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江湖风起云涌
从凯恩股份的记者“通缉门”到身份不明的航空公司，从国美的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争到华为的接班人风波，从伊利和蒙牛的恶性竞争到360和QQ的你死我活，从惠普的“蟑螂门”到丰田的“召回门”，从外企抱怨生存环境恶化到“央企频抢地王”等等，今年的企业江湖是风起云涌，变幻莫测，外企、国企和民企轮番登场。
外资在中国的黄金时代渐渐远去，一些跨国公司更是被质疑其垄断倾向已经严重危及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外企的抱怨内容也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硬件环境转移到投资软环境。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引起了很多争议，非但退出竞争性行业停滞不前，在其他领域反有扩大之虞。民企发展正进入新的瓶颈期。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发生了激烈的市场争夺战，在很多行业，民企和国企的冲突加剧。
在全球化之下，企业已经进入全面竞争时代，外企、竞争性国企和民企的竞争将日益激烈。廉价劳动力、中国特色的销售渠道、优惠政策等等都正逐渐失去原有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再是企业制胜的法宝。外企、竞争性国企和民企正日益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彼此之间的竞争不应该再有一扇扇政策和人为的门的阻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政策选择，也是一种市场进程。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进入和退出、各种市场主体的自由竞争，应该是没有制度性障碍的。政府更要站准自己的位置，确保给企业提供平等、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宏观政策转向，不仅企业要调整自身战略和定位，更要求政府部门的职能和观念的转变。
减少政府直接投资、减少行政干预、减少市场寻租，合理利用金融工具、法律工具、发挥公共服务职能，这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是中国企业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不断得以改善的应有之义。政府的角色、政策的差异导致了今天的外企、国企和民企生存的三重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是正确的选择，但当时间来到“十二五”的时候，三重门的消失同样是历史的必然。
在这个复杂的不容易看清宏大背景的时代，这将极大地考验政府、企业的智慧、勇气和决心。
策划：本刊编辑部 统筹：杨军
企业生存的时代变量
文_本刊记者 邢少文
这是一个复杂的年代。看不到宏大背景，叙事难免不着力。
在这个背景中，中国经济增长的旧模式在话语中正在被抛弃，制造业升级缓慢，外需市场萎减，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人口红利趋弱等等，中国制造业正在面临一系列的时代变量；产业转移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正在缓慢地到来，这也意味着机会正在到来，内需市场扩大，城镇化大力推进，医疗、社保制度逐步建立，新兴产业潮起……
高速的增长可能将渐行渐远，企业的生存，公司的力量，既依赖于时代，亦推动时代的变革。
但同时，资源的配置方式也在失真，垄断行业地位牢固，民间资本突破有限，企业伦理机制不成熟。这似乎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政府的边界、企业的边界仍需去厘清。
变量
“这是迄今为止对‘十二五’规划的最佳解读之一。”针对新华社刊载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关于“十二五”规划的解读，美国《华尔街日报》如此评价说。
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的建议，这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统筹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性目标的一种方式。
李克强指出，眼下的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一系列国内国际因素的变化。“世界经济缓慢增长，全球需求结构明显变化，对我国稳定和拓展外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形成新的压力。”中国在经济持续发展中瓶颈制约明显加大，传统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传统模式的主要表现在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增长方式粗放；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消费率偏低。
中国经济的出路则在于，“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任务。从国际经验看，以内需为主导，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
“应当把政策重点放在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上，把增投资与扩消费、惠民生更多地结合起来，实现一举多得。”他说。
2009~2010年，在全面通胀时代到来的阴影之下，资源型产品价格在不断飙升，人力成本亦在增长，对于大部分的中小型企业而言，低成本、低附加值的生产模式也可能逐渐远去。
结构性矛盾所带来的产能过剩，也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进一步优化的障碍，今年以来，工信部、发改委等部门出台了更为强硬的措施治理产能过剩，在钢铁、水泥、煤化工等行业，甚至于新能源行业领域，各地方政府都在承担着削减产能的硬性指标。
来自环保的成本压力可能更大，在5年前，内地省市政府还在向沿海企业推销环保的宽松政策，但现在这样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困难，此起彼伏的环境污染事件加剧了社会不满情绪，也让政府疲于应付。节能减排现在被当成地方政府必须完成的指标，近两个月以来，多地拉闸限电，为此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到了影响。
长期注重GDP增速的经济发展模式积累了不少社会矛盾，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的不同步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畸型，让中国政府意识到要做出改变，这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
