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外企动向调查
全球金融危机及中国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动正在或即将怎样影响在华外企的下一步动向？本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了联合调查。在国内，选取的样本是外资企业相对集中的广东东莞、江苏昆山和山东青岛三地的外资企业。这次调查初步得出四点结论：第一，目前，外资企业在中国遭遇的最主要的困扰，首先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其次为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法规导致额外成本和风险，以及人民币汇率风险；第二，富士康事件加快了外资企业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转移的速度，其中包括从广东向山东等北方城市的转移；第三，沿海发达地区依然具有在物流、金融、配套等环节的优势，大多数外企选择按兵不动，尚没有迁移的计划；第四，以往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外企要寻找增加产品附加值的新出路。
而来自美资、德资和日资企业母国的调查，则与国内调查相互印证：第一，外资企业依然对中国给予高度关注；第二，外国在华投资依然保持高增长；第三，外国投资多元化趋势明显，从以前的制造业转向农业、金融、零售业和服务业；第四，从一线城市转向二线城市。
综合本刊在国内和国外的调查，可以明确：外企对中国的信心在增强；同时，外企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并开始在服务业、在内陆城市谋划新的产业升级。
“世界工厂”：阵痛中的坚守
《环球》杂志记者/刘巍巍 (发自昆山) 袁军宝 (发自青岛) 车晓蕙 肖思思 马晓澄 (发自东莞)
2010年，对于一些外资企业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富士康员工跳楼、本田汽车职员罢工等沿海劳资紧张关系事件，让他们第一次体验到中国新一代劳工对权益的迫切要求。
这些事件发生后，一些外资公司被迫提高员工待遇。富士康短短5天之内两次宣布加薪消息，宣称一线员工基薪升幅达66%。著名外资企业肯德基母公司百胜餐饮近期也发表声明，表示就签订员工集体合同事宜达成共识。
一些业内人士对这次加薪潮感叹道，中国沿海已不再是劳动密集型、低劳动成本产业的“天堂”。“中国制造”的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2010年的“世界工厂”注定将要发生些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道路”“模式”等制度因素和“区位”“资源”等自然禀赋迅速崛起为全球最具知名度的制造业基地之一。然而，随着支撑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之久的低成本竞争时代的终结，“世界工厂”的航船逐渐驶入一片未知的水域。进退之间，何时破茧成蝶？
“加薪多米诺”
港资、台资企业是最早进入珠三角，并带动当地制造业飞速发展的中坚力量。但金融危机之后，珠三角经营环境的变化使这些企业压力倍增。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最近针对在珠三角经营的222家会员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最令港资企业感到困扰的因素中，劳动力成本上升排在第一位。除此以外，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法规引致额外成本和风险，人民币汇率变化的风险等也给企业经营带来了重重压力。
调查显示，有六成至八成的港资企业认为上述因素造成了“严重”甚至“非常严重”的影响。劳动力低廉曾是当地吸引外资的“法宝”，而此刻，超过九成的受调查企业反映，他们存在缺工的困扰。
沿海的招工难与加薪潮使许多外资企业有了内迁的念头。7月下旬，鸿海集团(富士康母公司)董事会通过了对成都及郑州两地的6400万美元投资计划，其中成都与郑州各占3200万。去年英特尔上海工厂也把生产基地迁到了成都，《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在重庆签署后，近期已有多家台商集体入渝考察投资，而汽摩、电子、物流、农业等行业，成为最热门的台商投资领域。
“实际上，近几年陆陆续续有企业准备搬离珠三角，但是富士康事件加剧了这一进程。现在很多台资企业都在观望这件事情的后续影响，对企业的生存环境作出重新评估，”广州市台资企业协会会长程丰原说。
程丰原拥有自己的实业嘉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此前他并没有考虑过要搬迁，但是最近他决定在安徽省巢湖市新建一个厂房，建成后把一部分生产线搬过去。
“那边的成本会降低很多。拿工资来讲，我们广州这边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已经达到2500元到3000元，但在那边我们预计就1500元左右。当然，我不会把所有产业都搬过去，因为珠三角有很齐全的产业配套和很便利的交通条件，除非万不得已，我们是不会全部搬走的。”
