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间互信经受考验——2010中日舆论调查结果出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报道
两国民众对于双方关系的未来并不悲观。接受调查的中日国民中，认为中日关系未来会继续恶化的人只占少数，日方为20%，中方是27%。相较于日本，中国国民对未来中日关系的改善更乐观，这个结论和前几次调查一致。日本方面有七成左右的民众认为两国关系会维持现状
迄今为止，《瞭望东方周刊》和《读卖新闻》以两国民众为调查对象的大型同题调查已是第五次了。前四次的调查结果，几乎见证了中日关系破冰迎春的整个航程：从2006年10月安倍晋三“破冰之旅”，温家宝总理2007年4月的“融冰之旅”，2007年年末福田康夫“迎春之旅”，到胡锦涛主席2008年5月的“暖春之旅”……
时间轮盘转到了2010年秋天。“多事之秋”写进了今年中日关系的日历。
中日两国民众对于彼此的看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又如何看待两国关系的前景，如何预期未来？2010年的中日同题舆论调查结果，在纷繁纠结的现实背景下，勾勒出中日两国怎样的邻居关系？
此次调查于2010年10月下旬在中国、日本同时进行，调查对象是两国20岁以上的公民。
日本《读卖新闻》方面的有效样本总量是1040人，调查范围涵盖日本全国。中方调查则由《瞭望东方周刊》委托零点调查公司，调查范围和前几次一样，在全国十大城市进行，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沈阳、西安、哈尔滨、青岛、长沙。中方调查有效样本总量为1045个。
双方均采用CATI电话定量调查方式。该调查方法所用的CATI系统主要由微型计算机和CATI软件组成，可以进行随机拨号。调查访问采用访员读录法，由访员读出问卷，受访者回答，访员同步在计算机中填写问卷。
本次同题调查所设问题，除了继续前四次调查中双方认知、对两国关系的现状和前景的看法等内容之外，增加了诸如“如何看待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等新问题。
双方互信四年最低，对两国关系未来却并不悲观
“如何评价目前的中日关系”，日本方面接受调查者中，有九成选择了“不好”和“不太好”，而2009年有近一半的日本人对当时的中日关系状况给出了正面的评价。接受调查的中国公民中，亦有八成人对当下的中日关系给出负面评价，认为不好的人占81%，比2009年高出38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还显示，中日两国国民彼此的信赖度下滑，达到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
然而两国民众对于双方关系的未来却并不悲观。接受调查的中日国民中，认为中日关系未来会继续恶化的人只占少数，日方为20%，中方是27%。相较于日本，中国国民对未来中日关系的改善更显乐观，这个结果和前几次调查一致。日本方面有七成左右的民众认为两国关系会维持现状。
近九成中国人认为未来更好，日本人乐观者仅一成
“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是连续三年都出现在调查问卷中的问题。
日本民众中，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其有正面影响的人同步增加，2009年比2008年增长了6个百分点，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有38%的日本人选择了“正面影响大”，比上一年又增加了8个百分点。但今年选择负面影响大的日本人有所增多，达到了49%。相比之下，中国调查者中有约1/3的人选择了“正负面影响一样大”。
在本次新增加的调查题目“如何看待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这一问题上，日本民众中，有9%的人认为是“好事”，而不赞成的人达到81%。
在另一个本次调查新增的问题上，“你认为上海世博会有助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吗”---大约一半的日本人认为“没有”，而2009年的调查中则有一半的日本人认为北京奥运会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与日方的调查结果截然相反，超过九成的中国人认为上海世博提升了中国形象。
迥异的看法还体现在对于自己未来生活的展望上。有87%的中国人认为十年后自己的生活会比现在好，而日本人对于未来的预期相对悲观，仅有一成左右的人觉得未来会更好。
“强大的经济”成为日本人对中国的重要印象之一
2007年3月本刊与《读卖新闻》举行的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的同题调查中，在日本单独设立了一个题目，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什么时候可以追赶上日本”。那时大致有1/4的日本学生选择了“5年之内”。2010年，也就是仅三年之后，这个预期已变为现实。
中国经济的强劲表现给日本国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关于对方国家印象的调查题目中，日本方面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强大的经济”进入了“你对中国有何印象”的前三甲，但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军事能力强大”，其次是“弘扬传统文化”。
