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罗彩霞”至今难讨说法
□本报记者 张晓娜 发自山西交口
如果不是今年2月份的一次同学聚会，杨月珍还不会知道自己被冒名顶替竟然长达14年之久。
1996年，她的高中同班同学程亚琴盗用她的名字、高考成绩和档案考上了山西省计划统计学校(现改名为山西省旅游职业学院)。程亚琴之父程广生当时是交口县计划发展局局长，毕业后程亚琴顺利分配到交口县温泉镇政府工作，现为交口县水头镇政府妇联主任。
真正的杨月珍此后却一路坎坷，家境贫困的她不得不选择再次复读，两个年幼的弟弟也因此辍学，直到第二年杨月珍考上了山西农业大学食品卫生检验专业。因没有任何门路，2000年毕业后杨月珍当过保姆，擦过皮鞋，又自学了财务，之后，一直在太原市一家私人企业打工艰难维持生活。
2010年11月25日，程亚琴最后一个从水头镇政府会议室走出来，等候多时的杨月珍迎上前去，亲热地叫了一声“亚琴”。此刻的程亚琴面无表情，她抛下一句话后就扬长而去：“我和你没什么说的，你要有公事找领导。”
杨月珍愣愣地站在那里，她有点委屈。“我只想讨回公道，这么多年来她用了我的名字、我的分数，连一句真诚的道歉都没有，还这么厉害！”
冒名者是昔日同窗
34岁的杨月珍是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回龙乡秦王岭村人，当年她和程亚琴同在交口县中学复读班学习。
“平时基本上不交往，因为她是县城里的每天都走读，我住校。”杨月珍因此对程亚琴印象不深，“她学习成绩不好，当时只知道她老子是交口县计划发展局局长，掌握着全县的计划、物资、学生分配等大权，后来又升任交口县政协主席。”
“我父母都是农民，我家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穷。”杨月珍告诉记者：她曾两次复读，她的父亲认为学习成绩很好的她应该能考上大学，为了筹措每年1000多元的复读费，杨月珍上初中的两个弟弟被迫辍学。“现在一想起来，我都觉得耽误了两个弟弟，他们在十几岁就开始拉煤，至今仍在农村。”
1996年，杨月珍在参加高考时考了420多分，这个成绩不够本科和专科的分数线，“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中专。”对高考了解不多的她认为自己考不上什么学校，就开始着手准备再次复读。
当年，程亚琴考上了山西省计划统计学校。虽然程亚琴学习很差，但其有个当计划发展局局长的父亲，一些同学认为是程亚琴依靠其父亲的关系上了中专，也都没怎么在意。
或许是早毕业的“假杨月珍”抢先堵死了杨月珍步入社会的通道，或许只能安排一个“杨月珍”工作，晚毕业两年的杨月珍在毕业后其派遣证也回到了交口，她在交口县教育局报到后，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被分配工作。无奈，她又回到太原打工。
今年2月份，在一次高中同学聚会时，有同学告诉她：咱班的程亚琴用了你的名字在水头镇上班，你知道吗？
高考、毕业分配、参加工作，甚至开工资签的都是自己的名字，杨月珍蒙了，对此，她之前毫不知情。“我当时就给程亚琴打了电话。”试探性地问程亚琴，“高考时你是不是用了我的分？”
电话中程亚琴蛮横而无礼：“我就是用了你的分，你要咋的？”
“用了我的分这么多年不吭气，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没想到她说话那么冲。”至今提起来，杨月珍仍非常气愤。
此后，杨月珍再打电话给程亚琴，程亚琴就不承认了，但从点点滴滴的对话中，杨月珍几乎可以确定，自己的分数和学籍资料被这个人盗用了。
期间，程亚琴曾经找过杨月珍协商，说当时用了她的名字找个指标，想要给她2000元钱了事，被杨月珍拒绝了。“我不是为了钱，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真假“杨月珍”
2010年11月25日上午9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来到交口县水头镇政府，在政府大门口的墙上，悬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有《水头镇镇干部今日去向公示》。
在《公示》的花名册中记者很容易就看到了“杨月珍”的名字，职务：妇联主任；今日去向：下乡。而整个公示的干部中并没有“程亚琴”。
巧得很，当天正值水头镇政府工作人员在三楼开会，会议室门口的窗台上放有一张签到表，其中留有“杨月珍”的手写签名，证明“杨月珍”就在其中参会。
