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
文_黄 靖
源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引发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于整个世界战略格局的影响将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它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形成巨大冲击，必将导致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演变。
世界经济格局
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
这次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情势下遽然而至，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导致对资源和市场不可抑制的需求。工业化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和市场的疯狂追求，是导致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但二战后世界两极分化的冷战格局，却从政治上阻击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两强对峙下50年的恐怖和平，使得资本主义世界建立并完善了游戏规则，完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整合，从而为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井喷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条件。然而，二战以后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潮流以及民主国家中兴起的人权运动，从根本上抑制了资本主义在武力和强权基础之上的传统扩张方式；而以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游戏规则及其在市场经济中的绝对优势，使得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资本扩张不仅更为有效，而且因“促进发展”而占据了政治上的道德制高点。因此，在推动市场经济的旗帜下，资本源源不断地从发达国家“投资”到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获取资源——包括高科技生产中最重要的劳力和智力资源，另一方面占领市场——包括现代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资本市场。华尔街主导的疯狂的资本扩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
但是，这次经济全球化并没有解决世界经济发展高度失衡这一根本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反而加剧了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以“投资推动发展、消费促进繁荣”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在超前消费的同时，制造业服务业大规模转移到回报更高的发展中国家。其结果是资本透支，产业掏空。另一方面，以“发展制造业、通过积累扩大再生产”的亚洲经济体(包括德国)，则在经济发展上依赖发达国家市场，背上了贸易盈余带来的资本包袱，使自己的经济积累被发达国家的资本债务所劫持。
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使资本扩张戛然而止；而各国的“刺激”政策所导致的经济保护主义回潮，则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受到阻击。其结果，是经济全球化的停滞。可谓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但是，这次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首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主权独立的保护下，避免了资本的直接掠夺，而是以廉价的劳力、智力和物力资源，换取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却赢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以产业经济为主的新兴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对发达国家的反控制力。
其次，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尽管整体实力依然具有压倒性优势，但经济危机却充分暴露了其债务空前、信贷虚空、预算/消费失控、以及政治上不可逾越的税收障碍。操控自身货币贬值的同时，用一切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压迫债权国货币升值，成为其应对危机的唯一选择。唯此方能快速抵消巨额债务，填补资本黑洞，挽救经济颓势。为达此一目的，甚至不惜以持续的信贷宽松政策促发经济膨胀，甚至凭借整体实力强行“重组”国际债务。
再次，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全球十大盈余经济体，除第7位的德国、第8位的俄国和第10位的巴西，其余7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印度——都集中在亚洲。随着香港、新加坡、东京、上海、孟买等新兴金融中心的兴起，亚洲将变成世界主要的资本出口地区。同时，不断发展的实体经济、巨大的人口“红利”、较低的发展水平和迅速的都市化发展，使亚洲不仅具有最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也同时具有空前的市场发展空间。
最后，由于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迅速扩张，有着扎实的实体经济和雄厚资本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必将在能源、材料、生化、信息、环保、交通等新兴领域推动“超越式”发展。一旦突破，必将重写世界经济格局。
世界经济格局不可逆转的变化，必将导致整个世界战略格局的转变。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一转变的势在必然，美国做出了尽快从反恐战争中脱身，集中力量强势重返亚洲的战略选择。
