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塌之路
自杀式的价格战之后，会所倒闭、老板逃逸、会员举报无门哄抢器材……如今，没有监管部门且严重缺乏行业自律的昆明健身市场，用“一片混乱”来形容，似乎一点都不过分。“这不是健身市场，这是菜市场！”云南省健美协会常务副主席、云南首家健身会所——国防健身院的创办者贺保民形容昆明健身行业的价格战是“自杀式经营”，目前昆明的健身市场已经崩塌。在经过一轮洗牌后，健身行业能否痛定思痛，决定着昆明健身行业的将来。
“亚历山大事件”带来的冲击
在贺保民看来，健身市场不是一个暴利行业，稍有不慎，就会资金链断裂。在国防健身院的发展史上，也曾面临严重的资金链断裂的问题，会员的会费根本无法维持健身院的正常运转。1995年，贺保民创建了阿诺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利用销售健身器材的盈利，来弥补健身会所的亏损。
2007年底，曾拥有十万会员，享有“健身王国”之称的台湾亚历山大健身会馆倒闭；2008年，其负责人唐氏姐妹等11人被台湾检方以背信、欺诈、逃漏税等多项罪名起诉，检方依据的主要事实就是，唐氏姐妹明知会馆陷入财务危机，还对外招募会员8000多人，骗取二亿四千多万元新台币的“会费”。其间，她们还故意出售开在大陆的会馆的股权，所得钱款却不用于拯救台湾地区的会馆。
“亚历山大”事件带来的反应几乎是连锁式的，昆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从2009年开始，昆明健身行业的价格战越打越凶，一些健身会所几乎“在一夜之间死去”。身处漩涡当中的国防健身院也受到了波及，会员流失，惨淡经营。阿诺娱乐有限责任公司也挣不到什么钱了，“现在是供大于求，整个市场都是这样。”贺保民说。
2009年4月，昆明佳佳壮壮健身会所还没有开门营业，老板就消失无踪，700多名会员索赔无门；
几乎同一时间，英派斯健身俱乐部申请破产，会员会籍转给刘兴刚健身会所；
今年4月26日，普来登健身会所老板“蒸发”，会员被转到轻松舞健身中心；
12月7日，位于昆明世纪城的谛美斯健身俱乐部连锁店突然关门停业，这宣告，从今年2月至今，谛美斯健身俱乐部在昆明的五家连锁店集体倒闭……
“年卡才一百块，洗澡水钱都不够”
从今年9月份起，位于五华体育场内的昆明谛美斯健身俱乐部五华店已经不复存在，招牌换成了维尼国际健身俱乐部，此前一年多，这个健身俱乐部加盟谛美斯，因谛美斯经营不善而退出加盟。维尼国际健身俱乐部负责人戴军（化名）认为，“亚历山大”事件对中国大陆的健身行业来说是一场风暴，从此，大陆的健身行业进入冬天，“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最后对成都、昆明等西南城市造成冲击。”
“健身行业本来是高消费行业。”戴军说，在南京、北京等沿海一线城市，会员年费一般在2500元以上，但是自2000年起，昆明的健身行业出现价格走低趋势，到前两年，为了争夺市场资源，昆明开始上演价格战。
贺保民形容昆明健身行业的价格战是“自杀式经营”，目前昆明的健身市场已经崩塌。“省外最低年费500多块，昆明有的健身会所年卡才一百块，洗澡水的钱都不够，不垮才怪。有的投资了，开不了门。这不是一个暴利的行业，但有的健身会所，首先想着赚钱，后来想着骗钱，卷款逃跑，制造混乱。”他说，一拥而上、一哄而散，结果是大家都没有饭吃。
在价格战硝烟之后，昆明还有30家左右的健身会所在竭力支撑着，多数都是一些老牌健身会所，它们始终坚守着价格的底线。
在一个个健身会所关门停业的同时，顾客与健身会所之间的纠纷也在不断上演，昆明世纪城的谛美斯健身俱乐部连锁店还出现了顾客搬运健身器材用以弥补损失的现象。
[1]
“多数人将健身当成时尚”
国防健身院上世纪80年代初使用的器械
位于青年路小花园鸿城广场的金色亿佰健身广场在上月底倒闭，其推出的199元/年会员终极卡，在很多原会员手中变成一张“终极废卡”，会员阿波表示“十分失望”。
而会员的失望正是戴军所担心的。每当看到昆明有健身会所倒闭的消息，作为竞争者，戴军却高兴不起来。“有一句话我一直在坚持着：‘垮掉的只会是一个企业，不会是一个行业。’”戴军最担忧的也正是健身这个行业的前景，健身行业就像是海选一条街，一定要有市场氛围，整个行业不行，影响的是每一个个体企业。
