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5500万人的价值诠释
编者按：从“5.12”地震到舟曲救灾，从北京奥运会到即将举行的广州亚运会，几年来志愿者们以亲历者的角色参与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事件”。正如这些“大事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一样，它们也在促使中国的志愿服务事业发生转折与蜕变。
有论者认为，如何建立有效、符合实际的志愿服务制度也许是过去30年来对于中国政府重要的考验之一。它必须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效益、效率和可持续性，同时又必须符合人性化、人文关怀的要求。既使其在一定轨道内运行，又要高度尊重志愿者的个体意愿。
在北京奥运会举行两年后，《瞭望东方周刊》对中国蓬勃的志愿服务进行了考察。其中所提出的志愿服务能不能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公民在获得应有权利的同时能不能承担起应有的义务？在这一事关中国能否在不断走向文明、成熟具有品质的社会构建中，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等等问题，值得社会各界的思考。
5500万人的幸福体验和一个社会的未来
对“当前志愿服务的社会支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回答：57.2%的志愿者认为社会各界支持不足，42.1%的人认为群众对志愿者缺乏认识，33.4%的人认为缺乏政府重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 | 北京报道
中国已经拥有一支超过5500万人的注册志愿者大军：其中主要包括逾2600万名社区服务志愿者和超过2900万名青年志愿者。
志愿者只有在志愿服务活动中不断获得幸福感，才能够坚定而长期地从事这一事业。
正如人们所知，自从2008年以来，由于连续举办大型活动以及接连出现的自然灾害，中国的志愿服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借力行政后，如何形成社会自主力量，乃是今后中国志愿服务的主要挑战。
在这个蜕变的时期，志愿者的幸福指数不仅将关乎中国志愿服务的质量，也将关系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成熟。
从青年到全民
中国最早的志愿服务莫过于“学雷锋”。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的顺口溜，显示出传统志愿活动中存有的形式化、短期化等弱点。一个阶段，“傻帽”、“不够进化”曾成为热心社会公益者的“标签”。
1987年，广东成为中国自发志愿服务的发源地之一。这一年，广州创办第一条志愿服务热线“中学生心声”。1990年“深圳市青少年义务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成为内地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志愿服务社团。
“大都是大专以上文化”，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志愿者委员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谭建光在调研中发现，参与“中学生心声”的志愿者主要是教师，文化程度高、生活安定。深圳第一条志愿服务热线公开征集志愿者时，报名者也多是文化程度较高、事业相对成功、社会地位较高的年轻人。
他在查阅深圳早期志愿者的报名表时曾发现，当时志愿服务的动机非常单纯：“因为我有快乐的童年，所以我希望天下人的童年都快乐⋯⋯”、“社会给予了我许多，我也愿意回报社会”等等。
谭建光认为1987至1993年是中国志愿服务“自发探索”阶段。这一时期自发组建、自发服务的志愿者队伍力量单薄、社会影响有限，“但促进了商品经济社会中的新型友善互助风尚，为党和国家提供了先行探索的经验。”
1994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到2000年，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步入持续发展和深化阶段”。同时，民政系统推动的社区志愿服务和红十字会推动的专业志愿服务也在发展。
几年时间内，中国成立了由中央、省、市、县四级青年志愿者协会构成的青年志愿服务体系，部分地区还延伸到社区和农村，以青年志愿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的形式出现。
“区域扩散效果明显，但问题也比较突出。”谭建光说，一是许多人认为这种志愿者网络只是团工作的一部分，是青年的事情，使其社会广泛性被削弱；二是对轰动效应、短期效应的追求，导致青年志愿者活动“运动化”、“形式化”、“临时化”。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从1997年开始从事志愿服务研究。他在2001年针对全国六省做的一次调查印证了谭建光的说法：大部分人在回答“动机”问题时，表示“组织要求去做”。
“很官方”不是坏事情
