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远处树荫下的自家院墙时，唐志会哭了。
她哭得几乎无法站立，无法遏制，一阵阵哽咽渐渐被泪水淹没。
这是唐志会八年来的第一次回家。
八年前，她还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15岁小姑娘，一个因为没钱交学费而辍学的初一女生；如今，她一身伤痛地回来了，依然孤苦伶仃。
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里，命运一次次地嘲弄她——先后失去弟弟、姐姐和妹妹；母亲死于非命，自己又被劳教两年；在经年上访中，四次被送进精神病院，直至今年4月才又走出……转瞬即逝的青春，留给她的只有孱弱的身体和一只渐趋失明的眼睛。
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盖的，基本完好。走进杂草丛生的院子，昏暗的堂屋已缀满蛛网；墙上的日历，还是“2003”的——那是她离家的那一年，当年她仓促离去，卧房内的被子至今还散乱地摆放着，窗台的边上，一个缺了角儿的作业本落满灰尘，上面歪歪扭扭的“唐志”还依稀可辨……
2010年8月11日黄昏时分，唐志会下山了，每走一步，她都要回头望望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家，泪眼迷濛望着眼前的一切，如同凝望自己的苦难，凝望曾经出现在这个屋子里的妈妈、姐姐和弟弟，以及那些曾经的欢笑。
变故迭起
唐志会的家在安康市汉滨区恒口镇安子沟村三组。在村民印象中，早些年的唐家还是过得很不错的。“(唐志会的父母唐纪友夫妇)两人养猪种油菜，有时还出去打工，吃的住的比当地一般家庭要好。”
和大多数山里孩子一样，四五岁时，唐志会开始和姐姐一起在山上放牛、打猪草，后来，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舅舅孙世强说：“那时霞娃子(唐志会小名)非常懂事，活泼，勤快，特别爱干活，就是有时候有点固执。”
1994年，唐志会6岁的弟弟突发急病，人没送到医院，就没了。
1996年夏天，唐志会的姐姐和妹妹去堰塘洗衣服，堰塘在唐家下面约一百多米的地方，塘很深，姐姐不小心滑进塘里，妹妹去拉，也坠入水中，等大家救起时，两个孩子都已没了呼吸。
接连丧子让唐志会的父母异常苦闷，失去了姊妹和弟弟的唐志会也非常难过。由于连遭不幸，唐纪友夫妇间的争吵也越来越频繁。1999年夏天，唐志会的母亲孙世秀因地畔与一位村民发生争执，被打后身亡。至此，一个曾经美满和睦的六口之家彻底破碎。
打人者先是被判无期，随后又改判15年徒刑，民事赔偿1万元。因对判决不服以及只拿到3000元赔偿费，唐纪友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那一年唐志会12岁。
找不到父亲，唐志会一个人住在家里。见她太可怜，大姨孙世莲把她接到了东坝乡康扒村。在姨妈家，她每天帮着放牛、打猪草，住了半年多，想上学的她又独自一人回到安子沟。
油菜熟了要收，四亩麦子要割，十一头猪也都在圈里天天等着喂，对还在念初一的唐志会来说，几乎无法完成。她每天起很早去打猪草喂猪，然后再去上学，等油菜收完，就叫上同学一起去收麦子，麦子收回来要晒，尽管累得要死，唐志会还是做完了。
“霞娃子能吃苦、心气硬，他爸走时，家里还存了些粮，霞娃子个子没锅台高，就踩着凳子做饭……”本家爷爷唐祖明回忆。
“劳教”两年
2003年，由于剩余的赔偿费迟迟执行不下来，15岁的唐志会继续念初二成了问题。
父亲临走时留言让本家叔叔把猪卖掉，油菜送去榨油，但这些3年后所剩无几。好在家里存了不少粮食，不至于饿死，为了能买油买盐、继续上学，她有空就到山上去挖野黄姜、采野木耳。
每每攒多了干黄姜或者木耳，她就拿到镇街上去卖。出门那天要起得很早，下点面条吃了就往山下赶，山高路陡，通常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镇街。等卖掉山货往往已到下午，于是就买两个饼子，边吃边往回赶。可是，即便她怎么攒，交学费的钱还是不够。
她终于失学了。想到母亲的死，想到多年没有拿到的赔偿费，她决定下山去找法院把钱要回来，顺便“申诉”。
