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喻为“13亿人总动员”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将于11月1日零时正式启动。
人口普查的结果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人口普查的数据是一个国家国情国力的基础数据，大至影响国家的政策制定，小小至影响每一个家庭的决策。
目前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入户摸底调查均已告结束，但从普查员摸底时遭遇的“入户难”、“入户后登记难”等难题来来看，专家断言本次人口普查难度非常大。
专家指出，摸底遭遇的难题凸显了公民意识不强、参与意识不强，同时折射出政府引导、培育公民参与责任缺失的社会会现实。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难题不解决，将极大地影响本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准确性，从而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最终终受影响的还是我们每一个公民。
法治周末记者 戴蕾蕾
提起“入托难”，人们自然就想起北京的家长带着行军毯9天8夜排队报名的情景。“入托难”的原因，大部分人将之归咎为政府的投入不足等，鲜有人知道，其实“入托难”与人口普查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10年前，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低年龄组(0岁-9岁)人口的漏报十分严重，总和生育率只有1.22”。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谦表示。
这样的数据，导致针对这部分人口的政策，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
“现在城市的幼儿园数量很少，就与当时的数据不准确有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表示，“我们没有预料到有如此多的适龄儿童需要上幼儿园。某些城市的有关部门拿到的数据，可能是7万名儿童要上幼儿园，结果来了12万名，那就会出现很大缺口。”
“人口普查的结果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9名顾问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今年普查或将投入八十亿元
人口普查的数据，大至影响国家的政策制定，小至影响每一个家庭的决策
“人口普查的数据是一个国家国情国力的基础数据，它大至影响国家的政策制定，小至影响每一个家庭的决策。”翟振武说。
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人口是5.83亿人；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人口已达12.66亿人，比建国初期增加了近120%。更关键的问题是人口结构，中国第一个人口出生高峰期是1954年至1957年，第二个高峰期是1962年至1969年，第三个高峰期是1984年至1987年，而今第四个高峰期也如期而至。
“人口高峰具有复制作用，过一二十年就是一次。”翟振武表示，“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要避免在这个高峰期生孩子，因为高峰期出生的孩子面临‘入托难’、‘入学难’，将来考大学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而等到退休时，养老金的发放也受到巨大挑战。”
“前两年出现的‘金猪宝宝’热潮，给孩子带来的不是更美好、更宽松的环境，反而是一辈子的拥挤。”翟振武教授一边比划着“中国人口年龄金字塔结构图”中的“三凸”和“三凹”曲线，一边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大的方面，影响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医院、学校、乃至社区的诊所如何配置分布，都需要准确的人口普查数据支持。”
同时，普查数据也为未来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翟振武说：“我国目前的人口政策是为了限制人口过快地增长。现在城市里基本上呈现的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状况，‘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问题日益突出。如果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从大家的愿望和家庭结构稳定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现在有‘双独’政策，以后也可能采取逐步宽松的人口政策。人口普查中关于独生子女数量的信息以及相关信息有助于政府进行更科学的决策。”
而目前人们极为关心的“房价问题”，也与人口数据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位从事房地产市场分析的研究人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1962年至1980年出现了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后，目前这批“婴儿潮一代”不但是购房适龄人群，而且很多已成为高收入群体的中坚力量，成为“刚需”买家，从而带动了地产的迅速繁荣。
正是由于人口普查结果的重要性，“世界上只要是人口大国，比如美国、印度，都会每隔几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金勇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官方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经测算，中央财政投入了5.5亿元，加上地方政府的投入，总量超过50亿元。
今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央财政投入近7亿元，如果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央财政投入占比来计算，全国财政投入或将达到80亿元。
◎普查数据准确性受到空前挑战
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人们出于对自己隐私的保护，担心个人信息被人利用或者出于警惕的心理，不让普查员进门，这都会加大误差发生的可能性
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规定：“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采用普查员入户查点询问、当场填报的方式进行。”在普查对象上，首次将外籍人士包含在内，采取人口居住地的原则，即在11月1日人口普查日正式开始后，普查员将根据现在居住地对全国人口进行全面普查，而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登记对象为“常住人口”。