江苏省是今年以来中国大陆最早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作为该省一类地区的苏南，最低工资标准由原来的每月850元上调到960元，上调幅度高达12.95%。而此后由富士康、本田事件所引燃的外企加薪之火，也已悄然蔓延至苏南地区，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逐渐丧失。
涨薪让中国各地原本利润微薄的制造业雪上加霜，苏南外企会否跟随富士康的脚步，将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更低廉的内陆或东南亚地区？
“我们当然也面临着同样的涨薪压力，基层员工已经在私底下议论纷纷。”昆山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明贵表示，富士康事件具备一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涨薪确实增加了企业的运行成本，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长期以来存在的用工难题，并且有望吸引更多大中专毕业生前来就业，从而优化劳动力结构。
仁宝资讯工业(昆山)有限公司人事处负责人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用工短缺”日渐成为常态的情况下，企业的招聘和培训成本不容小觑，而随着基层员工薪资的上调，员工的稳定性可以得到保证，由此节约了因员工频繁流动而增加的招聘和培训成本。
除了内地城市急欲承接产业内迁，北方省份也在积极迎接南方的产业转移。7月中旬，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紧急下发了一份通知，称烟台富士康“预计一线员工缺口将达3万人”、“负责招聘的单位，每介绍成功1人，富士康(烟台)公司给予100元补助”，这让许多业内人士认为，山东也加入了富士康内迁争夺战。
无论是富士康的内迁还是山东省政府的“紧急招工”都体现出沿海一些企业面临着劳动成本增加、部分行业劳动力资源短缺的现实。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就业办公室副主任张善利告诉记者，年初出现的用工荒，已说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出现人力竞争的局面，由于沿海地区远离家乡，生活成本高，如果工资不能高出内地企业，势必对劳动力吸引力不足。
据了解，从去年开始已有南方及沿海一些制衣、食品企业至山东内陆的德州、聊城等市落户。张善利说，目前已有一些企业联系到他，表示有向内陆城市转移的意向。他分析，现在许多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技术上已不能领先内地企业，如果沿海工资过高，势必影响他们的生存发展。
难说再见
压力虽然有，但记者采访了解到，大多山东外资企业并没有真正打算内迁或是投资到海外。位于青岛莱西市李权庄镇工业园区的韩资企业青岛泰光制鞋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1万多人的企业，为耐克等国际知名品牌提供代工服务。该公司人事总务辛先生告诉记者，目前公司虽面临一家的用工成本压力，但整体情况仍很良好。
而据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台资企业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研显示，中国制造业重镇昆山的电子产业台资企业也没有减产转移的迹象。
“尽管‘迁厂’链条有所松动，但除工资外，产业集聚所必需的物流、金融、配套等环节，特别是法制环境、执行效率、文化观念等要素，不会一蹴而就。”欧普图斯(苏州)光学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丰汀如是说。
微星科技是台湾著名的电子企业，它的生产基地主要布局在昆山、宝安等沿海地区。该公司资深副总裁黄金请表示，公司没有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打算将工厂迁往中西部等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
“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运输等配套更重要。”黄金请举例说：“一台一体机7-8公斤，工厂设在内陆，采用空运，则成本提高；采用公路运输，夏天可能遇到水灾，冬天又会有冰雪灾害。一笔账算下来，运输的成本比薪资成本要高很多。笔记本电脑有2000多个零件，一个零件配送出了问题，将影响到整个电脑的组装链条。”
而在苏南地区，一条完整的电子产品产业链已经形成，50公里半径范围内就可以将一台笔记本电脑的所有零件配齐。同时，该地区距离消费市场较近，这成为不少外企留下来的理由。
“苏南地区在30多年中确立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工业基地和产业链条等综合投资优势，并非一些刚开始享受‘人口红利’的‘世界工厂’候选者们短期内所能超越的。”李明贵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坚守苏南的外资企业正在向高端产品线挺进，研发投入不断增加。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台资企业研究中心近期调研显示，以电子IT产业为主的台商在大陆的研发投入比例节节增加。因为诸如富士康这类为高端科技产品从事代工生产的企业，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存在明显的不可替代性。