2003年12月，她先后到市、省两级法院请求执行剩余的赔偿金，但谈何容易。这个认死理的半大孩子，多次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抓打法警，还把一辆法院车的倒车镜弄坏了。”一位知情者称，在安康市中院，唐志会经常坐在办公室不走，有一次人家下班了要她出去，她不走，后来有人拉她，她抱住花盆架，把花盆弄倒了……
事情的结果最终以唐志会被劳教结束。
她先是被安康市中院以“暴力威胁殴打审判人员”、“扰乱司法机关正常秩序”司法拘留15日，后经安康市劳教委决定劳动教养两年。多年以后，唐志会还是不明白，“我那时只有15岁，又能殴打谁呢？”
安康市看守所没有单设的女拘留室，即使是个未成年人，唐志会也只能与其他成年女犯混关，“号子里住了三十多人，全是大人，吸毒的、盗窃的、卖淫的，什么人都有……”唐志会因为年龄小，又是新来的，每天被要求打扫厕所，而且，“那些阿姨让干什么就得干，不能反抗，也不敢给看守说，整天都哭”。
父亲唐纪友离家后，先去宁波打工，后在恒口镇梅子铺“入赘上门”。2004年年底，唐纪友无意中得知女儿被劳教，于是写信给省市劳教委，请求让尚未成年的唐志会所外执行，2005年2月唐志会终于被所外执行，并于当年12月12日解除劳教。
右眼“损伤”
好歹又见到了父亲，唐志会便跟着父亲一家到宁波打工，后又一个人南下广州。虽然学历低，但她从保洁员干起，直到找到一家电子厂的工作。紧张有序的新生活让她远离了不幸，同事间的关爱，也令她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然而，一切来得太迟，又结束得太早。
唐志会突然发现自己右眼慢慢看不清东西。一天，她在给手机安装晶片(玻璃的)，因看不清楚，晶片坠落，一枚碎渣迸进了眼睛，后在医院取出，但检查中，厂方意外发现她右眼视力极低且存在陈旧性损伤——她被辞退了。
想起在安康市看守所劳教时一次“被打”的经历，唐志会认为，就是那次眼睛被打坏了。“2004年4月，一天早上因为哭，惹怒了一名民警，结果被警棍打到右眼，当时很疼，又不敢说。”2006年8月，她的右眼几乎失明，只得返回安康；安康公安部门对她的投诉进行了调查，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唐的右眼是被打所致，可是唐志会不服：“我进看守所前眼睛可是好好的”。
市民政局很同情她的遭遇，为她联系到西安的医院检查。医生说，手术可以做，但结果没把握，因为拖的时间过长，如做可能右眼复明，也可能两眼同时失明。民政局希望手术能欠账，也被拒绝。眼看眼睛没救了，失望的唐志会于当年12月进京告状。
买火车票时，唐志会身上只剩下了160元，便买到南阳；车过许昌，铁路民警查票时将她从车上撵了下来。天气很冷，衣着单薄的她瑟瑟发抖，为了去北京，她只好写了块纸牌子在车站前乞讨。一位好心人扔下一百多元钱帮她补足了去北京的车票。
因为在府右街拦车，唐志会被当地警方带到北京一家精神病医院——友谊医院，但医院留观后认为她没有异常，便由警方安排在宾馆住了一晚，直到次日早上安康驻京人员到宾馆来领她。
被接回安康，唐志会一度再去广州打工。但是，随着视力的恶化，她已经无法再正常工作，2008年8月，她又回到了安康。
她想为自己的眼睛讨个公道，可反映给当地部门迟迟不见结果。2008年9月，她再次向当地信访、公安机关投诉，要求政府部门就当年的劳教决定，明确解释并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同时就眼睛在看守所受伤给出答复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答复迟迟没有，唐志会再次进京。刚花30元在国家信访局附近的一家小旅社登记住下，当地派出所民警就来敲门。
精神病院
唐志会再次被送回安康。当年10月，她第三次进京，但很快又被恒口镇政府工作人员接回。回安康后，她先被送到当地医院打点滴，补充营养。
2008年10月7日下午，她被镇政府人员及派出所民警送到了镇上的安宁医院——一家精神病医院。
恒口镇党委书记刘芳霞说，在送唐志会进安宁医院前，曾请示过区信访局和区公安分局，区上也多次开会，也联系过唐纪友等亲属，均没人管，至于当初是谁作的决策，“记不清了”。
看到警车在安宁医院门口停下，唐志会当时心里一咯噔，她知道那是家精神病医院，一下车就赶紧跟医生说自己不是精神病。