而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中，排在前三的分别是：“技术先进”、“经济发达”，以及“保护环境”，这和前几次调查结果相差无几。
如此印象在两国民众心中自然形成了不同的合作预期。对于未来两国将在哪些方面展开合作，日本方面的被调查者把同中国的政治经济合作放在首位，而中国方面则把“科学技术”当作是中日合作的优先内容。
日本人认为经济关系上中国比美国更重要
2007年春季的中日调查结果显示，两国均有一半以上的受调查者认为美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较为消极。但无论是2009年还是2010年的调查结果都有一个相同之处：从政治方面考虑，中国民众和日本民众都把对美关系置于第一位。但认为中日关系重要的日本人也在增多，从2009年的18%增加到27%。
从经济方面考虑，60%的中国人认为美国比日本更重要，比上年增加了8个百分点；而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方面，连续两年的调查结果均认为中国更为重要，2009年的数字是46%，本次调查的数据为58%。
日本民众对于与中国的政治合作期待体现在朝核问题解决上。对于“解决朝核问题，你希望中国发挥主导作用吗”这一问题，2009年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0%的日本人选择了“希望”和“非常希望”。今年仍有超过一半的日本受调查者表示，希望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有74%的中国民众也表达了同样的期待。
日本受访者认为历史问题应优先解决
知识产权问题、历史问题、领土相关的主权问题等一直横亘于中日两国之间。这些问题中，哪些是两国民众心目中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呢？
2009年的调查中，在“进一步增进中日友好关系，两国应该优先解决以下哪一个问题”的选择上，中日民众均把“认识历史问题”放在了第一位。日方认为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次序依次是：共同开发东海油田、知识产权问题。
而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中日民众对于两国应优先解决的问题认识接近，都集中在：钓鱼岛领土主权、历史问题、共同开发东海和知识产权，不过排序略有不同，中方把钓鱼岛领土主权放在首位，而日方认为历史问题最为首要。
最感兴趣的旅游内容：自然风景、历史遗迹、传统艺术
在上海世博会上，日本馆一直是很受中国人青睐的场馆之一。从馆标“微笑相连”的设计到馆内遣唐使、鉴真东渡等一系列反映两国源远流长交往历史的展示，都吸引着关注中日友好的中国游客。
而借世博契机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去日本旅游，也是日本馆精彩展示的重要目标之一。
那么，到底两国各有哪些方面是对方旅游者最感兴趣的呢？
此次中日调查，专门设置了一个新题目---“如果去对方国家旅游，你会对那些内容感兴趣？”对于日本人而言，从调查结果上看，中国的自然风景、历史遗迹、传统艺术等最富吸引力，分别排在他们最感兴趣的前三位。
而日本最吸引中国游客的前三位同样是：自然风景、历史遗迹和传统艺术。
然而，在是否愿意日本今后采取更开放的对华签证政策上，有54%的日本人表示“反对”。■
玫瑰色与铅灰色交杂的中日一年
每年8月15日是日本的战败纪念日，今年恰逢65周年，日本媒体大量报道的是美军空袭下日本民众的悲惨状况，却都抹去了日本是战争挑起者这一最根本的事实
文 | 徐静波
在日本，天气好的时候，常常可以看见一种绯红色的云霞，非常美丽。天气不好的时候，取而代之的，则是铅灰色的云块和滂沱大雨。
这种天气变幻常常让我联想起中日关系---近几年，经过高层互访的“破冰”、“融冰”、“暖春”之旅，铅云似已消解，绯红色的云霞初露绚烂。
当然，由历史情结和现实利益交织纠结的中日关系，既不可能永远为阴霾所笼罩，也不会总是云霞灿烂的一片玫瑰色。
舛添要一突然问，为什么不提日本对中国革命的帮助
中日之间最纠结的历史问题，日本人的理解不像中国人那样黑白分明，而是充满了复杂与暧昧。年长一辈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当年日本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内心充满愧疚和歉意。
1945年3月受官方的国际文化振兴会派遣来到上海的作家堀田善卫(1918~1998)，原本对日本侵略战争并不了解，来到中国后大受震动，1953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时间》，以一个中国文官的口吻记录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骇人惨状和在肉体精神两方面给中国人留下的剧烈伤痛。
比堀田早一年来到上海另一位作家武田泰淳(1912~1976)，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热爱者。他曾写道：“即使在日本国内，长江的水流，也不断在我耳畔发出不息的声响。我无法从那沉痛的、但是令人觉得无比亲切的潺潺水声中躲避开去。”