“其实，压力不仅来自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美资跨国企业天合光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邹西原表示，近年来土地、资源、能源成本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所上升，加之人民币升值预期放大。“要消化这些压力，企业唯有加快技术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2008年至今，天合光能有限公司产能扩张了7倍，但人员却仅增长了不到70%，这当然要归功于技术研发。“苏南‘世界工厂’的地位一定要坚守，不同的是要从‘制造’向‘创造’转变”，邹西原说。
日资企业青岛福生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战丽告诉记者，她们日资企业的工资相对来说本来就比普通工厂高一些，目前大都在2000元以上，今年年初时的用工压力也不是很大。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一份调查显示，青岛地区2000元以上工资水平的岗位，一般不存在招工困难的问题。
战丽表示，目前公司并没有向内地搬迁的具体计划，因为公司在当地有相当齐全的配套设施，物流、金融服务等都比较方便，并且这里的员工各种层次的都有，如果去内地，怕是高工资也不会招到熟练、技术水平高的员工。她认为，沿海总体投资环境还是要好些。
既然不能立即内迁或是撤资，面对人民币升值及用工成本的增加，一些企业便只能通过加强管理保住利润、留住工人。战丽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十分注意管理效率，在用电、用水及日常办公支出方面都进行了精细化管理，并通过适当提价消化成本。在员工过生日的时候为他们送去蛋糕，为员工宿舍装上电视，通过这些人文关怀，建立员工与公司的良好用工关系。
而在广东，面对挑战，越来越多的港台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的数据显示：加强市场拓展、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开发多种新产品是受调查港企最常见的应对策略，分别为73.8%、66.3%和59.4%。不少企业透过提升技术、改进工艺和运营流程、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外包部分生产工艺来提升竞争力。
来自香港的梁耀华经营的广州天创鞋业有限公司近几年的规模飞速增长，其在番禺的总部去年纳税4300多万元，预计今年将达到6500万元。
“我们也面临招工难的压力，今年春节以来新招了1200人，但是也有998人离职。我们对改善员工工作和生活环境做了大量工作，近期打算将员工工资提高18%左右，预计将来工资还会有大幅度增长，”梁耀华说。
广州天创鞋业的未雨绸缪使企业有能力应对新的经营压力。梁耀华说，公司很早就着意打造全产业链，成为一家集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企业。由于有自己的销售终端，甚至可以自主提高定价以缓冲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成本压力。另外公司也从一开始只做外销，逐步转变为只做内销，国内巨大的需求不仅保证了销售额的稳步增长，而且也避免了国外需求萎缩给企业带来的冲击。
梁耀华说，公司今年4月份与中国皮革与制造研究院合作打造“舒适度研究中心”，近期还打算与意大利的一家设计公司合作，利用意大利专利技术提升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
除了主动进行创新、升级，通过多元化经营，努力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也成为珠三角港台企业发展的一个趋势。程丰原说，除了生产窗帘这一主业，他近年来花了很大精力向销售服务业拓展，成为台湾啤酒在广东、福建、海南、香港和澳门的总代理，还为欧洲一家主营建材、装饰的大卖场在中国大陆进行采购。
在蜕变中优化
事实上，随着薪资的上调，越来越多的一线操作工开始让梦想照进自己的现实。钱莉是来自四川广元的一名技校毕业生，在仁宝资讯工业(昆山)有限公司当一线工人。她说：“现在每个月可以拿到2000多元，这样的收入让我们有了奔头。”钱莉告诉记者，临近几个厂的一些工人夫妇已经把在城市远郊买房逐渐提上了日程，“看样子我们打工族还是有可能在城市安家落户的”。
“新劳工时代”的降临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而生产要素价格的上行也无法在短期内得以逆转。经历此番疼痛洗礼的苏南外企，坚定了在有限过渡期内完成产业升级转型信心的同时，也收获了当地政府在投资软环境上更加“贴心”的服务。
产业重机(江苏)有限公司是张家港一家日资船体零部件制造企业，市场份额一度占据全球细分市场的40%。2006年该公司承接了CILPPER集团24条3万吨散货船的建造订单。当时，金融部门经多方调研、评估和分析，判断产业有能力完成这些订单，为其首批12条船增加了10.7亿元的船舶预付款保函额度，加上此前的授信，总授信额达12亿元。
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产业母公司的融资银行倒闭，产业母公司及其在日本的四家子公司随之“地震”，产业前期支付母公司的约7.4亿元预付款无法收回。同时，由于材料供应链断裂、企业无法正常生产导致船东索赔的可能性放大。
