。北京的世家子弟中有些人有个特点，就是玩，就是玩家。你看王世襄先生，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玩古典家具，粉碎“四人帮”后他出了书，使得中国明代以后的古典家具一下子热起来了。我想栾贵明身上似乎也有这个影子，他没有去提笼架鸟，没有去涉猎饮食娱乐，他是和自己的专业结合起来了。当时弄个计算机也是要钱的，我估计栾贵明当时也就一个月60块钱左右的工资。那么，他做这件事情，首先在硬件上就有很大投入，他把自己家里面的存款拿出来用，我曾经听说过他夫人也很不满意，但是拦不住他。钱先生得知以后，大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把自己的一些稿费给他。钱先生知道他把家里的积累都用于这个事情，依然捉襟见肘，钱先生就不断把稿费给他。我估计前前后后大概十几笔比较大的稿费，当时是一笔巨款，因为我知道后来栾贵明险些遭遇牢狱之灾，对他进行财产调查的时候，就涉及钱先生这笔积累起来的数额巨大的稿费问题了，就要质疑这个事情的真假。栾贵明就讲这个事情千真万确，当然也有旁证。但是当时依然有人不相信，但是他们又不敢去找钱先生印证。曾有多名专案人员直登钱府调查。后来在胡绳院长严令制止下，才停止了对钱先生的骚扰。
时代周报：钱锺书先生的确为这个学科付出了很多。
杨润时：现在看来，钱先生不但在一个学科的设立上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创意，而且在具体进展过程中不断地给予了财力上的支持。可以说，如果没有钱先生，就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技术这个学科，没有后来那么大的成就。这是钱先生对中国文化建设一个具有创意性的贡献，同时也对栾贵明后半生具有决定性影响。
汉字库繁简互换领先台湾
时代周报：钱锺书先生给一般人的印象都是钻在书堆里博览群书，没想到他对计算机这种新技术还这么有眼光。
杨润时：他真是站在一个学术研究的时代高度，具有前瞻眼光，最先提出了这个创意和许多突破性杰出的原则。所以栾贵明第一步搞数据库，钱先生就很高兴。他首先是完成了一个全汉字库，栾贵明借鉴了台湾汉字库的经验，但是有创新，他的创新就在于这个全汉字库收集的汉字超过了《康熙字典》，同时具有生成新的汉字的功能，而且能够实现繁体字和简体字的互换，这一点在汉字库的建设上后来领先于台湾。
此后他又解决了古典文献专著数字化后能够实现速检，也是很了不起的。语言学家反映说，过去我们为了做字典，要考证一个字的由来和演变，需要读很多很多的书，做大量的卡片，通过积累以后才能得出一点见解。现在有了这样的数据库后，通过计算机就能够很便捷地、在很短的时间里考证到某个字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古代典籍的用法意义以及它的流变，这就便利了我们的工作。社会学家也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研究社会史，过去在古代典籍中一点一滴地收集和整理，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检索、查询、探讨都很方便。
实习生罗晶对本文亦有贡献
栾贵明谈钱锺书：他的一生充满侠肝义胆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广州
今年是钱锺书(1910-1998)诞生一百周年。栾贵明曾追随钱锺书三十余年，自称“能跟钱先生在一起是人生最大的幸运”。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栾贵明深情地回忆与钱锺书的交往。在栾贵明回忆里，他从来不敢以钱锺书的学生弟子自居，他曾当着钱锺书的面说：“您是我的老师，但我不是您的学生。”因为他认为没有人能当钱锺书的学生，他更没资格。栾贵明认为：钱锺书非常关心现实生活、关心社会、关心普通老百姓、关心一般读书人。在艰难时代，钱锺书对栾贵明最常说的话是：你们年轻人应该抓紧时间好好读书，这个时机不能丢，将来有一天还会回去搞这个工作，读书总是有用的。转眼之间就是百年了，绝对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我们的职业是读书，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在图书馆容易找到钱锺书
时代周报：你跟钱锺书先生是怎样开始认识的？
