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出台的稳定物价措施，目标直指蔬菜流通环节。通过前几天的节目，我们也看到，在蔬菜价格中，流通成本占了三分之一甚至是一半以上的比例。那么，如果种菜农民绕开这些中间环节，把自己收获的蔬菜直接拿到市场上卖，是不是就能多赚一些呢？央视《经济半小时》继续解读蔬菜价格问题，以下为节目实录：
菜篮子为何沉甸甸(四)
主编：庄严
编导：王星灿 张硕 丁高波 韩志涛 李想
摄像：张小明 白羽 樊建恩 李培 樊金峰 毛云礼
继续我们对蔬菜价格的调查。国务院出台的稳定物价措施，目标直指蔬菜流通环节。通过前几天的节目，我们也看到，在蔬菜价格中，流通成本占了三分之一甚至是一半以上的比例。那么，如果种菜农民绕开这些中间环节，把自己收获的蔬菜直接拿到市场上卖，是不是就能多赚一些呢？我们今天就来关注几个菜农的命运。
在上海浦东区浦江镇，有一片被新建的公路、高楼包围的窝棚和蔬菜大棚。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种植茼蒿的朱守文师傅。朱师傅来自江苏，他告诉我们，在这里搭起大棚种青菜的都是外地来包地的农民。朱师傅说，前两年种菜还有赚头，现在卖菜赚的钱已经支付不起种菜和卖菜成本了。
菜农 朱守文
朱守文：现在菜一块三一斤，减去四百多块钱成本，还剩500块钱。
到菜市场买菜比卖给村里的经销商价格要高一些，每天早上一起床，朱师傅和老伴儿就开始收菜，赶着晚上把新鲜的菜拿到两公里外的批发市场上卖掉。
收一筐菜要花一个小时，每天要收七八筐菜，老两口年纪大了，忙不过来却也不敢雇佣工人。
朱守文的老伴儿：就是有时候在忙的时候也不敢找人收，找人收得给人三十到四十块钱一天，少了人家还不干。
朱师傅告诉我们，除了种地的成本要一年花掉三四万，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成本，每年要花掉他上万块钱！
朱守文：我去上批发菜场，我每年要给他一万块钱进门费。
记者：进门费有这么高啊一年？
朱守文：我一天三十块钱你算算，我平均一天得给他三十块钱。
记者：是就他一个菜场这样还是上海的菜场都这样？
朱守文：都是这样。
朱师傅告诉我们，浦江镇已经下了通知，明年要实行整村制土地流转，他们年底马上就要被赶走了。他在距批发市场很远的奉贤镇找了块地，可是地租一下子就从每亩八百涨到了一千三，而且离批发市场的距离一下子变成了二十公里。
朱守文：如果现在在这里，马马虎虎，两里路我可以骑三轮车去，到那边太远了，大概又要 要么自己买个车，买个汽车。
吃过晚饭，顾不上休息一会儿，朱师傅就出发去菜市场了。
批发市场十一点才开门，不到九点，朱师傅就到了菜市场门口排起了队，他告诉我们，不早来在市场里根本占不到好位置。他的三轮车也有可能被警察抓到罚款。
在冷风中等了两个半小时，市场终于开门了，朱师傅在门口要先交个门票钱，每筐菜4元，七筐菜花了他28元。
开门不到五分钟，市场里就被三轮和摩托堵的水泄不通。由于来得早，朱师傅找到了个好位置。他的菜一会儿就卖出去了三筐，一元三角一斤，但这只是零售市场一半的价钱。
记者：你这个茼蒿拉到零售市场上卖能卖多少钱一斤？
朱守文：两块五。
记者：那你怎么不拉到市里菜市场去卖呢？
朱守文：我卖不到这么多啊，一筐才20多斤，我收了两百斤卖不掉的。
我们劝朱师傅在市场外面就跟贩子成交，把菜卖掉，他却说，这样行不通。
朱守文：我要不进来，他们(市场)要罚我五百块。
五百块的罚款对于朱师傅来说，意味着整个一个大棚种了三个月的青菜就全白种了，他不敢冒这个险。
一个小时过去了，朱师傅的七筐菜终于卖光了，他把菜给贩子们卸了货，结了钱。七筐菜，还有四筐菜钱是赊的，只收到了三筐的钱。朱师傅给我们点了点今天卖菜赚的钱。