经济危机
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冲击
二战以来，联合国、世贸组织和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形成了支撑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由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必将对这三大支柱造成巨大冲击，从根本上动摇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体制。
以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遭受重创。为挽救危局，美国政府一方面大量增发货币，挽救濒临崩塌的信贷市场；另一方面推行信贷宽松政策，强力降息，刺激经济发展。但这样做无异于饮鸩止渴。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成为以美国经济为根本信用保证的全球信贷货币。在经济全面萧条的情况下增大美元流通，不仅将使美元持续贬值(这一过程中美元止跌回升只是暂时现象，其根本原因是各经济体在危机中捆绑美元以自保)，更恶劣的是将导致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信用危机，持续下去，必将从根本上动摇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
脱胎于《关贸总协定》的世贸组织，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自由贸易为原则的经济全球化的产物。这次危机虽然不会颠覆自由贸易原则，但必将促使各国注重实体经济(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制造业本土化、经济区域化的发展趋势。随着国际贸易量的相对下跌，对外产业投资减少(投机性资本运作则将增加)，经济全球化放缓甚至停滞，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各国间更加依赖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强化经济合作、解决经济纠纷，以及非正式多边组织(如G8+5、G20 等)的发展和强化，世贸组织的影响和作用都将大幅下降。
这次经济危机极大地削弱了联合国。联合国及其所属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制定并维护国际事务中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为世界各国表达、协商各自的利益和要求提供必要平台；协调国际冲突，制约暴力战乱。这次经济危机进一步表明，由于没有自己的经济管理机构和经济资源，联合国在目前经济危机引发的国际争纷中，已经被边缘化。
长期来看，经济危机消弱了美国，更加伤害了欧洲。欧美(包括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在反恐战略、经济利益、货币政策等各方面的分歧将长期存在，这必将损害欧美在联合国中传统的合作协调方式，从而进一步制约联合国发挥以上三项职能的空间和能力。
另一方面，全球性经济衰退和环保工业经济的兴起，使包括俄国、伊朗及中东各国在内的原料出口国面临长期压力，更加凸显他们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而联合国在解决这些利益冲突中长期的无能为力，将近一步削弱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导致其地位与影响的式微。
在世界面临重大变化的过程中，现行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式微，进一步加大了转变过程的复杂与危险，同时凸显了大国关系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多边/双边大国利益组织
将在国际事务中具重要作用
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表明，诸如G20、G8+5、东盟10+3等多边/双边大国利益集团组合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首先，经济全球化以及非意识形态政治对抗，导致了以传统战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非但无效，反而会导致局势恶化。美国近10年越打越糟的阿富汗战争和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体面撤退”，证明了即便拥有绝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也会在一场由宗教/文化对抗而引发的战争深陷泥潭。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战争变得异常昂贵，很难决出传统概念上的胜负。在这样的形势下，军事力量更重要的作用是凸现一个国家整体实力，其根本用途在于保持威慑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增大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力度。
第二，大国在相互交往和较量中，必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实力与资源优势的同时，利用对方一切可以利用的弱点，增强可利用的战略杠杆，其目的并非是要挑起战争，而是要逼迫对方做出对己有利的妥协，进而强化自身的强者地位。这一战略选择，即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谓 “巧实力”。而近来美国在亚洲东联日本韩国、南拉东盟印度等一系列举措，便是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
第三，大国之间根据自己的战略利益而发展的多边/双边组织，不同仅仅将是国际政治中大国角力的重要场所，也是谋求妥协、维持稳定的重要机制。斗而不破，将是各国参与这些多边/双边大国组织的主要方式；而最终的和而不同， 表现的则是在实力基础上的妥协。
中国的战略选择
文_黄 靖
这次经济危机凸显出的世界战略格局的巨大变化，以及美国等主要强国针对这一挑战作出的战略选择，对于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严峻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首先在于对自身力量的正确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不可为和可为的战略选择。
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三个主要矛盾