栾贵明：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1964年的秋天分配到文学研究所所长办公室工作，做何其芳的学术秘书。我在北大的时候读到了钱先生的三本书，第一本是《谈艺录》，第二本是《围城》，第三本是《写在人生边上》，我觉得钱先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我分配到文学所完全是个意外，就到处去打听：在哪我能见着钱锺书？多数人都跟我讲：你上班的时候到图书馆去找他。因为我们文学所并不是天天坐班的，钱先生每个上班日不在办公室，都是在图书馆。果然，我很容易就在图书馆找到他了，没有别人介绍，我跟钱先生自我介绍，嘿，不曾料想钱先生对我家世知道得一清二楚。
时代周报：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栾贵明：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问过钱先生多次，他笑而不答，说：你去看福尔摩斯！钱先生经常这样玩笑。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跟钱先生学本事。我比较喜欢玩笑，喜欢淘气，这也是年轻人的特点，我估计钱先生不会怎么喜欢我，于是就表现得很规矩。钱先生很快说我装蒜。憋不住，我便复原，钱先生便说我“这才像子路”，直到很晚，我终于知道他喜欢那个孩子。
钱先生在文学所的处境并不是很随心的，并不像我们今天设想的这样。包括后来钱先生做了副院长，说三道四的人也不是没有，这是客观事实。比如，他在写《宋诗选注》时，赞许的诗不许选，评价高的诗人更不让选，使他特别不痛快。钱先生那时候毕竟年纪大，五十多岁了，他对图书的需要量非常大，所以我就讲：钱先生，您要用什么书，通知我给您送去。逐渐交往越来越深，我在文学所工作36年，追随钱先生34年，直到钱先生最后的时光。
“被逼”成为患难之交
时代周报：在“文革”期间也算是患难之交了？
栾贵明：当然，想来很巧，那时运动是一波一波的，在搞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走资派的时候，钱先生是目标；在搞现行反革命、清查阶级队伍、劳动锻炼的时候，我首当其冲，这样就被逼着成了互通有无的患难之交。
时代周报：在“文革”期间，钱锺书先生经历怎样？
栾贵明：事情太多了。因为下干校都会派一个先遣队，当时整个社科院的五七干校，钱先生是第一拨，我也是第一拨，我们同时当选先遣队员。由那时起钱先生就跟我们一帮年轻人谈天说地，那成了我的最大享受。我说一句很不当的话，“文革”中充满了苦涩记忆，可是我觉得我在“文革”中能这么长时间伴随钱先生，有滋味，回想起来还真是因祸得福呢。在干校困难条件中，他仍不停地读。那时，能够公开读的书是马恩、鲁迅、毛泽东的书，别的书就得偷着看。但是钱先生不在乎，看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英文辞典》以及能得到的书籍等等。在那个床前弄一个小马扎，就是小板凳，坐在床前，把书铺在床上读，一刻不停歇。那时候我唯一带下乡被禁的书就是《聊斋志异三会本》，我曾和同事打赌，结果我赢了，钱先生不但“拿来翻翻”，又挑出好多毛病，想不到《聊斋志异》他也那么熟。当然，偶尔得到家人和别处得来的外文报刊，他读得兴致更高，完全像个孩子，事后不会忘记讲给我们这些文盲听。
1971年年底，他告诉我：我们要回北京了。我当时一听，说：不可能啊，当时军宣队不是说，连锅端，甭想回北京了吗？钱先生说：没错。而实际上一直拖到1972年3月下旬，钱先生第四批才回到北京。他坚定不移地说：贵明，我们走了，你一定能很快回来。
钱锺书的惊人阅读
时代周报：钱锺书先生重要的著作《管锥编》，当年是如何写起的？
栾贵明：关于《管锥编》这部书，他是长期酝酿的。比如在干校，虽然他没有说《管锥编》这个名字，但是从他的谈论来说，就是要搞这样一部大的著作。
时代周报：现在对钱锺书先生《管锥编》的评论很多，其中有一点讲到它是比较零散的，不是很有体系的东西，你是怎么看的？
栾贵明：我认为钱先生一贯不愿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搞成体系思想，一方面他是一种别样的自谦，而同时他认为一旦形成体系，强迫力量就很大，漏洞也多。体系这个东西要构建，这个结构就把人带到那个环境里去，接受它的说法。当然钱先生也举过例子，说一个大思想家是这样，更典型的是宗教。他说正确的理论是需要的，可是这个事情不是他能做的事情，也没有那么大力量。只要有真知灼见，做笔记式的研究就很好了。充分的资料经过深思熟虑，便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当然，后来有很多人写文章，包括我们文学所自己的人，说他的作品是“碎琼乱玉”。钱先生认为他们慢慢会了解自己的想法。他在《管锥编》引用了2000多种古籍，这是惊人的。而且他用书都是非常快速的，大部分书是早上我给他送去，第二天早晨我就可以取回来。后来我就自己动手焊了一辆小车子，一次可以借几十本，他总是第二天归还了。