可得到的回答却是，“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精神病？”“不知被打了支什么针，几分钟后就浑身无力睡着了，等醒过来，已是第二天下午……”唐志会说，手和脚都被绑在床上，想喊也喊不出声。
医护人员给她冲了一碗牛奶端过来，她说自己能喝，但医护人员没有理会，依然给她插入了鼻饲，将牛奶送了进去。不服药则是撬开嘴直接灌，“用两个夹子撬开牙齿，一次十几片药，我很害怕把自己吃坏了，就假装听话”。唐志会很快顺从了医生的“治疗”，当护士给她喂药时，她也不再反抗。17天后，在孙世强的不断恳求下，安宁医院在经镇政府的许可后，才同意让其将唐志会领走。
为了领出外甥女，孙世强在给镇政府的保证书上写道：“今后保证唐志会不再进行上访。我尽量做工作。”
说到这些“保证书”，恒口镇党委书记刘芳霞认为，送唐志会进精神病院与保证不上访没有关系，作为监护人，当时孙世强的保证书仅仅是落实对唐志会的监管责任而已。没有病却被送进精神病院，唐志会第四次进京，但刚到北京便被接返。回来后，再次被送进安宁医院，一直住到2009年的1月，约70多天。
得知霞娃子在精神病院，大姨孙世莲多次找政府表示愿承担监管责任，与镇政府和派出所签订“监管协议书”，才领出了唐志会。协议称，监管人必须保证唐今后不再上访，否则“将依法追究监管人的法律责任”，监管时限为“唐志会安分守己为止”。
在不断进京又不断被接回的三年多时间里，唐志会总共四次被送安宁医院，时间长达440多天。
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恢复名誉，她先后向安康市、区两级卫生部门递交控告书：自己在被送进精神病院时，曾告之自己没有病，但医院并不听，对没有任何精神病症状的她实施了17次捆绑、9次强行灌药，13次强行打针，7次强行电疗……“电疗(电刺激)就是两根针扎进胳膊，一放电，全身又疼又麻，难受得要死”。唐志会说，每一次电疗，都痛苦不堪。
恒口镇司法所所长陈治东，曾多次送唐到安宁医院，他说自己从未接到过唐的反映，镇党委书记刘芳霞则说没有接到其书面投诉。“如果她没有病，我们也不会将她送进安宁医院，医院也不会收治。”刘芳霞指出，唐志会患精神病的依据是2008年山西阳泉市第三医院的癔症诊断。那是第二次将唐接返，途中唐志会昏倒，后送到阳泉的医院，被诊断为癔症。“有癔症我们才送她到安宁医院的，上访不是送其进安宁医院的主要因素。”刘芳霞说。
你要安心听话
“霞娃子第一次被送进安宁医院，镇政府打电话让我去给孩子送几件衣服，我就去了，去后问一个副院长：唐志会没有精神病，你们为啥让她在这里住院，对方说，医院在镇上开着，不听镇政府的话，这个医院还能办吗？让我去找镇上。”唐志会的舅舅孙世强说。
后来他找到刘芳霞，刘却说那是派出所的事，镇上不知道，让去问派出所，可找派出所，所里又说是镇上让去的，“来回踢皮球”。
孙世强有一天路过安宁医院，听见里面有人大声喊叫，就跑进去看，一间医务室里，医生护士围了一圈，唐志会趴在地上，头上脸上都有血，嘴巴肿得老高，见此他就急了，差点与院方发生冲突。
说起唐志会，大姨孙世莲便伤心，“第一次是我接她出来的，一见面，瘦得可怕，看不得！”
“她以前白白胖胖的，从精神病院出来，人也瘦了，脸也黑了，就跟换了个人一样。”孙世强说，“家里没人得过精神病，在没有权威医疗机构鉴定的情况下，镇政府凭什么把人往精神病院送，没有亲人在场，医院凭什么就敢收？”
2009年3月12日，唐志会被当地政府带到西京医院检查，被告知已无法治疗，又被连夜接回，并以“缓和情绪”为由，再次被送往安宁医院。5月18日诊断为“偏执型精神病”，打算送她去汉阴的博爱医院(又称安康市残联精神病医院)，但该院不收，在送回镇上时，唐志会趁机逃走。
重获自由的唐志会再次找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求为其做精神病鉴定和解决生活困难。当年7月9日被第四次送进安宁医院，这一次住了10个月。
这时，在外打工的父亲唐纪友，得知女儿又进了安宁医院后，赶忙回来找镇政府，并递交了一份“关于请求解决唐志会有关问题的申请”，再三恳求能让他领出女儿。
唐纪友也向恒口镇政府做出书面承诺(汉滨区恒口镇党政综合办公室收文号B21)，保证不再上访。