尽管中国国力近年来有了快速提升，但对外政策中的三个主要矛盾依然存在：
第一，有限的“硬实力”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的国家利益的矛盾。纵观世界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其必要条件之一，是具有 “全球作战”的军事力量——它们的崛起因而以扩张为主。但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具备这样的实力；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这样的军事力量。但时不我待，中国必须抓住战略机遇，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
第二，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和美国发生利益碰撞。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基础上，避免同美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第三，苏联垮台后，所有对国内政治稳定具有重大威胁的关键问题，都基本属于中国内部事务。而中国境外的政治活动，如果处理失当，则会成为引爆这些问题的“导火索”和“雷管”。如何处理好国内问题，又不至于点燃境外的各种“导火索”和“雷管”，是必须长期面对的艰巨课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采取的和平发展战略，是化解以上三个主要矛盾、保持可持续发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根本方针。这一战略的精髓，就在于坚持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通过改革将中国融入——而不是挑战——现存世界体制之中以争取可持续快速发展。
必须看到的是，通过融入现存世界体制而获得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十分艰难的。因为这个体制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创建和领导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个体制中，游戏规则、话语权、议题的选择和界定，以至各种纠纷的仲裁主导权，基本掌握在西方手中。尽管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和举措明示天下，和平发展的成就更是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依然动辄得咎，其根本原因便在于此。
但是，中国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证明，和平发展战略是十分正确的。在三个基本矛盾依然存在的今天，必须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不动摇。然而，随着世界战略格局的迅速变化，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必须首先确定不可为者，方能在此基础上确立可为之方向。
中国对外政策中不可为者
首先，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不可轻易更改对外政策中的基本方针大政。内政不折腾才能保持稳定，外政也必须不折腾才能保持和平。
目前外交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中国涉外部门的利益迅速膨胀。因此，必须尽快建立相应机制，协调各涉外部门和团体，绝不可让部门/团体利益影响国家利益在对外政策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国内各种政治经济利益与权力集团之间的关系也日益错综复杂。因此，要特别禁止特权利益集团利用对外政策在国内政治中谋取私利。必须借鉴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的经验，确立中央最高领导在对外政策的绝对权威。并建立相应机制，保证对外政策的相对独立性。
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也随之提高。但是，作为现代政治的产物，中国的民族主义发源于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和凌辱。正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民族空前危机中，爆发了救亡图强的民族精神。因此，有着深刻创伤的民族主义在对外事务中，尤其是有争议的事务中，极易产生非理性倾向，为国内外别有用心的政治力量所误导和利用。因此，必须建立机制和共识，不可让对外政策受民族情绪的驱动。
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国必须发展相应的军事力量，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保证威慑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但是，必须充分吸取上世纪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教训，绝不能允许军事力量主导外交政策。
最为关键的是，对外政策的制定必须始终基于“中国应该做什么”的战略思考之上，绝不能本末倒置，让“中国能够做什么”的战术思考主导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换言之，国家利益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中心，国家实力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保证，而绝不是基础。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中期选举等一系列国内政治因素影响下，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会对中国持续地施加压力。对此，中国应该沉着应对、不急躁；另外，2012年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都将进行领导人换届，中国周边的不确定因素增加，这会是一个战略上的危险期，中国应对此保持高度戒备。
中国对外政策中可为之方向
首先，在和平发展的战略原则下，对外方针、尤其是对外宣传应该“以和为贵”，强调共同利益，合作双赢的基本原则。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在对外事务中事可硬做，但话要软说；手段可以硬，但身段必须软。如此则事半功倍；反之，事倍功半，甚至中途而废。