2008年被称为中国志愿服务元年：“5·12”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见证了中国全民参与志愿服务时代的来临。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卢雍政在“中国2008年国际志愿者日”庆祝活动上曾表示：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有超过491.4万位志愿者以各种形式参加“5·12”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170多万名志愿者直接服务北京奥运会举办，近300万名志愿者参与奥运会主题活动。
他还说，自1993年底团中央发起青年志愿者行动至2008年的15年间，有2946万志愿者按照团中央颁布的《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进行注册。
而根据2009年10月19日全国和谐社区建设工作会议，目前全国社区志愿者组织已达43万多个，注册人数2600多万人。
谭建光认为，以“党政统筹、团青示范、社团管理、全民参与、社会支持、法律保障”为特点的中国志愿服务正呈现出新格局。
大地震使中国志愿服务大大向民间性、自发性转变。在大型活动中，志愿者则往往仍以“官方化”、“组织化”大规模亮相，体现了志愿服务的“中国特色”。
对于“官方”痕迹和“组织”动员可能影响“志愿精神纯度”的观点，谭建光认为需要客观评价。
“党委和政府的意见有更大影响，这是中国民主发展与生俱来的特点”。他告诉本刊记者：在中国如果没有政府介入，事情很难做大。不过一旦介入过度，往往就会出现陷入僵化、官僚化的矛盾，“这是中国国情”。
在深圳曾发生这样一个例子：1994年前后有关部门曾3次派员到深圳动员“深圳义工联”改名。
“要统筹而不干预”，谭建光觉得，官方背景浓厚的全民志愿行动并不是坏事，“行政化背后的社会化、形式化背后的生活化”是北京奥运留下的一个启示。
“也就是借力行政化，形成社会自主力量，依托传统发力，但又要摆脱传统的桎梏。”他进一步解释说。
不过，在志愿服务推广过程中，一些举措使其看起来并不太“志愿”。比如，免试读研或者考研加分等。
谭建光认为，“不加分是不重视，加分又很功利”，这让政府处于两难处境，这就要求政府只能扮演统筹角色，将具体的管理权下放给本就具有民间性的志愿者组织。
追求幸福的志愿者
2009年，一份名为《无锡地区志愿者幸福感和个人困扰研究》的调研报告显示：典型地区志愿者和非志愿者的幸福感比较差异，尚无统计学意义。
这和国外研究成果相左。瑞士苏黎世大学学者Meier以1990年至1992年处于统一进程的东西德为对象研究发现，当社会问题使人们生活满意度下降时，志愿行为能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即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产生缓冲作用。
“这也说明我国的志愿活动及志愿者的心理状况有其独特的特点。”该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心理学所严育告诉本刊记者。
首先，志愿者的价值感还得不到充分满足。比如，他们会无事可做、觉得浪费时间；感觉自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此前，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难以在志愿活动中找到价值感，是一些志愿者流失的关键因素。
严育认为，随着志愿者队伍壮大，志愿服务项目也需要创新，改变志愿服务“扫大街、看老人、做表演”的“低水平徘徊”状况。
有些志愿者则曾被误解是“出风头”、“博取名利”、“做秀”和吸引社会关注。被称为“最牛志愿者”、坚守北川灾区2年的张华强就被质疑“想出名”。另外一些志愿者认为自己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免费劳动力”。
“7亲人泥石流中失踪却坚守岗位的世博志愿者是尽责还是冷血”的问题曾引发网友的激烈讨论。另一位曾出现在央视镜头里的志愿者也在博客中自嘲，“讲得我像个很二的志愿者，有休息不休息⋯⋯”。最让她无奈的是，还有人怀疑镜头里她帮助老奶奶“是不是事先安排好的”。
一些志愿活动让一些志愿者身心疲惫。
如何让服务时间持续
严育的研究显示，相比非志愿者，志愿者的幸福感与个人困扰之间关系显著，“志愿者的服务对象多为弱势群体，他们的经历和痛苦很容易引起志愿者的共鸣，如果负性情绪长期得不到宣泄，则会对志愿者自身健康产生较大影响”。
谭建光对“5·12”地震志愿服务进行调研后发现，80%以上志愿者是在缺乏充分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进入灾区的。
大灾让一批志愿者成熟起来，但其对一些志愿者造成的负影响还是不可小视：有些志愿者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甚至成了累赘”。同时，“官方志愿组织之间竞争见报率，民间志愿组织竞争服务对象、竞争案例资料”也使得一些志愿者对组织的“纯净度”产生了某种质疑。
此外，女性志愿者更容易身心疲惫，其幸福感受志愿活动的影响更大。一旦志愿活动没有达到她们预想的效果，更容易感受到困惑。
一位曾在世博会新闻中心工作的志愿者曾告诉本刊记者，在为期二周的志愿服务期间，“办公室所有的姑娘几乎都在电话里被骂哭过”，比如，因拒绝为资料不全的记者办理入园采访证而遭责难。
谭建光还曾对一些志愿者夫妻个案进行研究，发现相比非志愿者，志愿者夫妻的离婚率并不明显见低。谭建光认为其原因是，志愿服务在中国还没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严育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不同服务时间的志愿者的幸福感有很大差异。月平均服务时间8小时以上的志愿者总体幸福感“显著高于”服务时间不足8小时的志愿者。