但是，在日本也始终存在着堀田和武田以外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我自己在日本期间曾经历过两次难忘的辩论，特别能代表日本人对于历史问题的看法。
有一次，在跟几位日本朋友喝咖啡时，有一位平素相交不错的50多岁的日本男性友人问我，中国人总说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人，这是如何统计出来的？
我回答他：“我也不知道这30万人是如何统计出来的，但是我读过许多文献，在12月13日下午南京某地，日军用机枪扫射若干万人；在14日上午南京某地，日军活埋若干万人；在14日下午南京某地，日军焚烧房屋若干，强奸妇女若干。将同一文献上叙述的被杀害的人口合在一起，大概在十几万。”
我告诉他，我读的主要是日本人撰写的文献，被杀害者不是放下武器的士兵，就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而且还有大量妇孺。即便没有30万，这十几万应该也是个骇人的数字吧！而且就其残酷的性质而言，十几万与30万有什么差别呢？那位日本朋友哑然无语。
还有一次，我与另外两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去访问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讲谈社。晚上，主人在东京赤坂的一家日本料理店设宴款待我们，并请来了时任自民党参议院政策审议会长的舛添要一。
此公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专攻欧洲政治史，曾任东京大学副教授，后投身政治，连任几届参议院议员，口才甚好。
酒过数巡，大家都有些醉意。舛添突然向我们发问：中国人总是说过去日本人对中国做了什么样的坏事，其实，日本人对近代中国革命贡献也很大，比如孙中山的革命，就是靠了日本人的帮助。
后来才知道，他突然说起此事，是因为前不久日本的NHK电视台播放了一系列关于近代日本的纪实节目，其中有一集是“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日本人”。
我对此有过研究，于是回答他说，不错，孙中山革命在海外的主要据点就是日本，同盟会也是在日本友人的家里成立的，当年宫崎滔天、梅屋庄吉等在人力物力上对孙中山等进行了无私的援助，贡献良多。这些事实，在中国说得不是太多，并非妇孺皆知，但也有相当部分的中国人知道。
不过，当时支持孙中山的头山满、内田良平、犬养毅等代表官方旨意的大佬，却有另外的心机，目的是为了获取中国东北部所谓“满蒙”的利益。1924年孙中山北上北京途经神户时所发表的演讲，表明他对此已经深刻警觉。事实证明，当年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了在中国扩张的急先锋，这点也要搞清楚。
如此作答，使酒宴的气氛顿时有些紧张，冷场了几秒钟后，对方主动为我斟酒，将气氛缓和了过来。
战败纪念日，媒体绝口不说谁是战争挑起者
今年三月底，我来到神户大学任教，又一次亲身感受了中日关系的波诡云谲。
在今年夏天之前，最吸引日本人的有关中国的新闻应该是上海世博会，各大媒体都派出了强大的采访阵容前往上海。
从日本电视画面中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上海世博会规模宏大壮丽，但试开放时秩序混乱，还有世博主题曲旋律是“抄袭”日本歌曲。
每年8月15日是日本的战败纪念日。各家媒体，尤其是NHK总会制作一些专题节目。今年恰逢65周年，算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媒体向观众传达的主题是，战争是何等残酷，和平是何等可贵。这是没问题的，但表现的方式却令我感到十分不满，甚至是气愤。
日本媒体大量报道的是美军空袭下日本民众的悲惨状况，冲绳登陆战中日本牺牲了多少平民，走上前线的年轻士兵写给母亲的家信是多么催人泪下，更不用说广岛长崎原子弹的危害。
这样的宣传方式导致的结果是，在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的心目中，过去发生的战争就是与美国开战的太平洋战争，最后日本败给了美国。他们完全不谈，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随后不断向南蚕食，又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在中国展开了一场几乎长达15年的侵略战争，使无辜的中国人蒙受了巨大灾难。无论是对中国和东南亚的侵略战争，还是与美国展开的太平洋战争，媒体几乎都抹去了日本是战争挑起者这一最根本的事实。
这使我感到非常的愤懑和悲哀，因为在这样的历史教育下，日本的年轻一代难以建立起正确的历史认识，也会使他们在与曾有过历史纠结的中国、韩国等邻邦交往时，显出惊人的无知。
日本媒体渲染中国“意气用事”
9月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后，连续数日，日本媒体，尤其是NHK，头条报道都与此相关。日本媒体称，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报复性措施，包括事实上停止向日本出口电子产品中必不可少的原料稀土，停止部长级会谈，取消中国高官访日，大幅度削减赴日观光客，严格向日本进出口的海关手续，等等。
所有这些新闻，日本媒体都做了充分的渲染和报道。其结果是，在日本民众心目中，中国变得十分“强悍”。日本人对在街头采访的媒体记者表示，中国“意气用事”。大部分日本人对今天的中国似乎更多地感到畏惧，但缺乏尊敬。