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亚太地区，这是不可逆转的现实。因此，在继续保持中美关系稳定这一大局的前提下，必须积极发展同亚太国家，尤其是印度和日本的双边关系，借此奠定长期稳定基础。
应该认识到，印度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保持快速上升的两个大国。由于所经历的历史过程、所处的国际大环境，以及通过融入现行世界体制求得发展的相同模式，使得中印在几乎所有国际重大问题上——经济发展、环境、能源、贸易、汇率、粮食、南北关系——利益趋同。而且，由于整个亚洲大陆的水源来自同一地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水资源已经成为两国共同关注的战略问题。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维护巴国在行政权力(而不是军事力量)下的政治稳定、促进巴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是两国共同利益所在。即便在边界问题上，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寻求合理解决也已成为双边共识。大力克服历史和文化隔阂，求同存异，积极发展两国战略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而且对地区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
中日关系的稳定对和平发展十分重要。在对日交往中，应该看到美日同盟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理解日本经济长期停滞所造成的焦虑心态，支持日本争取“国家正常化”的努力。在正确看待美日同盟的同时，必须在日本是一个独立的亚太强国的认识基础之上，充分利用中日两国在改善世界经济结构失衡、捍卫经济发展成果这一重大问题上的利益一致性，继续推动两国“共同利益之上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协商的方式处理两国间的纠纷，在要求日本正视历史教训的同时，防止民族情绪政治化。
通过六方会谈，积极斡旋各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是中国近年来对维护地区和平作出的重大贡献。朝鲜半岛无核化，是维持这一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重要的安全利益所在。应该继续促进六方会谈，使其发展为维护地区安全的国际合作机制。
上合组织不仅是多年来十分有效的国际合作平台，也对中国能源安全保障十分重要。应该积极提升上合组织政治经济合作的层级和内涵。尤其是在维护地区安全，反对三股势力方面，要加大合作力度。
应该充分理解东盟各国希望维持区域战略平衡的需求和心态，欢迎和支持东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开放和多边政策，支持东盟促进区域组织发展的努力。坚持多边合作促进发展，双边协商解决争端的原则方向。以大国的包容和自信来积极推动与东盟各国的双边/多边友好关系。
在稳定中美关系，奠定亚太基础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欧盟在协调国际重大事务、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欧洲各国在各国际组织中，尤其多边/双边大国利益非正式组织各项事务中，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同时，欧洲主要大国在改善世界经济失衡及汇率问题上，和中国立场有趋同之处。积极发展同欧盟各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是中国发展“大国关系框架”、建立战略平衡的关键。
在世界格局面临重大转变的今天，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坚韧不拔是发展之本，虚骄浮躁是败事之源。在提升国力的过程中，有所为，更应有所不为。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应该是对外政策中牢牢把握的根本方向。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访问教授)
中国应该如何生产自己的话语权？
文_苏长和
中国的话语在国际上如何做到有影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是一个热门话题。这个话题的背景，多少与目前我们在话语生产和话语权上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关。比如，我们自己说的东西，在国际社会到底有多少听众，能传播多远多深？我们说的内容别人在乎吗，或者我们能提供别人感兴趣的内容吗？我们言说的对象清晰明确吗？如果别人不在乎，为什么？我们如何扭转话语生产上的不平衡地位？这些问题对政府和民间而言，不仅在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中很重要，而且，在面对国内听众以何种方式传播政府公共政策时，也非常关键。
话语是有一套生产机制的。在人的思维影响和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西方国家做的要比以前的苏联更巧妙更老到。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党八股》和《反对自由主义》三篇文章中，从某种意义说，讲的就是话语的生产和传播。话语的制造和话语权的掌握可谓中国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当然，那是革命年代，现在时代不同了，有一些变化，但是话语和话语权的生产机制需要与时俱进。
谁在说？
人人都可以说话，但不是每个人说话都有话语权。有权威的人说话才有话语权，有权力的人说话不一定有话语权！现代社会，权威最大集成者是政府，政府是最大的公信机构，它一言九鼎，说一不二，说到做到，这样的政府在国际社会说话别人重视，自然就会慢慢聚拢话语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社会其实一直很重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金融危机以来更为明显。所以，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是有话语权的，并非批评者和自暴自弃者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如果我们细心观察的话，在政府的话语权上，多元社会中的政府，由于其在国际承诺上的反复无常，实际上信用在降低，话语权在流失，非我们一般认为的它们的话语权就一定比我们强。它们话语制造能力和话语权比我们强的，是在社会组织领域。