朱守文：一筐 两筐 三筐。这是多少钱？一百一，一百二。
接近凌晨一点，朱师傅收工了，我们问他，明年是否还打算继续种菜卖菜，朱师傅犹豫了。
记者：还想种吗？
朱守文：不想种了。
夏克成也为每天怎么进城买菜感到头疼，每天，他都要开着面包车到处打“游击战”卖菜。这是浦东一个社区外的小广场，流动菜摊的生意非常热闹，不过，市场上突然出现了两个协管，菜贩子们纷纷迅速地收起了菜摊，离开了小广场。
夏克成：游击战。来了就走。让他们找到不就上车了，抓着就充公了，罚款。
记者：罚多少？
夏克成：罚个三五十。
附近的居民告诉我们，虽然夏克成的蔬菜没有市场里卖的品相好，但是这里的价格要比菜场便宜三分之一，大多数居民都喜欢在这里买菜。
夏克成说，他家并不是没有菜摊。他的爱人就在离他摆摊处不到五百米的社区菜场摆摊位卖菜。，他负责在外面流动卖菜。
夏克成：(昨天)拿了九百多块钱货，今天菜市场今天一天坐下来才卖了七百多块钱。
夏克成说，他也不喜欢每天提心吊胆地打“游击战”，可是摆流动菜摊实在是出于无奈。菜场里的摊位费一个月要一千六，只靠一个人在菜市场里卖菜，连进货的成本都挣不回来，他只能出来打游击。夏克成说，在上海，像他们夫妻这样卖菜的人有很多。
夏克成：多，很多。菜场上摆，外面摆流动摊位很多，都是这样的。
但是打游击的风险很大，这天早晨，夏克成的菜摊又被城管没收了。
夏克成：有时候一天就能被抓住两三次呢。抓得皮都厚了你知道吧？
今天赔了不少钱，可是生意还是要照做，夏克成和妻子商量了一下要买的菜单，照看了一下孩子，就准备出发去批发市场进货了。
记者：你们这一趟要跑多远啊？
夏克成：一趟二十公里，来回四十公里。
记者：油钱多少？
夏克成：二十几块钱，要是包别人的车就不划算了。
因为要买的种类多，菜场里摆的菜对品相要求有很高，夏克成两口子在市场里挑挑拣拣，转悠了三四个小时，才把要进货的二三十种蔬菜买齐。
凌晨一点，夏克成进完货，开着车把菜拉回家了。回家睡上四个多小时，还要继续去找地方摆摊卖菜。
菜农把自己种出来的蔬菜拉到零售市场上，很难一下卖掉，拉到批发市场，一年一万多的进场费又带来了巨大的成本。他们说，如今种菜难，卖菜更难，要想从菜价上多赚点，那就难上加难。我们再来看看一位北京菜农的进城记。
北京市丰台区王佐乡蔬菜种植户 阮望庆
阮望庆：我要是不种地的话打工也能挣几万元钱，今年种地不赚钱，就反映反映一下/三轮车能让我们跑，不能随便截你，办个什么手续，绿色通道什么的，让种地的人能走。
说话的男子叫阮望庆，来自湖北农村。他告诉记者，自己来北京已经十几年了，而最开始他干的行当不是种菜，而是卖菜。
阮望庆：在马路边上那个摊位划一条线，这么宽大，一个月交多少钱，你长期在这儿卖。多得是，紫竹苑、庙，再一个后海，故宫的后门，景山的后面，这些现在都没有了，没了，现在早就撤了。
后来，北京市内的菜市场越来越少，摊位费也越来越高，他干脆改行，到六环外的王佐乡租了一块地自己种菜，他告诉记者，去年因为北京下雪下得早，外地菜进京受阻，所以他的菜收益不错，全年总共有七万八的收入，今年他又投了三万元种菜，但是没想到，今年天气偏暖，外地菜源源不断地运输进京，本地菜的价钱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与此同时，自己的各项成本却水涨船高。
阮望庆：什么都涨钱，比方这草帘子，开始才2元钱一米，今年5元5，5元3，最低的5元，翻番了都，那就翻一番还不止。去年是3元6，去年是涨了40%，今年是翻了一番，就是那稻草，现在比菜的价还高。稻草6元一斤，菜呢像我们那蒿子杆才5角6角。