戴军还发现，即使健身行业在昆明迅速发展期间，昆明市民本身也没有多少健身意识。“健康本是不能打折扣的，但是很多顾客选择健身时并没有目标，盲目消费。”戴军也曾对有的顾客说，如果只是想锻炼身体，跑跑步、爬爬山就行了，没必要去健身会所，如果是想通过锻炼减肥，那就要到健身会所，在教练的专业指导下训练。
目前，昆明的健身会员以中青年居多，女性喜欢操课项目，男性则喜欢较激烈的训练项目，人数上女性稍多于男性，但在会员中，有健身意识者只是少数，多数人将健身当成了一种时尚，存在冲动性消费。“刚办年卡时，训练很积极，但是时间一长，就不再来健身俱乐部锻炼，工作人员打电话过去询问，会员总是以没有时间等各种理由拒绝锻炼，结果能坚持下来的只是少数。”戴军说，在国外，人们哪怕出差一星期，都要在出差地办一张周卡，坚持锻炼身体。
“这不是健身市场，这是菜市场！”
“要想低价格盈利，除非大规模进顾客。”戴军知道，这在昆明是不可能的，一旦会员的年费低于1000元，健身俱乐部的经营就很难维持，除开运营成本，健身会所将无力做更好的服务，而很多顾客置身于各健身会所狂轰滥炸般的价格战中，也没有考虑过低价格会导致所能提供的服务质量下滑。
“健身行业不是暴利行业。”戴军认为，一个健身会所运营成功的标准就是，每年能正常经营下去，略有盈余，用来增加服务项目，“但是目前在昆明，还没有一家健身会所能靠盈利来增加服务项目，而且还有人在昆明不理性投资、不理性消费，在市场竞争中，就必然有一个洗牌的过程，结果有的健身会所就遭到淘汰。绝大多数健身会所之所以倒闭，都是资金链断裂所致，最后出现老板人间蒸发的现象。”
价格战的恶果是：会员猛增，服务质量跟不上，会所逐渐失去声誉，造成市场混乱。目前健身行业还没有一个专门的行政职能部门来监管，在云南省，只有一个民间组织——云南省健身协会。贺保民就是副主席，他对此感到无能为力，而戴军则更无奈：“如果健身协会有约束力，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这不是健身市场，这是菜市场！”面对如今的乱象，贺保民还在坚持，但他承认，自己的资产几近掏空，目前要想办法从其他渠道筹资维持健身会所的经营。“国防健身院是一面旗帜，不能倒，否则昆明健身市场会更混乱。大家应该团结起来，不要让群众受到伤害，这就是我的愿望。体育都是两条腿走路，群众和竞技，群众基础好了，才能涌现出更多的人才。体育有一种精神，自行车坏了，运动员扛也要扛到终点。”贺保民说，除非他动不了了，否则他不可能停下来。
贺保民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昆明的健身市场再次蓬勃，走出如今的泥沼。
云南健身第一人贺保民：昆明健身曾在全国前列
云南健身第一人贺保民：昆明健身曾在全国前列
提起当年的雄风，贺保民非常自豪
昆明国防健身院创建于1982年，是当时全国仅有的4家健身会所之一，其他三家分别位于北京、上海、广州。1990年前后是国防健身院最辉煌的时期，这里培养出了多个级别的冠军以及无数的运动员。1992年，国防健身院搬迁到桃源广场。“昆明的健身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作为国防健身院的创建人，贺保民可以说是云南健身行业的“开山鼻祖”。昆明一健身会所的市场部经理这样形容贺保民在业内的地位：“有的家庭，祖孙三代都在他手下练过。”
京城十三生
云南健身先驱贺保民年轻时的雕塑
贺保民祖籍在河北邢台，1934年出生，在北京长大。他的健美生涯，源于武术。
小学时代，贺保民就在北平鼓楼附近的寺庙跟着和尚练过六合拳。贺保民天生体质好，在北京五中时，他能在双杠上做摇摆起坐一百多个，附近的大同中学、汇文中学的体育器材更好，他就到这些学校练习，渐渐地，他的胸肌有了形状。“当时我在这些学校很有名，大家都很佩服我，但当时没有健美的概念，就知道肌肉漂亮。”
贺保民的偶像是当时风靡一时的人猿泰山，“在漫画上看到他的样子，肌肉一块一块的，我就摸索着练。”那时，贺保民获得了两个外号——“大块头”和“小泰山”，他也成了当时的京城十三生之一。
从部队到体委
贺保民指导学员，可以看出目前健身馆的冷清