企业的抱怨
“我认为大家如果要创业，首先要研究中央精神、国务院文件。如果精神不吃透、文件不搞明白，就不知道怎么创业。”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11月15日的一场演讲中说。他的民营汽车公司是在“行政规划”下的中国汽车业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是的，你要判断这个时代的变量，眼睛不能仅仅盯着欧美市场经济体的潮流与价值观，还需要它在中国落地。
当出口退税率下调的时候，大量依靠出口的外贸加工型制造业开始抱怨政府不再重视这个行业了，传统制造业向更广阔的内地转移，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来自外资企业的抱怨也越来越多，欧盟商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变差。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以资源、人力、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以“市场换技术”，以低成本、高利润的方式吸引他们来到中国的，但现在，情况改变了，沿海的地方政府不再把这些外资当成高贵的座上宾，虽然他们的政府公关技术仍然很出色。
2007~2008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了统一，自2010年12月起，将对外资企业和外籍个人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新华社则发文奉劝那些外资企业，不要再抱怨中国的投资环境，内外资企业已站到了统一的竞争环境中。
但与此同时，娃哈哈的宗庆后对阵达能、黄光裕对抗贝恩资本这样以“民族企业”取悦于国民的言论亦不再受到一味追捧。而对于汇源果汁这样在无奈的竞争中委身于外资的民营资本生存环境却获得了广泛的同情。
在过去的两年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被认为享受了大量的政策红利，得到了最多的银行信贷支持和财政资金补贴，并将这些资金大量投入企业并购和扩张，民营企业抱怨这种现象并不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
在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地方的国有企业却在抱怨政府对民营企业的门槛太低，环保、职工权益要求不严格，地方国有企业也认为强制性的产能淘汰太过于武断，没有考虑企业的退出成本和区域市场的独特性。
在制造业受抑的同时，大量的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资产泡沫在逐渐累积。政府出台了严厉的“限购令”，可能还有即将出台的“房产税”，这些在过去的年代里尽享快速城镇化和政策庇护的企业暴利已经越来越难以维系。
种种生存环境发生的变量，事实上是一个缓慢累积的过程，这中间，有必然的发展规律，也有人为的调整。但在中国，这却是企业生存的一个最为现实的命题。要么因为看不清规律在竞争中落后，要么在行政主导式的调整中将被“出局”。
转变的根本
“创新来自于公平的竞争，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在今年2月份的一次演讲中，中国互联网门户三巨头之一的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说。
“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他说。
可以看到，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诸多的产业政策和推动方式都带着行政主导的色彩和影子，不论是“产业振兴规划”、“治理产能过剩”还是“产业转移”。在这样的主导下，企业的抱怨，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简单地理解为“产业转移”，而并非追求技术进步，对传统的改造和升级。这样的产业转移只不过是在内地城市重复走着沿海城市的发展路径，在制造业，仍然难以占据“微笑曲线”的两端。
同时，集中在各个部委手中的专项扶持基金，地方政府的各种补贴，政府直接参与投资活动等等，都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而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城镇化，打破二元结构，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就难以扩大内需市场，不对经济、教育和文化体制进行改革，就难以产生真正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组织。
减少政府直接投资、减少行政干预、减少市场寻租，合理利用金融工具、法律工具、发挥公共服务职能，这才是中国企业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不断得以改善的根本。
正是基于中央政府对问题的透彻了解，所以“十二五”才会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很多转变已经开始或正在酝酿中，只是其完成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对企业来说，不管外企、国企还是民企，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认清时代变量，知道哪些困境是外部造成的，是暂时的，哪些困境是自身弱点造成的，需要尽快转变的，才是生存的根本。
“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之辩
文_本刊记者 张墨宁 发自北京
从2010年12月1日开始，外资企业将适用国务院1985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和1986年发布的《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被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至此，我国内外资企业所有的税种全部实现统一，这一调整被认为是外资企业在华超国民待遇时代的正式终结。自2007年新税法出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以来，外资企业开始面临竞争更为激烈的商业环境。
在超国民身份被逐渐剥去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外资企业的不满和抱怨，关于中国商业气候的话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2010年上半年，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先后分别以《在华外企怨言增加》、《批评中国政策外企高管更加直言不讳》发表了一些外资企业对于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一时四起。
