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迈向科学发展的新部署。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勾勒出中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民主、民生方面的发展路径与图景，“十二五”规划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入手，系统规划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蓝图和重大举措。全会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快速现代化进程及其阶段性推进
作为一个超大型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要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从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的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从相对封闭向对外开放且不断提升开放水平的巨大转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几重历史性转变的重叠，使这一过程具有异常丰富的内涵、难以比拟的独特性和前所未有的难度。
特别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相对历史上经历了几百年的先发现代化过程而言，不仅在内涵和所要完成的任务上多于前者，而且发展速度更快于前者。所以，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阶段性变化，就显得相对急促，新矛盾、新问题的出现也较快、较多。这就要求，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自觉地随阶段性变化而及时转变，发展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创新和完善。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全球化与国内改革开放双重机遇下，中国走出了一条开放条件下的高速工业化道路，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面临诸多新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重大不平衡状况。党的十六大冷静客观地指出，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十六大提出了在新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中国经济社会正处在一个重大阶段性变化的转折时期，这种阶段性变化提出了一系列必须解决的新问题、新任务。对中国而言，由工业化中后期这一经济发展重要阶段性转折时期所决定，由现代化转型蕴涵的多重转型和发展任务所要求，特别是由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属性和目标的要求，必然面临着以转变发展方式为核心的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任务。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完善发展模式的新任务。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总结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基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及其特征的深刻把握和自觉认识，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实质上是要在进一步完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模式、体制和机制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为在新世纪经济社会新一轮的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思想。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其中贯穿的“一条红线”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使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效应。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大以来，面对进入新阶段，如何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凸显的矛盾和问题，各地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融入到促进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中，虽然只有几年的时间，但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出现了非常可喜的局面。
然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推进经济社会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任务，经济社会发展要从开始转入科学发展轨道进展到全面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经历一个艰难的奋斗过程。
迈向科学发展的新部署
即将制定并实施的“十二五”规划，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也就是要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中完善发展模式，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向科学发展轨道的全面转变。
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将迈出更大的步伐，迈向更广的领域，形成以提升中高端产业竞争力为重点的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及产业转型升级战略。
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建设人才强国，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科技和人力资源基础。在推进技术进步的基本目标和过程中，由引进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的转变是新世纪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和道路的努力方向和基本特征。
为了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要形成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战略。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持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使从事农业的人群走上产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具潜力的领域。要积极而稳妥地调整农民工市民化政策。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努力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以全民共享的利益分享机制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分配差距这个深层次源头不解决，诸多影响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就会继续累积。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要形成比较均衡的能够保持较大有效需求推动力的利益格局，让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为了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全面发展，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形成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的机制，使政府支出结构逐步向同等发展阶段国家平均水平调整，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全面做好人口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形成以促进节能减排增效和生态环境保护、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为重点的绿色发展战略。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保护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结语