前几天，我与一名曾在香港大学留学一年、学习中文很有热情的日本女学生聊起今日的中日关系。我问她，发生了这一系列事情，你对中国的印象有什么改变？她回答说，因为去过中国，对中国还是有一定的了解，近来的媒体渲染，并没有怎么改变她对中国的印象，但目前中日关系上出现的波折，却令她“非常担忧”。
10月25日下午，北京机场，我在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后准备返回日本，巧遇几十名穿着中学生制服的日本学生。他们就是应温家宝总理5月邀请访华的1000名青少年中的一部分。他们原本计划9月中旬成行，因为钓鱼岛“撞船”事件而延期。
一名肤色黝黑的男孩胸前挂的名牌上写着：访中团关西分团，滋贺县。我问他，这次走了哪些地方，他回答说北京天津唐山。我又问他，中国和日本有什么不一样？他腼腆地笑说，有些汉字意思不一样，看不懂，然后突然冒出一句：“来到中国，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蓝天！”
中日关系上空的舒心蓝天，何时能够到来？■
(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今年三月起在日本神户大学大学院国际文化学研究科任教一年，著有《东风从西边吹来---中华文化在日本》、《日本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等中日关系专著)
民间互信为何建立艰难
我们希望构筑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日本方面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有勇气和中国把关系完全搞坏。实际上，还是要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态势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报道
《瞭望东方周刊》和《读卖新闻》连续五次的同题舆论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都做了仔细的分析和观察。在他看来，同题舆论调查堪称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因为调查中既有固定题目，比如如何看待当前的中日关系，对方国家是否值得信赖，未来两国关系走势如何看待等，每次也根据当年的中日关系大势增加了新问题。
他举了一个例子，2008年日本救援队参加汶川地震救援，表现良好，那一年的调查结果反映，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信赖程度一下上升到56%，比2007年高出41个百分点，直观而迅速地反映出两国国民对双方关系的敏感程度。
2010年的这张晴雨表，背后蕴藏着怎样的逻辑和方向？本刊就2010年中日同题调查的结果，专访了高洪。
双方认知度为何下滑
《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的调查结果，和前几次相比，你是否觉得有非常大的不同？
高洪：我的感受正如同现在的季节，寒风瑟瑟---双方认知度的下滑可以说相当惊人。比如，2010年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看法，日本方面的调查结果认为“不好”和“非常不好”的人加起来达到90%，这比2007年的52%、2008年的57%、2009年的47%一下上升了三四十个百分点；中国方面也是一样，对于当前中日关系看法认为不好的也达到81%，比2008年的29%和2009年的43%都要高很多。这明显体现出两国关系遇冷、特别是国民感情急剧降温的实际状况。
从相互信任度上看也是一样。2010年认为对方值得信赖的调查结果在日方是7%，比过去的24%、19%、28%大幅跌落；中方同样如此，从2009年的34%一下滑到如今的15%，减了一半还多。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意味着今年中日关系遇到了转折点，还是预示中日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期？
高洪：近年来的中日关系，由于其中几个重要因素的变化，使过去旧的平衡被打破，因此难免会在一些敏感点上出问题。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连续快速发展。
我们知道，过去中国是“大而不强”，日本是“强而不大”，双方有很多利益上的包容性和互补性。但现在，中国今年GDP总量超过日本，给日本国民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冲击。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我们保卫我们自己国家利益的能力的不断增强，这在日方看来就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长，一些日本人包括一些不负责任的日本媒体炒作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论”，造成了某种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气氛。