张家港市政府在获知这一情况后，积极帮助企业协调各项工作：加强与苏州银监分局交流；加强与CILPPER集团高层的信息沟通，介绍订单项目进展情况，最终得到了该集团“不弃船”“适当延长交付期”“同意产业适时重组”的三大支持。
在产业资金断裂的紧要关头，中国银行张家港支行再次调剂9000万元资金，及时为其“输血”，保证企业正常的备料资金、生产所需资金，帮助产业逐步恢复到正常的生产轨道。2010年6月21日，产业制造的最后1艘3万吨散货船在政企的共同期待下顺利交付。
“有时候，一些挑战的来临，会让平时不那么紧密的联系一下子变得休戚相关。”接受采访的多位外企人士表示，经历了近期多轮危机的涤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贴得更近。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苏州实际利用外资52亿美元，无锡和常州实际到位注册外资分别为18.13亿美元和13.5亿美元，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劳动力成本上行并未动摇苏南外企坚守的决心。
统计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山东沿海地区的外贸情况并没有出现异常，并且外资利用增长十分迅速。山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山东上半年实现进出口总额859亿美元，同比增长41.5%，其中出口高于进口75亿美元；上半年利用外资同比增长23.6%，仅青岛市上半年就到账外资13.7亿元，同比增长83%。
青岛市城阳区劳动保障局一位刘姓负责人告诉记者，上半年该区社会保障参保人数不断增加，近几个月每个月都以1000人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去年同期。记者了解到城阳区有1000多家外资企业，其中韩资企业占到了90%左右。
对此，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黄友嘉表示，过往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企业要想继续生存发展，必须另觅出路，大方向就在于增加产品附加值，推动内销。
事实上，近两年广东省政府一直在大力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但不少港台企业仍然希望这些政策能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梁耀华说，他们虽是传统的制鞋企业，但也正在把研发、设计、生产、品牌运营等集中到一起，希望发展成总部经济，但是否享受相关政策扶持和优惠，却不得而知，“希望政府转型政策能更贴近企业，帮助企业渡过当下难关。”
暨南大学粤港澳台区域合作研究中心冯邦彦教授也说，面对压力，企业无非几种结果，一是产业转型升级，二是搬迁，最后就是等待淘汰的命运。“富士康事件带来的加薪潮看似偶然，实则是珠三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结果，劳动力廉价、密集供应的时代正在慢慢结束。”他说。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蔺栋华则认为，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往往单位重量或体积的价值低，对运费极为敏感，运输成本降低了内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沿海和内陆的工人薪酬虽然有些差距，但是差距不足以抵消每个工人所加工的原材料和产品因陆路运输距离延长而增加的费用。她分析，一些大企业可能容易带动当地相关配套，但对于一些小企业就要难的多。
“外商投资环境在变化，但不是恶化，而是优化。这种优化，在力促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同时，也在倒逼企业完成自身的蜕变。”江苏常熟某外企负责人如是说。
国际投资者的中国“新计划”
《环球》杂志记者/王希 驻柏林报道员/周谷风 驻东京记者/刘浩远
美资：每个CEO都在关注中国
截至今年6月底，美国累计在华投资设立项目5.9万家，实际对华投资640亿美元，是除香港、台湾之外的中国内地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对于三十年多来在中国累积了巨大投资的美资企业而言，真正想要问的问题是：中国在加快脚步向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是否会通过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建设市场经济？
“正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沃土，宝洁才在中国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朱建文如是说。
8月18日，这家投资总额8000万美元，将成为宝洁少数几个支持全球业务尤其是新兴发展市场业务的创新中心在北京举行了新址开幕庆典。宝洁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麦睿博在庆典上进一步明确表示，未来5年，宝洁将在中国继续投入至少10亿美元。
事实上，作为第一批进入中国大陆的外资企业，美国宝洁在过去的22年中向中国投资已经超过15亿美元。