得知记者有急事要找“杨月珍”后，一位参会的小伙子答应帮忙去找，小伙子在进入会议室几分钟后出来很神秘地告诉记者：没有杨月珍这个人，杨月珍改名叫程亚琴了。
记者也曾经试图短信联系程亚琴，希望她能出来一见，但等了许久，程亚琴并未露面，也不再接电话。
在焦急等待了近3个小时后，会议结束。散会后，三三两两的人群走出来，仍然不见程亚琴的身影，又等了一会，程亚琴最后一个走出会议室。
杨月珍亲热地喊了一声“亚琴”，程亚琴一句“我和你没什么说的，你要有公事找领导”，让杨月珍彻底感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
此前，为了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杨月珍曾多次来到水头镇，水头镇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杨月珍的同学告诉她：当年，他们看到“杨月珍”的名字，还以为是杨月珍真的分到了水头镇镇政府，他们去找，才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是程亚琴。
而在交口县水头镇政府，“杨月珍原名叫程亚琴”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在政府部门组织查岗时，程亚琴也自称叫“杨月珍”。
直到今年5月，交口县公安局出具证明：程亚琴同杨月珍为同一人。“杨月珍”又将名字改回程亚琴，她同时在单位宣布：“我以后不叫杨月珍了，我叫程亚琴！”
但由于其使用“杨月珍”名字太久的缘故，在单位里，一些人叫她程亚琴，也有些人还叫她“杨月珍”。就连水头镇党委书记吴文华也表示，在单位里他叫程亚琴为“杨月珍”，但对其冒名顶替一事并不了解，只是说：“她在单位表现很好。”
一当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吴文华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他是看着程亚琴长大的。”
在一张交口县城关镇(水头镇前身)2003年元宵节留影的照片上，杨月珍一眼就认出来，最上面左属第四人即是她的同学程亚琴。
对比照片，记者看到当时二人都偏瘦，小眼睛，眉眼上确有几分相似之处。
在交口县公安局户籍科，记者看到了网上程亚琴的户籍资料，在曾用名一栏上面清楚地写着“杨月珍”三个字。
杨月珍质疑道：“改名字可以，但姓氏都改了，更何况程亚琴的妈妈也不姓杨，如此改了姓氏改了名字太不合乎常理。”
户籍人员表示：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但并不排除程亚琴有利用杨月珍名字的嫌疑，对程亚琴更名的相关资料及理由，户籍人员称有存档，但涉及个人隐私，不方便出示。
据了解，由于交口县建县比较晚，其人口资料在2005年上网，2006年才逐渐完善，而1996年到2005年是个空档，要查这一阶段的人口资料操作上比较困难。
记者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程亚琴现在的身份证号码和杨月珍的号码并不相同，户籍人员表示按号码看程亚琴是农村户口，为什么堂堂局长的女儿竟然会是农村户口呢？
幕后神秘推手
杨月珍现在认为：作为被顶替事件的受害者，程亚琴的行为无疑改变了她甚至她这一家人的命运。
对于举报，当初杨月珍的丈夫并不同意，他告诉记者：“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是有背景的，力量对比太悬殊，如此太原、交口往返实在是劳民又伤财。”但杨月珍坚持要讨个说法。
据了解，程亚琴之父为交口县计划发展局原局长，主管分配工作，后来是县政协主席。即使现在退休后仍能量巨大；程亚琴之夫白立荣现为交口县纪检委审理室主任，也不容小觑。
有直系亲属在县纪检委，杨月珍无奈将举报信直接寄到了山西省纪检委。然而经层层转批，举报信还是送到了交口县纪检委，“程亚琴丈夫在那里工作，握有实权”，举报信最终杳无音讯。
补习班学生众多，为什么程亚琴独独选中了杨月珍？“被顶替者，既要学习好，当年高考又发挥不好，高考成绩虽未达到统招线，考分又要达到或接近录取线，还必须是女生，本人又没有背景，不会找关系。我是很好的人选。”
杨月珍认为当时的班主任任凤山是那次冒名顶替事件的知情者之一。“这一切只有他最知情，他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杨月珍告诉记者，任凤山以前就办过类似的事情。
杨月珍认为，投档、招录、迁移户口、入学、分配工作涉及到教育、公安、学校等多个部门，要打通这些部门，普通老百姓根本办不到，而且这些单位一定会留有更改姓名的痕迹。