古今中外，学者都是话语生产的重要主体，学者也是社会领域最有权威的说话者。为什么人们相信学者说的话？因为学者被认为是有知识的，专业的，权威的，仅有此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计私利，秉公直书。由于学者被认为是权威的，其在公共外交中能够制造话题，引导舆论，他的一个实验报告，就可能影响一大批民众。我们在这方面弱于别人，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还不是世界学术生产中心。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学者一定得精神自主、文化自觉，没有这点，学者弄不好成为别人话语的传声筒，而不是自己话语的生产者、政府政策的解释者，给国家话语权帮倒忙。
在西方国家，大部分学者和国家配合得非常好，原因在这里不便详述。在我们这里，学术话语与国家政策话语的配合不够默契。别人一说我们人权不够了，我们有学者马上就说我们低人权了，发展模式不对了；别人一说我们国有企业威胁市场竞争了，有人马上就开始妖魔化国有企业了，恨不得把国有企业拆成股份全部分给老百姓；有些学者签名支持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但是当美国人在伊拉克破坏博物馆这些人类精神遗产的时候，这些学者却又失语了。所以，一批核心价值意识强且能制造话题的成熟学者权威，与国家大外交表里配合，是公共外交的支柱。
我们不要把学者群体只局限在“中国的学者”小范围内。在全球化下，任何资源都是全球配置的，知识也不例外，就是说，“大脑”和“身体”会出现分离。这种情况下，通过国际合作，让别人和我们一起生产共同的话语，也很重要。比如，我们的一些课题招标，可以对全世界开放，这样既可以请别人和我们一起开展研究，也非常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学术质量。
“有权威的说话者”并非只有学者，各行精英也算此列。另外，随着教育的普及和信息的便利获得，“沉默的大多数”的表达力量不可忽视。但不管怎样，一个社会对外要有影响力，还得靠树立各种权威，多元社会更是如此；权威一被打倒，社会很容易处于涣散状态。另一方面，“有权威的说话者”也要像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珍惜自己的权威。记者拿封口费，教授抄袭雇凶杀人，杂志卖版面费，经济学家拿钱替人说话，这些假权威对社会公信危害巨大。
对谁说？
对内说话的对象是多元，对外公共外交更是如此，你的对象是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全球听众，面对的是一个跨文化传播语境，这个时候，你既要“自说自话”，也要换位思考。
“自说自话”是要传播自己的理念，只要坚持核心价值，辅以巧妙的手段，坚持不懈地做，长远来说会有效果；“换位思考”的前提是你要深入了解当地文化、社会心理、意识结构、行为态度，因此，面对这些听众，还要学会怎么讲当地的故事。国际传播学的调查表明，尽管现在全球化了，域外信息满天飞，但是绝大部分的听众，其生活圈子和朋友范围还是很小的，而且，他们对自己身边的新闻更敏感，也更容易接受，这类信息要占其每天接受信息的80%左右。大家看看我们各地的晚报(晚报以当地读者为主)为什么发行量那么大，就知道这个原因了，上海的晚报就不会也不可能发行到广州去。这项研究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对外频道的记者不能停留在只报道外国国家大事的层次，还必须深入到别人的社区，了解人家的民情，进行深入报道，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地讲故事。
面对国际听众进行传播，需要耐心。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或者把自己的理念传播出去，是个“百年树人”的工程，不是栽树。恨不得马上就起到效果，这是不行的。怎么培育外部听众市场，完全可以学学跨国公司的做法。例如，NBA公司如何通过进口中国球员等手段把中国的篮球市场培育起来，就很值得学习；英超联赛推广就挺失败，它让中国老百姓先免费看然后等你上瘾后再收费，没想到收费后老百姓不看了，离了你照活。
说什么？
说什么内容很有讲究。有人认为既然自说自话不行，那就应该说别人感兴趣和能听懂的。可问题是，说的内容如果迁就和屈从别人的话语环境，自己的话语权可能还是提高不上去。最高明的话语生产，是培育发展别人的口味和听众市场，而不是一味屈从别人的接受环境。用一句话说，就是从“他要吃什么”变成“我给他吃什么”。比如，大学校长和学生套近乎，谈时尚谈动漫讲流行语，看似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但是实际上学生不一定尊重你这个校长。这不是树立权威，这是在自废权威。在对外文化传播中，我们拍中国的同性恋、拍中国的小脚、拍“文革”，这种电影很容易满足人家口味，搞不好还能抱个奖回来风光一下，但是这提高了自己的话语权吗，扩大了自己文化的影响力了吗？没有！
所以，说到底，我们必须有文化自觉和精神自主，坚持不懈地传播自己的理念。没有文化自觉、精神独立、核心价值，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下就容易丢失自我：本来你是健康的，别人老说你这里不端正那里长得丑，然后自己真的相信了，就去美容整容，最后没想到毁了容。
中国新时代有很多好主题，可以对外讲，让别人了解真实、进步、积极的中国。我举一个人们不大愿意举的符号主题是中国官员。中国官员的正面形象有很多，他们有许多可贵的实干精神。倒是现在一些人认识扭曲，人家卡特里娜飓风来了当官的跑去度假，被描绘成那是生活，我们台风来了当官的跑到第一线，被认为是作秀捞政绩。当然，有人可能认为别人一提到共产党干部就怕，讲了也没人听。我看未必。正因为人家老百姓对共产党干部形象存在认识误区，我们更应该主动以不同方式讲述这个主题。不把别人的偏好纠正过来，老是顺着别人偏好去改变自己，搞不好自己被演变了还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必须要自说自话，当然，自说自话不是“下定决心讲让群众听不懂”的话。许多东西讲多了别人就在乎了。还有，我们在非洲的医疗队那种为人类大爱的奉献精神，这种题材既展示中国人的关爱精神，也与人类发展的主题相契合。总之，新时代中国可挖掘的积极主题符号有很多。
再有一点非常重要，中国人有的时候在国际社会必须站起来仗义直言，为人类利益或出于人道主义说公道话。老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哪天事情关己的时候，会没有人为你说话。一个人老为了自己的利益争来争去，别人认为你没出息；但一个人为与自己利益根本无关的事说话，一定会赢来喝彩。我们在联合国因为这样的发言就经常赢得喝彩。
如何说？
现代大众传播强调软传播，以往硬塞给听众的东西，现在听众大多不买账。在国际社会，要学会如何说，有很多方式。除了要做到精神自主和文化自觉以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去做。