最近一次走出安宁医院，是2010年4月18日。那天一大早，天气晴朗，唐志会被父亲领出医院，空气是那么新鲜，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恒口镇政府的两名工作人员也站在门口，她心里陡然一紧。
其中一人说，唐志会，这次把你弄出来，你要安心听话，如果再上访，就把你转到汉中劳教去。又给唐纪友叮咛：你要把她看好。
“政府应该考虑救济关怀”
记者翻阅安宁医院的部分病历复印件，发现对唐志会的“病”，该院有“抑郁状态”、“偏执状态”、“急性心因性反应”和“偏执型精神病”等多个诊断。而汉滨区第一医院在2008年10月27日、11月3日、12月1日，对唐志会诊断分别为癔症、晕厥和“晕厥原因待查”。
2009年5月，唐志会曾被联系转院到安康市残联精神病医院。该院医生孙超说，院里接到恒口镇政府电话让去接，接来后，排查没病没接收，又送了回去，整个接送过程没发现唐精神上有异常。
该院医务科主任魏龙江证实，当时对唐的门诊排查没有发现问题，由于安宁医院和镇政府没提供病历，唐除了看上去情绪抑郁外，未发现有其他症状，交流也没有问题。“唐志会是有病，但是是什么病，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应该慎重。”安康市残联精神病医院院长、陕西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常委魏代金说，在市信访局他也曾遇到过一次唐志会晕倒，当时他曾看过她的瞳孔，确有散大现象，因此存在癔症、癫痫以及应激反应等多种病症的可能性。
不过即使是癔症，住院治疗也可，不住院治疗，在家在亲人陪伴下服药也可，“关键是提供一种关怀的氛围，这非常重要。”“唐志会的经历非常悲惨，政府应该考虑救济关怀。”魏代金院长说。
镇党委书记刘芳霞说，政府对于唐的问题非常重视，为其办低保，还带其去省上医院看眼睛，光是住精神病院花的三万多元治疗费，也是镇上争取的大病救助，能做的都做了。
因不会笑失去了工作
最初一两个月，唐志会还无法摆脱对精神药物的依赖，每天三次鲁丹平，每次8-9片，服药后便浑身无力，呕吐，眼睛上翻，连牙齿也会不由自主错开。出院两星期，药吃完了，只好再找镇政府协调又开了两礼拜药。开药的医生说：如果不坚持吃，到时候还得再进来。
唐志会感到这样下去会毁了自己，硬是把药从每天三次，减到每天两次；从每次8片减到每次4片，最后又减到两片，直至彻底摆脱。
离开安宁医院，唐志会跟着父亲一路颠簸来到了远在梅子铺奎星村的“新家”，接连两晚都被噩梦惊醒。一幕幕被捆绑、灌药以及电疗的情景像过电影一样，令她无法入眠。
也许是对新环境感到无法适应，唐志会决定离开。走的那天早上天刚刚亮，她给还在睡觉的父亲打了个招呼，说：爸，我走了；随后她听到父亲的嘱咐：霞娃子你要听话，如果不听话，他们会来找我。
她知道父亲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她一睡就是五天。不足6平米的出租屋位于静宁路一幢居民楼的楼顶，除了一张大床，屋里什么也没有。自从2008年8月26日租下房后，她真正住的时间很少。房东问她几个月干什么去了，她一言不发，由于十个多月房钱未付，房租一下子成了要命的事。
身无分文，她只好再次去找父亲，可唐纪友连三百元钱也拿不出；她给一位在广州认识的安康工友打电话，却始终联系不上；镇司法所的吴先维书记很同情她，让她写一个救济申请，塞给她300元钱，她说自己当时没好意思要，等出了门，又有些后悔。
交房钱的时间到了，由于没有凑够房钱，她被房东一顿臭骂。最后，还是信访部门帮她交了1800元房租。
8月12日晚，在安康一家酒店已经打工半个多月的唐志会，接到了主管的电话，让她明天不要来上班了。唐志会一听就蒙了。她刚被一家餐饮店辞退，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自己还年轻，应该自食其力开始新生活，甚至每天端盘上菜时都暗暗提醒自己要笑，要微笑。“人家嫌我不会笑，怕影响生意——可经了这些事情，谁能笑得出来呢？”23岁，正是女孩子最青春靓丽的年龄。而她，单薄，瘦小，蜡黄的脸，一说话，眉毛便折成了个“八”字，走在街上，像一株在风中摇曳的小草，稍不小心就会被折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