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祥 实习生戴伊默 长沙报道
9月20日早上，76岁的何传伟把从菜市场买回来的猪肉和小菜放进厨房，照旧打开笔记本，在一张手绘的表格上记下菜价。这是他自制的家庭收支报表，每天登记收入和支出，这个习惯已坚持30年。
家庭收支报表显示：从1998年到2009年，他家的年收入基本维持在2万元左右，但如今不得不花钱购买比1998年贵了3倍的白菜。
2008年，湖南进入GDP万亿元省份行列，2009年，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中部居首位。但省委省政府显然已经注意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低于GDP增速。
这背后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我国收入分配改革长期滞后。
9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世界经济论坛第四届新领军者年会上再次强调，将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国家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呼之欲出，刚出台“四化两型”战略的湖南，该用怎样的姿态迎接收入分配改革中的利益博弈？细读“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这句被多次强调过的话，我们有理由思考：“方”在何处？“计”将何为？
GDP与一棵白菜的关系
9月19日上午，50岁的陈跃陵(化名)坐在办公室宽大的真皮转椅上，他再也不用像手下员工那样在一线辛辛苦苦地操作了。国企“领导”的头衔，加上每月4000多元的工资，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摆弄收藏品：去全国各地的机票、在景点拍摄的风景照，或者30多年前在工厂劳动时使用的粮票。
和人们印象中的“领导”不一样，陈跃陵身材没有发福，陈说因为自己在工厂做过小工、当过兵、从过商，“苦了半辈子过来的人，难得发胖”。
1977年，陈跃陵17岁，在油漆厂做小工，“每月工资8元。三年后转为正式工，每月28元5毛，一年后涨到30元5毛。那时一碗光头米粉只要8分钱，加肉1块2。”上世纪80年代，陈跃陵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他去银行存了80多元钱，那是他第一笔积蓄。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陈跃陵在油漆厂有了干部编制，月工资渐渐涨到200多元，此后，这个数字变成400、600、800。2000年左右，陈跃陵的工资超过1000元，而到2004年，陈跃陵的工资突破2000元。如今，陈跃陵的固定工资超过4000元，还不包括奖金、福利，“这个收入，在长沙最多算中等水平，比我工资高的大有人在。”
今年7月1日起，湖南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陈跃陵为单位职工加了工资，大楼保安的工资也涨到850元。
陈跃陵相信，他口中这一连串跳跃变化的数字，可以折射出湖南人收入增长的大致脉络，其背景，是GDP的持续增长。2004年湖南省GDP总量为5641亿元，2009年增至1.29万亿元。
对普通人来说，以“亿”为单位的GDP数字，可感知度究竟有多高？也许，不如何传伟的账本来得直接。
9月20日，何传伟拿出自己制作的“家庭收支报表”。弥足珍贵的是，他记录了从1980年至今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变化。这源自他的工作习惯：他是衡南县粮食局下属粮站(如今已改制)的退休干部，从事了一辈子财会工作。
何传伟的“家庭收入报表”写着：2004年衡南县茶市镇每斤白菜售价0.2元，2009年每斤白菜涨到0.8元。
从2004年到2010年，陈跃陵的工资在6年里涨了1倍，而何传伟家每天要吃的白菜，6年里涨了3倍。
何老还记录着：1998年，大米价格约为每斤0.85元，2004年涨到每斤1.25元，而2010年上半年为每斤1.65元；1998年猪肉每斤5元，2004年每斤7.5元，2008年猪肉价格猛涨至每斤12元，2010年上半年每斤10元……
何传伟指着“报表”说：“2004年前后，工资涨得挺快，物价比较平稳，但之后，物价涨得就快了。我记录的消费价格变化还不包括房子，我住的单位房，不用买房子。现在房价高，很多人都有买房压力，这项消费才是重头。”
劳动报酬占比过低
何传伟已退休多年，在衡南县茶市镇，每月1000多元退休工资足够他和老伴过日子。
从他的账本可看出，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白菜价格增长的速度，甚至还赶不上GDP的增速。
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根据2009年统计公报，全省当年GDP比上年增长13.6%，当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910元，增长8.8%；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3%。当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084元，比上年增长9.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5%。
长沙市天心区一家机械厂的收入分配，可为上述数字做更为直观的注解。
2006年，第一次进入该厂工作的刘志为每月工资是700元，如今，刘志为已是车间班长，每月工资仍未超过1200元。该厂有工人21名，工龄最长的“老师傅”每月工资可接近3000元，新手工资只有900元。这个数字，和2006年相比“没有增加多少”。工厂2006年的营业额为70多万，如今“已超过200万”。
机械厂老板“赵老三”坦承：“这几年确实没怎么涨工资。”他并不认为自己“抠门”，“和几年前相比，现在材料价格上涨了多少？水电费、厂房租金、运输费涨了多少？还要请客户吃饭，一顿饭没有几百上千，生意谈不下来，现在的成本和以前不能比了。工资涨得太快，我的厂子迟早倒闭。”
工厂能赚多少钱？并不是赵老三一人说了算；工人能拿多少工资？赵老三自己就能决定。
“赵老三”之言，正应和了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的观点：“难题在于，要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就得减少其它收入的比重。因为企业初次分配将收入分成了三块：工资、利润与税金。若工资比重提高，其它两项的比重就得下调，别无他法，不可能三全其美。”事实上，工资、利润和税金，无论分割“蛋糕”的比例如何调整，实质上都是工人、企业和政府三方的利益博弈。
7月6日，《观察与思考》杂志发文指出：有数据表明，在国民收入三大分配主体政府、企业、居民中，目前我国的分配比例是33：30：37；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比例曾经是24：20：56。“国家和企业分得多，居民分得少，是我国现有分配格局的最大特点。”长期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的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