但是，这本书有一些固有的背景，因为产生在“文革”尚未结束时期。钱先生敢于正面批评自诩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恐怕绝无仅有。比如，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这是马克思对宗教一个非常经典的论述。这个观点，钱先生在《管锥编》里面有段透彻的评论，他认为这个事情不对，不应是现今解释人所说的那样。他是怎么批评的呢？第一点，他说这句话原本不是马克思说的，他往前追溯一百多年，有多位德国、法国哲学家，在他们的论述里都有这个观点。第二点，他认为对这一观点的解释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应说明鸦片烟是什么东西，当时是干什么用的。他认为鸦片是一种药，可以治很多病，如果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毒品，怎么能说服人呢？他又大量引用中国的古籍，证实了他的结论。
“钱先生是最标准的正人君子”
时代周报：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钱先生当然名气非常大，但是现在也有很多批评他的文章，你是怎么看这个现象的？
栾贵明：批评他的文章，我看得不多，但是我知道这些事情，我认为完全是冤枉钱先生。事实证明，钱先生是一位在生活和学术中充满侠肝义胆而又成绩卓著的学者，也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比如有人非说钱先生好卖弄不可，我说不是。谁都知道，在文学所、社科院他书读得多，记得多，信手拈来一大把，又有诲人不倦的品德，想不说也不行。他的学识见解令人惊讶，令人拜倒，但从来没有做作卖弄，邀赏于人。他言谈充满着欢乐和阳光，幽默而机智。相反，掩口而暗笑的事倒是经常发生，恰是舍弃卖弄的最好注释。他有大量优秀诗作，往往不被读者所了解，明明是大诗人而不张扬，也证明钱先生根本不与卖弄沾边。
相反，令人愤怒的事情时有发生。比如有人编造说，钱先生喜欢在干校讲黄色故事。我跟随钱先生在干校从始到终，从没有听到钱先生讲这类东西。还有位北大的教师，也是我的老师，写文章说钱先生为他开黄色书单子，我觉得这简直是离谱的编造，钱先生曾就此事向我说“你自己判断”。我曾托一位同学带话给那位老师，诚挚地期望如果有这张单子，他应在文章中拿出来，举出证人。可惜，那位老师不理睬我。所以，我确认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么出色的书单，怎能让我那位老师忘记呢？我从来未听钱先生说过无聊的话，应该说钱先生是一位最标准的正人君子。
时代周报：有一些文章说到钱锺书先生“刻薄”这一点。
栾贵明：对，刻薄，这个刻薄如果有，应理解为准确深刻。确实，他夸赞某个人的优点，非常到位，揭示一个缺点也无可辩驳。他肯定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让大家都会感到那种价值连城的温暖期望，他帮助一个人也总是做在实处，他指出别人的缺欠之处从不留情，也很实用，听进去了受益无穷，但从没有冷酷恶意的打击。
我觉得，在文学和学术当中，让他欣赏以至全面肯定、佩服的人，确乎没有。在文学所同仁中，他认为读书不得要领“不如不读”，像“文学所”应该改为“文学史研究所”，要记“文革”中的“愧”等等都是确证。所以，他反复跟我说要多读书，要细读书，要在读书的时候开动脑筋，多动手抄录。钱先生确实能用三言两语把一个人最根本的特征说出来，屡言不爽。所以，大家都说钱先生料事如神。
至于在学者范围内，我觉得他不是瞧不起，对人刻薄。而他一点都不自私，只想帮助同行，总是急切地说：学术的科学化最重要，你为什么不读这本书，又为什么不读那本书，认真读了吗，你为什么走到死胡同里？一见到了文字，便当面动手快快帮助改正补充，往往大为增色。但他从不贬低你的人格，藐视你，或者拿你开恶意玩笑。刻薄的说法完全不可靠。
时代周报：就你个人来讲，钱先生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栾贵明：我有父母，也有一大堆亲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超过钱先生对我的影响。我有很多老师，有很多朋友，没有任何一位能够超过钱先生对我的影响。我也读了一辈子书，书也影响了我一生，但没有一本书能与钱先生相比。所以有医生说：你这个病我们治不了啦。我说好，我此生足矣。这句话实际上的背景就是钱先生现在已经不在了。