第二个因素，是日本政治事务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国家战略一直在调整中，尤其是进入新千年以后，中日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多矛盾和摩擦，比如在自民党的小泉执政时期出现了严重的所谓“政冷经热”局面。之后两国通过首脑外交，政府间加强政治互信，缔结了第四个政治文件，经过所谓“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等几个阶段，建立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但与此同时，日本政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特别是2009年政党交替，从未有过执政经验的民主党变为日本执政党，其执政理念、战略抉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民主党政府，从第一届鸠山由纪夫，到背后的小泽一郎联合主导局面，转换到第二届首相菅直人。
鸠山政府曾经考虑过要调整大国关系，适当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建立一种所谓平等对话框架下的日美关系，倾向于重返亚洲，重视对华关系。但这种调整随着鸠山由纪夫和小泽一郎双双去职而结束。菅直人政府调整了对外战略选择，又改回到依傍美国对亚洲开展强势外交的一种状态。
第三个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因素是美国因素。
美国有其自身的远东战略，有对日本的要求，也有和中国错综复杂的关系——既有遏制中国的一面，也有需要与中国合作的一面。这让美国的东北亚战略表现出多种性质。
对美国来说，一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问题是要维系美元的国际金融地位。在欧元对美元形成挑战以后，如果亚洲，按照民主党第一届政府的做法，出现了中日的快速接近，甚至实现了鸠山由纪夫早些时候提出的所谓“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话，早晚可能出现一个类似欧盟或者说有东亚特色的区域经济共同体以及共同货币，这必将给美元造成新的挑战。对美国而言，现在主要支撑美元的恰恰是泛亚太地区，其中最有活力的恰恰又是东北亚所在的经济区域，因而美国需要中日之间有适度的摩擦---在其可控制的范围内，既非战争状态，但也不会太亲密。
这三个因素导致了旧的平衡被打破，而在新的平衡出现之前，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我同意你的说法---中日关系正在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
双方经济关系并非零和博弈
《瞭望东方周刊》：从经济方面看，今年调查增加了一个新题目，如何看待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日本方面反对者达到81%。同样，连续几年的“关于中国经济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这一题目，日方的调查结果表明，他们一直认为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这是什么原因？
高洪：中日经济关系过去有一个巨大的水平差，但是近年差距在逐步缩小。贸易上也一样，过去是垂直分工，现在逐渐向水平方向变化。GDP，虽然我们人均不高，但经济总量至少在统计意义上讲与日本很接近。
本次调查中提到的中国企业开始收购日本企业，虽然还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尤其是跟日本的对华投资、日本的全球经济实力相比，还没到足以让人们大惊小怪的地步，但日本这个民族比较有民族危机感，比较有预警能力，所以一有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的事情发生，就引起不小的反响。
本次中日共同调查结果反映出，只有9%的日本受访者把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看成好事，而看成坏事的有81%。我觉得里面包含的原因还是在于双方政治互信不足，经济发展上竞争意识过度，或者再往深处说是冷战思维的遗存仍在作祟。企业间，特别是跨国大企业集团，无论合作还是兼并，都是一种市场行为，应该是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然而涉及中日之间，就难免有一些政治意义上的判断。
我个人认为，日本民众也是过于敏感了，因为中日经济关系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同时经济关系恰恰是保证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过去我们常讲用发展经济贸易的渠道和交流合作来夯实政治基础，强化政治互信。这本来是个好事情。
就中日贸易而言，变化也很大。我记得1996年中日贸易当时占中国外贸总量的20%左右，占日本外贸总量的10%。而到2009年，情况发生了逆转---中日贸易总量是2300亿美元，但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中，对日贸易只占10%左右，而日本的对外贸易总量中，对华贸易占了20%---两国对双边贸易的依赖程度正好调换了一个位置。
这种情况下，中日经济关系的交流合作对两国都有积极作用，双方经济关系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关系。