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变迁，当年的交口县中学校原址在2006年已经变成了交口县第二中学(初中部)，偌大的学校早已经物是人非。唯一有一幢教学楼杨月珍还算熟悉，她手指着大楼告诉记者：“那就是我们曾经上课时的教室。”
记者随后又赶到交口县第一中学(高中部)了解到，杨月珍当年的老师多已调走或退休，其班主任任凤山在退休后搬到了外地居住，一时难以联系上。
谜团谁来解？
针对杨月珍反映的情况，2010年11月25日，《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来到交口县人事局欲查看程亚琴档案中姓名变更情况，人事局局长周贵旺热情接待了记者，但他表示想要看其档案资料，必须纪检委批准开具证明并派人来才可以查看。
查看档案为何要纪检委批准？记者半信半疑地来到纪检委，李志勇副书记对此也一脸困惑：“我们从来没有开具过这样的证明，纪检委怎么能管到人事局的事？”
对于举报信的内容，李志勇表示以前并不知道，也没有见到过举报信，但他同时承认程亚琴丈夫白立荣确实在纪检委工作。
当记者再次返回人事局时，周贵旺改口道：查看档案必须找一个单位，必须是交口县职能部门因工作需要并开具相关证明，除此之外，交口县之外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查看。
冒名顶替既涉及一个人的诚信问题，也涉及高考的公平正义问题。记者来到程亚琴曾经就读的学校——位于太原市的山西省计划统计学校(现山西省旅游职业学院)，院长郑志权表示听说过这件事。学生处一位女处长也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证实：1996年确实有一位叫杨月珍的女生入学，来自于交口县，是该校会计专业的学生。现在学校里仍保存有该生招录表和派遣证明上简单的个人信息。该学生处处长向杨月珍建议，可以去派出所报案，如果公安机关来调查，学校会全力配合。
而在这之前，杨月珍也告诉过记者：2006年时，程亚琴有一次曾向她借会计证说涨工资用，尽管她没借，但她当时就怀疑道：“程亚琴是会计专业毕业的，怎么没有会计证？她又怎么知道我有证？”
杨月珍已经隐约觉得，似乎有人比她自己更了解她。这让她觉得可怕。
有知情人告诉杨月珍，程亚琴在单位一直没有办保险，直到今年5月份她更名之后才上。
“怕上保险存到我的名下。”现在杨月珍一想起就很不踏实，“更可怕的是，我不知道程亚琴这10多年来用我的名字都做过啥，有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别扣在我的头上，我真害怕有一天公安机关会把我抓起来。”
除了这样的担心，杨月珍更多的还是想讨一个说法，“用我名字的人，可以那么心安理得，竟然连道歉都没有。我永远都不甘心。”杨月珍喃喃地说。
罗彩霞事件始末
2004年罗彩霞作为邵东一中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考了514分，没有达到湖南省当年531分的二本录取分数线。虽然当年有少数高校降分录取，而且她填报了三批专科院校志愿，但罗彩霞没有收到任何高校的录取通知书。
复读一年后，她考取了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管理专业。
2008年7月9日，罗彩霞申请办理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可后来，负责资格考试的老师说她是不是已经在贵州申请了教师资格证。
随后，她向天津市西青区学府派出所报案，称自己的身份证信息被盗用。
警察立即找罗彩霞做了笔录。但随后在公安内部网查询，罗彩霞的身份证号码是唯一的，而且信息也很准确。
罗彩霞说，冒用她身份证号码的那名女孩子很像自己的同学王佳俊。警方旋即展开调查，就此揭开罗彩霞被冒名顶替事件序幕。
冒名者王佳俊：罗彩霞高中同学，2004年高考335分，改名罗彩霞进入贵州师范大学。
其父王峥嵘2002年任湖南邵阳市邵东县牛马司镇镇长，2004年8月，从镇党委书记任上调任邵阳市隆回县公安局政委。被指花3万打通关系，为女儿造假，冒名顶替进入贵州师范大学。
2009年5月5日，媒体报道了王佳俊冒用同班同学罗彩霞身份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入党并顺利毕业事件。随即，“罗彩霞事件”引起广泛关注。
5月8日，罗彩霞以姓名权、受教育权被侵害为由，向天津市西青区南河镇法庭起诉王佳俊等人。假“罗彩霞”王佳俊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等证书5月6日被注销。