2006年谭建光对志愿服务较发达的广东省5市青年志愿者进行调查显示，超过半数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时间在一年以内，坚持两年以上的占13.2%；而且超过半数的志愿者每月服务时间少于4小时。
“此外就是缺乏必要的权益保护。”谭建光了解到，有些志愿者想要购买服务期间的意外保险， 可没有保险公司愿意提供。
“做好事的人也需要社会支持”是谭建光常讲的一句话。■
公益银行：北京城里的奥运遗产
大多数人曾经一直以为志愿者是学校教育孩子的一种形式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北京报道
两年前的8月12日，孟淑华还在永安宾馆门口“站岗”。
那会儿，她穿了一件蓝色的城市志愿者T恤，背后挂着腰包。永安宾馆在北京东三环边上，是奥运会注册外国媒体记者的驻地。63岁的孟淑华就站在宾馆门口的志愿者服务岗亭里，主要为进出宾馆的外国记者服务。
“领导说了，不能说‘不知道’这仨字。不知道怎么办，一律打电话求助啊。”这位原摩托车工艺设计工程师那时也吃了不少苦，“全身都是汗，连续站3个小时才能换岗。”亭子里没空调，有太阳的时候站得汗流浃背，下雨的时候亭子里积水过脚面。
不过那会儿，孟淑华还不太清楚志愿者这个词儿。自打1999年退休，她就一直张罗着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奥运会是个大事，需要好多人跟着忙乎。电视、报纸上天天宣传做奥运会志愿者，“为奥运出一份力，光荣！”孟淑华就有了当初在工厂的干劲。
不过，志愿者到底是什么呢？它和当初在工厂里大家一起扫雪有什么不同呢？
奥运会过去两年，这中间孟淑华又做了很多没有奥运那么“光荣”的志愿服务。今天她说，自己明白了志愿服务不是领导的事儿，更该是自己的事儿。
两年后的今天，孟淑华拿到一张“公益银行卡”。凭借这张卡，她不仅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志愿服务内容，还可以为自己的志愿服务获得“纪念”。
两年了，不仅孟淑华这样的志愿者在改变，指导志愿者的人也在改变。
街道里的洋志愿者
孟淑华住在朝阳区麦子店街道枣营南里社区。麦子店街道位于北京市的东北部，有许多外国驻华机构。5万多常住人口中，有7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人口7000余人，占了两成。
孟淑华第一次接触志愿者，就是位美籍老师。
退休之前，孟淑华是福田汽车旗下一家摩托车底盘厂的工程师，1999年从单位退休后一直赋闲在家。除了照顾年已九旬的老母亲外，她每天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炒炒股票。
“那时候也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见到外国人更是躲得远远的。”直到2004年，孟淑华路过社区宣传栏时，看见里面张贴了一页外语培训班的消息，就决定再学点东西。
开班第一天，那个叫施彬的美籍老师告诉60多名学员，自己是一名志愿者，希望帮助大家提高英语水平，“好像那是头一次听说志愿者这个词，以前就知道雷锋。”
其实在麦子店，大多数人曾经一直以为志愿者是学校教育孩子的一种形式。过去有志愿者活动的时候，电视里都是扛着红旗、穿着校服的大中小学生。“让孩子从小做好事儿，这挺好！”居民们说这话的时候，大多没想到自己也应该是其中的一员。
施彬上课时说，需要一位志愿者当班长。大家都不太明白志愿者这个词儿是怎么回事，不敢举手。施彬再三鼓励，孟淑华举手，第一次当了志愿者。
孟淑华这会儿开始了解“为大家服务就是志愿者”，“后来还知道志愿者还得承诺服务内容。”为了这个英语培训班的正常运转，“志愿者”孟淑华将自己玩了十几年的股票全部抛出，从此再没碰过。
麦子店街道志愿者协会秘书长杨晔说，让老百姓了解志愿者其实是件挺难的事情。
一个突出问题是，志愿服务和“学雷锋”到底有什么区别？在朝阳区，虽然开展志愿服务时间较早，但早期的志愿服务大多是慰问“五保户”和孤老病残，组织大家去街上清理小广告。这些事情的确对老百姓有好处，可是看起来也是政府经常做的事情。
而在北京的其他一些社区，志愿服务则被某种利益行为“借壳”：免费为老人量血压，是为了卖药；免费为大家体检，也是为了卖药；给居民做健康讲座，还是为了卖药。
麦子店最早的大型志愿服务活动叫“五扶”：对特困人员进行生活、健康、精神、子女、就业等方面的扶助。这个看起来有些“扶贫”意味的活动，成为了那时北京最有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
后来，奥运会来了。朝阳区的干部和居民统统接受了一次志愿服务精神教育。虽然奥运会结束后，一时还不能立刻转过弯，但是干部们先明白了，原来志愿服务是这样的。
奥运带来的“激情岁月”
朝阳区是名副其实的“奥运大区”，全区仅城市志愿者服务站就有127个，有超过10万名孟淑华这样的城市志愿者在其中服务。此外，还有“平安奥运志愿者”等数十万人。
孟淑华说，当初加入服务奥运会的志愿者行列还有些出于爱国主义考虑，“奥运会是中国的盛事，中国人都要参与。”后来，四川发生大地震，孟淑华一家人从电视上看到好多普通老百姓去灾区帮助抗震救灾。邻里一起议论的时候，都有个想法：我们要做志愿者，也是和他们一个性质。
现在孟淑华说起自己的奥运会志愿服务经历，两眼还炯炯有神，经常用两手比划着进行描述。其实，在许多人看来都是些没有波澜的普通事。
“虽然英语掌握得并不多，但通过简单的日常用语和比划，还是可以顺利帮助他们解决指路、购物甚至充电话费等基本问题的。”“激情岁月”里的事情虽然普通，但孟淑华到现在仍然觉得骄傲。