第一，怎样以更包容的立场说，而不只是从自己蝇头小利出发来说，从大我出发而不是从小我出发说。一个人只关注自己的私利，古人称为小人；一个人关注更大的群体利益，古人称为君子。比如在对外上，我们一提到海洋，一提到南极和北极，就满口的资源满口的鳞虾。这样的话走出去谁不防着你？其实，我们在南极北极科考，为的是人类利益，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利益。
第二，怎样平等地亲和地说，而不是教训的话语说。现代社会讲究平等的交往，平等的沟通，讲说理辩论。我来听你讲话，付出自己的时间成本，已经很尊重你了。但是如果说话者以气势压人训人，几个回合下来，会把听众吓跑。文质彬彬而不是气势汹汹，娓娓道来而不是以势压人，若即若离而不是趋炎附势，这样言说的效果会更好。另外，我们的话语中多少存在一些隐蔽性的歧视语言，例如“黑人”、“穷国”等，我们自己习惯了但不觉察，怎么消除这些歧视语言，对话语质量提高也很关键。
第三，在介绍主题符号中糅进自己的价值理念。这个世界只要有政治的地方，就没有价值中立的。高明的手段是，自己来叙事，由听众自己去判断，但是听众正好得出言说者想要得出的结论。我们许多话语，在结论没有出来之前，就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色彩，诸如“坏人”、“居心叵测”、“大阴谋”等。成熟的公民肯定不喜欢这样先入为主的话语。
第四，我们需要再塑权威。现在象征中国社会权威和公信符号的教授、医生、公职人员、公信机构、认证机构、学术刊物等，其权威和公信正在出现流失。许多或个别或普遍的不好现象通过间歇性反复炒作，深入人的记忆，影响了老百姓对这些符号的整体信任，从而使老百姓转而接受国外的权威符号。所以，我们话语权不大或者形象受损，不完全是别人骂出来的，内部把权威符号肢解了，也是重要因素。权威是品牌，我们现在各行各业缺少精英和权威，真正的精英和权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再塑自己权威的同时，要学会削弱、消解外面来的所谓权威。我们话语质量和话语权下降，多少与我们盲从国外的权威和评价体系有关。比如，有个投资家来中国，简直被我们有些媒体奉为道德完美的慈善家，趋之若鹜。但《新华每日电讯》的一篇评论，就点中要害，一声棒喝：你到底是来赚钱的还是做慈善的！西方投资基金和媒体树立了很多这样的所谓权威，再用它们去影响他国政策和市场，而我们的媒体有时无意有意中帮别人树这些权威，慷慨给了它们那么多版面，媒体若有政治意识的话，应该要去这类权威。
现在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中国，这是中国制造话语和形成话语权的大好机会。人家关注你，本身说明你赚到了别人的眼球，你已经开始被人注意了。对比起来，我倒觉得西方制造的话语和其话语权在开始流失和衰落。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许多评级机构的信用大打折扣，关键是，老百姓觉得那完全是让你上套的忽悠，类似服务的黑嘴。哥本哈根会议后，IPCC的信用也受损过。另外，随着非西方世界文化的逐步觉醒，人们认识到话语生产背后有只看不见的手，人们对话语的操纵会很反感。中国人对外关系历来强调是“搞好关系”，“不与人为敌”，在话语生产上最终目的应该是促进人文对话和理解，而不是话语操纵。控制别人思维的做法，中国人不能干。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院长。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朱方教授和国际政治系陈玉刚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美关系：走出大国政治的悲剧
文_刘建飞
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关系大起大落，让人迷惑不解，也让人担忧中美关系的前景。“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会否成为梦想？中美新冷战是否不可避免？中美关系怎样才能走出“大国政治悲剧”的宿命？
“大国政治悲剧”
绝不能在中美之间上演
奥巴马上台后，一度对发展中美关系持积极态度。他不仅没有否定布什政府的积极对华政策，也没有让中美关系出现因白宫“换党”而一时倒退的“震荡期”，反而还要在布什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将“建设性合作关系”提升为“积极合作全面关系”。这种姿态自然也得到中国的回应。奥巴马访华时，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甚至写明要“建立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美方表示“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
然而，才几个月过去，给人的感觉是，中美关系却是沿着与“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相反的方向滑动，出现了“倒振荡期”。于是，有人又把传统现实主义的逻辑搬出来，认为大国政治的悲剧必将在中美之间上演；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可否认，传统现实主义的逻辑确实在影响着中美关系，而且在当今世界，这种逻辑也是难以摆脱的，尤其是在美国。也正是这种逻辑的作用，再加上意识形态差异和冷战思维作祟，“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几乎成了真理。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当今世界的大国，尤其是中美两国，不可能完全遵循那种逻辑行事。
当今时代与以往的最大不同就是核武器的存在。在核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就意味着核战争和核毁灭。这不仅是交战国家的灾难，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灾难。如果说在前核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只是造成人员、财产的损失，使交战双方或一方的国家实力下降，然后还能通过和平重建恢复起来的话，那么在核时代，和平重建的可能性几乎无存。中美两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有责任从两国人民的福祉、两大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存亡的高度出发，找出一条避免核灾难的路子来。
当今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大国之间上演任何形式的“大国政治悲剧”，即使是不一定能带来核大战的冷战对抗，也都会是一损俱损。如果说在美苏冷战对抗之时，由于美苏双方基本处在相互隔绝的状态，因而冷战还有胜利者的话，那么到了全球化已经将中美两国都深深卷入其中的当下，中美之间的冷战对抗就很难再有真正的赢家。