通用电气(GE)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通用电气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国华向《环球》杂志记者透露，今年以来GE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无锡工厂400亩扩建计划已经提上日程，同时其研发队伍开始按照中国国内需求开发便携式超声波检测仪等新产品，预计年内将投放国内市场。
宝洁和GE在中国日益蓬勃的市场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是美资企业在华发展的缩影。对于美企在中国的经营现状，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金声给出了“好到非常好”的评价，并指出在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2009年，很多在华美企的利润增长成为其全球经营链中的亮点。
作为一家代表在华美国企业和个人利益的非营利性机构，中国美国商会目前拥有来自1200多家公司的2600余名会员。该机构今年4月26日发布的2010《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82%的受访企业对中国未来一年经济展望表示乐观，这一数字几乎是2009年调查结果的两倍，而将中国市场列为企业全球投资计划中排名首位和二三位的比例，分别达到了28%和49%。
“企业投资的逻辑很简单，哪里会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资本自然就会流向哪里。”4月份，再度当选中国美国商会会长的孟克文说。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美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4亿美元，同比增长15.16%，位列除香港、台湾之外的中国内地外资来源地前三位。
在外部世界投资风险高、经济前景不明朗的背景下，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中国经济显然比以往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分析说。
在中国美国商会公布的2010商务环境调查中，一个变化格外引人注目——“法律解释相互矛盾”首次取代“管理人才匮乏”这一前三年调查关注度中一直排名首位的选项，成为美企眼中在华经营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对此，华金声和孟克文不约而同地认为解读这个现象的一个角度是，现在很多在华外企采取了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中心城市为平台“起跳”，然后不断向全国迅速发展的中小城市市场拓展的成长策略。
“这正如同中国企业有能力走入海外市场后，才会遇到一系列新问题。一个长期仅在北京、上海经营的企业自然不清楚在成都、长沙、哈尔滨等城市很多事情的具体操作是不一样的。”孟克文分析道。
在调查中，目前39%的成员企业表示他们正在计划开展可行性分析或者有可能进入至少一个二线城市。那么深入中国二三线城市“跑马圈地”的新趋势未来是否会继续强化？从孟克文向记者讲述的一次苏北商务考察之旅中似乎可见端倪。
今年4月，孟克文就任伊始就率领40多个商会成员组成考察团奔赴南京、苏州、盐城、南通等地考察。这些城市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令他们印象深刻，同时他们也观察到从地方政府到企业都在谋划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对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软件外包展示出了极大兴趣。
在孟克文他们看来，这些城市的地方政府吸引外资的愿望依然非常强烈，在权限范围内也提供了力度很大支持措施，这让他们对未来三五年的发展信心倍增。
事实上，除了沿海的二线城市，在华美企对运营成本低、市场开发潜力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兴趣也在不断增长，最近河南的外资签约额上升较快，也有更多的外资涌入了成都、西安、重庆等地，霍建国介绍说。
此外，霍建国表示：“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随着推进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进程，将来一旦相关政策打开，大型国企的技术改造、兼并重组将成为对外合作或者引进外资的新亮点。”
在具体的合作领域上，华金声观察到在过去一年半以来，美国对华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投资出现了急速上升的趋势。以中国美国商会发起的中美能源合作项目(ECP)为例，在建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项目已经成立了8个工作组，专注于节能建筑与设计、清洁交通、风能等中美政府以及企业间的合作。
从谷歌退出到力拓案件，从自主创新到“外资新政”，从知识产权保护到强制许可制度，与外资企业和中国投资环境有关的话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引人关注。
