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于茂世 文图
写字演化而为艺术，就是书法。
“书契之兴，肇乎中古”，历数千年而于数百种杂体中筛选、淘汰、定型而有了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颜真卿是一个分界点。之前，可称作“书体沿革时期”；之后，可称作“风格流变时期”。书体沿革时期，书法家艺术风格的展现，往往与书体相联；风格流变时期，“书体”已经固定，书法家艺术风格的展现，往往只能求诸于“写意”。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有过两个鼎盛时代。一个是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时代，一个是以颜真卿为代表的隋唐时代。
魏晋时代，以王羲之为代表的融会贯通，完成了由古体（篆、隶）向今体的过渡，创立了一种清俊妍美的书风，并将中国书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隋唐之际，王羲之的书法被唐太宗尊为“尽善尽美”，王羲之走上了“书圣”的神坛。尤其是初唐，时人对王羲之顶礼膜拜，书坛已经完全为王氏书风所笼罩。
一直到了盛唐，这种局面才因书坛出了个颜真卿，而被最终打破。
在中国书法史上，颜真卿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
颜真卿楷书横轻竖重，笔力雄强，结字宽博，方中呈圆；颜真卿行书疾涩相依，遒劲苍郁，阔达自如，笔断意连。
颜真卿以他的宽博雄秀，一扫王羲之以降一直统治书坛的清俊妍美之风，开创了具有盛唐风貌的雄壮书风，造就了中国书坛的盛唐音韵。
颜真卿奠定了楷书奠定了标准，树立了楷模，形成为正统。至此中国书法文体已全部确定下来。
“曾闻碧海掣鲸鱼，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古今三鼎足，杜诗韩文与颜书。”道德贯穿肺腑，忠义填满骨髓，颜真卿站在中华英烈的至尊神坛，他的为国捐躯的故事，千古流传；他的气象万千的法帖，万古效法。
也因此，苏东坡《书吴道子画后》云：“智永创物（智永累年学书，积有秃笔头十瓮，每瓮数石，取笔头埋葬之，号曰‘退笔冢’），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在中国书法史上，颜真卿与王羲之双峰并峙，他创造的“颜体”楷书，是楷书的卓越楷模。
与王羲之相较，颜真卿传世帖碑计有138种，可谓多矣。
但是，千百年来所见颜真卿帖碑，尽是他44岁以后所作。据说，他44岁所书《多宝塔碑》，不但是今日书法初学者选择的第一临摹范本，也是史上排行第一的临摹范本。
走颜真卿的路，从颜真卿的变法实践中汲取经验并创出自家的风格，是唐宋以降大多数一流书家的不二选择。
忽然，冒出个《王琳墓志》，颜真卿32岁的作品。
之后，书家的路，该从《王琳墓志》起步，还是继续临摹《多宝塔碑》？
颜真卿前半生的“唯一”《王琳墓志》
颜真卿书《多宝塔碑》，时在天宝十一年（752年）。
《多宝塔碑》，今藏于西安碑林。
千年风雨，千年拓印，《多宝塔碑》磨损严重。较之宋拓，已经“瘦身”。不再丰壮雄秀，显得枯槁无神。
由书而碑，由碑而拓，由拓而印，一再失真。
旧拓难觅，据说新拓已然标价不菲。
1997年，偃师出土《郭虚已墓志》，颜真卿书于天宝八年（749年），时年41岁。
墓志面世，书坛震惊，遂为所见颜真卿最早帖碑。
“论早的话，《郭虚已墓志》与我院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所藏《王琳墓志》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洛阳师范学院副院长张宝明教授说，“颜真卿书《王琳墓志》，时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颜鲁公时年才32岁。”
颜真卿77岁为国捐躯，死于藩镇之祸。
倘若以40岁为切割点，将颜鲁公的一生划为前后两半，他的后半生平均每年约为今日留下3.7个碑帖，他的前半生则只给我们留下了《王琳墓志》。
善始才能善终。
《王琳墓志》刻写的，恰是至今我们所能见到的颜鲁公再造中国书法的始点。
但是，一入洛阳采访，记者就听到个不幸的传言：《王琳墓志》是个假货！
电话征询千唐志斋博物馆前馆长、著名墓志专家赵跟喜先生的意见，其云：“《王琳墓志》在洛阳师范学院？不对吧！早都被卖到外地去了，怎么会还在洛阳？”
2003年秋，《王琳墓志》甫一出土，就有人拿着拓片，找上赵跟喜先生门，想卖《千唐志斋》给他。
《王琳墓志》出土于洛阳龙门镇张沟村，也就是龙门石窟西侧的龙门山上。
盗墓者挖掘出来的。
盗墓者不光找了赵先生，还找了在洛阳某古玩城开店的何汉儒先生。
“一天有个人来到店里，问我是否会打拓片。”何先生说，“我反问道：‘不会打拓片，还敢在这儿开店？！’”
“多少钱一张？”那人再问。
“20元。”何先生答。
跟那个人到了一间黑漆漆的房子。
他们要“软禁”何先生。
一看这架势，一看是开元二十九年颜真卿所书《王琳墓志》，何先生就地还钱，来了个狮子大开口:“80元一张。”
“拓吧，80元一张。”有人立马拍板。
“第一天，我就拓了20张。这速度，难找吧？！”何先生有点儿得意洋洋。
接下来，何先生在“黑屋”里又干了四五天，一共拓了80张。不但挣了6000多元钱，还把第一拓装到了自己的兜里。
“出来我就给文物出版社打了电话。”何先生说，“听说发现颜真卿所书《王琳墓志》，人家立马来到了洛阳。”
签订出书合同。
看完拓片，合同还没签，文物出版社的编辑就急不可耐地将拓片装到了自己的兜里。