眼看自己今年要亏本，阮望庆又打算重操旧业，把地里的菜直接拉到市场上去卖，因为那里的卖价可能比到地头来收购的中间商所开出的价格高，但是没想到，他的三轮车还没进城，就被警察逮个正着，罚了600块。
阮望庆：我扣过，我扣过好几回。我们这个车根本不让跑，连人带车给你没收，人也拘留半个月。
为了躲避警察，村里的种植户夜里进城一般都是12点之后。
阮望庆：一般是晚上十一点钟，十二点钟，最多不低于两点钟，晚上就跟像做贼一样，偷偷地跑。
临近黄昏，刺骨的寒风中，阮望庆和妻子抓紧时间，就着余晖收割蔬菜。
阮望庆：摆好看，摆得大小，一拔拉，不排好，要不都没人要，根本就没法走，不到晚上没不能走，跟做贼一样。
阮望庆准备到新发地去碰碰运气，因为昨天北京起了大雾，外地进京的蔬菜运输受到影响，如果今天自己足够幸运，不被警察发现的话，蔬菜很可能会在新发地卖个好价钱。
阮望庆：行情好点，一去就能回，行情不好得到天亮，得一宿
尽管菜价今年涨了又涨，但种菜的农民们身上的压力一点没少。城里的农贸市场越来越少了，进城卖菜越来越难，菜价无论走到多高，他们也很难多赚到钱，更何况每年种菜的成本还在增加。那现在对他们来说，还剩下最后一个选择，就是在地头就把菜直接卖给经销商。这是不是至少能保本呢？
前面我们了解了，上海和北京几位在城市近郊种菜的农民，不管是到批发市场，还是拉到农贸市场，高昂的成本都在挤占本来就不多的利润空间。那么，直接把菜卖给经销商，是不是能减少种菜农民的烦恼呢？我们再到蔬菜种植基地四川彭州去看看。
记者：我这里是在成都的蔬菜基地彭州市的三街镇丰碑村，菜农们告诉我们，以往在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蔬菜收购车在田间地头进行收购。但是今天我们很少能看到一辆，我身边这块地是当地菜农文师傅的，他们家有四亩的莴笋正在等待收割。
文师傅告诉我们，往年这个时候，田间地头车水马龙，到处都是收莴笋的货车，但是今年，受到柴油荒的影响，很多车来不了蔬菜基地，他家的四亩莴笋，无人问津。
彭州市三街镇丰碑村菜农 文师傅
文师傅：今年最高卖过一块多钱一斤的莴笋？
记者：什么时候？
文师傅：就是前一个月。
记者：现在呢？
文师傅：现在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一角多钱一斤。
38岁的文师傅，种了近20年的蔬菜。这些年来，他就是靠卖菜，供孩子上学，维持家里的生活。而今年地里的莴笋并没像他想象的那样在价格上有所起色，他担心再不收割会烂在地里，最后决定便宜些卖给加工厂。
四川彭州广乐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耕
张耕：现在我们应该是最大的仓储能力，生产能力应该是20万吨新鲜蔬菜，应该基本上现在为止，已经满符合了。反正20万吨的总量是受到限制的，如果真的量太大了，可能企业也不一定能够承受。
张耕解释说，作为泡菜深加工企业，莴笋并不是主打品种，因为库存有限，只能限量按等级收购，看莴笋的品相，价格在每斤一毛五到两毛之间。文师傅最终在加工厂以平均每斤一毛七分五的价格卖掉了2000多斤莴笋。
文师傅：要把人工算起就亏本了，我们农民做活路没有算成本，哪个在算成本，自己的田自己种。
跟文师傅一样范畴的还有邓才香一家， 天才蒙蒙亮，70多岁的邓才香就来到了地里收莴笋。
大妈 邓才香
记者：现在都收了吗？
邓才香：这不。都在这儿田里。
记者：能卖得出去吗？
邓才香：卖得有。就这儿，卖了几分，角把钱一斤，角多一点点儿，肥(料)200多一包，买主也没得办法，对不对嘛，
大叔 杨先宏
记者：明天还能卖吗？
杨先宏：你不卖，你不种，你又种啥子呢农民，农民要吃饭的。现在肥、药好贵。肥跟
药两个就贵得很，打一次药，像这么多三亩田，要买百把块钱的药打得到。