历史上早就证明了从经济上讲“合则两利”，从政治上讲“斗则两伤”。对中日两国而言，经济关系更是一个积极推动和发展的部分。
“斗而不破”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调查结果显示，在政治关系上，日本受访者认为美国比中国重要；而从经济上考虑，又认为中国比美国重要。这又反映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高洪：今年的调查结果中，这也是引起我非常大兴趣的数据。可以说，日本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处在一个两种三角关系交错扭曲的状态。
在军事、安全，甚至意识形态上，日本更倾向于在美日韩的三角框架内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实现利益诉求；但同时日本要发展经济，恢复景气，要使国家经济上更有活力，则又离不开中国，离不开周边邻国，所以要有一个经济意义上的中日韩三角框架。
对日本来说，一只脚踩在美日韩框架里，另一只脚踩在中日韩经济框架之中，就免不了造成政策选择上的扭曲。对政治家而言，它是制定政策上的悖论；对国民来说，是一种“拧巴”的感受。
调查结果反映，在经济方面，日本认为中日关系重要的有58%，逼近认为政治上美日关系重要的60%，这反映出日本朝野，包括日本舆论界的倾向，事实上也给当前错综复杂的两国关系确定了一个规范---一方面在守卫国家利益时双方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寸步不让，但同时，我们希望构筑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日本方面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有勇气和中国把关系完全搞坏。实际上，还是要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态势。
作为一种佐证，我注意到这次调查中，关于未来中日关系的状态，日本受访者有六成左右认为会维持现状。
文化交流共同点多，可包容彼此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调查也特别设计了有关中日两国彼此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问题。
高洪：这几年，日本政府一直努力吸引中国游客，这也是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积聚和人民币慢慢升值，中国公民海外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日本朝野都看好这个市场。日本政府积极地放宽了对中国旅游者签证的条件，促使赴日旅游人数增加。2009年中国公民赴日旅游数量是100多万，除了旅游本身拉动日本经济外，中国游客在日本直接购买商品的数量也很惊人。
有统计表明，中国赴日游客人均购物是一万元人民币，2009年100多万游客，2010年已经直逼140万，两国关系状态良好的话，2010年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很可能会超过300万。再过几年，达到五六百万的规模可能性很大。这对日本经济是一件好事。
但日本国民究竟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本次调查反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只有39%的日本国民支持政府放宽赴日旅游的中国人签证条件，反对者有54%。这里面我想有各种原因。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理念上比较保守和传统，对于另一个体制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拥有巨大人口的邻国，假如放宽签证条件，那些保守的人会觉得不适应，甚至有不快之感。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方说生活习惯、文化上的相互冲突等因素也存在。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的数据表明，双方对于对方国家感兴趣的内容几乎一致，都对彼此的自然景观、历史和传统艺术感兴趣。
高洪：中日两国如果从关系史上讲有两千多年，如果从文化史上讲，时间更久。古代历史上中日之间也有三场战争，但总的来说两千多年的交流时间里，友好的时间更长，文化交流的历史更长。
不光有大陆文明对日本的影响和浸润，也有日本文明吸收了大陆文明之后反馈到大陆来。所以如果我们在历史长河的大尺度上观察的话，可以发现双方文化交流是比较密切的，其程度超出我们很多双边关系。
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中日双方感兴趣的旅游话题趋于一致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中日之间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有很多共同点，有很多可以包容彼此的积极因素。
中日发展目标存在共性
《瞭望东方周刊》：中日两国文化上共通包容，经济上相互促进，能否对双方政治关系有所启示？
高洪：政治关系是最敏感、最直截了当反映国家关系的。但同时，经济关系进入一种互利、双赢的合作发展状态也是一件好事。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之间，从硬件到软件，从基础部分到上层建筑，是有一个内在关联机制在里面的。