“我们不否认在开放的过程中会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但从总体看中国的市场环境会进一步向好的方向发展。”面对国际声音提出的诸多质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如是回应。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更是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称，中国今后将更加开放，中国市场的大门始终对外资敞开。
作为商会主席，自1982年就开始在中国工作的华金声也用“一分为二”这种“很中国”的方式，阐明了自己对于当下中国投资环境的看法：对经济形势乐观，对法治前景不确定。
他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乐观在过去几年都没有变，唯一变化的是过去半年中国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等相应的政策变动，开始让在华的美国企业担心这些变动会影响到其未来在华的发展空间。
尽管如此，在代表美国企业与中国科技部、商务部、外交部等职能部门沟通时，华金声对中国官员表现出的坦率开放和快速反应印象深刻。这种开诚布公的沟通本身就是健康的、积极的，现在外企能够自由地对中国经济政策、投资环境表达看法，证明中国环境更透明、更开放，华金声说。
在他看来，不仅中国，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在自主创新、吸引外资、增加就业等诸多因素间寻求平衡，如果能够倾听来自本土和国际企业的声音，将有利于政府制定政策。
20年前的中国，对很多外企而言充满了风险和未知。经过坚定而渐进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承诺，在外企眼中，在中国投资的风险越来越降低，在中国市场上获得利润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都是数一数二的利润增长点，五年前可能一个大型跨国企业对中国不甚重视，但是现在CEO们每天都要关注中国的事情。”华金声说。
他告诉记者，中国经济正从出口导向型向扩大内需型转变，而未来中国的GDP也将从五万亿美元再上新台阶，在华美资企业不想“缺席”这一进程，希望能够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继续在中国的繁荣发展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德资：抱怨不意味着停止合作
多年来，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德国也排名前列，截至2009年8月底，德在华投资项目累计6484个，对华实际投资157.6亿美元。这一增长的趋势即使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仍然表现得相对坚挺。
德国以在华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和资金到位及时著称。德国企业在华超过5000家，约有1700个子公司或代表处，在华投资领域主要为汽车、化工、能源、交通、钢铁、通信等，且大部分为实打实的生产性项目。
据统计，受金融危机影响，自2008年10月起，全球对华投资连续10个月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1至8月，我国新批准的德国在华投资项目为208个，虽然同比下降18.1%，但德方实际投入同比却增长了3.2%，达6.8亿美元。这是由于经济危机虽然令大量德国中小型企业减慢了对华投资步伐，但作为德国工业代表的大型企业仍然看好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甚至将投资中国作为避风港。
以西门子为例，在金融危机全面袭来、多数公司都开始勒紧裤腰带时，西门子却看准了中国的家电市场，逆势注资，通过加快技术升级、拓展产品线、加强渠道建设等策略，在2009年实现了同比18%的增长。截至2009年底，西门子在中国已设立了五个重点研发中心。2010年西门子仍在继续加大投资，以期再度复制两位数增长的业绩。
再看化工巨头巴斯夫，在制定了2020年亚太区销售额比2008年翻一番达到200亿欧元的目标后，巴斯夫决定重金投向塑料业务领域，包括2014年前对亚洲地区投资20亿欧元。中国的塑料消费需求占亚洲市场的一半以上，因此这20亿欧元有一大部分会用于巴斯夫在华塑料业务发展，在南京、上海和重庆的三个大规模项目将使其在长江流域形成完整的基地布局，为亚洲提供充足的本土化塑料原材料。
除了以上两例外，2010年起，大众、拜尔、蒂森克虏伯、宝马和戴姆勒克莱斯勒等大型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并制定了对华投资新战略，加大在华投资力度。
2010年初，德国工商联合会对约9000个德国工业企业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德国企业对海外投资、尤其是对华投资充满了信心。有37%的公司计划在中国投资，比去年上升了5%，如果不把金融危机对2009年的影响计算入内，这一增长势头可以往前追溯到2003年。
中国也是今年吸引德国企业最多的国家，数量甚至相当于德国在15个老欧盟成员国的总和。尤其是10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中，有不少都把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加工和供应基地。