不过，在奥运会之后，做志愿服务这事儿就有点难。指路、翻译这些东西一下子全部“销声匿迹”，“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志愿者只跟奥运有关，只是奥运会的志愿者。”她说。
“奥运会在我国的举办是政府高度重视、短时期内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筹备组织过程。奥运会结束后，大批奥运志愿者也将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北京志愿者协会顾问，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张晓红说，这有可能导致政府对社会志愿服务工作重视力度的下降，导致媒体对志愿者关注度的下降和志愿者自身对志愿服务热情的下降。
一项关于“你愿意参加哪些岗位的志愿服务(可多选)”的调查显示，有高达72.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大型活动志愿服务(如各种会议、比赛等)”，而选择“社区志愿服务(如家政服务、法律援助、家教、社区文化建设等)”的为26.8%。
杨晔说奥运会之后，包括垃圾分类、低碳环保活动以及给盲人读书读报等志愿者活动仍然持续进行，但参加活动的人数确实没办法和2008年奥运会期间相比。
奥运会后应该干吗
奥运会过去了，还要不要搞志愿服务？怎么搞志愿服务？下多大精力搞志愿服务？最关心这些事情的恐怕不是孟淑华这样的志愿者。
“奥运是个任务，过去了以后，没人提那么高的要求了。”一位干部回忆说，当初有奥运会的时候还用了那么大功夫组织，现在没有这个目标了。
后奥运时代志愿服务的最大问题，恐怕就是如何提供服务。
不能只帮人理发、看孩子了，又没有奥运会这样的重大活动。孟淑华说，她作为城市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活动比奥运会期间少了很多。现在只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或者幼儿园需要协助站岗这类事情的时候，才会再次穿上那套衣服，上街进行服务。
奥运会之后，志愿者的发展趋向和方式迅速成为社会和众多志愿者组织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以韩国为例，张晓红介绍说，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招募了27000余名志愿者。奥运会结束以后，韩国政府则因势利导，以立法形式规定了青少年志愿服务的时间要求，成功地将为大型活动服务志愿者们引导到日常生活当中。
曾任朝阳区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郑宇在朝阳区奥运会、残奥会志愿者工作总结大会上表示，要推进志愿服务项目向发展建设平台的转化，促进志愿服务日常化、社会化、专业化，“进一步开发各类贴近市民需求的志愿服务公益实践项目，加快转化奥运服务平台为群众服务平台。”
干部们的现实压力
奥运会两年的时候，朝阳区委社会工委、区社会办联合搞了一个“朝阳志愿者公益银行”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是开通网站，把志愿服务需求放在网上，有能力提供者进行自由对接。
这个“公益银行”借鉴商业银行的三级管理模式：由朝阳区社工委、社会办履行“总行”职责，负责制定总体规划、统筹协调。各街道办事处文明办层面设立“分理处”，行使执行、管理下级“储蓄所”职能。各社区服务站设立“公益服务储蓄所”，承办收集辖区内登记的志愿者资料，受理志愿者申请、将申请上报至分理处、发放“公益时间卡”、组织公益活动等。
“公益银行，首先是个‘大管家’，是志愿者事业的管家，既可以了解志愿者的各种信息，也可以收集社会上的各种志愿需求。”朝阳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张永新说，这个平台面向朝阳区所有志愿公益事业的人和社会组织，面向所有需要公益援助的人和社会组织。今后，它还将实现计算机的自动匹配供求。
在8月的各大媒体中，似乎只有这一件事情让人们想起两年前那场浩大的盛会和那些辛苦的志愿者。
一位长期关注中国志愿服务的学者说，这个看起来的“一小步”，却是政府管理志愿服务的“一大步”。“过去是有什么需求，政府直接找人干。你当志愿者本来想去教小孩英语，但是我现在需要维护治安的。反正你已经报名志愿者了，你就得来维护治安。”一位街道干部说，这样一来二去，就没人愿意提供志愿服务了，“你自己对接，那才是真正自愿。事情虽小，可却是政府管理态度的转变。”
对于政府如何对待志愿服务，还是有些争议的。有时候朝阳区相关部门的干部出去开会，其他地区的干部就说，就得“管住志愿者”：什么事情都要由政府计划好，直接由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执行。政府需要他们去哪，他们就得去哪。
“这种办法，政府累，干部累，志愿者也累。大家心里都不舒坦。”朝阳区社会建设办公室的一位干部说。
“公益银行”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志愿者的激励。过去一直由政府对志愿者进行奖励和回报，包括荣誉称号和其他政府资源。“公益银行”找了很多支持单位，其实就是法人志愿者，以提供消费折扣形式参与到公益活动当中来。个人志愿者通过提供不同志愿服务积累积分，进行兑换。
比如，2分的心理帮扶类包括为弱势群体理发、心理辅导、陪护、读报等志愿服务。志愿者累积到30积分可以换取参与支持单位提供的优惠券。
