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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
拆村并居，无数村庄正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无数农民正在“被上楼”。
各地目标相同：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宅基地转化后的增值收益，被权力和资本“合谋”拿走。农民则住进了被选择的“新农村”，过着被产生的“新生活”。
拆村并居风潮四起
10月，走在山东、河北、安徽等地，会发现一些高层小区在农村拔地而起。
山东诸城市取消了行政村编制，1249个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诸城70万农民都将告别自己的村庄，搬迁到“社区小区”。
各地规模浩大的拆村运动，打着各种旗号，例如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也有对应政策推出，诸如“村改社”、“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等。
各地都在规划着，要在一个很短的期限内，将域内农村“大变样”，民居改楼房。
这样的运动热情，与各省市对国土资源部(下称国土部)一项政策的“欢迎”密切相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
2006年4月，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部列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国土部此后又批准了19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
据河北省国土资源厅透露，到2012年，保守估算，新民居工程将为该省增加建设用地50多万亩。
山东诸城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安文丰称，将农民全部集中居住后，保守估计，诸城将腾出8万亩旧宅基地。通过土地级差，政府每年土地收益有两三亿元。
农民被“打”上楼
根据国土部的试点管理办法，增减挂钩严禁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但在一些地方，强拆民房，强迫农民“上楼”的事例，已有发生。
在江苏省邳州市坝头村，村庄被整体拆迁，当地建设了数十栋密集的农民公寓，要村民补差价购买。今年1月18日，坝头村村民王素梅告诉记者，她的丈夫被拆迁队打伤，后又被村干部拉到湖边要求立即签字，否则沉湖。
据介绍，从今年开始，诸城市规定各村老宅基地上不准再动一砖一瓦，也不批新的宅基地。村民要住新房，就要拿自己的宅基地换楼房。
土墙村一名李姓村民说，村里还没有强制搬迁，但原村不再建设，今后肯定都会逐渐向楼上迁移。
失去宅基地的农民，还将面临生活、生产方式转变。对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生活成本增加和耕种不便，成为最现实问题。
增减挂钩是“无奈选择”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郝晋珉参与了“增减挂钩办法”的制订工作。他认为，国土部开展此试点也是无奈的选择。“经济发展用地要保证，耕地和粮食安全也要保证，空间就这么大、土地就这么多，该怎么解决？”郝晋珉称，经过多方比较选择，增减挂钩是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
今年6月26日，国土部总规划师胡存智在“中国房地产2010年夏季峰会”上透露，通过增减挂钩，大约有2700万亩的农村建设用地，将纳入城市建设用地当中。
“漏洞必须堵住”
今年5月底，国土部的9个调研组，对现有24个增减挂钩试点省份进行了快速调研，发现了不少问题。
在6月份的一次部长工作会议上，国土部部长徐绍史说，当前的挂钩试点中，还存在地方在批准试点之外擅自开展挂钩，以及违反规定跨县域调剂使用周转指标等问题。徐绍史再次强调，增减挂钩后的土地级差收益，要返还，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国土部土地勘察院副总工程师邹晓云表示，在增减挂钩指标的使用上，存在一定漏洞，本末倒置，导致地方政府以获得建设用地指标为唯一目的，“这样的漏洞必须堵住”。
对于各地圈走农民宅基地、大拆民居的做法，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今年两会时就疾呼要“急刹车”。
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