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科学发展中逐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正在科学发展中不断解决。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艰巨任务，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保持清醒认识，采取有力措施，大胆探索实践，积极进取奋斗，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毛立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
王小锡解读“包容性增长”： 重视以人为本、理性思维
我们都很关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这几天，我听到大家对一个词议论比较多，这就是“包容性增长”。到底什么是“包容性增长”？近日在我校举行的全国经济伦理学讨论会上也有关于“包容性增长”的讨论。我想，是否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种是看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平衡，因此，要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另一种是要进行理性思考。我还没有看到标准的提法。我的理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复杂、比较系统的概念。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既要看到问题和困难的存在，又要想尽办法解决。
我还有一个想法，“包容性增长”是只要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和方式，都可以在以人为本的实践观点指导下试一试，都可以接受。要允许探索的过程中有失败，允许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要目标明确，符合理性要求。目标要明确，路径可以多种多样，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不出现问题，不可能不犯错，不能够出现问题就退缩，要允许失败，允许走弯路。这里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理性思维，要反思片面强调GDP的做法，反思经济增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至少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这就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在这次五中全会上，道路拥堵的现象也引起了很多人关注。现在不光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成为“堵城”，许多中小城市也出现了堵车问题的苗头。就我生活的南京来说，堵车趋势也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上班时。非高峰时段，从家里到新校区20公里的路程25分钟就可以开到，但是高峰期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到。我想需要好好思考城市拥堵现象了。毕竟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靠私车拥有量多就能解决问题的，车子多，更要通。我想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重视，一是在硬件上疏通，包括加强地铁、道路建设，开辟公交车优先道等；二是要思考制度问题，怎么使得大多数人出行更方便。另外，还有一个观念的问题，目前从客观上讲，开私车上班、不愿意乘地铁和公交的观念还纠正不过来，因为我国有地铁的城市不多，地铁能四通八达的只有少数城市。南京就只有两三条地铁。据我了解，居住在南京地铁线路旁的人大多愿意乘地铁，但是管理水平一定要上去。
这里，我认为政府不仅仅是一般管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科学管理的问题。看上去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大家有车子了，但是堵车却严重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是没提高，国家公共服务的理念和配套举措还没有跟上，要进行科学调配。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小锡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本报记者陈静/采访整理)
汤敏：包容性增长强调平等发展机会
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增大改革的阻力与难度，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但政府部门与学术界对于具体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手段来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近年来一直有争议。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在所难免，任何政策都是于事无补的也大有人在。这些都有待通过“十二五”讨论来解决纷争，寻求共识。
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核心要义，就是强调社会弱势群体、低收入人口有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能从经济增长中更多受益，强调增加劳动者收入在整个GDP的占比，使弱势群体、贫困人口都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有很多共同之处。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经济保持高速和持续的增长；只有通过高速和持续的增长，才能创造大量就业与发展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仍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之中，市场、体制和政策的不完善会造成经济增长过程中机会的不平等，并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消除各种各样的机会不平等，从而促进增长的包容性。
为了促进机会的平等，政府需要在三方面努力：第一，增加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以及其他社会服务的投入，以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与发展潜能；第二，加强政策与制度的公平性，消除社会不公，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第三，建立社会风险保障机制，以防止与消除极端贫困。(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汤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实习记者杨天波/采访整理)
杨世文：包容性增长是科学发展观新成果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是针对片面追求GDP增长所提出的新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新成果。“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求是机会均等，精神实质是公平正义，实践过程是关照弱者。“包容性增长”的思想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也适用于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这个规划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行动纲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性规划，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新境界、新历程的宣言书。本次全会，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它必将以其新视野、新观念、新面貌而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世文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报记者张春海/采访整理)
包容性增长：机会平等基础上的新型增长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形成关于包容性增长统一的正式定义，但对核心含义基本形成以下共识。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就是在机会平等基础上的增长。就一国而言，包容性增长既要强调为所有人创造机会，又要让所有人获得机会。简言之，就是保证社会各阶层都能平等地参与发展过程并从中受益。在国际层面，包容性增长要求倡导开放与合作的国际环境，使各国公平地参与国际经贸活动并受益。
