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从欧美引入的电视娱乐节目形态，“真人秀”在我国己走过近十个年头。其中以《超级女声》、《梦想中国》、《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等领军的选秀类真人秀节目在全社会以及学术理论界都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尝试用传播学的虚拟环境和培养理论分析选秀类真人秀节目的影响，以期更加明确大众传媒的责任，为国内选秀类真人秀节目做一点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选秀；超级女声；虚拟环境；培养理论
一、引 言
2004年，《超级女声》将来自四川德阳的16岁普通小女生张含韵塑造成了家喻户晓的大众偶像，一夜之间，由湖南卫视制作打造的这档节目成为关注的焦点。《超级女声》从一开始就不设门槛，吸引了15万人报名参加。据央视索福瑞2005年7月调查统计显示，它在白天时段最高收视率突破10%。很大一部分观众还以短信投票的方式加入到节目中来，在七选五的决赛中，得票最多的选手有82万条短信支持，五选三时，竟达189万。湖南卫视的广告收入达15秒11.5万元。报纸、电视、互联网几乎每天都在报道《超级女声》情况，并发表了无数相关的评论。《超级女声》的fans们各自为阵，自发的建立起属于自己偶像的俱乐部[1]。如此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引来各家媒体纷纷效仿，紧随其后的《我型我秀》、《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等，也都凭借独特的节目魅力，吸引了众多电视受众，影响巨大。
“超级女声”及其之后的选秀类节目具有更深层次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以用传播学的虚拟环境理论进行解释。
二、选秀类真人秀节目的影响：虚拟环境理论角度
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便在《自由与新闻》、《舆论》等论著中提出了现代人“与客观世界隔绝”的问题。他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李普曼同时指出：“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因素，即在人与他的环境之间插入了一个虚拟环境，他的行为是对虚拟环境的反应。但正因为这种反应是实际的行为，所以它的结果并不作用于刺激引发了行为的虚拟环境，而是作用于行为实际发生的现实环境。”[2]
(一)虚拟环境的向导作用
“眼见为实”，亲身直观外部世界应该是可靠的，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亲身直观感受只局限于感觉所及的范围，何况还不能排除感觉不能识别的假象。正如李普曼所说：“人欲得到关于现实环境的真实图景是枉费心机。现实环境如此巨大、复杂而又稍纵即逝，根本不可能被直接获知。人类在这个环境中生存和行动，必须将其重建构成一个更为简单的模式，大众传媒完成了这个任务。与媒介传播的关于这个世界的图景相比，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直接观察是如此微不足道，我们必须依赖媒介而生活，未被报道过的就是不存在的。我们经历的环境只是通过媒介简单化之后的虚拟环境。”[2]所以，由媒介创造出来的虚拟环境对于人们认识社会环境变动有其客观必要性：作为现实世界的图像缩微，它为人们提供了相对简化的认知框架。
电视选秀节目设立的比赛方式仿佛是人类社会竞技比赛的一个小小缩影，节目的策划者们制定了许多游戏规则，鼓励和促使每个选手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能量，以最积极的方式投入到这场虚拟的但又真实的生存竞争中。“人生何处不PK”，参加者和观看者从中都更深刻地体验了“适者生存”的残酷。节目所鼓励和赞扬的积极向上、蓬勃进取的精神和健康的心态，既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推动着现实生活中的人。[3]
(二)虚拟环境的误导作用
但虚拟环境又确实不是外部世界本身，媒介所表现的也并不是完全真实的社会，而是经过编辑、加工、提炼后的类型化了的结果。美国传播学者兰古夫妇将这种不可避免的操作称为“自然的歪曲”，认为“那些人将自己视为生命的观察者，却并没有发觉到电视所拍摄的事件及其主体是经过制作而受到控制的事实。”过多地接触这些“未能真实全面地反映现实世界、或只是提供单面的、不健全的新闻，甚至是以扭曲和错误的方式提供了一幅虚假的现实世界景象” 的拟态环境，可能会使“受传者对于社会上究竟什么才是通常的、正常的、合乎常规的事情反而知之甚少”，[4]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现实世界的错误或扭曲的看法，难以把握现实世界的真相。