与改革开放初期被“热烈欢迎”的程度相比，外资不再是处处优先、来之即用。其与中国经济的关系似乎出现了复杂化的倾向。而这背后的实质是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实现产业升级的转型阶段，如何精细化利用外资的问题，不唯数量，更重质量，对外资进行必要的调控，引导资本流向更为需要的行业和地区。
外资抱怨难获国民待遇
“2007年两税合一、今年12月份将要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并不是很大。”长期从事跨国公司研究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说，一些跨国公司的抱怨不是因为超国民待遇身份的消失，而是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下，外资企业难以获得国民身份。
相比于税收优惠政策的消失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外资企业的抱怨更多集中在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中国政府采购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今年以来，跨国公司高管的抱怨之声似乎出现于各种场合：美国驻华使馆公使衔贸易参赞安凯彬认为中国政府采购政策的表述不够清晰，常常引起美国企业的过分忧虑；微软公司CEO鲍尔默声称中国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会拖累科技产业的发展；巴斯夫欧洲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贺斌杰抨击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限制措施，并抱怨外资企业不得不将业务和技术诀窍转让给中资公司，以换取市场准入；西门子CEO罗旭德则希望德国公司在中国被同等对待，技术转让应严格遵守自愿原则，呼吁对在汽车和金融部门的外国投资减少限制；通用电气董事长伊梅尔特也发出了“外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难”的感慨。
跨国公司的抱怨代表了外企的普遍担忧，中国欧盟商会此前发布的《2010~2011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中提到，2008年，在欧盟对外直接投资中，只有不到3%流向了中国，这并不是因为欧洲企业不愿意扩展其在中国的业务，而是他们面临的障碍及风险超过了董事会和股东所能接受的范围。其所称的“风险”，是中国监管环境前景的不确定性和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
而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戴杰在接受采访时亦表示：“劳工开支在经济增长中应该是正常和必须的，想要获得更大的发展，成本就会增加，不可能鱼与熊掌皆得，我们的公司对这一点非常清楚。至于税收环境，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并没有要求从税收政策中得到好处。”他声称，能够让外资公司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更为重要，虽然中国政府也在发出更多的友好信号，欢迎外国投资者，但实际情况是，投资却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种担忧在2009年达到了高峰。2009年10月30日，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发出了《关于开展2009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的通知》，《通知》的附件中对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条件做出了规定：“申报单位对知识产权使用、处置、二次开发不受境外他人的限制”，并要求“产品销售使用的商标初始注册地应为中国境内，且不受境外相关产品品牌的制约”。根据这样的条件，外资企业认为自己的产品基本上被排除在“自主创新产品”之外了，将在政府采购以及国家项目采购中处于不利地位。
尽管这个条款在2010年被修改为“在中国境内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的产品生产单位，均可自愿申请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但仍然未能减少外资的批评之声，关于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言论依旧不绝于耳。“企业在做经营决策、决定投资与否的时候，会综合考虑积极和消极的因素，积极的因素有市场吸引力、利润空间，消极因素则是来自市场、消费者以及制度的风险。我们必须在风险和回报、利益和困难之间做出平衡。”戴杰称，虽然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但是如果风险因素超过了市场因素，企业将不可避免地做出消极判断。
时代已经变了
“我们以前给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是因为缺乏资金，但是现在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了2万亿美元，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外国政府都缺钱，唯独中国的税收还是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外资的质量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继承说。
从2007年，外资企业应该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新经济背景下的变化。时年11月，发改委、商务部公布了最新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商投资新能源和环保技术，限制外商投资房地产、高能耗项目和稀缺矿产资源，新《目录》强调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一些不可再生的重要矿产资源不再允许外商投资勘查开采，同时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外资项目准入，引导外资逐渐向附加值高的产业转移。
中国虽然将部分不再适合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企业拒之门外，但与5条禁止类条款相比，鼓励类的条款增加了94条，属于鼓励类的继续享受增值税退税政策，对外资进行调控和导向，旨在使更多的资本流入高精尖领域。2010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的9号文件，仍以坚持择优选资为导向，注重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资的投资环境不是恶化，而是优化了。”王继承认为，外商投资导向的改变对欧美企业来说，其实是一个机遇，它们可以利用自身在技术上的领先在未来的竞争中取得更大的优势。