孟淑华的同伴说，这些志愿服务的“纪念品”难得是由社会各个细胞资源捐献的，而不是政府投入资源。当然，提倡法人志愿者支持个人志愿者，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公益活动。
一位街道干部说，眼下如何才能搞好中国的社区志愿服务还是个难题，“没有那些激动人心的大事件，怎么让人有兴趣？总得摸索。”■
中国社区志愿服务面临转折点
作为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志愿服务的推进与发展也不可能脱离中国国情
文 | 朝工
一般认为，中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在80年代末成立于天津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根据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数字，在21年后的今天，全中国的注册社区志愿者已超过2600万人。
中国的志愿服务其实从社区开端，志愿者在社区服务的基础上，逐渐开始参与大型活动、救灾抗灾等。到今天，社区志愿服务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与活跃于这些大型活动和救灾现场的志愿者不同，社区志愿者需要更为长期的行动和坚持，同时它也是整个社会志愿服务的基础。考察中国社区志愿服务的历史，亦可以对中国志愿服务事业的未来发展有所启发。
社区志愿服务的源起
1988年，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居委会成立了“为民服务志愿者小组”，无偿为孤老病残和特殊居民提供服务。第二年，这个小组正式更名为“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
次年10月，民政部在杭州召开经验交流会，推广新兴街道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的经验。会上同时提出，在全国推广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小组等群众自我服务组织。
中国的社区志愿服务是与改革开放后社区、社区服务的产生与发展密切联系的。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苏式社会管理模式。城市居民都分散在不同单位中，由不同性质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管理，单位承担居民的福利与服务职责。街道及居委会附属于区级政府，一般作为上级政府的派驻机构，承担户籍登记、卫生保洁等简单管理职责以及对“社会闲散人员”等极少数群体的管理任务。
80年代初开始，改革给各类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带来巨大冲击，其表现有二。首先是企业福利功能的减弱，需要新的主体承担社会管理和社会福利职能；其次，大量城市居民脱离企业管理，居住地成为政府与他们联系的唯一纽带。
在这种情况下，1986年民政部首次提出“社区服务”。当时，这个概念主要用来区别国家提供的“政府服务”、“国家福利”，也就是“社会服务”、“社会福利”的另一种说法。相关文件也提出“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现阶段基层社区，即以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为依托的社区，在城市一般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
后来，社区建设进一步被明确为，“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因此可以说，中国社区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同时承担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要求，以提供社会福利为主社区服务也就成为社区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
以北京市为例，根据《北京市社区服务三年发展规划(1989年至1991年)》，3年内要形成以社区服务中心为骨干，以街道各类福利、服务设施为主体，以居委会便民服务为基础的比较完整的福利服务体系。到1988年底，北京市各街道就建立敬老院、伤残儿童寄托所、精神病人工疗站、社区服务中心、家务劳动服务站等社会福利、服务机构超过2000个。
1995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成员固定从属于某一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已无法适应社会管理的要求，迫切需要建立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以外的社会服务体系。1998年，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更名为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可以说从这时起，社区建设正式成为政府的一项职能工作。