中国和日本毗邻在经济最具活力的东亚，无论是在区域经济上还是地缘政治上，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关联。双方并不一定是一种零和博弈，比如说有没有远期的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有没有发展目标上的共性，我想还是存在的。
比如，在2009年，东亚地区的贸易额已经占到了全球贸易的4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而且按照现在各种国际机构的估算，再过十年就会占到50%，而2009年东亚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已经是全球总量的60%。这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有强大竞争力的地区。但在这地区内，东亚各国在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却非常小，不如北美，也不如欧盟。原因有很多，但东北亚主要国家间的矛盾，或者叫做内耗是不言而喻的。我想中国不应当在与外部尖锐对立的环境下发展，只能在互利双赢的局面中去争取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这就是中日关系上为什么我不断强调要重视大局，要看长远目标，要从两国的长远利益着眼的原因。
日本方面，一些有眼光的战略家是能够认识到这个道理的。比如，鸠山由纪夫在辞职的时候含着眼泪说了一句话：“历史将证明我执行的这个政策和战略是正确的，只是⋯⋯”只是什么，他没有说，但听的人都知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总会让一些人敏感，打破既有秩序必然带来冲击。
但中国在发展，世界格局在变化，到中国发展得更强更好之时，日本的战略家们一定会重新安排其国家战略。而眼前日本民主党的一些政治家们，出于个人的战略估算和考量，认为在现实条件下依傍美国、抗衡中国发展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是一个最划算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只是着眼现状，并非长远之策。
民间至少要争取相安无事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两国民间互信仍然相当脆弱，如何改善民间互信，你有什么建议吗？
高洪：要改善民间互信，我想至少有几点应该考虑。
第一，要正视当前面临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友好势头很强，所谓的干杯外交，但现在很难想象在很短时间内回到那时民间很亲近的状态，近期双方很可能是相互提防、相互猜忌的局面。两国第一步要做的是正视这个问题，争取做到和平相处，民间至少要争取相安无事。这是一个低水平的理想状态。
但从另一方面看，前面我讲到中日之间存在一个大局，也就是说从全球范围来看存在共同发展的利益，从长远发展目标看，存在着某些一致性。中日两个民族从大局从长远来看应该走向真正的和解---不仅是政府层面上的信任与和解，而是国民层面的和解。或者换个说法，我们两国民众不应该生活在相互对立的认知当中，应该本着公平的精神正视当前存在的问题。
第二，中日双方民众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尤其是日本老百姓需要对媒体煽动的“中国威胁论”等要有辨别能力，不要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断章取义，或者是误读中国民众的感情。
第三，不要以邻为壑，要多进行理性接触。其实中日民间往来、交流，都是相互认识的过程。两国民众还是应当尽量心平气和地对话，言之有理，尊重事实，才能得到对方的理解和赞同，才能收到实效。
第四，民众多思考中日关系要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为重。要有大局眼光。
中日之间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双方有一些利益趋同的地方，从总的方向讲建立伙伴关系仍然是关键所在，促进中日关系的唯一办法恰恰在于向前看，注重大局，才能使我们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外部空间，才符合我们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目标。■
在中国创业的日本人
那些与中国合伙人保持了良好关系的日本企业家都告诉我，建立信任不是一两天的事。在中国做生意，他们都学会了仔细观察人，并且不会完全依赖中国合伙人，该自己做的事都自己做，让中国伙伴也觉得这个日本人值得合作
文 | 田中奈美(日本)
有这样一个统计数据：在过去10年中，常住中国的日本人增加了2.7倍---1999年是4.3228万人，到2009年已经增加到12.7381万人。
随着住在中国的日本人的增加，在中国创业的日本人也增加了。我2003年第一次来北京留学的时候，北京只有两家日本人开的美发店，现在已经有至少5家。
更重要的变化是，日本人在中国创办的公司原来的消费对象只是住在中国的日本人，现在的他们的消费对象则不仅是日本人，还有中国人，有的店70%以上的客户都是中国人。还有一些日本老板告诉我，虽然日本客户人数比较多，但消费额中国人却绝对更高---一般日本客人都是一个人来的，中国人则是喜欢带朋友来。他们共同的感觉是：中国人越来越有钱了。