包容性增长体现公平发展目标新共识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关于发展本质问题的认识，为包容性增长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首先，需要提到关于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1971年丹尼斯·古雷特(Dennis Goulet)指出，发展至少有三个基本内容——生存、自尊和自由。所谓生存，就是提供基本生活需要，包括食物、住所、健康和保护，以维持人的生存；自尊就是人要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感受到自身的价值，而不是为了他人的目的被作为工具来使用；所谓自由，就是从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各种社会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简言之，发展的本质就是追求以人为本的发展，在不同层次上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1998年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 森(Amartya Sen)则指出，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和权力。根据这一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类发展概念，并从1990年起发布《人类发展报告》，比较和评估各国的发展状况。
其次，可持续发展思想为包容性增长提供了理论基础。按照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定义，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其核心思想是，健康的发展应建立在可持续生存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
最后，关于公平发展目标的新共识更为包容性增长提供了理论基础。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追求公平本身是一项重要的发展目标。该报告区分了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从道德和伦理来看，给所有人提供机会平等是人的基本权利；从工具作用看，创造人人平等的机会将有利于发掘经济增长的潜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否则，可能导致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低效使用，也可能降低制度和政策的质量、破坏社会和谐、增加社会冲突。世界银行认为，只要机会和过程公平，人们往往倾向于认同或接受一定程度的结果不均等。因此，世界银行特别强调机会公平，同时也主张避免结果严重不均等造成的极端贫困。
在上述思想影响下，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可从以下三方面来把握。第一，包容性增长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关注所有人群的发展。第二，包容性增长特别强调社会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且应包括以下一些要素：保护弱势群体，消除绝对贫困；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重视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重视社会稳定；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等。第三，包容性增长特别强调机会均等，同时避免严重的结果差异。这里，机会均等特指消除个人的环境差异，例如宗教信仰、父母教育背景、地理区位等外生因素差异。由于个人努力差异形成的分配结果的不均，不是包容性增长战略所关心的重点。当外生的环境差异存在时，产权和人权体系可能出现扭曲，社会冲突增加，此时需要公共政策干预；而个人努力存在差异时，收入和财富分配将出现差异，此时反映出市场激励需要强化，发展战略应该更关注如何培育创新和企业家队伍。
包容性增长＝共享增长+社会包容
根据亚行研究报告，包容性增长关注创造经济机会和确保人们公平地获得，那么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要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会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最终目的是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受益，以实现公平合理的共享式经济增长。
从政策选择来看，包容性增长战略应该摒弃以往的GDP导向增长方式，注重实施以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为导向、促进民生发展的增长政策。对于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增长政策的重点在于消除贫困、加快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重点在于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加快国内经济、区域经济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步伐，发掘市场潜力，推动三个重要的经济转型——从多样化向专业化生产转型、从简单依赖储蓄和物质资本的积累与投资向依赖能力的创新转型、从依赖简单劳动向高技能劳动转型。就业机会的创造更多需要市场机制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来驱动，但市场常常失败或缺失，因此，政府的作用就是消除市场引发的障碍和扭曲、改革制度约束和纠正政策偏差，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这就要求政府加大物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提升构建制度能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保护产权制度、维护法律规则和市场更好地运行。
实施包容性增长战略另一方面的政策选择则是促进社会包容性，确保公众公平合理分享发展成果。这就要求，政府应在三个领域实施公共政策干预。第一，投资于教育、健康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以提高人们的能力。这一领域存在较强的外部性，同时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政府的作用在于确保这些社会部门投入足够的资金、提供有效的制度能力和政策框架以及良好的治理。当公共品供给不足时，私人部门可能会介入卫生保健和教育服务，由此引发许多问题。由此，社会服务的公平获得既需要供给政策确保有效优质的公共服务，也需要配合需求政策以避免败德行为。
第二，社会包容性需要良好的政策和健全的制度。如果人们不能获得合理的报酬、产权得不到保护、难以获得所需的生产要素，那么就业机会就难以在社会均等地获得。这就意味着社会公正出了问题，在其背后要么是糟糕的政策在起作用，要么是治理机制出了毛病，要么是制度安排或市场机制不太健全。由此，政府的作用就在于矫正这些制度或政策的扭曲，倡导社会公正和经济公平。
第三，社会包容性还需要政府提供社会安全网，为最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提供基本保障，以减轻外部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于低收入和弱势群体而言，当面临疾病、宏观经济危机、产业重组和自然灾害时，社会安全网是必需的。社会安全网一般泛指政府主导形成的社会安全保障系统。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等保障。对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就业保障、各种社会保险(失业、工伤、健康和养老等保险)、各种救助和儿童保护等，是社会安全网应特别予以关注的建设内容。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建华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洪成得：今后十年是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
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节点”。这包含两个意思：首先，当前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其次，当前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来，我们克服种种困难，抓住各项机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使这十年成为我国综合国力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黄金期”。