翟振武和金勇进两位专家自1982年就已参与到全国人口普查的工作当中，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相较以往，这次普查的难度非常大。
1982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它汲取了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的经验，项目设计过程中都有国内外专家参与，是一次合乎规范、符合国际标准、规模很大、得到的信息质量最好的一次普查。”翟振武说。
28年前，还是统计学专业学生的金勇进作为普查员挨家挨户地上门走访登记信息。“当时人们非常重视，各个单位抽调特别有责任心、文化素质较高的主力当普查员来协助普查。而且时值改革开放不久，人口流动性也不大，群众对普查工作也非常地配合，有问有答。有时到人多居住的院子，一说普查登记，大家都主动过来填报信息”。
1982年普查误差率的控制“可以说在中国乃至世界统计史上都是罕见的”。金勇进说：“当时的误差率约为千分之一点二，2000年‘五普’的漏登率1.81%，而美国的误差率是2%左右。”
金勇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统计角度看，人口普查数据误差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覆盖误差，如果人口有遗漏或者重复就会产生，在普查标准时点之前进行的摸底就是为了避免和减少这种误差；第二是登记误差，在登记项目时，如果普查员记录错误，或者对项目理解有偏差给普查对象讲解错误，或者普查对象不配合，虚报、瞒报、漏报信息，就会产生登记误差。
“误差率高，直接影响普查数据的准确性。”金勇进坦言。
相比1982年，如今“六普”面临的普查环境早已发生变化。
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于今年6月26日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状况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11亿人，人户分离现象比较普遍。
“这会加大覆盖误差发生的可能，将造成数据遗漏或者重复。”金勇进说：“此外，人们出于对自己隐私的保护，比如超生害怕罚款，担心个人信息被人利用或者出于警惕的心理不让普查员进门等，都会加大误差发生的可能性。”
“普查员的质量保证也碰到了相当大的挑战。”翟振武说。
◎普查可能遭遇困境政府需反思
普查遭遇入户难的深层原因在于，公民意识不强，没有参与到社会事务的决策中，其背后则是政府责任缺失
“六普”面临的普查环境不理想时，“应力求通过改进方法，提高‘六普’的质量。”王谦表示。
针对普查员入户摸底遭遇的难题，有人建议采用邮寄派发调查表的方式来规避。这种方式其实美国早就使用，在美国1970年的人口普查中，大约60%的调查表是通过邮寄方式派发的；在1980年的人口普查中，这一比率增加到了90%；2000年，邮寄调查表占到总数的83%。
对此，金勇进说，相对而言，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分布情况复杂，人口素质不同，有些偏远地区甚至有人无法读懂调查表。“邮寄调查表的方式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但不能成为唯一的方式，而这些都是建立在表格能够返回、数据能够处理、数据准确的基础上。”
在金勇进看来，要提高“六普”质量，除了向群众加大人口普查宣传力度、严格执行《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中关于公民隐私保护规定减少群众顾虑、降低普查误差率外，还要进行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查。
这种抽查即是对全国各区域进行科学抽样调查，对普查数据进行核对，对现场登记结果的准确性作出评价，为补充、修正调查登记结果提供依据，以提高数据质量。金勇进介绍说。
相对于统计学家们针对改进普查方法的思考，社会学学者则在思考普查环境发生变化的社会因素。
“普查遭遇入户难，一方面是人和人之间有了信任危机，更深层的因素应该是，公民意识不强、参与意识不强导致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劲松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公民意识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这其中政府应该担负起主要责任，进行有序的公民意识培育。政府权力要为民所用，就要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事务的决策中来。俗语说养兵千日，不能等到需要老百姓参与时才说话，那样配合度就打了折扣。”陈劲松说。
“政策宣传上也应该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有公民参与式的宣传策略，从而更好地让人们明白普查的重要性，并能够积极参与到普查中来。同时，平时就应该注重公民社区参与活动的积极作用，发挥社区、居委会作用，培养居民们参与社会事务、参与社会决策的意识。”陈劲松认为。
十三亿人向普查员开门难在何处
法治周末记者 温泉
胡艳伸出双手，两个食指肿得明显比中指还粗一圈。“敲门敲的。”她解释道。
胡艳是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道下属最大社区———望京西园四区的居委会主任。过去的一个月里，她带领50多名人口普查员完成了对社区1.6万人的入户
摸底调查。
从2010年8月15日开始，北京市有10万名、全国有600万名人口普查员，逐门逐户进行入户核对、登记，为11月1日零时开始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打好头阵。
这项将涉及13亿人参与，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亲任领导小组组长的调查，被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称为“和平时期最大的一项社会动员活动”。
“这其实就是动员全中国13亿人都打开家门，其难度可想而知。”有观察人士评论说。
工作量大报酬低致普查人员辞职
提起望京西园四区的人口普查，胡艳的眼圈红了。在没日没夜赶进度的时候，这个小区5个普查指导员的辞职被媒体报道。
见诸报端的是辞职的普查指导员对工作压力的抱怨。反反复复对以退休人员为主体的普查员进行指导、入户时遭遇“甩脸子”，让这些从未做过社会调查工作的普查指导员感到力不从心。
“主要是报酬的问题。”胡艳向记者解释，原定普查指导员每人每月1200元到1800元的报酬，视工作量而定。按照先前的设想，普查指导员是不用入户的，但后来由于工作量太大，普查指导员也被安排入户，而报酬并没有相应的增加。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的现象并非望京西园四区独有，记者采访的4个社区中，3个社区都有普查员辞职的情况出现。