对企业节能减排和劳工保护要求的提高，是外资在中国商业环境的另一个变化。“过去外企觉得在中国的利润很大，是因为它们很多的成本由外部分摊了，比如不计环境的发展、廉价的劳动力，这两方面标准的提高肯定会使它们的成本增加。”王继承认为，相比于在环保标准和员工待遇上较有优势的大型外企和欧美企业，一些中小规模的韩日、港台企业确实会因此而感受到压力。所以，这部分的变化也会起到优化企业环境的作用，可以让一些不符合新标准的企业退出市场。
此外，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上升，也使外资企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欧盟商会对其会员企业做出的《2010商业信心调查》中也提到，外资企业在华业务的五大风险中，来自本土公司的竞争位列第三。
产业导向、劳工待遇和环保标准的提高，以及本土竞争者的崛起，构成了外资企业的外部环境变化。在这三方面因素影响下，外资企业感到变化理所当然。
在更激烈的环境中竞争
据王志乐介绍，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投资环境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上，现在他们的批评重点则转移到了投资软环境，外企的本轮抱怨并不是偶然，而是自2005、2006年出现的对外资摇摆态度的累积效应。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使外企与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协调一致，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对待外资企业的问题。
随着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力求使国企、民企和外企形成公平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从2005、2006年开始，一些人认为开放市场并没有换来技术，所以对外资的态度出现了动摇，对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表示反对和担忧。他们觉得既然外资没把技术给我们，我们就要自主创新。”王志乐认为，自主创新的概念很难界定，是自己创新，还是在当地创新？自主创新不等于自己创新。他说，没有一个国家完全靠自己创新，而是由一种自我奋斗的精神主导创新的过程，但不可能创新的过程都是自己完成。中国要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从现阶段来说，引进资金的目标已经达到了，要实现经济转型，必须进一步引进现代化、国际化的企业和市场经营机制，尤其是在节能减排、社会责任方面已经率先转型的跨国公司，能够帮助中国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型，可以成为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推动力量。
而中国也在试图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关于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即被认为体现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各种类型的企业在中国的运营、生产的产品一视同仁，实行国民待遇的思路。外资企业如何在不同以往的竞争环境中适应新的身份，王志乐认为，外资企业调整在华经营战略关键在于强化本土化，特别是把研究开发设计环节引入中国，既从事针对中国市场的适应性开发和设计，也从事面向全球市场和未来市场的较为基础性的研发设计。改造原有工厂为低碳工厂，推动在华供应商形成低碳产业链。
“欧洲是中国最主要的技术转让地，国外转让技术的40%来自欧洲。中国要发展技术密集、低碳和服务型经济，欧洲企业能够帮助中国实现以上目标。中国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阔，也更有吸引力。如果我们能被给予同其他竞争者平等的机会，我们唯一会做的就是准备竞争。”戴杰说。
大公司的信任危机
文_特约记者 谭德波
时下，每个人都在谈论“公司的力量”，但就现实而言，中国大公司缺乏的并不是力量，而是基于诚信的持久力。
“后打假时代”质量之痛
2010年9月1日开始，根据海关新规，出入境个人邮递物品管理政策中，港澳台地区关税免征额度从现在的400元降至50元，分析看来，此举直接打击了内地居民代购香港奶粉的热潮。同时，海关对个人携带奶粉入境的“紧箍咒”正在缩紧，入关者可携带罐数一直在减少。11月以来，来自香港的外国奶粉内地销售价格上涨超过20%，但丝毫没有影响奶妈们的“崇洋”热情。
“要的不只是外国品牌，一定要是在国外生产的奶粉。”奶粉的质量危机已经升级为以大公司为标杆的行业信任危机。可能有人会记得，2005年12月1日，由部分机构联合主办的“十大受消费者信赖的中国婴幼儿奶粉品牌”调查中，三鹿、伊利、圣元竟位列前三甲，联想到三个品牌后来卷入的信任风波，无疑是莫大的反讽。
“2005年左右，我们就发现国货质量开始质变，找假货不再容易。”被称为“王海第二”的职业打假人刘殿林对中国产品的质量演进深有感触，他说，改革开放初期，国产货质量不过关很常见，是技术和管理问题。现在，由于技术进步和管理改善，在绝大多数轻工产品领域，国货都能做到没有质量问题。“但关键不是能不能做，而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一般来说，企业的壮大周期是15至20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当年的小作坊、贸易部、国营工厂早已发展成大公司，摆脱了“货真货假”的初级阶段，进入品牌经营时期。在很多人看来，“打假时代”早已结束，昔日“被打假”对象可能都已成为知名企业开始打“别人的假”。
进入“后打假时代”，消费者对大公司的信任并未因为公司的做大而增强。本是佛山一家小企业的美的公司已经成为屈指可数的家电巨头，但2010年上半年的美的“紫砂内胆”事件，再次让家庭主妇对大公司存疑。消费者不禁质疑，“这么大的公司连做饭的锅都造不好吗？”
“虚假宣传是普遍现象，企业的诚信缺失。”但刘殿林对大公司的信任度并没有提升，他近期曾调查过一家知名的奶制品企业，发现其特定年龄阶段奶品存在严重的虚假宣传，所谓的功能基本上都没有，存在最基本的诚信缺失。企业还从澳洲进口了大量“原装”包装材料，但因为刘殿林的“打假”，这些包装全部作废，只能最后更换。
新兴企业勃兴，“不信任”的表现形式更加具有“技术含量”。互联网反垄断联盟秘书长姚克枫在向国家工商总局提请对腾讯公司的垄断审查后，获得了工商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的约见，他说看到了国家管理部门的进步，但目前还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他告诉记者，这段时间一直在寻找腾讯垄断的证据，他要用实际行动表达对腾讯的“不信任”。根据腾讯公司去年利润，结合法律规定处罚额度百分比，姚克枫要求罚款腾讯12.44亿元人民币。
信任危机的“传染病”
