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垒到“灰衣人”——城市抵抗运动的变迁
导语：曾经用来对抗强权的城市街垒已经消失，如今，抵抗者已如同隐匿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灰衣人”一般若隐若现。
文/尤利西斯
1848年2月24日上午9点，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离开好友位于巴黎圣奥诺雷街的住所，前往勒贝尔蒂耶街拜访一位同僚。当他穿越寂静的街道时，惊讶地注意到人行道两旁的参天大树正在一棵接一棵地被伐倒。市民们三五成群，静悄悄地收集木料和瓦砾，在车行道上搭建起街垒，整个过程听不到一句言语。人们分工明确，熟练的如同在技术工场中从事劳动。这位大历史学家不禁脱口而出：“这一次不再是一场骚乱，而是一场革命！”
城市中的抵抗
街垒(Barricade)是整个19世纪城市抵抗运动的象征，它的兴起始于18世纪末期，其源流则可上溯至法国宗教战争。
1588年5月12日，拥护天主教联盟的巴黎民众在卢浮宫周围遍筑街垒，信奉新教的法王亨利三世仓皇出逃，史称“街垒日”。这种大杀器一朝登场，立即出镜频频。
仅以法国为例，1830年七月革命、1832年六月暴动、1848～1851年间的历次革命与政变，乃至1871年惊心动魄的巴黎公社起义，每一次都以“满城遍筑有街垒”为信号。若说街垒的搭建，倒也不算复杂，原材料如巨木、金属块、沙袋、推车(后期高级一点的还有拖来电车车厢的)全部取自现成的市政设施，只是需要有效的协调和调度——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对此有很详尽的描写。
至于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它还暗示了另外一些隐情：只有在已经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的背景下，快速修筑街垒才有可能性。无怪乎遍筑街垒的“盛况”只在巴黎、德累斯顿、克拉科夫这类拥有发达工业系统的中心城市出现，并且在两波工业革命浪潮急剧扩散的19世纪尤为繁盛。
抵抗——无论是内战、政变还是革命——都属于广义上的战争状态。街垒这种完全应用常态生活中的物件充当建造材料，却以破坏常态生活本身为目标(例如电车本用作通行，当其被用作建筑街垒的材料时，目标却是阻塞交通)的矛盾产物，也只有在战争这种非常状态下方能成为现实。
革命领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与克劳塞维茨“暴力以技艺创新和科学发明武装自己，为的是抗击暴力”的讲法相互映照，显然强调了暴力在此种战争场景中的决定性作用；或者用卡尔·施米特的话讲，这是一幅“浴血的、你死我活的毁灭性最后决战”的图景。
如霍布斯所言，在有序的政治状态产生之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可能就是常情了。这样看来，街垒能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不仅是因为其代表了经济阶级间(资产阶级对旧贵族、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更是因为其接续了上古时代不受边际制约的“全面战争”的状态，让暴力蔓延地肆无忌惮，所以才震撼人心。
同样是按照克劳塞维茨的定义，以暴力作为唯一和最高驾驭者的战争仅存在于概念之中，一切现实的战争都必须且应当是某种政治的产物，是政治交往“混合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亦即它暗含某种秩序方面的安排。
落实到街垒问题上，我们将之概括为：抵抗者借用现存状态中的组织性(修筑街垒过程中的分工并非自由选择，而是既存的劳动分工的延续)和技术性要素，经由全面战争这一过程，来决定能否产生一个新的状态。他们的抵抗也往往具有一个现实的、可见的正当性理由——在1830年是出版自由，在1848年是普选权，在1871年是“不要皇帝，也不要国防政府”。抵抗者依据这种正当性来对抗现存秩序的合法性。
“灰衣人”登场
进入20世纪，街垒的黄金时代开始过去。在1944年的华沙和1968年的巴黎，乃至1968-1969年的东京，街垒最后几次成为抵抗的旗帜——主要是失败的旗帜。遥控爆破装置、火焰喷射器、攻城臼炮乃至武装直升机的出现使得抵抗者赖以荫庇的堡垒变得脆弱不堪，抵抗者与其志愿颠覆的现存秩序之间的力量差距在扩大。
这种对比已经悬殊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街垒实在地弱化成了仅仅是最表面的“象征”：构筑街垒者不再期望一场“死亡或胜利”的决战，他们仅仅是树起这一符号，借助发达的现代传媒传递出“抵抗开始了”的信号，随后期盼着运气足够好，能从秩序的保卫者(政府)那里拾得些什么。
像“橙色革命”一般的例子绝不是街垒的胜利，它的力量来自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维护者改弦更张的尝试，而弱化了的街垒最好例证无疑来自2010年春天的泰国：当新的正当性的代表摈弃了全权，便没有指望将其充分地转化为合法性。
新的抵抗形象变成了“灰衣人”——隐匿于丛林、荒漠和破败的城市边缘，全民皆兵且不着制服的职业游击队员。他们从街垒抵抗者那里继承了正规性与非正规性的配合——利用从互联网、皮卡、手机到遥控爆炸物在内一切取自常态生活的要素作为武器，同时完全不遵守“正规”战争的法则。高度的机动性使其免于街垒抵抗者被分割包围、消耗殆尽的处境，而非正规性的进一步增长意味着成为游击队员即使是在形式上也较正规军更为简化，在某些状况下，这意味着兵员来源的无限性。
更重要的是，游击队员不必依托既有的社会组织来构建其斗争方式，他们具有某种独特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几乎是绝对地排斥对技术工具的依赖，而使人回想起中世纪背靠森林和大地的骑士。
纵然不择手段的斗争方式使其背负了“犯罪者”的声名，大多数游击队员的目标至少在最初是清晰而消极的：在1979年—1989年的阿富汗是反击苏联入侵，在2003年以来的伊拉克是驱逐美国人，其针对的敌人是显明而具体的。可以说，正是具体的敌人赋予了这类抵抗以意义和品格。
手段上的无限性引起与其对抗的敌人相似的反应——战略轰炸(无差别轰炸)便是个好例子——而这种“非正规性”手段无法被囊括进现行的战争法框架内。于是入侵者被迫向抵抗者的消极的、有效的正当性目标让步，除非他们打定主意将这种无休止的斗争永恒地进行下去。
然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一种完全割裂了非正规性与正规性的抵抗者，一种“世界精神的游击队员”。在今日的巴基斯坦边境与阿富汗的，我们看到一种新型的“穴居人”——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路线所驱动的“圣战者”。对穴居者而言，抵抗的对象已经不再是某个相对的、具体的敌人，甚至不完全是入侵本土的外来者，而是“绝对的敌人”。
一个完全扩张性的、无边界的政治目标使其战斗的对象变成了臆想中的“人类最后之敌”，这种僭越使得他们无法利用常态的游击队员在正规性与非正规性之间那种灵活的互动，而势必要使手段上的肆无忌惮以最恐怖的方式发散到极致——这种发散甚至会伤害到游击队员赖以生长的大地，或曰“人民”。
这种状态下的抵抗已不具有战争的性质，而仅是赤裸裸的暴力宣泄。穴居者变成了某种现代夸父，朝着暗不见底的深渊狂奔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