当今时代还是多极化的时代。在多极化背景下，大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很难像两极格局时那样截然分出两个阵营。在这种群雄并起的情况下，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最终结果都会两败俱伤，其他大国坐收渔人之利。如果中美走向对抗，结果一定是中国延迟崛起，美国加速衰落，提早失去霸权地位。
总而言之，“大国政治悲剧”不应该、也绝不能在中美之间上演；中美对抗不应该、也绝不能是两国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选择。正如邓小平当年所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中美关系需要精心呵护
中美建交30年来，双边关系风雨兼程走到今天，尽管有磕磕绊绊，但总体上还算顺利，毕竟没有出大格。这表明，中美两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并没有完全按照传统现实主义逻辑行事，双方都努力避免上演“大国政治悲剧”。于是，有人总结出了似乎是能反映中美关系实况和走势的信条：“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笔者以为，这个信条，前一半是能成立的，但是后一半却是有条件的，只有加上限定条件后才能成立。这个条件就是，中美双方都努力发展、精心呵护双边关系。
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有相当大的合作潜力，但是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目前支撑中美关系的两根支柱是经贸关系和反恐等安全合作。然而，这两根支柱都不是坚不可摧的。当年英国同德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但这并未阻止两国兵戎相见。冷战期间，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宁可同恐怖组织、塔利班结成盟友。
回顾国际关系史可以洞见，确实如传统现实主义者所言，正在崛起的大国与现存霸权国家之间走向冲突的案例比比皆是，相反的案例却鲜见。美国霸权取代英国霸权算是一例，但是两国之间有太多共性，这是中美之间无法相比的。可以说，中美关系犹如上坡行使的车，前进远不如倒退容易。如果前进动力不足，又未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它就有可能持续向后滑行，甚至滑到危险的境地。
当年美苏两国走向冷战对抗的教训对观察中美关系有一定启示意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设想同苏联一起来共管世界，和平相处，可是后来历史的发展轨迹却完全背离了罗斯福的初衷。双方不仅进行尖锐的意识形态对抗，而且还大搞军备竞赛，乃至核军备竞赛，使整个人类都被笼罩在核毁灭的阴影中。按罗斯福的设想而建立起来的联合国，也成了美苏冷战进行外交斗争的场所。冷战的结果是“一死一伤”，美国虽然成了“不战而胜”的胜利者，但实力也受到严重削弱，西欧、日本乘势而起，同美国争夺世界经济的主导权。更为重要的是，冷战使大量资源被用于军备，而不是经济社会发展。而且，美苏争霸还导致世界许多地区局势动荡，甚至发生局部热战。冷战既有害世界和平，也不利于共同发展。
同样的道理，发展中美关系光有良好的愿望还不够，还需要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需要做好每一个细节。中美关系需要经营，需要呵护。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史上最为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两国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一方面，美国要应对一系列安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以及扩展经济，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中国越发展、壮大，就越有能力提供有效的合作，作为合作伙伴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但是，另一方面，在美国心目中，正在崛起的中国是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这又构成制约、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中国越强，这种动力就越大。中美关系的发展状况就取决这两种动力的消长态势。如果发展动力大于制约动力，中美关系就向前进，反之就倒退。2009年，发展动力明显增长，于是出现蜜月；进入2010年，发展动力减弱，制约动力增长，于是摩擦增多。由于两种动力都有深厚的基础，所以中美关系无论是前进还是倒退，又都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
制约、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缘战略上，美国将综合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日益强大的中国看成是其潜在的地缘战略竞争对手。伴随着中国崛起，美国战略界一直在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目光紧盯着中国军费增长。2009年中国举行建国60周年庆典，展示了一些技术先进的武器，这更使“中国军事威胁论”鼓吹者似乎抓到了把柄。另一方面来自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在美国战略界看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之崛起对美国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要比“民主国家”大得多，因为前者的战略走向是难以把握的，而后者虽然也会给美国全球战略带来一些问题，但却是比较好把握的，而且相比之下，“民主国家”更容易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并成为美国的盟友。不仅如此，中国崛起还会带来发展模式的挑战。如果中国模式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仿效，那么美国模式的光环就会逐渐暗淡，而模式的影响力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是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而且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上述两个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会进一步增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防范、平衡、牵制、遏制等负面因素将进一步强化。如果两国对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不能加以有效的管控，中美关系就有可能朝冷战的方向滑动。这就如停在坡路上的车，要不使之向后溜，要么加油向上行，要么使用刹车。