在日本经济看不到好转希望的情况下，日本人对中国市场的期待很高。日本的经济杂志开始纷纷刊登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的日本人故事特辑。他们报道说，由于中国富裕了，有钱的人多了，对日本高质量商品的兴趣更浓了。
日本媒体当然也报道了在中国做生意的难度，甚至包括有人提出的中国以后可能“崩溃”的说法。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人心中，对中国的恐惧感也越来越强---隔壁的大国家越来越有钱、有实力，中国有钱人甚至购买了日本的不少土地；也有人说，中国的好日子不会太长。这些都反映了日本人的真实心态。
复杂难懂的中国
真正在中国创业的日本人怎么看待中国呢？
今年我在日本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在中国挣钱---在大陆挣钱的日本创业家们》，其中采访了在中国创业的约30个日本人，有被日企派来中国工作的，也有靠自己能力创业的。职业上，有开日本美发店、料理店、IT公司、婚礼策划公司的，也有做建筑设计咨询公司的，消费对象都是中国人。
他们告诉我，在中国创业一方面机会很多，另一方面日本人来开发中国市场又很不容易，尤其是个体创业者，文化差异、人才、资金，还有“关系”，都是问题。
举个例子，不少日本人认为日本产品在中国一定会受欢迎，但其实并不一定。一位日本发型师告诉我，对同一种发型，中国人的感觉和日本人的感觉可能很不一样。
另一方面，日本人觉得好的服务，对中国人来说不一定就是好。一位婚礼咨询公司老板告诉我，他一直追求日本式的完美婚礼，特别要求细节上一丝不苟，比如桌子上的每个摆花都要无可挑剔，红地毯一定要摆得很直。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对公司里的中国职员要求很严格，但中国职员却感觉日本老板没有人情味。而中国客人更注重婚礼的整体质量，只要他们觉得满意，桌子上的花歪了一点也无所谓。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与中国企业类似的困难。
比如员工流动性。中国员工很喜欢跳槽，而日本企业的习惯则是长远培养人才，有时会把中国员工派到日本培训，但一些中国职员在从日本培训回来后，很快就跳槽了。
而且，在中国比较不容易要回赊账。有一个日本企业主把一种中国没有的日本产品拿到中国来卖，销售店要求先试卖，说如果卖出去了再把钱给他。 但后来，这位日本企业主发现，东西卖出去了，销售商却不愿付钱。
他的律师告诉我，后来为了催收赊账打官司，在法庭还没出结果前，中国销售商的老板就失踪了，他们根本没办法。
还有假冒商品的问题。一家日本咨询公司接待的一位日本客人，希望把日本一种很流行的健康产品销往中国，因此首先想了解中国的市场情况。咨询公司在调查后发现，中国市场上已经有了一模一样的产品。再调查后才知道是假冒品。他告诉我，现在在日本流行的东西两三个月后在中国就会有假冒品，有些假冒商甚至已经在中国抢注了商标。
另外，日本创业者们都表示，中国的法律制度对他们而言比较复杂。尽管国家的法律是统一的，但每个地方又有各自的规定，很难把握，政府机关的审批手续也复杂。日本的政府机关同样手续繁杂，但规定一般很统一，比如附件可不可以用复印件这样的细节都有清楚说明。
有一位日本人为了创业来中国，自己去工商局、卫生局等政府机关办理注册手续。区级部门说要先去市级部门办理，而市级部门则说应该先去区级部门办理。跑来跑去，花了一年的时间也办不成，最后放弃了。
此外，规定会突然改变---原来可以的事情，突然之间就不可以或者需要多收钱等等。这些让日本创业者无所适从。
建立信任不是一两天的事
所以现在在中国创业的日本人，一般都会选择中国合伙人。好的中国合伙人，几乎意味着成功一半。
但与此同时，在中国创业的日本人常常抱怨说，中国的合伙人有时会“骗人”。比如一位日本家具公司老板和他以前的一位中国职员合伙在中国开了家工厂，日本老板投资，产品销往日本和中国市场。但过了不久，日本老板发现，中国合伙人私下开发了自己的销售渠道，自己赚钱。
甚至被中国合伙人“霸占”公司的案例也存在。以前，在中国开饮食店必须是内资，因此一位日本企业家就用了中国合伙人的名字注册公司，尽管钱都是这位日本人投资的，后来中国合伙人就利用这一点把日本老板赶走了。
当然被骗的日本人也有问题。一位在中国工作的日本律师告诉我，日本人的信用方式是把一切和盘托出，不然很“失礼”。所以很多日本人公司把印章和银行折子都交给中国合伙人，导致最后被骗。
也有中国合伙人说，日本人“态度很粗鲁”，看不起中国人。
那些与中国合伙人保持了良好关系的日本企业家都告诉我，建立信任不是一两天的事，他们都是花了漫长的时间，才维持了信任。如果被骗，那么只能怪自己没有眼光、还要修炼。在中国做生意，他们都学会了仔细观察人，并且不会完全依赖中国合伙人，该自己做的事都自己做，让中国伙伴也觉得这个日本人值得合作。
比建立信任更难的事是，一旦两国关系发生变化，生意也会受到影响。
总之，在那些在中国创业的日本人看来，中国是一个机会很多、但抓住机会又很不容易的国家。他们都说，在中国创业要学习的事情实在太多，尤其是在文化和社会习惯不同的情况下，如何能跳脱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非常关键。
引用一位在中国创业的日本人的话---中国不仅是赚钱的地方，更是锻炼自己的地方。■
(作者为旅华作家，今年在日本出版《在中国挣钱---在大陆挣钱的日本创业家们》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