但是，在此前长达3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社会资源都集中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强势社会单位中，街道、居委会的力量很难在短期内承担起如此重任。因此，志愿服务就成为承担相应需求的载体，并得到鼓励。
同时，志愿服务与“学雷锋”等传统志愿服务结合，在当时人们思想较为单纯、利益诉求单一的情况下，得到迅速发展。
在1989年民政部杭州经验会后的不到10年间，全国各地的社区服务志愿者已超过540万人，拥有组织超过5.5万个。以天津和平区为例，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已达到5万多人。
一个例子是，当时很多工厂不再为工人提供浴池、理发服务，社会上的理发店价格又高，社区里的免费理发服务就很受群众欢迎。具有同样性质的还有“小饭桌”、“小板凳”等形式，其核心就是满足群众在经济转型期的服务、福利需求。
当前社区志愿服务的挑战
中国社区志愿服务的产生过程，决定了政府在提供志愿服务中的主导位置：它一开始就是志愿服务的主要推动者，这不仅体现在社区志愿服务中，还包括青年志愿服务等等。
在天津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居委会“为民服务志愿者小组”最早的13个成员中，有6人就是居委会成员。
这样经过数年发展，中国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以政府“指导”为主的志愿服务体系，在一些地方志愿服务也因此成为政府工作的内容以及考核标准。
不可否认的是，行政主导是中国志愿服务产生和初步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与西方国家经过几十年、上百年孕育公民精神、自发形成志愿服务精神不同，中国在短短不到30年间就不得不面临社会转型产生的社会服务、福利需求，要使群众从国家福利的“摇篮”中离开后立刻就成为志愿服务的实践者，具有相当难度。
换句话说，西方的志愿服务是在漫长历史时期中，围绕公权博弈的结果。市场的力量塑造了公私权利的边界：政府能够做什么，哪些需要由私人和半私人机构提供。这也是公民社会的特征：现代公民应该获得何种权利，又应该为社会付出何种责任。
所以，公私权利博弈的结果不只是公民应获得何种权利，也包括他应该承担何种义务。
正如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由于转型期的巨大冲击以及迅即到来的多元化社会，中国人还很难适应现代公民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政府在此过程中、特别在早期必须承担“保姆”的角色。
令人欣喜的是，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一样，中国社区志愿服务在过去十几年中得到了超常进步。
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2年里，经过一系列自然灾害和大型活动之后，志愿服务精神已经深入人心，这是任何常规教育和宣传都无法达到的效果。可以说，公民对公共生活的热忱与关注在最近几年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对于今天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志愿时代”、“公民社会”的判断为时尚早，但是志愿服务已经面临“行政化”与“社会化”两难取向的协调问题。
比如，随着行政体制改革深化、政府职能不断分化，政府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不计成本地投入资源。近年来，一些声音认为政府在相应领域投入过低，志愿服务缺乏支持。事实上，对于志愿服务的支持不应仅来自政府，而是整个社会。即使对于政府而言，现在也需要考虑效率问题。
与上述质疑相反的是，许多人认为，“行政化”与“自主性”存在冲突，政府应该迅速退出这一领域，同时下放相应资源。
需要承认的是，政府了解的社会需求与群众自发性之间不可能是“无缝结合”。特别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今天，即使在如何建立志愿服务激励机制一个问题上，就会有来自公众的完全不同的声音。正如政府之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一样，它也需要在志愿服务这个领域体现一定的作用，从而促进这一事业的发展。
事实上，对于“行政”、“自主”的争论，体现了对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同看法。随着我国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志愿服务也承担了这一部分社会资源的分配功能。
应该注意的是，虽然近年来社会公益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08年，中国社会捐赠达到1000亿，占GDP的0.4%左右。美国同年慈善捐款则占其GDP的1.85%。志愿服务是社会公益事业的一个部分，很难在捐赠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志愿者比例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社区志愿服务的模式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只能在借鉴的基础上，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应该说，作为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志愿服务的推进与发展也不可能脱离中国国情。