以合作精神经营中美关系
对未来的中美关系，首先是要保证它“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使其“有可能好到哪里去”。要呵护好、经营好中美关系，使其“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必须冲破传统现实主义思维和冷战思维的束缚，以新的视野和思维来审视、处理双边关系。
当《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作者米尔斯海默用其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来审视中国和平崛起时，他得出了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的结论。而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批驳米氏的观点时称，当理论已经与现实不符时，应当修正理论，而不是改变现实。布氏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战略家之一，其视野要比米氏宽阔，思维也有创新。事实上，在中国崛起开始受美国战略界关注之时，也正是中美关系在“9·11”之后进入了一个新蜜月期之日。崛起大国必定要同霸权国家走向冲突的理论明显与事实相悖。
如果以理性、务实的思维来审视中美关系，可以看出：一方面对中国来说，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已经没有非和平方式实现崛起的道路可走，和平崛起是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美国如果不接纳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而是执意要遏制中国，阻止中国崛起，那只能是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最终导致美国加速衰落。除此之外，当今世界，需要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各国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像气候变化、核扩散、恐怖主义、全球危机、能源安全等问题，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显得非常乏力。就是处理传统的国家间关系，面对核毁灭的威胁，传统现实主义也陷入困境。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求及国家发展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必然导致国家之间会为了争夺资源而战。那么，这个矛盾是否无解呢？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查尔斯·沃尔夫曾提出“宇宙空间论”，认为：正像宇宙空间是不断扩展的一样，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一个国家的“和平崛起”将扩大其他国家可占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空间。沃尔夫的观点可以从二战后的国际政治中找到许多证据。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再没有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战争；更为重要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并没有给发达国家造成“断奶效应”，反倒促使发达国家互为市场和投资场所，以至于目前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远比它们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密切得多；石油生产国运用石油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虽然导致“石油危机”，但却没有导致发达国家衰落，反而“倒逼”发达国家推进科技革命，开发新能源和新产业；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并没有以周边国家的经济衰退为代价，反而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机遇。
发展中美关系还需要摈弃冷战思维。在当今世界，至少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已经没有截然的国家层面的“敌人”，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中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这里面自然包括美国。当然，这里并不是否认美国有对中国“西化”、“分化”的图谋，而是说要摆正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中的位置，认清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处境和立场。
发展中美关系必须树立合作共赢的思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合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根本途径。中美关系从布什时期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到奥巴马时期的“积极合作全面关系”，都突出“合作”这条主线。中美关系要保证“坏不到哪里去”，就必须加强合作。一方面要加强两国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和议题上的合作；另一方面还要合作管控两国之间的各种矛盾、分歧、争端，使它们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与此同时，积极寻找化解这些矛盾、分歧、争端的办法和出路。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对中美之间的争端，也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