选秀类真人秀节目的主要受众是心智尚不成熟的青少年，其活动范围和生活经历都有限，除了在家庭和学校学习间接经验以外，他们更容易从大众传媒中获得对某概念的认知或者模板的认识。正如彩票推广者永远只会浓墨重彩地渲染中奖者的一夜暴富，平民造星类的娱乐节目展示的也不会是竞争何等的残酷，机会何等的渺茫，而是将有强烈对比的普通平民和耀眼的明星联系起来，聚焦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彻底改变、一个耀眼明星诞生的全过程。青少年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环境中获得了对“成功”这一概念的认知，那就是：“成功”其实很容易得到——只要参加这样的节目并且成为优胜者，梦想的生活就触手可及，难免会产生通过参与节目不劳而获的幻想。
按照虚拟环境理论，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虚拟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现代环境不仅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了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一个循环链也就此形成：媒介对一夜成功的强调和渲染形成了虚拟环境——虚拟环境影响到青少年行为(包括对成功标准的单一化、过分追逐成名而忽视踏实努力)——社会现实环境趋于浮躁——虚拟环境更为浮躁——更加影响青少年行为。[5]这对青少年的发展，是十分危险的。
三、选秀类真人秀节目的影响：培养理论角度
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传播学者格伯纳(Gerbner)及其同事开始对电视效果做长期、大规模的实验和研究，而后他们得出教养理论(Cultivation Theory，又译涵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对大量电视观众来说，电视实际上主宰和包容了他们的信息、观念和意识的来源；受众接触这些相同信息所产生的效果就是一种教养作用，即这些信息教导了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角色观或共同的价值观。[6]
具体到电视选秀类节目中，媒体的培养教化作用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选秀类节目造就的平民明星榜样的力量更具示范性。电视选秀节目成就的明星大多是20岁左右的青少年。相似的年龄、相近的背景，使得同龄观众更容易选择他(她)们成为榜样。实际上，他们在选秀过程中表现出的实力、勇气、坚强、豁达等美好品质具有积极的理想人格导向作用。
另一方面，选秀类节目过分鼓吹“秀出自我”易滋生极端个人主义。电视选秀节目标榜追求个性、张扬自我，本意是传递勇于表达自我的精神，但由于许多节目在宣传、运作时把握不当，过分渲染，导致部分青少年产生极端个人主义的苗头，价值观念向个人本位偏移。“想唱就唱”、“有型就要秀”等情绪化、带有煽动性的口号，使得一些人自我意识过度膨胀，过分强调个性，背离社会道德和规范，不顾影响地“乱秀”。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只关注个人发展，忽视集体利益；只讲权利、荣誉和金钱，很少考虑义务和责任，从而导致社会责任意识淡化。
同时，节目的评选标准不明确易混淆价值判断。电视选秀节目大都是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决出胜负，往往谁人气高谁就越能取胜，节目本身并没有统一明确的评选标准，甚至各种表面、虚幻的东西也能成为评判的尺度。比如“加油！好男儿”，整个节目对什么是好男儿的标准极其模糊，仿佛只要在舞台上唱唱歌、摆摆秀就是好男儿。[7]这很容易让青少年在评价自己和他人时产生困惑、迷茫、焦虑等情绪，致使价值判断标准失范。
四、结 语
选秀类真人秀节目本身无对错，作为媒介营造的虚拟环境的一部分，其初衷是为人服务。希望大众媒体在此类节目的制作播出过程中更多考虑自己的社会责任——受众“虚拟环境”构建者和培养教化者的责任，设置道德底线，做到有度有节，并不断提高节目质量，真正发挥娱乐真人秀节目的积极影响，尽力避免其消极作用，这样才能在市场中既获得利益、又赢得尊重，选秀类真人秀节目这种娱乐形态也才能走得更远，而不是像泡沫一般无声消散。高慧艳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汪宴卿。超级女声的后现代解读[D]。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126-127.
[3]王静。梦想的指引——论电视选秀明星对青少年的道德示范[J]。社科纵横，2008(9)。
[4]沃尔丁·赛弗林，小詹姆斯？W?坦卡特陈韵昭译。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5]孙旭培，张爱莲。电视娱乐节目“平民造星运动”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J]。山东视听，2005(8)。
[6]马兰。点击传播[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7]孙琦琰，张恒龙。电视选秀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J]。当代青年研究，200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