从见诸媒体的报道来看，这样的现象亦相当普遍。
在这背后，是此次人口普查的动员问题。
按照全国的统一部署，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统计局，具体负责人口普查的日常组织和协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作用，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
观察人士认为，难度就在于“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统计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等机构都有公务人员或者常设机构，唯独入户的“十万大军”大多要靠从社会招纳，尽管这样的工作每月有1000多元的报酬，但其组织过程仍然遭遇了不少波折。
普查现实困难远超前期预测
以北京为例，人口普查员的培训，是由各个区下属的街道办事处来执行。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道办事处人口普查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保红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由于人口普查员多是退休人员，年纪比较大，有些比较复杂的东西，听一遍未必能记住，只培训“人口普查员”还不行，还要培训“普查指导员”。
“先培训普查指导员，再培训人口普查员，在实际工作中，如果碰到不明白的问题，再由普查指导员进行指导。”李保红解释。
据了解，望京街道是朝阳区最年轻的街道之一，辖区总面积10.36平方公里，有26个社区，人口20万人左右。而10年前，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望京街道下属的社区大约只有10万人。
因此，望京街道的人口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加起来共有八九百人。把这些人全培训一遍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辞职门”事件经媒体报道后，望京西园四区居委会的处境就变得非常被动。领导以为这个社区的工作没做到位。胡艳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感到一肚子委屈。
从8月15日入户摸底一开始，胡艳和她的同事们就没歇过脚，“每栋楼至少去5遍，一共20多栋楼”。胡艳比划着。
其实这个小小的“危机”并没有影响望京西园四区普查工作的正常进行。辞职的普查指导员提前和居委会打了招呼，并且答应交接完工作之后再离开。由于平常对社区的情况比较了解，胡艳很快找到人手补上了空缺。
“前一拨5个人周五辞职，周六和周日我打了两天电话，周一人就补上了。”胡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最后上交统计数据时，望京西园四区在望京街道并不算晚。
摸底前，北京市各区县人普办就考虑过普查员离职的可能，但实际情况仍超出了当初的预料。
北京市统计局宣传中心主任张雪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初步测算，北京此次普查需要约两万名普查指导员和约8万名普查员，尽管招聘时多准备了5%的储备力量，后来这5%都顶上去了，但还是不够。
普查人员认为正式调查时更困难
人口普查员的工作确实不好做，吃“闭门羹”是家常便饭。
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南里社区人口普查员刘萍和搭档的任务，是对花家地南里社区的一栋楼进行入户摸底。该栋楼一共6层，每层28户，还有七八家门面房和住在地下室的80多口人。
“这栋楼房屋面积小，而且房间也不通透，一般有点经济实力的住户都搬别处去了，所以这栋楼房屋出租情况特别多，人户分离现象很常见。”刘萍介绍，她每天要带着7张表入户，根据住户情况选择填写，一点儿都不能错。
由于白天在家的人少，刘萍和搭档把入户时间定在晚上。每天晚上6时30分集合，一直敲到晚上10时许。
“前期宣传的缘故，大多数人知道，一般都能配合，但确实有人不愿意开门，能听到里面有声音，就是没人答应。”刘萍笑着摇摇头。
首次敲门不开的就要再次上门，这样来来回回整栋楼一共敲了半个多月，刘萍的工作方式，有时要从“入户”退到“不愿意让进就不进，给个亮就行。
后来，普查员“入户难”一度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刘萍才发现这是此次入户摸底中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上海航华七村的普查员，有一次在门外等候对方“洗澡”两个小时。上海锦绣江南居委会的一名普查员知道一户人家养大型犬，上门前特意打电话关照对方拴好狗，没想到一敲开门，站起来有一人高的猛犬就扑了上来。
在入户摸底过程中，普查员们最终总结出“三怕”———怕误解、怕被骂、怕狗咬。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人户分离户往往由于担心购房等信息泄露，不配合入户摸底：有多套房产的担心将来被征房产税；住在群租房里的担心被取缔；出租房屋的害怕被征税。经济适用房出租以及群租都是不允许的，不少租户或房东往往担心被处罚，也不愿配合。
一位在居委会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分析认为，户主一方面是担心有人打着入户调查的幌子行骗，另一方面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因此，即使普查员都佩戴证明入户，仍有居民对诸如离异、超生、住房等问题讳莫如深。
一般来讲，人户情况大体分为3种：人户一致、人户分离、空挂户(即根本没房子，但还挂着户口)。北京市东城区东四二条社区的居委会主任罗淑云发现，人户一致的情况不足一半。
她曾向媒体透露：“东四那边有一个小院，院里真正住着的最多20户居民，但这个小院却空挂着61户的户口，因为是空挂户，所以很难找到人。”包括修建地铁、拆迁改造等原因导致的人户分离情况比较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普查的准确率。
为了能够尽可能准确地统计人口，普查员们甚至通过“白天看电表水表信箱、晚上看灯光”判断入住情况。
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北里社区居委会主任李莹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实在敲不开门的时候，就只好去找民警一同敲门，以打消住户的疑虑。要是怎么敲都敲不开，就只能算空户了。
作为望京街道人口普查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保红对上报的数据还是充满信心的：“虽然没法做到100%准确，但总体上和实际情况是比较相符的。”
李保红对记者说，更艰难的工作还在后面，11月1日以后，要再次入户正式登记，那时就是第二次入户了，比第一次更难……
来源：法治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