“对大企业没有信心，我们比国外严重，整个社会都没有信任基础。”这段时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管系主任苏勇喜欢在课堂上引用河北邯郸老太太“不讹人”的故事将企业战略与文化讲述开去。“生活中信任感缺失，延伸到商业伦理层面，则成了对大企业缺乏信任的心理映射。”
傲慢的大企业一次次让消费者“上当”，瓦解了商业社会最基本的信任基础。就像怀疑粗制滥造的电视剧是“洗钱”产物一样，中国人对大企业的信任危机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烈。“小企业不行，大企业总归还好吧？国内企业不讲诚信，外资巨头应该讲道理吧？传统企业不尊重消费者，新兴企业应该不一样吧？”从惠普“蟑螂门”到腾讯和360的江湖恶斗，单纯的想法都被现实击得粉碎，所有企业都像得了传染病。
“在你的心上，全怪那蟑螂。勇敢的小强，成了替罪羊。”不是周星驰电影的台词，这是中国消费者讽刺惠普公司的《蟑螂之歌》。今年3月，惠普“蟑螂门”被曝光，其中国客户体验管理专员将产品质量问题推给使用环境，“我们谁都解决不了的，是中国学生宿舍的蟑螂，那是非常恐怖的”。这句话若出自教育部门官员之口，一定会广受媒体追捧，但对于多年位居中国个人电脑市场占有率前三的电脑公司来说，它挑战了消费者的底线。
美女CEO费奥瑞娜和中国区负责人孙振耀的离去似乎将惠普公司带到了消费者和股东的反面。曾作为惠普集体诉案中国消费者主诉律师的姚克枫一针见血地说，中国人之前是不信任小企业，但现在，对大企业的信任也在慢慢失去。对于一些跨国电子消费品巨头来说，由于我国目前尚无有关缺陷电子产品召回的法律法规，给了企业规避法律风险的机会，企业逐利而行，得过且过，区别对待消费者可以节省大量开支，这便是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越来越失去信任的根源。
《蟑螂之歌》还唱到“谁黑了心肠，傲慢又牵强”，大企业的傲慢总是以合法和体面的形式进行。垄断是傲慢的根源，也是傲慢的终极形态。曾经对中国市场毫无兴趣的乔布斯开始在中国复制苹果的“排他模式”，对中国粉丝，苹果公司收钱一点也不含糊，苹果电子产品的软件必须是苹果独有，第三方软件难以在该平台操作。之前，微软公司也曾想方设法不让第三方软件在微软操作系统上使用，但这个“疯狂”的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就在苹果在美国本土和欧盟遭遇反垄断调查的时候，中国消费者也开始提出疑问：苹果这样做到底合不合法？
乔布斯和比尔·盖茨30年来一直以对手形象示人，口水仗不断，电影公司专门拍摄《微软英雄》讲述两个辍学生如何成为对手的故事。2010年，马化腾和周鸿祎的“3Q之争”在中国上映，但却只能算是“乔比之争”的低级版本。腾讯公司的傲慢广为人知，360也被指责有不光彩的发家史，但这都不是重点，“3Q之争”的关键在于忽视用户的利益，腾讯让网民做的选择题恐怕会成为中国企业史上最为可笑的一段。事件平息，但网民的不信任感已经浮现：他们到底有没有扫描我们的硬盘？互联网带来信息的便捷，但用户利益和个人隐私也被放到网络巨头的砧板上。
企业的土壤
在外企、民企逐渐丧失信任的时候，国有企业的信任危机也开始浮现。尽管消费者对奶制品行业的信心尚未恢复，国有伊利和民营蒙牛的争斗从未停息。
乳制品巨头之前的“争斗形式”是最常见的“营销战”和“形象战”，宇航员、奥运会都成为双方争夺的赞助对象，这种做法“肥了媒体支持了国家”，消费者没有损失。之后升级的“奶源战”则开始危及消费者利益，企业从奶农手中恶性竞价收购牛奶，破坏行业规则，出现了部分奶农为提高牛奶含量指标往饲料添加添加剂的情况。最近，私下的“斗争”索性摆到台面，扑朔迷离的“诽谤门”再次把两大奶业巨头推向舆论焦点。
显然，最终裁决结果已不再是重点，反思对企业竞争策略的改善和政府监管水平的提升才是关键。说到“诽谤门”和“3Q之争”，有人提到了广为流传的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君子之争”。在百事可乐大举侵占可口可乐地盘的时候，百事可乐曾经拒绝了可口可乐叛逃者带来的秘方，并“提醒”对手可口可乐。西方大企业信任危机著名的“安然案”，最终以公司破产作惩罚。更重要的是，发达市场经济体几乎全都建立了专门的企业违法处罚制度，反观国内一次又一次的企业信任危机，并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处罚制度和管理制度。“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应该再狠心一些，很多应该处罚的，政府都下不了手。”姚克枫说。
就在腾讯公司让中国网民做“选择题”的80年前，美国商业教育也面临一道“选择题”。上世纪30年代，哈佛两位著名商业学教授就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展开辩论。贝尔教授认为企业是唯股东利益是从的股东权益受托人，应该只考虑股东利益。但多德教授则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企业既受托于股东，也受托于更为广泛的社会，企业对雇员、消费者和社会公众都应承担相应社会责任。这场论战历经20多年，最终以多德教授的观点获胜而告终。
哈佛教授的争论在中国却无疑是个伪命题，对一些大公司来说，尚不能做到对“内部”股东利益维护，更遑论对“外部”消费者的诚信。哈佛教授的命题对于我们来说不是“选择题”，而是空白试卷上的“论述题”。
尽管有过7个修正案，但直到现在，中国《刑法》中对于“销售有毒食品”一项罪，最高刑依旧是死刑。三聚氰胺事件印证了重典的必要性，2009年1月，张玉军和耿金平分别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判处死刑。但实际上，单纯的重刑震慑连奶粉一个行业的诚信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过，就在11月，湖北再曝出三聚氰胺奶粉还在销售。
“我的名字印刻在每一部丰田汽车上，各位，你们可以放心。”在2010年2月24日的美国国会质询现场，丰田章男声泪俱下，他告诉美国人，自己是丰田家族的子孙，丰田车就是自己的身体，丰田车受伤也就是自己身体受伤。日本人在美国的坦诚让他们付出了代价，丰田公司遭遇前所未有的“召回伤痛”，但也为之后保持品牌形象提供了可能。反观国内，还没有一家内资企业巨头或500强中国区CEO这样面对过消费者。丰田章男离开美国不久的3月1日就在北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但对中国消费者却“只有道歉，没有补偿”，“同车不同命”激怒了中国消费者，也引发了思考。
“一些政府部门都不讲信用，我们企业如何讲信用？那肯定赚不到钱。”好几位EMBA企业主学员曾在课堂上向苏勇质疑企业诚信是否必要。“公信力缺失，市场环境不好，这是大公司伦理缺失，诚信无存的根源。”苏勇毫不客气。苏勇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将逐步转变，政府也提出了要建立主流价值观的问题，重树企业伦理，解决大公司信任危机，根本上有赖于文化和政治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大企业的发展有目共睹，在民间“下海”潮流和国有企业改制的巨浪之中，内资公司最终成长为巨头，富可“敌省”。500强在中国的法人子公司也随着中国GDP飙升变为庞然大物，在汽车、日化行业跨国企业的利润表上，“中国分舵”已成为主角。“但中国大公司缺乏的并不是力量，而是基于企业伦理的持久力。”苏勇说。
国企的边界
文_本刊记者 邢少文 发自广州