调查显示，中国在德国投资者心目中不再是单纯的廉价劳动力工厂，只有20%的受调查企业表示投资中国是为了节约成本。在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出口冠军之后，德国企业更加看好中国市场的增长势头，以期能分一杯羹。34%的企业打算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46%的企业表示将更加集中于销售和客户服务方面。这表明德国对华投资的“升级”转型已现端倪。
德国工商联合会北京首席代表鲁玉棠女士曾在总结德国企业对华投资的趋势时称，中国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为德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提供了契机，而德国在华汽车、化工等大型投资项目也带动了一批配套产品供应商在华投资。此外，她指出，许多德国企业投资中国不仅着眼于中国巨大的市场，还将中国作为向其他亚洲国家以及诸如巴西、印度之类的新兴国家辐射的桥头堡。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政策风向相对较难把握、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由于腐败等问题造成投资风险的增加，都为德企对华投资增加了变数。最近更传出一些德国企业家称中国商业环境不如从前的声音。
其中，最主要的意见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方面。德国企业以肯在科研环节下大投入出名，这些多年研发的成果是企业赖以生存的“绝活”，但这也意味着庞大的成本投入。他们认为，中国企业在这方面没有那么大的成本负担，如果轻易获得了他们的技术成果是不公平的。
当然，正如鲁玉棠所说，“抱怨中国不意味着要停止合作”。问题提出来后如果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取得改善，将更加有利于完善中国的投资环境。
日资：投资趋向多元
作为亚洲的一员、日本的近邻，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中等收入人群增加，正在由“世界工厂”向“消费市场”转换。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和发展战略也自然因此而发生了变化，出现涉足领域多样化、合作方式多元化的趋势。
近来，不少内需型企业纷纷加入开拓中国市场的行列。由于经济不振、消费低迷，再加上人口减少、少子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等原因，日本国内市场饱和甚至出现萎缩。这一状况，迫使原来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内需型企业也开始在海外寻求发展空间。百货商店、日用品连锁店、成衣连锁店、餐饮连锁店等均在新开拓中国市场，或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和拓展业务内容。日本企业涉足中国市场的领域，已经从原来以汽车、电器、机电等制造业为主向农业、金融业、零售业、服务业甚至文化娱乐产业等多行业扩展。
例如，日本著名的三越伊势丹控股公司目前正在研究准备在中国天津市生产蔬菜和水果，在其设在天津的伊势丹商场中销售。按计划，该公司将与日本宫崎县的一家农业公司合作，在大棚内试种番茄和草莓，来研究中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开发适合在中国生产的农产品。该公司认为，日本产的水果因其品质高、安全可靠而得到中国富裕阶层的青睐，但是由于中国海关对植物的检疫严格，使日本的许多产品被拒之门外，因此如果向中国消费者宣传具有日本特色的栽培技术和优质品种，即使在中国国内生产的产品也会受到欢迎。该公司初次涉足农业就将目光投向中国，可以说是日本内需型企业在中国市场多渠道拓展业务的一个代表。
餐饮业同样动作频频。经营外卖便当连锁店“Hotto motto好麦道”的日本Plenus公司近期在北京中关村开设了首家店铺，并计划在今后5年在中国各地开设约200家店铺。日本“一番屋”公司旗下的“CoCo一番屋”咖喱连锁店则计划到2015年前把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店铺数从目前的16家增加到116家。
在中国市场，日企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方式日渐呈现多元化趋势。长期以来，日企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基本上仅限于合资生产或委托生产等，但是目前出现了日企参股中国企业或与中国企业合作开展业务的动向。
如东海东京金融控股公司日前就宣布向与其有合作关系的中国大型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香港公司出资10亿日元，获得了对方约1.2%的股份，就是为了强化双方的合作关系，推动扩大其在华业务。
日本三菱重工社长大宫英明最近在接受共同社采访时，就开拓中国及新兴国家市场问题表示，将与当地的知名企业合作，通过委托当地企业获取订单和三菱重工提供技术等形式来拓展业务。其实，大宫英明的这个想法，日本丸红株式会社已经在开始实践了。丸红日前宣布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旗下的石油设施基建公司开展合作，以此强化其在全球资源业务。双方将在南美、非洲共同建设油田和储油设施，计划在5年内获得1000亿日元的订单，丸红负责物资采购和提供法律支持。几乎在同一时间，丸红又与中国企业永晖焦煤签署战略性合作协定，意在共同获取更多的资源。