经调查，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院长唐昆雄违反教育部的有关规定，代领了假罗彩霞(即王佳俊)的录取通知书。
2009年5月11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04年发生的湖南邵东考生王佳俊冒用同学罗彩霞身份上贵州师范大学案，是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性质十分恶劣。教育部获知此事后，要求有关单位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认真调查。一经查明真相，对教育系统违纪违规单位和人员将严肃处理，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同日，“罗彩霞事件”核心人物王佳俊的父亲王峥嵘被刑拘，王佳俊、罗彩霞两人当年的高三班主任张文迪被邵东县纪委实施“双规”。
科举时代有冒名顶替问题吗？
□张 鸣
湖南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罗彩霞事件”还在发热延烧，湖北又冒出来一起类似事件：一个连高考都没参加的高二学生，顶替别人上了大学，已经毕业工作了。可以相信，在我们这个创造奇迹的国度，这样的事情，只要媒体有心去挖，肯定能挖出来更多，内容更奇妙。
眼下的高考类似于过去的科举，这是不争的事实。过去的科举，科场弊案也是有的，但是大一点的科场弊案，像今天这种泄露试题、违规录取之类，其实很少，被杀了头的考官，按今天的眼光，都有点冤枉。但另一种形式的科场舞弊，比如考秀才时的夹带、找枪手，比如考试前的冒籍，也相当常见。
夹带和枪手，不用解释了，现在的学生也常用。冒籍，需要说明一下，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高考移民。那时候，各地文化发展不平衡，但秀才的名额却需要照顾各个地域，有的地方文化发达，名额虽多，但考生更多，比如江浙一带。有的地方文化不发达，相对名额就多些，比如贵州。所以，江浙的人，会想办法把自己变成贵州人，这样考上就容易多了。但还真没听说过有考上的人，被人冒名顶替掉的事。无论秀才、举人还是进士，这样的事如果出了一件，肯定轰动多少辈子，可惜，我在史料中(包括众多野史中)，一个也没发现。做官的人，在赴任途中死掉，被人冒名顶替做官的传奇故事，在小说中倒是见过。
在某些人看来，那个时代没有照片，假冒似乎应该容易，但在那个时代，科场得售是件大事，而且层层都有多人担保。一个乡里社会是熟人社会，有了担保，假冒其实很难。更何况，对那个时代而言，科举是所有制度中的核心，重中之重，关系到国家的文运和朝廷的意识形态能否维系，但有弊端，哪怕一丝一毫，一经发现，处罚特重，重到了让人无法承受的地步。科考中，连找枪手的事，也只有在科举制度末期才会有，像冒名顶替这种事情，一旦败露，自己身败名裂还是小事，整个家族的声誉都给毁了。在那个时代，读书人多少还是在乎自己和家族名誉的，因此，绝少有人敢于冒这个险。
自1950年初我国实行高考制度以来，高考制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是相当重的，每逢高考，全社会动员，一切都为高考让路。为了加强这个制度的严肃性，有关部门也制定了一个又一个防范措施，改善了技术环节，也严肃处理了若干高考舞弊事件。但到今天，我们看到，不仅在考试这个环节上，舞弊层出不穷；现在，舞弊已经舞到了深层，作弊者可以自己改动身份证、档案，冒别人的名上大学，上完了，仅仅因为原主要办证件，才能被发现。
一个国家，户籍身份是公民最基本的资料；在中国，高考是最严肃的制度之一。但如果户籍身份之类资料全都可以改，一个人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高考录取有整套严密环节，作假者居然可以一路绿灯，一假到底——那么，什么制度是可信的呢？
其实，这样的造假，尤其身份上的造假，在我们社会还少吗？在派出所改年龄的，改民族的，绝不少见，只要上面有人，就一路绿灯。而制度，之所以成为制度，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有人严格或者比较严格地遵行，如果连最基本、最核心的制度，都可以玩忽，只要有人，或者塞了钱就可以玩忽，那么，我们理解的只能是：我们制度的深层次出了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