“挣了2万块钱。人家出人家的书，但文物出版社的《书法丛刊》刊发我的论文《颜真卿早年书作——唐<王琳墓志>》。出书帖挣钱，是出版社的事；发现权我不能不要，这是更大的事。”何先生说，“《书法丛刊》刊发后，有人邀请我一块儿再写有关《王琳墓志》的论文。我不干。发现权是我的，别人想写就写，再掺和，多没意思。”
问《王琳墓志》是否还在洛阳，何先生一会儿说“在”，一会儿说“不在”。
也许还在洛阳，也许已经卖到外地。这个，也许是个连何先生都不能“落实”的问题。
《王琳墓志》是颜真卿前半生的“唯一帖碑”，毫无疑问。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所藏《王琳墓志》，不是何汉儒先生所拓的那方《王琳墓志》，同样毫无疑问。
两方《王琳墓志》，总该有个真假吧？
难道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所藏《王琳墓志》，就是假的不成？
两方“颜书”《王琳墓志》一个都不假
闻听记者采集证伪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所藏《王琳墓志》的讯息，毛阳光博士有点儿意外。
毛先生系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陪同记者联络有关采访事宜。
“两方《王琳墓志》，都是真的。你说的那方《王琳墓志》，‘单飞’了；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所藏《王琳墓志》与《徐峤墓志》，是一对儿‘鸳鸯’，标准的夫妻墓志。”毛先生说，“徐峤是王琳的夫君，先徐峤而逝。《王琳墓志》，徐峤撰文，颜真卿书写，当时就刻写了两方。这事儿，你说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盗墓是“集团作战”，谁先发现，往往谁就有拥有权与处置权。也因此，盗墓者“棒打鸳鸯”，将徐峤、王琳夫妻墓志分开相卖，才是常态。
“鸳鸯墓志”共存一处，少而又少。
其实，2004年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也是先收了《徐峤墓志》，再收了《王琳墓志》，且来源不一。
《徐峤墓志》，不存疑问。
问题是，《徐峤墓志》只有一方，《王琳墓志》岂能两方？
赵跟喜先生与墓志打了几十年“交道”，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坊间流传，只要赵先生看上一眼拓片，就能断定墓志的真假。”张宝明先生说，“再说，赵先生不信咱这儿能有《王琳墓志》，所以还是请赵先生来咱这儿，给断个究竟吧。”
疑问之下，赵先生看得格外仔细。
看了半个小时，还通读了《王琳墓志》。
“没问题，一点儿都没问题——真的！”赵先生说。
“为什么？”记者相问。
“首先，这方《王琳墓志》‘老气横秋’，不存在新刻与造假的问题；再者，铭文写得明白，‘安厝于龙门西岗清河王岭’——谁写的铭文？王琳的夫君徐峤！‘安厝’是什么？就是待葬或将来还要改葬，暂时将灵柩停放在某处。”赵先生说，“徐峤死后，迁葬王琳，夫妻再在祖林合葬，顺乎情理，合乎礼法。”
再读《徐峤墓志》，则有“擢祔先君（已故的父亲）于龙门山，先夫人赵郡君（王琳）同穴，礼也。”
再读《王琳墓志》，则有“况卜宅兆（墓地），永诀泉堂。龙门之阳，伊水汤汤。贤妇家傍，福地无疆。”——王琳墓地乃徐峤所新卜，确实未入祖林，只是都在龙门山上。
因为两方《王琳墓志》与一方《徐峤墓志》，皆为盗墓者所掘得，因此无法追问王琳先葬之地，及其与夫君徐峤合葬之地的具体位置。
《徐峤墓志》云：“惮陵谷之将徙，思纂徽猷，永刊泉户。”——怕什么来什么，徐峤“泉户”之所在，已经毁于盗墓者之手。
“一个人的墓志，刻有两方甚至三方，都不稀罕。都是迁葬惹的‘祸’。”赵跟喜先生说，“迁葬灵骨，不迁墓志。因为灵骨易迁，墓志难移，难度比刻上一方要大得多。”
两方《王琳墓志》下侧面，均刻有“开元廿九年记”——两者当为同时所刻。
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所藏《王琳墓志》右侧面刻有“天宝元年冬十一月壬寅，迁赵郡君、慈源县开国公徐公同穴，复刻记”——此，当与《徐峤墓志》为同时所刻。
就碑刻而言，两方《王琳墓志》一言以蔽之——雷同。
就精神层面而言，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所藏《王琳墓志》才是陪伴了王琳一千多年的墓志。至于另一方《王琳墓志》，只是在夫君徐峤未入黄泉之时，暂且陪了她短短一年，还算不上《徐峤墓志》的鸳鸯墓志。
看上去，两方《王琳墓志》碑刻，非常雷同。
雷同，不等于毫无差异。
两方《王琳墓志》碑刻相较，至少在徐峤眼里，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所藏《王琳墓志》会稍胜一筹。
哪一方《王琳墓志》为的是“安厝”贤妻，哪一方《王琳墓志》为的是永伴贤妻乃至自己，徐峤肯定有过自己的选择与定夺。
作为朝廷重臣、文坛领袖，徐峤年届六旬，让32岁的颜真卿给自己为贤妻撰写的墓志铭书丹，无论如何说，都是在奖掖后学。
当然，徐峤也以自己的慧眼，洞悉了颜真卿的未来。
堪称颜真卿伯乐的徐峤，辨析两方《王琳墓志》碑刻的些微差别，不在话下。
徐峤留下稍胜一筹者，永伴自己与贤妻，合乎情，近乎理，在乎艺。
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所藏《王琳墓志》不但不假，而且论乎艺，更当居上。
这是在乎艺的徐峤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