国企改革走到今天，最为难啃的硬骨头，大概就是央企。与外界企盼的国企特别是央企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国企在过去两年中的逆势扩张，让国企的边界问题，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
2010年8月，原国资委主任、主导了央企过去几年扩张的“忠臣”李荣融离职，王勇接任。在李荣融卸职之前，其亦曾推动央企“有进有退”，但在王勇时期，至少从目前央企的动作来看，退出非主营业务的速度正在减缓。
无边界扩张
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在国有经济的调整和改组中要坚持“有进有退”。
在此之后，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高潮，时至今日，地方国企的改制已告一段落。地级市以下的国有企业基本已经完成改制，在省一级，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一些资源型行业，但在2008~2009年，这些地方企业中有相当部分已被央企收归囊中。除了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领域，以及一部分由事业单位转企业的国有资产，其他领域所剩已无多。
国企改革问题进入到了以中央企业为主的深化改革阶段。
而按照国资委2006年明确的政策思路，央企最终会在七大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这七大行业分别是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在另外9个行业保持较强控制力，此外的央企应逐步推向市场。
但4年来，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引起了很多争议，非但退出竞争性行业停滞不前，在其他领域反有扩大之虞。
“这几年关于国企的战略性调整，收缩战线的提法有些淡化了，在方向上出现了偏离。不讲改革，而是讲如何发展壮大了。”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原深圳国资委主任贾和亭对本刊记者说。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的统计，目前仅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128家中央企业，其涉及的主业剔除重复的也接近300个，囊括从原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开采、电力供应与生产、航空运输、电信到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中介服务、粮油糖期货及物流、文化艺术经营、服装鞋帽生产销售，乃至兽药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与销售等众多领域。
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的研究，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经济布局仍过于分散。在396个国民经济行业类中，国有经济涉足380个行业，行业分布面达96%。现在，仍有约40%的国有资本分布在一般生产加工、商贸服务及其他行业。特别是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领域，竟有80多家央企涉足。
“2005年之后是无边界扩张，大型央企的行业跨度很大，整体来看，国有经济的密度还是大，结构调整缓慢。”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对记者说。
“适合于在哪些重大领域发展？在哪些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这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他指出。
在企业数量减少的同时，央企的资产扩张迅猛，从2002年的7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1万亿元。2008~2009年，李荣融曾频频带队前往地方对地方国企进行并购，在一些竞争性领域对民营企业的并购也引发了“国进民退”的质疑。
虽然在行业布局上跨度很大，但实际上，中央企业的主要赢利来源仍然是在垄断性行业，从央企利润来源和构成看，央企利润主要集中在石油、煤炭、电信等少数垄断行业，其中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的12家企业利润超百亿元，占央企总利润的78.8%。
扩张容易退出难
退出一般竞争性行业，减少国有企业的垄断，创造市场公平竞争，“这是十六大定下来的国企改革方向，但遗憾的是，现在的效果并不明显。”贾和亭说。
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并明确非公经济的地位，此后各地陆续成立国资管理部门。2005年，国务院公布“非公经济36条”，非公经济逐步获得在一些垄断性行业的进入权限。
但国资的运营，是跨出去容易，收回来却是百般的难。在这其中，“退房令”便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
根据国资委公布的地产数据，2009年，16家央企地产板块的资产总额为5616亿元，占全部央企房地产板块资产总额的85%。
国资委同时表示，除上述16家外，还有78家不以地产为主业的央企也开展了地产业务。2008年，78家央企所属的三级以上房地产子企业共227户，约占中央企业全部三级以上房地产企业数量的60%，但销售收入占比只有15%，利润只占7%。
根据上述数据测算，78家央企下属共227家地产子公司的资产规模总计为991亿元。
一些主营非房地产的央企旗下所拥有的地产业务惊人，仅中航工业集团的退出方案就显示，该集团下属共有41家二、三级地产子公司将退出地产业务。这些地产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93.7亿元。
另据了解，神华集团此次因“清退令”共上报的6家房地产子公司，截至2008年底的资产规模约为58亿元，仅次于中航工业集团和中远集团，在78家央企中居第三。
早在去年央企利用信贷扩张的便利屡屡上演“地王”风潮时，国资委便有意让主营业务并非房地产的央企退出这一领域，直至今年3月18日，国资委宣布78户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将退出房地产业务。但8个月过去了，“清退令”如今却面临着尴尬的境地。
这些从事着“国计民生”行业的企业，一边在主营业务领域进行并购扩张，一边在非主营业务领域，退出的意愿并不强烈，挂牌出让亦不愿彻底出让控股权。
“78家都有股权挂牌出让，但面临着几个问题：一是谁来买，谁来接盘的问题；二是有些房地产项目还在建设阶段，没有完工；三是现在正是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非常时期，市场低迷，要卖，也卖不出好价钱。”文宗瑜说。
而根据国资委披露的相关信息，对于退出，并没有给出时间表和安排细则，“就算不退，国资委又能奈何？”文宗瑜质疑。
软约束
勿论李荣融时期央企的做大做强、保值增值的“内在扩张”战略，国资运营至今，其收缩之计，也不在国资委的控制之下。对央企之垄断势力，更缺乏约束之策。