转型期中政府的角色和边界
与整个社会大势一样，如何在这样一个转型期更好地处理自己的角色是政府面对的主要问题。应该说，政府在今天仍需要把精力集中在建立各种制度和秩序上。
目前在实践中，社区志愿服务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区志愿者数量少，成员相对单一。比如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我国香港等地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在56%至20%之间。而中国志愿者人口不到1亿人，不到总人口的10%。在社区志愿者中，退休的老年人和青少年为主，中青年人较少。
其次是社区志愿者技能水平低、志愿服务项目领域狭窄等问题。比如，志愿服务项目创新能力有限，部分社区志愿者只能依托政府计划项目，创新兴趣不大。
第三就是管理体制不健全，多头管理等问题突出。
正如有论者指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有二：其一是激励机制，二是保障机制。
应该说，无论建立何种机制，志愿服务的制度特征都应该是：使志愿服务在推进安排、组织实施、后续评估等方面有章可循。这些规章所体现出的管理和控制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志愿服务，而不是出于利益控制。
这种规章与志愿服务的“自发性”是高度吻合的，本身甚至也体现出“自发性”的特点。它不会使志愿者感受到外在压力，而是高度趋同性的制度安排。
应该说，如何建立有效、符合实际的志愿服务制度也许是过去30年来对于中国政府最重要的考验。它必须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效益、效率和可持续性，同时又必须符合人性化、人文关怀的要求。既使其在一定轨道内运行，又要高度尊重志愿者的个体意愿。
例如在激励机制上，志愿服务本是一种利他、自愿的活动，不需要任何立即回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志愿者不该有任何回报。这种回报主要不是直接的物质回报，而是以综合性、间接性和长期性的多种形式体现出来。
一直以来，我们都用精神鼓励的方式提供回报。但实践证明，非精神鼓励不仅可以为志愿者提供动力，也符合志愿服务精神。比如通过评价志愿服务活动，使志愿者得到某种技能培训，反过来促进志愿服务。
再比如，利用不同志愿服务主体提供的志愿服务来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像“公益银行”制度中的支持单位和志愿者就是不同的志愿服务提供主体，通过不同服务内容形成良性循环。
对志愿者的奖励不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是体现社会对志愿服务行为的肯定和鼓励。这些方式可以通过规定和社区约定等方式长久确定下来。
这些维持志愿服务整体良性运行的制度和机制，就是政府在这项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任务，而其根本也是弥补国家职能的缺憾和不足。
“中国式志愿者”的上海样本
“志愿精神是为了让人们通过公益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和偏好。”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钱亚平 | 上海报道
“小白菜”、“黄马甲”、“红袖章”、“蓝精灵”，不同的名称，却都代表着同一个含义：上海世博志愿者。
进入中国不到20年的“志愿者行动”，在上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动员起来。200万名世博志愿者，几乎占了这座特大型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其规模甚至超过北京奥运会。
一个志愿者网络体系，早在世博会之前就已遍布整个上海。上至上海市文明办领导下的市志愿者协会，下至居委会的志愿者服务队，一个由市、区、街道和基层单位组成的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体制已渗透到每一个社区。它优势在于，可以让人们在短期内迅速转换成志愿者。
很少提出换岗的“小白菜”
在世博园区，几乎每走一步都能看到身穿绿白相间服装的志愿者，他们被游客们亲切地称为“小白菜”。
每天有6000多名志愿者活跃在园区。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90后”志愿者吕颜婉倩就曾是其中一棵“小白菜”。
凌晨5点，天才蒙蒙亮，吕颜婉倩就已经醒了。虽然3个月的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工作已经结束了，但她的生物钟还没有调整过来，“有时候做梦都还在世博园呢。”这个戴着大大眼镜的安徽女孩笑着说。
“很辛苦很累，但有一种被需要的快感。”说起世博会，她仍然掩抑不住激动。志愿者工作结束后，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感谢世博会，让我对“志愿”有了全新的认识。
新闻专业出身的吕颜婉倩是世博会媒体注册中心的“助理新闻官”，“就是接待媒体人员咨询，发放记者证啦。”这一工作让她见到了不少业界精英，如刘璇、闾丘露薇、张泉灵等，这让才学新闻两年的她兴奋不已。