前不久钱先生家乡的人来访，我也照例说钱先生纪念活动我也没参加，因为钱先生跟我讲过：伟大人物是不需要纪念的。但我记得是那一片山，是那一湾水，是那里的人民，养育了钱锺书。钱锺书这样一个伟大的学者，就在我身前，我追随着他那么多年，我没当成他的学生，但是我觉得此生无憾了。我应该深深地感激他的家乡人民。钱先生的嘱咐，我都一五一十落实，钱先生教我做《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的事，确实是一件累活，但我得认真办，我必须遵命。
实习生罗晶对本文亦有贡献
行藏托付赖心传
陈肩
叹逝伤情已惘然，行藏托付赖心传。
赞修谈艺权奇录，襄理裁诗补正编。
一笑纷纭轻末俗，三思卓荦仰高贤。
谁知大隐居朝市，野屋荒江别有天。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遽归道山，文星陨落，象征一个时代的终结，今后像钱先生这样深通中西文化传统的大师巨匠不可再得了。作为曾蒙钱先生奖饰逾恒的晚辈，我深感哀戚，写了这首题为《追怀钱太夫子并呈栾师》的七律，呈献我的老师栾贵明先生。
栾老师追随钱先生三十余年，有事弟子服其劳，是钱先生最亲近、最信任的弟子。钱先生的不朽名著《谈艺录》、《管锥编》序言都提到栾老师襄赞得力。当时栾老师正在整理钱先生的遗著《宋诗纪事补正》，故我诗中及之。
多年之后，我读到杨润时先生为栾老师《子曰》写的序言，深为感动。钱先生病中郑重地对杨先生说：“我把栾贵明托付给你了。”因栾老师正蒙受冤屈，需要杨先生这样的有识有力之士仗义相助。当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栾老师身边求学工作时，常见到杨先生和李慎之先生，一时多少豪杰！
钱先生早已将毕生行藏托付给栾老师，我曾对栾老师说：“您如将您亲见亲闻的钱先生生平言行写出来，一定比《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精彩百倍！”栾老师哈哈大笑，他就是“述而不作”，给我讲一些钱先生秘事，又嘱我不可外传。我知道，他藏有钱先生的大量笔记和信件，诚如兴武兄赠栾老师诗云：“自来珍利器，不肯示人前。”
我们昔年筹建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端赖钱先生悉心指导鼎力支持。钱先生晚年名位日隆，出任副部长级别的社科院副院长，他自嘲“捉将官里去，不待人笑，弟复自笑”。他身在朝，心在野。他曾指出：“所谓学问，大抵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因此我诗中有句：“谁知大隐居朝市，野屋荒江别有天。”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曾办一份内刊《人文电脑》，钱先生以特约评论员名义给我们写了一篇“社论”—《纠正“市侩化”的短视和浅见》：
崇高的理想、凝重的节操和博大精深的科学、超凡脱俗的艺术，均具有非商业化的特质。强求人类的文化精粹，去符合某种市场价值价格规则，那只会使科学和文艺都“市侩化”，丧失去真正进步的可能和希望。历史上和现代的这类事例难道还少吗？我们必须提高觉悟，纠正“市侩化”的短视和浅见。
栾老师说，钱先生给他这张便条时，他有疑问，“短视和浅见”意思是否重复？钱先生笑着说：“二维嘛。”栾老师恍然大悟，个中有纵横观。
今日重温钱先生遗教，卓见宏论，振聋发聩，其智真不可及。1992年以来，大陆经济市场化同时“市侩化”，连文化教育也走上“市侩化”的不归路。
钱先生真是哲人巨眼，我二十岁前所作的旧体诗承蒙他青睐，能入大匠之目，私心弥觉欣慰。钱先生是诗学大师，栾老师六年前来广州，携带钱先生遗著《宋诗纪事补正》赠我，我读后感赋五绝，今录其三：“面命心传记尚真，眼青小草绾芳春。谁明大义关天下，偶发微言戏俗人。”“胸中泾渭早分明，铜镜模糊水镜清。笔定阳秋先后本，经藏伏壁古今情。”“抛书倚剑思华年，放浪随波向海天。辜负传心惭朽木，几回愧汗捧遗编。”
1991年，我曾有《感事赋呈栾贵明师并呈钱默存大师哂正》二绝：“锦瑟惊弦梦亦醒，剩携残稿伴孤行。玉生烟灭珠无泪，始信诗情似爱情。”“东西隔海证同心，南北相望接古今。我已窥墙高数仞，李门隐隐有龙吟。”此诗蒙钱先生称赏，他看了我的几十首诗，赞许才识俱佳，说比当世名人巨公的诗好，栾老师笑问：“包括他(毛泽东)吗？”钱先生以他一向明快的口气毫不犹疑答道：“包括在内！”钱先生的话是行家铁口直断，毛泽东诗词在我看来尚不成章，说我的诗词比毛泽东好，就像说我的身材比邓小平高，我不高兴。
“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指导者和赞助人钱默存先生已墓草数青，栾老师二十余年如一日，苦心孤诣完成钱先生的托付，可谓不负所托。
作者陈肩：诗人，青年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