“我们也并不赞成央企的无限制扩张，设置了主辅分离的关口以及不符合控制性行业不审批的关口。”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接受记者采访曾说。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央企的发展仍然存在投资体制不明确，利益导向不明确，考核体系不够完善的问题。“比如，在央企的利润构成中，到底哪些是主业经营带来的，哪些是辅业带来的，目前没有明晰。”
在这些机制不明确的情况下，央企的扩张便可能利益导向于加强自身的垄断地位，依靠垄断获取高额利润，并向竞争性行业扩张的冲动。
对于央企对利润获取和规模扩张的冲动，国资委的控制能力或是有限的，“说是管人、财、物，但在一些特大央企，企业负责人直接由中组部任命，对于企业来说，人就是最大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
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问题上，对央企的软约束问题表现得最为突出。
一是若大量未分配利润留存企业，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和扩张，不仅影响企业主业的发展，分散化投资，还使得国家抑制投资过热的效率打折扣，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二是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在依赖垄断所获得的巨额利润没有进行民享，则是国资监管中最为人诟病的地方，也是国资权力边界模糊的主要表现。
2007年9月，国务院曾发布《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正式于该年在央企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安排，央企税后利润收取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石油等资源垄断型企业，收取比例为10%；第二类为钢铁等一般竞争性企业，收取比例为5%；第三类为中储粮、中储棉等政策性公司，暂不收取。另外，数量众多的金融企业和铁路、交通、教育、文化、科技、农业等部门所属央企，则未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
在今年5月，财政部公布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情况》，详细列出了前3年的央企红利收支情况。2007年~2009年，一共收取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1572.2亿元，而资本经营支出则高达1553.3亿元。这表明，3年来的收支结余仅剩下约19亿元。
2010年11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起，将5个中央部门(单位)和2个企业集团所属共1631户企业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据悉，资源型行业的收取比例将调高到15%。
“垄断性企业应由原来的10%提高到25%~35%；竞争性企业由过去的5%提高到8%~10%。现在划进来的这些部属企业都是些小企业，很多大企业没有被划入进来，而且，按照这些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红利收缴之后估计主要还是用于企业经营支出，划归社保这样的提法也只是一种讨论。”文宗瑜指出。
以中石化为例，公开数据显示，2007年，其获得的政策性盈利大概为700亿元，同时又获得123亿元的政策性补贴，即便按照调整后最高的15%的红利上缴比例，也只需要上缴105亿元的红利，与123亿元的财政补贴相比，公共财政不仅没有从其红利中获益，反“倒贴”了近20亿元。
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
文_杨轶清
浙商研究会前不久举行过一次沙龙对话，主持人以一则年初以来在浙江商界流传的故事作为对话的引子：差不多在2008年初，宏观调控和金融危机已经让不少民营企业感觉压力与日俱增。一家有着数亿元净资产的出口型制造业公司经营开始出现亏损，力不从心的老父亲召集3个儿子商议。但3兄弟意见分歧很大，无奈的老父亲最后决定：分家！
分家的结果是老大继续经营原来的主业；老二拿着自己的一份与人合作成立了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老三则与老乡一起转战各地“炒房”。今年春节3兄弟回到老家团聚，老大的心情比以前好了一些，虽然照旧利润微薄，但订单多了起来。老二老三则意气风发：老二与人合作的私募基金投资的项目有一个已经过会正等待挂牌上市发行；老三投资房产的收益早已翻番。
最近3兄弟又碰头聚到一起，这一回3兄弟的心情都起了变化，尤其是老二老三。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竞争激烈，PE成本很高俨然过热；楼市急刹车让手里积压了好多套房子的老三心里发慌，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
今年下半年以来，宏观经济形势风云变幻：流动性过剩热钱汹涌；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积聚；物价上涨渐成四面围合之势；银根收紧已成定局。不久前还感觉很不差钱的企业主忽然警觉：明年是否会贷不到款？概括起来，民营企业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不好干”和“不想干”，民营企业发展正进入新的瓶颈期。
“不好干”：高门槛迈不过，小马力拖不动
从字面上看，“民航”这个词应该也是“民营航空”的缩写，但现在看来这个注解已经渐行渐远。从2009年开始，欠费、停飞、被收购，正越来越多地成为了民营航空的关键词，而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航空业越来越像民营资本“不好干”的行业。
6年前的2004年，对于李继宁、刘捷音和王正华3个男人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为各自的公司(鹰联、奥凯和春秋航空)争取到了民营航空的牌照。
到了去年，3人的命运开始分化。王正华仍然在为自己的航空公司打拼，李继宁的鹰联航空改姓“国”字号，刘捷音一手打造的奥凯航空也易主均瑶集团。
从2004年国内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成立迄今，民营航空公司一直处于市场边缘。与国有巨头相比，资金投入、航线审批、飞行员培养，乃至机场机务等，民营航空全部处于下风或先天不足。
民航业是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没有形成一定规模(一般要10架飞机以上)，短期内难以盈利，而租一架飞机，挖一个飞行员，动辄就要上百万上千万的投资。据测算，按照市价一家注册资本仅为8000万元人民币的民营航空公司，若要运营5架150座级中型客机，每年在飞机租赁、航油、人力成本三方面的支出就高达3.3亿元。
相比较资金压力，航线审批等政策门槛更难越过，民营航空拿到的，往往是国有大公司无暇兼顾的“边角料”，即支线航空运输。而今年8月24日的一场伊春空难，不仅让河南航空恢复了“鲲鹏航空”的真身，也进一步恶化了民营航空的生存环境。