虽然莴笋价格低，但终究得卖出去，老两口起早贪黑收了半亩地的莴笋，准备第二天一早让大女婿到市场上去碰碰运气。
记者：我看这快装完了，这有多少斤？
杨先宏：三千斤左右。
记者：三千两斤？
杨先宏：嗯。
记者：一会儿准备去哪儿卖？
陈明：三街镇。
大女婿陈明开得是农用机动三轮，按规章，他的车无法进入市区买菜，所以，出了村口，陈明就一路张望能否遇到有收购蔬菜的货车。走了大约有三公里，在路边遇到了一个收菜的车。
记者：收多少钱一斤？
收购人员：一毛八。
记者：一毛八是是吧？
收购人员：嗯。
记者：这是哪儿来拉的车啊？
收购人员：蔬菜公司的。你看嘛，都是拉货的。
记者：老板在吗？
收购人员：那儿，老板
收菜的老板是从重庆来拉菜的，因为柴油难加，她们都没有下村收购，只是在城边上设了点，进行短途运输。
记者：老百姓有没有说这个价格挺低的？
收购人员：肯定有。这太低了。
记者：那你怎么不抬高点儿？
收购人员：我们发过去，那边的市场也挺低的。
记者：那边市场大概什么价？
收购人员：那边市场大概有两三毛，两角多。
虽然价格不高，但是陈明还是径直开车去过磅了。
记者：咱们家菜称的多少斤？
陈明：大概是两千多斤。
记者：我看你刚才交了两块钱，这是什么费用？
陈明：这是过称的费用。称称。
记者：几块钱？
两块钱。
十几分钟后，菜装完了，陈明一家2400多斤莴笋，卖了433元。看着这一车水灵灵的莴笋，陈明无奈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菜农 陈明
大概化肥一亩田是那么多，是300块钱左右，人工钱要投两百多三百，这下栽的成本下来，总价格大概就是600多。
记者：你最起码一斤得卖多少钱才能保得住本？
陈明：就是两角。
记者：这样收你什么价？
陈明：他们收是一角八。
记者：你差两分？
陈明：嗯，差一两分。
对蔬菜种植基地的农民来说，卖菜同样是件难事，进城卖可能能卖个好些的价钱，但路上的运输成本承受不了，路边上卖给经销商，价钱又太低，能保本就算不错了。是哪些因素导致了种菜农民的尴尬？破解菜价的成本矛盾，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流通体系？再来听听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周望军的分析。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副司长 周望军
记者：周司长，如果说有郊区的菜农问您一个问题，说我愿意把菜运到城市里来卖，您会不会支持他这个做法？
周望军：这个要区分情况，如果在南方那些小城市十万人八万人城市这是可以的，它可以靠郊区的蔬菜供应产地，满足居民的需要，如果像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是不可以的。
周望军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山东寿光人自产自销，闯京城卖蔬菜，突破了农村原有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与商业形态，这是当时我国农副产品流通领域改革的一个创举。但是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流动菜农的模式不但和城市管理相冲突，也并不能起到节省流通成本的目的，因此更适合在中小城市推行。
记者：但即使在小城市，菜农也会觉得很难，因为他们怕城管怕罚款等等有很多困难在里面，您觉得怎么去解决？
