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和以前的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有所不同，因为在‘十二五’里，安徽省要突破GDP两万亿人民币、人均GDP4000美元的关卡，这个关卡之后，我省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将逐步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省内知名经济学者、安徽日报理论部主任宋宏参与了安徽“十二五”的规划编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要小看人均GDP4000美元这一步跨越，一旦进入这个门槛，随之而来还有一系列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将出现新动向；区域经济发展将更协调，皖北经济将逐步崛起；产业结构、劳动力与就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都将出现新变化 ……
省“十二五”规划编制参与人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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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迎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分水岭应对：避开“拉美陷阱”，实现平稳过渡
宋宏说：“未来五年是个关键点，因为我们将迎来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分水岭，我们将首次踏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遇到很多以前从未遇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
根据历史经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与拉美、东亚国家在相近的时期实现了人均GDP4000美元的突破，日本、韩国和欧美发达国家成功跨越这道“分水岭”，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重工业，实施出口替代战略，成功实现了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之后经济普遍保持了1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并很快实现人均GDP5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的突破。
而处于大致相同起跑线上的拉美国家，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发展战略失误、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不稳定而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各种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陷入所谓的“拉美陷阱”。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未能成功以至于直到2007年，经过30多年的发展后，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些正反面例子都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要借鉴和引以为戒的。未来5年是安徽发展的关键一步，不但要发展好经济，也要处理好各种社会问题。”宋宏说：“所以，我省在制定长期发展规划时，对于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上也分配了很多资源，设计了很多应对战略和策略，以求保障我们平稳度过这个关口、实现和谐顺利的发展。”
“十二五”期间，“用工荒”或将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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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应对：对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及时回应
“4000美元关键点”导致的变化中，最明显的现象之一就是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安徽历来是个农业大省，但是跨过这道门槛后，由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将逐渐上升为主导产业，“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由此也将促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发展将由以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表现为将出现很多新的职业。“前段时间不是听说有‘色彩咨询师’吗？就是利用自己色彩方面的知识给别人以职业和生活方面的咨询；还有什么网络代购师、职业还价人……这些原来可能只是人们当做业余爱好的东西，现在可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个新兴的职业。”宋宏主任说：“对于企业来说，还将出现‘刘易斯拐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我们近年来已经出现的‘民工荒’可能就是刘易斯拐点的明显体现。”
宋宏认为， 社会结构的变化会带来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点的多样化，这就要求社会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都给予及时的回应，以往只强调照顾弱势群体，这还显得单一，今后将全面回应社会不同群体的合理要求， “比如对于我省这样一个农民人数众多的省份，实行城乡均等化生活基本保障，就显得很有必要。现在我们的很多保障和福利措施还呈碎片化状态，今后要将碎片连成整体和系统，将散落的珠子串成一条完整的珠链，在公共福利体系中给广大民众在就业、医疗、住房、养老这些方面建立健全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公众构筑起一张基本的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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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中产阶级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应对：社会管理方式转变为互动型、网络化
“十二五”规划中，我省另一个将出现的明显变化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新变化，宋主任认为，“中产阶层”这个概念将进一步流行，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中产阶层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在现代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也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在我省，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诉求的复杂化，还将导致社会管理方式也发生变化，从原来政府到民众的单向型管理转变为互动型、网络化的管理方式。
宋宏介绍，大量中产阶层的崛起将使民众变得更为强势，从而促使一些社会中间组织的诞生，“比如民间机构和协会会越来越多，它们将逐步受托行使一部分行政权力和职责，并在政府与民众之间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管理，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区管理自治的出现和普及。我们现在都知道农村有‘村民自治’，将来城市的社区里也会很大程度上实现‘市民自治’，民众可以推选出自己所拥戴的管理者来。”
本报记者王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