从西安被“挖”进河南，再到被“踢”出河南，“鲲鹏航空”只是民营航空的生存困境的缩影。“民营航空发展不能乱来，国家会很慎重地出台相关政策，可能会对支线航空做些调整，如果不限制加速发展，可能要出问题。”这预示着今后民营资本进入民航的门槛将会大大提高，运营成本也将会进一步增大。
航空业只是民营资本“不好干”的其中一个行业，这里既有资金、技术、管理等先天性的门槛。更重要的是政策制定、市场环境等的不公平不合理，生存环境的恶劣使得民营航空在竞争中处于被动下风。民营航空的安全、效率、公众形象等不如国有大航空，陷入恶性循环。
“不想干”：生物性财富创业动力衰减
早期民营企业主原始积累的财富属性为“生物性财富”，即为了填饱肚子或个人发家致富是他们创造财富的原始动力。在财富积累到超过个人和家庭的消费需要之后，这种动力随之消失，而“溢出”的财富可能转化为灰色或黑色消费，这种情况在部分私营企业主身上已经发生。面对难题和困境，有创业者萌生退意马放南山，或者无奈“杨志卖刀”；在投资实业热情减退的同时，热衷股市楼市等非实体经济投资，从直接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到以资本参与财富分配的食利一族，表明支撑部分私营企业主创业的动力在减弱。
温州一直被视为中国创业活力和激情最强的地方，但现在温州的这一核心优势也在减弱。
1978年至2000年，温州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5.6%，同期，全国为9.5%，浙江省为13.2%；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温州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增长趋缓的迹象，而且相对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而言，已不再具有领先的地位。2003年度温州市经济增幅14.4%，虽然为6年来温州经济运行最佳，但这个增幅在浙江11个地级市中仅排列第九位。除了经济增长率之外，2003年，温州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工业用电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利用外资、外贸出口总额等综合经济指标的增长率也基本上处于浙江省的倒数几位。而到了2009年，温州人均GDP仅4604美元，全省倒数第三位，不到杭州的一半，更是全省人均GDP的71%。
金融危机后，温州企业外迁、民资外流加剧。去年以来，温州的厂房交易火爆，厂房出售、出租明显增多，一些企业计划迁到外地去；一些企业是活不下去了，干脆卖掉厂房不干了。曾占据全国产量90%以上的温州金属打火机，鼎盛时有500多家企业，如今只剩下100家左右。而在这100家中，只有30余家的企业老板在专心经营。剩下的已经把重心转移到其他行业，比如房地产、矿产以及第三产业。
据不完全统计，很多温州企业的利润不再用于扩大再生产，回流实体经济的不到一半，相当多的变成了“热钱”。温州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创投企业已达300多家，大约有1500亿元的流动资金进入了创投领域。
“怎么干”：潜规则伤感情也伤口袋
很多事实表明，市场空间制约了民营企业的成长升级。民营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是微观主体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二是集聚的资源和允许进入的行业越来越多。但事实上准入门槛的提高和金融等核心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使得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趋于局促和复杂，使得民营企业决策者的未来预期发生变化。
表面上看，国家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以新旧36条为代表的政策次第出台。确实，从宏观导向和国家政策上，毋庸担心国家会限制民营经济。
2010年4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在未来5年内继续向支付宝投资50亿元人民币。几乎与此同时，央行“超级网银”即将上线的消息传遍市场。一时间，坊间各种联想与猜测纷起：央行要收支付宝？银联要收支付宝？而马云曾放出的那句听起来有几分悲壮的表态：“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让外界有了多重言外之意的猜测。
虽然事后阿里方面解释这句话“并无其他深意”。但第三方支付机构望眼欲穿的牌照，迟迟拿不到；监管规范也千呼万唤不出台，影响了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心态和节奏。
虽然早在200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对外发布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办法》将“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及个人之间提供电子支付指令交换和计算的法人组织”列入监管范围，直指包括支付宝在内的所有第三方支付企业。
但是，这套基本监管框架至今未有定稿。第三方支付产业的准入资格、申请审批流程、业务经营范围以及外部监管机制等等问题仍无章可循、悬而未决。这种“只听楼梯响”的软约束，加剧了市场环境的变数和不可预知性，让企业“心里没底”，而不能心无旁骛全力以赴。
国家允许创办村镇银行的消息，着实让民营企业尤其是已经开始运营小额贷款公司的民营企业高兴了一阵子。但具体的实施细则——《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很快让他们的热情和期望不高了。
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
这就意味着，主角只能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而民营企业，即使资本实力再雄厚，也不可能唱主角。
今年5月份，国务院公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5年前的“允许”已经变成“鼓励和引导”，并细化到“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
但是实质性突破仍然不大，虽然“新36条”允许非银行机构持股比例可以超过10%，但最大股东仍然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这个红线不能逾越。
而且，村镇银行在增资扩股方面税费高，经营负担较重，并不利于吸纳更多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进入。所以，地方政府入股村镇银行反而积极性更高。
按照银监会的规划，到2011年底全国将设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1027家。没有主导权的民营企业，目前只能继续以配角的身份“陪太子读书”。
(作者为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