周望军：比如说一个小县城咱们划出一片地来就是叫集贸市场，那你不管是张三来也好，李四来也好，你就在这块交易，规定一个时间，规定一个地点，等到交易就可以了。
对于菜农进城卖菜，周望军也有一些担忧，因为大型蔬菜生产基地的产品，进入市场前都要进行统一检查，包括农药含量、化肥使用等。进入市场以后，农业部门、检验检疫或工商部门还将进行抽检。层层把关保证了蔬菜质量安全，但菜农直销则难以做到，蔬菜质量安全存在风险。所以如果要让农民有序进城卖菜，划分专门区域，设立专门摊子必不可少。
记者：那么您心目中最理想的农产品销售模式应该是什么？
周望军：农超对接，减少流通环节这是一个理想的模式，订单农业，订单生产，订单销售，农超对接这个模式最理想。
在国外很多大城市，农民也不能直接将蔬菜卖到消费者的手中，那他们的菜农是如何销售蔬菜的呢？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竹立家：我们国家就是现在就是农民单打独斗，我这个村子比如说有20个农民，30个农民，种土豆，各卖各的，那么在国外一般他们就有个协会，日本这个是很普遍的，我和超市直接对接，这个就是，他们有个合作社，比如说鸡蛋合作社，蔬菜合作社、白菜合作社，土豆合作社，他们有大量的这种就是属于农民协会这种组织，合作社这种组织，这种组织直接的就是和超市和这个交易商他直接是挂钩的。由于是订单性生产，这个就是合作社和超市和供应商它形成一种稳定的这种供应链，因此价格没有波动，波动非常小。
记者：那这种合作社它不会在中间赚取像我们中间商的钱吗？
竹立家 ：不不，它合作社就是一个自主性、自发性、自助性组织，因为你的协会本身就是我们几个搞起来的，我们每年就交会费的。
竹立家告诉记者，中国仅有8.2%的农民加入了农业合作组织，这个数字在美国是80%，在日本则是90%。
周望军：你像韩国和日本，都是有生产合作社，蔬菜生产合作社。他们这个种什么，种多少，都是合作社说了算。种子、化肥、农药、技术，采购的季节，卖给谁哪个超市，包括农业对种植业整个保险，包括政府的信息发布的引导，这些经验都是可以向我们的邻居学习的。
这种合作社形式既可以对农产品质量进行监控，又可以减少中间环节的交易成本，降低蔬菜价格的同时也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竹立家：现在我们的农业生产，蔬菜生产、水果生产也应该到精细化这个时代，通过订单生产，通过协会也好合作社也好，和商场直接挂钩，超市直接挂钩，来进行订单生产，这样的话，就双方都有好处，双方都得利，老百姓当然也得到实惠了，因为价格就下来了。
半小时观察
这几天来，我们沿着蔬菜流通链条，分别对批发市场、社区菜市场、超市和种菜农民都进行了跟踪调查，对蔬菜流通体制中存在的环节多、成本高、利益主体复杂等问题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所有这些矛盾其实最终都指向了农业产业体系，很长时间以来，对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我们最关心产量是高是低？能不能保证市场供应？忽略了这些数字背后，产业主体和相关配套体系的建设培育，农民的生产方式、农产品的流通方式还停留在过去，难以适应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环境的新变化。今年菜价和农产品价格几番上涨，提醒我们农业生产同样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走新路才能破解存在已久的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