“志愿精神是要让人们通过为公益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和偏好。”中国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说。
“助理新闻官”听着是十分简单的工作，其实并不轻松。“没有我想的那么风光和轻松，”吕颜婉倩说，所有的整理工作都要手工完成，常常为了一张证要翻找好几摞证件。
在世博会开幕之初，记者证还没有全部制作完成，每天已有上千名记者来领取证件，“我们只有5名志愿者，根本忙不过来。”他们不得不轮流去上厕所。
尽管这些辛苦和繁琐远超出了她的想象，但吕颜婉倩仍然乐此不疲，“我觉得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到别人就很开心。”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满足于这样简单的快乐，也有人希望从志愿者工作中获得更多。赵晓燕是吕颜婉倩的同事，在她看来，志愿者工作有点“大材小用”，“许多重点大学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在这里泡咖啡、管仓库、跟班车，合适吗？”
与赵晓燕一样有些“牢骚”和不解的志愿者有，却很少有人提出换岗。
其实让赵晓燕等人感到有些委屈的是，一些人认为世博园区的“小白菜”就是廉价劳动力，“大概就是我们走上社会的提前预演吧。”
完成任务的“红马甲”
在世博园区之外，“红马甲”们则编织出了另一张志愿者网络，包裹住了整个城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景鹏指出，志愿者关键在于自愿。不过像中国许多地方的志愿服务活动一样，“红马甲”背后有着一只有力的推手。
早上7点45分，郑佳(化名)就已经站在地铁站里，看着匆匆赶去上班的人们，她其实很难受别人对她的不理解，虽然她也曾经这样看待别人。
郑佳是地铁站附近一家国有企业的员工，世博会刚开始时，她发现每天上下班时地铁站里多了好多“红马甲”，“站在那儿，不知道他们是干吗的。”
“没想到他们的衣钵传到了我手里，”郑佳指指身上那件无数人穿过的“红马甲”笑着说。7月初的一天，公司领导动员说：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和党员要到地铁站轮班“上岗”。
虽然也有人不太情愿，可没有人拒绝。
世博会期间，像她这样的志愿者每天有5000人次左右，分为社会文明志愿者、党员先锋志愿者、世博站点志愿者、世博平安志愿者、地铁专业保障志愿者和地铁员工志愿者六大类。这些名额以指标的形式被具体分配到了不同的区、街道和具体单位。
居委会阿姨和社区居民们也被动员起来。他们身穿橘红色马甲，佩戴红袖标，每天在小区、公园和马路上，或站岗，或巡逻。
“无比光荣”
无论如何，对上海的大部分志愿者而言，他们的志愿者生涯都是从世博会起步的。“好不容易通过层层选拔，才能拥有这个做志愿者的机会，是件无比光荣的事情。”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志愿者袁倩倩告诉本刊记者。
在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的调研结果中，接近92%的志愿者有着与她类似的感觉：“参与这样一件大事，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
据上海《文汇报》报道，上海电力学院大三学生杨耀词有7位亲人在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难中失踪，但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并没有回家，而是选择了继续留在世博园疏导游客和帮忙抬轮椅。
他的行为也招致一些人的质疑，“坚守在世博会志愿者岗位上是否必要？”、“对志愿者的管理是否应该更人性化？”
但这种为世博会全情投入的“志愿”行为在“小白菜”中其实并不少见。有一位学生志愿者的外公去世了，她连夜飞回哈尔滨见了最后一面，甚至没有来得及等到出殡，又马上飞回上海继续做志愿者。
对这些涉世未深的志愿者来说，“为大家忘小家”的行为一旦被误读，都会有种委屈之感。
也有一少部分学生志愿者对志愿服务四个字的内涵理解不那么透彻，在志愿中也有些自身价值的考量，诸如求职、出国、丰富简历等“需要”。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外资企业，把是否从事过志愿服务当成衡量一个人综合素质和品质的一种参数。
志愿者证书的分量并不轻。在一些学校，两周的世博志愿者工作不仅可以作为实习，也会被算作学分。而这一纸志愿者证书与他们的未来也相关。根据上海最新规定，世博会志愿者工作组织方将鼓励有关单位在招录公务员、招聘员工、招生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聘用、录取有良好志愿服务表现的志愿者。这或多或少体现出政府对志愿者的态度。
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的“关侬啥事体”(沪语音“关你什么事”)为口头禅的城市，如此广泛的志愿者参与水平，不能不令人惊讶。毕竟，志愿服务是一种进步、一种文明、一种境界。在杨团看来，“志愿精神是一种自愿的、不为报酬参与推动社会进步和社区发展的精神，当越来越多的人以很私人化的方式加入到志愿服务的行列时，就会折射出整个社会文明和人文品质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