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泰斗江平：中国司法“活史书”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路琰
今年9月18日，被称作中国民法泰斗的江平出版了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新书发布会上，台上台下坐满了来自政法界的知名人士，其中半数是他的学生。在法律界，提起中国政法大学的“老校长”，大家就知道是说江平。其实江平只在政法大学担任了两年的校长，但20年过去了，这个称呼一直未变，简单的‘老校长’三个字，是人们对这位法学大家的尊称，也说明了江平在法律界的影响力和地位。
江平的家在北京南五环一个高层公寓里。这位80岁的老人，因为中风后遗症，说话已不再像以前那样中气十足，挥斥方遒，甚至采访前要先戴上助听器。然而，一谈到法制和理想，谈到国家和年轻人，斜靠在沙发上的江平立刻昂首挺胸，眼中是烁烁光芒，仿佛还是当年那个热血青年，风骨依旧，赤诚不改。
当代中国法制史的缩影
10多年前，江平搬到这处寓所，远离市中心，但他的生活并不清静。不仅登门造访的人络绎不绝，他自己还主动在各个场合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发表各种演讲和评论。
有人把江平视作新中国60年司法进程的活史书，这个比喻可谓恰如其分。从上世纪50年代到苏联学法律，到改革开放初期参与制定《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到近年来《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与颁行，江平都积极介入。新出的这本自传中，不仅记载了他人生经历中的沉浮与枯荣，更是看做当代中国法制史的缩影。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想到写这本书的？
江平：我的弟子们总是劝我写一本回忆录，将我的经历留给后代，我一再犹豫，之后还是答应下来。起始是自己动手写，把我参与立法活动的经历写了约10章近10万字左右，就彷徨起来，这些破烂东西有谁去看呀？一停笔就是半年多。后来我的学生们给我配备了一位助手，由我口述、他记录整理、我再修改，形成了这本40多万字的自传。现在回头看，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也不那么重要了，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法学界的后辈们有所启迪，那就不辜负写这本书的初衷了。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取了这样一个书名？
江平：这个名字来自于我自己诗词集中我最喜爱的一首词，《临江仙·悲歌》：“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无穷。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我是从中选择了“沉浮与枯荣”作为书名，讲述了自己的“沉浮与枯荣”。
环球人物杂志：这么多年，您经历了中国法制曲折的历史进程，回头看是否有很多感慨？
江平：我们搞法律的人，从前天真地认为，过去出现那么多问题是因为没有法制，后来渐渐看到，仅有制度，是不可行的。就像苏联，有法制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是不可行的。学法的人最终要的不是去制定法律，而是要有法的精神。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认为什么是法的精神？
江平：正义，公平。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中国法制的思考，您会把自己的想法和老朋友们一起讨论吗？
江平：在我这样的年纪，老朋友不多了，我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也很少有机会邀请朋友们坐而论道。大家都共同经历过很多事情，都放在心里了。
含着眼泪奔跑的人
江平1930年出生，浙江宁波人，少年时代生活在北京，就读于当时著名的崇德中学。这所由中华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也是杨振宁的母校，“那里的氛围较之公立学校更自由，所以我有机会参加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争取民主自由”。1948年，18岁的江平考上了燕京大学入读新闻系，铁肩担道义，是江平最初的理想。“我大概只上了半年课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搞革命去了。”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江平作为年轻的革命者，参加了北平市团委的筹备工作。两年后，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留苏学生，去喀山大学学法律，“因为列宁是喀山大学法律系出身，我们能够和列宁上一所大学，真是觉得很光荣。当时的领队就号召我们‘抢白旗’，俄文的最高分是5分，俄语中5分的发音有点像‘白旗’，所以把考5分叫‘抢白旗’。”
原本6年的课程江平4年就结业了。他赶回国工作，和恋人完婚。那是1956年，锦绣前程和幸福生活一起在他眼前缓缓展开了第一缕光芒，然而，没多久就迅速熄灭。
“反右”运动中，江平写了一张大字报，被定性为“对党恶毒攻击”，打成右派。之后，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他离婚。江平被逐出政法学院，派到北京西山抬钢管，有一次过铁路，他居然累得连火车声音都没有听到，整个人被卷到了火车下，一条腿被生生压断。江平说，那时候他总是想起一句话：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
这段时光在耄耋之年依旧让江平铭心刻骨，“至今有时还在梦中杂乱地回放着那惊心动魄的情景，醒来仍心有余悸。”好在，江平总算是活了下来，并且又有了一个新的家庭。“文革”中，夫妻分居两地，江平独自带着儿子到延庆劳动改造，冬天寒风刺骨，无处取暖，江平也没钱给儿子买棉衣，只能把自己的旧大衣给儿子改成件棉袄，他还学会了给孩子织毛衣。
时月艰难，江平把从苏联带回来的书卖给收废品的人，这些书都是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用奖学金买来的。卖书那天，江平写了一首五绝：“西天朝圣祖，读经寒窗苦。谁知归来后，卷卷皆粪土。”
怨愤也好，绝望也好，心底总有些东西舍不下，“有几本介绍西方国家民商法的书，有一本《罗马法》，还有就是俄文本的几种理论性的经典书，没有卖掉。那时我想，万一哪天还能站上讲台，这些书还是能用得上的。”
骑自行车开会的人大常委
江平梦想中的“那一天”终于来了。1978年，他重新回到北京政法学院，登上了法律讲坛，率先在国内开设了介绍西方国家民法的两门课程——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课程的参考书，就来自于他在“文革”中留存没卖掉的那几册书。
站在三尺讲台，久违的自信和飞扬意气又重回江平身上。知名法律学者贺卫方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江平的研究生，他依旧记得老师那时的风采：“他站在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悦耳的嗓音，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仿佛一条精神的河水在课堂之上款款流动。”
1994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读书的学生王东，至今还清楚地记着开学典礼上，前任校长江平的致辞：“你们这些学习人文科学的人，迟早要担负领导国家的责任，我们要有信念，做到只向真理低头。”此后，印有“只向真理低头”的T恤衫，成了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的标志。
江平深爱校园，深爱学生，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对人生的感受，第一个就是，如果来生再让我选择的话，我还要选择在大学当教授，还要教法律。”
在教学期间，江平还参与了多部法律的制定，包括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和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民法通则》是一部民事基本立法，其中第一次肯定了中国人的私权，被称作“中国民事权利宣言”。1988年，江平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后近20年中，《公司法》、《信托法》、《合同法》、《物权法》等中国重要民法的起草和出台，都有江平的积极奔走参与。
每次去人大开会，江平都是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有一次愣是在人大常委会的会场被警卫挡驾，警卫实在没见过骑自行车来开会的常委，说什么都不放江平进去。从1978年到现在，江平从来没有离开过工作。他至今还在担任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回望过去，江平感慨万分：“应该说我是不幸者之中相当幸运的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失去了22年的光阴，我现在80岁，如果按60岁退休，我应该补回20年了，如果再干2年我就把失去的光阴都拿回来了。但是终究说来，我的来日不能为法学做太多贡献了。”这位性格刚毅的老人少有地发出一声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