有专家疾呼，居民收入增长比例过低，意味着民众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长此以往，居民的消费能力将下滑，中央提出的拉动内需的要求也将成为空谈。
收入分配改革“胎动”
今年5月，有一场关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争论。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向媒体列举数据：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05年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几天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通过北京一家机关报回击张建国的言论，“我国劳动报酬占比被低估。”贾康称：“剔除统计口径变化因素，居民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并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大。”
但贾康也承认：近十年来我国政府和企业部门分配份额呈现双增加态势，而居民的分配份额有所下降，“政府应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个人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收入分配改革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而不断发展，但仍需一套真正解决问题的改革方案，因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长期滞后，不仅拖累了经济发展及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且增大了社会管理成本，放大了社会动荡的风险”。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如是说。
8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万宾作的关于围绕编制“十二五”规划纲要开展专题调研工作情况的报告。此次调研共形成15个专题调研报告。其中，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专题调研报告中建议，尽快制定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
另据新华社9月5日称，国家发改委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在反复修改后，也将再次提交国务院。
在湖南，收入分配改革也引起重视。去年年末，湖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突出改善民生目标”，举措包括“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幅要与人均GDP增幅基本保持同步”，强调收入增长的普惠性，并提出“探索建立低收入居民生活补贴与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的联动机制”。
今年8月12日，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低收入群体收入，实施以中低收入者为重点的增收计划，努力培育“橄榄形”社会结构。
让“百姓荷包”跟着GDP一起涨，已成为湖南“四化两型”战略的重要命题。
“方”在何处
“计”将何为
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方”在何处？“计”将何为？
今年7月1日起，我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此举属于提高居民收入的“加减乘除法”中的“加法”。
加法，就是拓宽老百姓增收渠道。减法，就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乘法，就是扩大社会保障，通过确保城乡居民的长远利益实现收入的倍增效益。除法，就是调整分配结构，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
5月26日，王东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说的其实是一回事。提高，可以通过减个税，但减个税照顾的只是中高收入者，若劳动报酬比重不提高，居民收入不可能普遍提高。应通过减税来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只要政府减税，加上有最低工资标准的协助，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必可提高，而国民收入分配也必将逐步向居民个人倾斜。”
文宗瑜也持类似观点，其发表于8月5日《中国财政》杂志上的文章中说，分类提高并明确可税前计入成本的月工资标准，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应予以大幅度提高，对低收入员工的月工资基数达到规定标准及剔除高管人员以外的中小企业，实行减税奖励政策。文宗瑜还提出三个建议：让中低收入阶层劳动收入能够率先较快增长；改革上市发行制度与土地产权制度，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相对公平；让更多社会公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而提升“消费底气”。
不论是决策者的工作报告，还是学者的专业论点，在何传伟看来，一个月的工资与一棵白菜的价格之间究竟有多大差距，才是最实在的问题。
用公共服务弥补个人收入不足
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一个人的能力很强，另一个人的能力很弱，如果没有公共服务来弥补，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能力较弱的人，个人消费有限，需要通过公共服务来弥补，以避免这种差距在经济循环过程中不断扩大，能力不强收入不高的人，能够和别人一样享受同样的公共消费，也就是公共服务，才有机会改变现状，从能力弱的人变成能力强的人。
刘尚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导
“惠，仁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惠”的解释，或许不如《周书·谥法》的“爱民好与曰惠，柔质慈民曰惠”直截了当，但指向却都是当下百姓最关注的民富与国富的问题。在GDP已居全球第二，但基尼系数却从30年前的0.16上升至0.47的时代，财富蛋糕如何切分，不能不令人重新回味鲁迅《伪自由书》中“厚泽深仁，遂有天下”的深意。
《两型拾问》十章用10个汉字概括引领，今天的百姓荷包，寻到了“惠”字。明天第九章的主题为法治湖南，您觉得用哪个汉字最恰当？最早告知我们的“中标者”将获得100元奖励。请写上你的理由及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