而今后十年能否取得新世纪头十年的辉煌成就，关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抓住以经济发展转变的关键来推进科学发展，实现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解决部分区域和部门存在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状况。第二，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目前，我国社会存在部分群众不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状况，突出表现在如何保障和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分配、资源共享、弱势群体帮扶等社会问题上。第三，解决和实现上述两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而深化改革开放政策的关键在于人民群众思想观念上的转变，特别是地方领导干部在观念上的转变。地方领导干部要改变“政绩观”这一观念，不能以GDP的高低作为干部的衡量标准。这样会导致地方领导干部急功近利，盲目注重以追求高GDP为目的，从而忽视对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社会公平正义的均衡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居安思危，认清和把握人与自然之间、产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社会在未来十年继续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黄金期”，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目标。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洪成得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实习记者李贺/采访整理)
发展模式转型：利益和机制调整是关键
中国“十二五”期间将是面临重大挑战的经济增长关键期和结构调整敏感期。一方面，尽管经济总量已迈入世界前列，人均GDP将超越5000美元，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但仍有大规模农村劳动力需要进入现代经济流程，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另一方面，发展尚不均衡，新旧矛盾交织，国际冲击加剧，各种挑战出现。我国经济社会结构若不能在此期间作好调整，发展模式不能转型，经济发展或将受到“停滞”性挑战，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是困难的。“加快转变”已成为共识，但人们对发展模式及其转变的内涵、实质、方向却仍似不甚明了，不免影响到转变的效果。
转型的实质：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帕累托改进
经济理论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等于“发展”，“发展”又不同于“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发展—可持续发展四个概念的演进过程中，经济结构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被渐次纳入，范畴不断扩大和深化。
经济发展模式作为一定的自然约束和社会约束下一个经济体实现发展的战略、方式、途径和机制，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和自然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既因时代条件不同而具有“阶段性”、“发展性”，又具有“非均衡—均衡—新的非均衡—新的均衡……”内在规律的同一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可被视为一个连续的再均衡过程，即根据不同国情、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动态地通过发展战略转变、发展机制转换、制度结构创新和利益格局调整，使自然—经济—社会从非均衡状态向相对均衡状态收敛，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
在理论上，以人为本、市场配置和结构均衡的可持续发展是理想状态，但它是发展模式转变的长期基准目标。这一目标强调三位一体：(1)技术创新推动总量增长；(2)要素配置均衡协调；(3)公平激励，成果分享。实现上述目标的核心，是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调节机制，唯此才能逐步进入内生式均衡发展路径。
我国仍处于模仿、赶超与结构非均衡发展阶段
后发国家非均衡发展模式，本质上是其国家赶超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从经济理论逻辑来看，当发展过程中存在系统性的高收益、增长部门时，动员资源集中投资在这些部门，就会有产生规模收益递增、即结构配置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的赶超型发展速度，赶超基本上是以结构失衡为“常态”。后发国家赶超的实质就是通过政府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现代化部门实现经济扩张的加速。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资源被集中到工业上来，就会产生明显的赶超增长；从封闭的国家变为开放国家也可能得到全球化的收益；而城市化带来的空间集聚也会产生很大的规模递增收益，从而形成赶超速度。这些由于结构非均衡配置资源导致的规模收益递增过程，会在一定时期内大幅度提高一国经济潜在经济的增长率，非均衡地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已有的世界经济史证实了这一点。
发达国家数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经历了原始积累、大工业、集约管理和知识创新四个阶段，具有如下典型特征：①经济发展的动力表现为“劳动力投入—资本积累—集约管理―知识创新”的演化路径；②主导的产业结构经历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变化过程；③与不同阶段相适应的是政府角色从要素积累阶段的“直接数量型干预”，到集约化阶段的“市场化价格调节”，再到创新阶段的“扩大与人口质量相关的公共支出”的转化。在经过原始积累和大工业两个古典增长阶段的非均衡赶超竞赛后，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在20世纪初叶进入了集约和创新的现代增长阶段，此后基本上处于结构相对均衡的平衡发展路径。
中国目前正从原始积累阶段迈入大工业阶段，并具有管理创新、知识创新阶段的某些特点，但总体上仍处于模仿、赶超与非均衡发展阶段。现有发展模式的特点是：物质的数量扩张主导了发展目标；经济增长从弱环境约束下的低成本要素积累获得主要源泉；通过全球配置、“干中学”和竞争性模仿机制来弥补国内资源、市场和技术等方面的不足，保持发展动力；以国家动员型体制和政策强干预为根本保障；以结构非均衡为基本手段和表现特征。通过60年两阶段的不同经济赶超战略，每30年完成一大飞跃，到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初步完成了从一个农业大国向中等收入国家和小康社会的转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较好地利用了全球化机遇，充分调动和发挥了本国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驱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使物质积累和产出能力达到全球总量第二位的水平，但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面对内部风险累积和外部强制纠正，以“四高四低”(高外需、高投资、高消耗、高排放，低要素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价格竞争、低环境约束)及结构失衡为表征的发展模式，走到了重大抉择的关口。在城市化加速发展背景下，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更加紧迫。
转变的关键：政府行为调整及制度创新
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在于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积极发挥市场基础配置资源作用，对政府为主导的利益格局和发展机制进行调整。全能政府并不是一个可行的价值取向，在资源与权力集中于政府的同时，意味着经济与政治风险也集中于政府。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与结构调整一直是知易行难，其核心问题可能是政府过多关注并主动参与了调结构。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计算了大量的综合平衡和最优结构，但越调越失败，关键不是人为提高何种比例，而是要解决利益、机制和体制转型，让市场起到基础配置资源的功能，同时积极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保障社会福利分配的帕累托改进，保障自然与增长的均衡比例调整，才能走上均衡发展道路。因此，转变发展方式的本质是市场与政府配置资源职能的再划分和确定过程，是利益、机制、体制和激励，而不是很具体的比例调整。