贺保民初中毕业时，抗美援朝的号角吹响，北京五中选拔了34人参军，其中甲等体格的小伙子只有两个，贺保民便是其中之一。
贺保民去的地方是海军学校，即大连海军学院的前身。第一个学期，贺保民就在竞技中崭露头角，“当时地方还没有专门的运动队，但部队里有，双杠比赛，我是学校的第二名、青岛基地的第一名、全军运动会的第三名。”作为知识兵，贺保民没有去朝鲜前线。1952年，贺保民和很多同伴去了北京的八一队，成为一名运动员，1955年，他被授予上尉军衔。
1958年，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国家实行裁军。贺保民离开部队到了地方，“当时给我分配的单位是武汉水上运动站，请我去当站长。我想回北京，就辞去了工作，成为平民。”之后，北京市体委找到他，请他担任跳水教练；国家体委也找到他，请他担任举重教练，他选择了举重。在国家体委，贺保民培养出了多次打破中国纪录的举重运动员陈正业。
省体委第一好汉
1961年前后，国家决定组织万人中央工作团到基层，贺保民因患有关节炎，被分配到暖和的云南。贺保民刚来云南的那一年，发现“摆摊的老百姓佝偻着腰，没有力气”，他立志要改变云南人的体质，让他们的四肢“尝到锻炼的甜头”。
当时来云南的这支队伍有百余人，单位包括国家体委、第三机械工业部、中国工商联、文化部和中央民委。贺保民去了南华县，直接下到生产队，“有时还和老百姓一起住在庙里头”。
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认为这支队伍在云南干得好，就给中央打报告，希望他们留下来，“中央当时还派人下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最后的决定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回去，我就留了下来。”贺保民决定留下来以后，云南省体委特地为他设宴，从此他就留在云南担任举重教练。贺保民组建了云南第一支专业举重队，奥运会举重冠军张国政的教练黄华新，就是贺保民从昆明市体委的一支业余举重队里发现的。
当时的贺保民，即使在冬天也常穿着T恤或者短袖，由于浑身肌肉，他被称为省体委的第一好汉，“露出一点肌肉，让我感到很自豪。”
首办女子健美比赛
上世纪70年代，贺保民就开始想着办健身场地，当时他在拓东体育馆一个突出的前厅处，弄了一些哑铃等健身器材，免费供群众锻炼。“那时一会开、一会关，有人讨好领导，还把我的器材交给了体工队。”
1982年，贺保民将场地搬迁到国防志舟体育场，即如今的昆都一带，“部队的朋友帮我找的场地。”云南省首家健身会所正式成立，取名为“成都军区昆明体育训练基地国防健身院”，“500多平方米，我还在报纸上打广告，平常活动都有几百人，器材根本不够用。”
1987年3月8日，昆明举办春城杯男女健美精英赛，“这是一件大事，参赛的都是全国各个体育项目的冠亚军，但比赛有一个要求，就是男选手只穿三角裤，女选手必须穿比基尼。”这件事情，被云南省志体育部分记录，当时共有三十来人参加了比赛。
“健美运动，云南落后、封闭，我要为它点一把火。”贺保民说，包括他本人，对健美的认识，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转变，“以前追求肌肉、力量，后来想想不对，不可能男人都只练胸大肌，把自己练得和奶妈似的，那什么是美？我们意识到，匀称就是美。参加比赛把肚子遮起来，谁知道你匀称不匀称？”
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比赛。比赛设在省体育馆，当时的昆明市公安局甚至答应派186名警察来执勤，“比赛是晚上8点举行的，早上10点，公安局给我打电话，说昆明市市委办公会议作出决定，不能派警察来。他们认为警察为这样的活动执勤不合适。”贺保民没有办法，只好向一些警察朋友以及当时的云南省体委派出所求助。
内地的第一次比基尼健美大赛就这样举行了，比赛很成功，“座无虚席，甚至加了很多凳子，群众秩序井然，他们第一次领会了什么是健美”。
生活新报 记者 刘木木 姚时美/文 金林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