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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获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她获奖当天在自家门前
世界三大文学奖的百年历史显示，近30年来女作家的认可度得到了大大提升
朱晓映
日前，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创作的《狼厅》中译本。该小说曾先后荣获2009年英国布克奖和2010年全美书评人协会奖。近30年来，女作家在世界文坛频繁获奖，这表明女性写作已从边缘走向中心。“阁楼上的疯女人”没有在“自己的房间”抑郁死去，而是在女性主义的涅槃中得到了新生，成为微笑着自由出入于文学殿堂的迷人的“美杜莎”。
“莎翁妹妹”登上领奖台
早在1929年，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借“自己的房间”隐喻了女性写作的局限性。她指出，“莎士比亚的妹妹”之所以成不了“莎士比亚”，是因为她摆脱不了身为女人的命运——那种低于男人并受制于男人的命运。80多年过去了，这些“莎士比亚的妹妹”们却最终超越了自己的命运，登上了各种文学奖项的领奖台。
在诺贝尔文学奖109年的历史上，先后有106位作家获奖，其中12位女作家。1901年至1966年有6位，1991年至今有6位。由此可见，女性写作在近30年实现了世界性和历史性突破。
英国布克奖在1969年创立。在先后获奖的42位作家中，女性作家达到14人，占获奖人数的1/3。这足以说明20世纪70年代以后女性作家写作的活跃程度。其中，1974年的获奖者纳丁·戈迪默、1971年和1981年两度入围布克奖的多丽丝·莱辛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加拿大文学皇后”之称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则在1986年、1989年、1996年、2000年和2003年5次入围布克奖，并于2000年摘得桂冠，且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最具有实力的竞争者之一。
以女作家迈尔斯·弗兰克林的名字命名的澳大利亚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创立于1957年，至今共有39位获奖者，其中女性9位，而1980年以后获奖的占了7位。在该奖的历史上，有两位作家4次获奖，其中一位就是女作家西娅·阿斯特利（1925—2004）。
以上三大文学奖的百年历史显示，女性作家近30年来在世界范围的被认可度得到了大大提升。她们在当代经典作家中的席位，无疑已颠覆了传统思维定势，也印证了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的论断：尽管巨大的压力一直将她们隐蔽于“黑暗之中”，但是，“黑暗大陆既不黑暗也并非无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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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
女作家走出“自恋”泥潭
在女性写作史上，女性主义的启迪一直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成为推动女作家们穿越“黑暗大陆”的力量。上世纪20年代女性的赋权运动和6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者消抹差异的主张，使得女性主义者成为不男不女的“魔鬼”。经历“妖魔化”后，女性主义者变得更为理性、宽容，更具生态意识和人性关怀。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女作家群体中，富有理想主义色彩、丰富的想象力和史诗般的写作风格，是其共有的特征。瑞典的塞尔玛·拉格洛夫“由于作品中丰富的想象力，平易而优美的风格，特有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成为了第一位获奖女作家（1909）。由此，拉格洛夫牵引着女作家们逐渐走出“自恋”的泥潭，将视野从女性自身转向人类与民族的历史。
戈迪默的作品被认为“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1991）；托尼·莫里森以“其作品想象力丰富，富有诗意，显示了美国现实生活的重要方面”登上领奖台（1993）；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卡·西姆博尔斯卡“由于其在诗歌艺术中精辟精妙的反讽，挖掘出了人类一点一滴的现实生活背后历史更迭与生物演化的深意”而获奖（1996）；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则“因为她的小说和戏剧具有音乐般的韵律，她的作品以非凡的充满激情的语言揭示了社会上的陈腐现象及其禁锢力的荒诞不经”获奖（2004）；九旬高龄的多丽丝·莱辛则被称为是一位“表述女性经验的诗人”，并以“怀疑主义精神，火一样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对一个分裂的文化作了详尽细致的考察”（2007）；而2009年的获奖者、前罗马尼亚籍德裔女作家则因为“她以精炼的诗歌和率直的散文，描写了被剥夺者的生活景象”而折桂。
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作家阿特伍德用其作品证明了“重要的是人与所有生命的关系”。她的作品借助对女性生存环境和境遇的描述，表达了对人类生态的忧虑、对政治与人性的反思、对人与自然的思考。2007年布克奖得主、爱尔兰作家安妮·恩莱特同样将她的视野从窄小的女性空间延伸到历史的隧道。在《团聚》（2007）一书中，她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展示了爱尔兰和英格兰两个国家的历史，并“用粗暴和惊人的语言，描绘了一个悲伤家庭中坚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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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
后女性主义和文学的重构
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及其之前的“女人写作”以发现自我为主线，那么80年代以后女性写作才开始寻求回归自我并发展自我的途径。聚焦80年代以来以上三大文学奖的获奖女性作家，我们尤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后女性主义的影响力。
“她们自己的文学”在经年的磨砺之后，不经意间已经被重新建构。首先是主题方面。理想主义虽是百年诺贝尔奖的基调，但理想主义元素已不完全是授奖标准。尤其上世纪90年代后，更多的获奖者是因为在理想感召下反观现实而赢得肯定。
以多丽丝·莱辛为例，50年代初她以一部反映白人主妇与黑人奴仆之间不平等关系的《野草在歌唱》揭示了种族歧视给人类带来的灾难；60年代，其代表作《金色笔记》以记述女主人公情感旅程并寻找自我意识，奠定了她作为一位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的地位；而70年代的莱辛作品以科幻小说为主，体现了作者对人类历史的关注；80年代以来，莱辛又重返现实，重新审视两性关系和殖民主义，表现出对后现代时期人类命运的担忧。
女性写作的重构还体现在形式方面。多重叙事、戏仿等后现代创作手法在近30年的女性写作中被广泛应用。如阿特伍德的《珀涅罗珀记》（2005）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改写了《奥德赛》，她将男性英雄主角改为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用女性眼光和女性声音对西方男性叙事传统进行了解构，给予了古典神话新的诠释。而赫塔·米勒在《人是世间的一只大野鸡》中，则以错位的词语搭配来表现失去祖国的移民者的复杂心态。她告诉读者“黑夜在雄鸡的嘴里”，从而让每一个词语都发出神秘的力量。
【文学概念】
美杜莎的笑声
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象征着致命的诱惑。而《美杜莎的笑声》（1975）一文则是法国当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小说家和戏剧家埃莱娜·西苏的代表作。
西苏在文中指出：“写作可以用来作反叛思想之跳板，是变革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先驱运动。”她鼓励妇女写作，指出“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同时她还呼唤一种“新的反叛的写作”，即女性通过写作，通过“写身体”、“用身体去写”的策略，来颠覆男权，建构女性话语。作为西方女权运动的代表理论之一，《美杜莎的笑声》对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女性写作都起着重大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写作及“身体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