随着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发展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政府行为与城市化高度相关。在城市化处于低水平时，农村是自给自足的，政府从农村征税本身就是直接拿走农村的剩余，政府无需返还给农村。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时则完全不同。城市纳税人必须享受到纳税人权利，即政府为城市居民生活进行的长期服务，包括养老、就业、子女教育、公共基础设施、住房和环境等。现代政府的大量支出与纳税人需求相一致，形成了所谓财政的公共支出性质，这有别于低城市化条件下政府以动员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环境，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公共福利支出成为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城市化水平越高，政府福利支出这一公共目标就越强。当前中国财政支出体系已经从生产支持转向了公共支出和管理，国家和企业目标就产生了显著差异，这一转变过程与城市化密不可分。2010年城市化率接近50%，预计到2020年城市化率接近60%，城市化才进入平稳期。据有关国家的经验，如果在此阶段政府仍然过度集中资源并主导发展机制，导致政府长期高综合负债率，企业税负压力加大，一旦在开放过程中受到外部冲击，经济不景气时间过长，就会出现财政或货币性危机，甚至企业大面积破产，经济和政治风险加剧。这一点在拉美和东亚国家已经出现过。因此，寻求转换发展机制，创新制度结构，调整利益格局和改善政策激励，已经时不我待。
伴随城市化加速发展，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府需要很大的转型力度。只有政府转型成功，才能理顺市场和政府干预的摩擦，也才能满足人民日益需要的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由于中国作为大国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且经济增长仍处在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在存在结构性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政府实施的干预资源配置就有了其内在的经济逻辑和动力。政府干预的激励机制在短期内较难改变，往往导致干预路径被锁定，结构和机制调整困难。在行政管理体制未得到理顺前，政府职能转变也只能流于表象，发展模式的转变也会困难重重。因此，在现有条件和宏观稳定基础上，需要从制度方面进行创新，以民为本，以市场为基础，转换政府干预性政策偏向，改善内外关系和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在经济短期稳定性和中长期结构均衡化之间进行平衡，依据可持续发展规划目标加以渐进的、连续不断的牵引和约束，才能逐步将非均衡发展模式纠正调整到相对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平 王宏淼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十二五”规划对未来发展极其重要
作为高校教师，我非常关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因为十七届五中全会着重研究“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我认为“十二五”规划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未来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极其重要。
我认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转方式、调结构的紧迫性有两点：第一，我国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于转方式、调结构提出了紧迫要求；第二，我国经济发展内部条件的变化对转方式、调结构提出了紧迫要求。首先是高投资、高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其次是高度依赖出口增长的动力结构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安全隐患。
立足扩大内需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点。扩大内需必须全面实施积极就业促进政策，以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作为重点，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扩大内需必须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扩大内需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以消费为动力的经济增长结构；扩大内需必须加快城镇化进程；扩大内需必须协调发展民营经济。
转方式、调结构必须与体制改革同行。继续深化产权改革和消除垄断体系，推进公平竞争；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生产要素价格体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孔祥云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实习记者李昆仑/采访整理)
魏晓文：重视民生将是“十二五”规划突出亮点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描绘了中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和民生等方面的宏伟蓝图和发展愿景，为未来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重视民生”成为“十二五”规划转型中的突出亮点，更是未来五年中国谋发展、促发展的工作重点。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我国最大的国情，体现了五中全会充分尊重科学、尊重民生、尊重现实的态度，为确保“十二五”规划制定和实施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夯实了基础。
五中全会的召开，将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这种见效相对较慢的措施放在突出位置，表明了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新的经济发展思路正在形成，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财富积累，而是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民的福祉，实现国富与民富的协调发展。
五中全会表明政府就是要抓民生、促发展、推动民生与经济协调并进，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这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期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把群众的声音和愿望变成可触摸的现实，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与稳定和谐发展。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魏晓文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实习记者李昆仑/采访整理)
陈昌凤：提升中国发展品质
十七届五中全会与经济、社会、民生联系特别紧密，所以引发了大家的期待。网民普遍希望的是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富足，希望“十二五”规划在收入分配、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有更大的作为。宏观方面的调整发展模式、加强创新性创造性，也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媒体普遍关注到一个概念：“包容性增长”。这是一个有创意的提法，也体现了人文精神与科学发展观。总体而言，五中全会精神有利于解决目前中国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激励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提升中国发展的品质。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昌凤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实习记者李昆仑/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