另外，日本企业还出现一个新的动向，就是日企之间相互合作将相同的业务整合，以共同开拓新兴发展中国家市场。7月5日，日立、三菱电机、三菱重工宣布将共同出资将水力发电业务进行整合，于2011年成立新公司，从事发电机和水轮机的技术研发、发电系统销售及售后服务等，获取中国、印度和中南美等地区的水资源订单。
同时，一向以保守谨慎著称的日本企业接受中国企业注资的事例也越来越多。据日本帝国数据库统计，截至今年6月，已有611家企业接受中国企业的投资，这个数字是5年前的约2.6倍。从接受中国企业注资的日本企业行业类别看，主要有批发业、服务业、制造业、零售业、运输通信业、不动产等，其中占比大的前3个行业是批发业、服务业和制造业。从接受注资的日企的商业规模看，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年销售额在1亿日元至10亿日元的企业居多，共有200多家。
日本帝国数据库认为，中日企业合资对双方均有利，对中国企业而言日企有品牌和技术优势，对日企而言中国企业具有资金和销售方面的优势。
与此同时，日本的汽车、家电等制造业企业在加快向泰国等其他亚洲国家投资建厂的步伐之外，仍然没有放弃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并且把重点放在了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上。
专家眼中的外企真相
《环球》杂志记者/谢黎 实习记者/邓云珊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外资企业的动向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世界经济状况的变化，也测出了中国经济的“体温”。在近年来世界经济动荡，中国市场环境发生巨大转变的情况下，观察外企动向，无疑是把脉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轨迹的一扇窗口。
为此，《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
跨国公司对华信心增强
《环球》：金融危机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有什么样的新动向？
王志乐：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一个机会，凸显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得非常快、非常稳定。中国国家实力的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市场的迅速扩大，给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带来很大影响。一个公司制定战略必然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业务战略，即发展哪些产品，还有一个是区域战略，就是往哪去发展。
今年6月，我在欧洲访问了10家跨国公司的总部，了解他们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动向。这10个公司包括西门子、戴姆勒、宝马、诺华等这种世界领先的公司。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业务战略上，他们在往低碳产业、低碳产品方向发展；在区域战略上，这些公司非常明确地要加大在中国的投入，增强了把中国作为发展重点的决心。比如说戴姆勒最近就跟福田签了一个战略协议，大众则决定今年再投入60亿欧元，在中国建两个生产基地。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大型的跨国公司经过金融危机后，在重新考量他们的全球发展战略。而其中两大趋势很明显：在业务上，是往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发展；在区域上，是往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加大投入。
冯飞：据我了解，他们主要动向有两点：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当中一枝独秀，对跨国公司来说，很难找到其他更加具有经济增长活力的国家来替代中国。所以，从投资意向来看，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外资企业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企业，对中国的投资信心增强了。当然，它的投资能力可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有所下降，这反映在外资的总利用规模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复；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战略在做一些相应的调整。他们需要优化其全球产业链，以适应中国要素价格上涨等一些新情况。
《环球》：据了解，近年来外企进军中国的领域在增加，由原来的以汽车、电器、机电等制造业为主，向农业、金融业、零售业、服务业甚至文化娱乐产业等多行业扩展。您怎么看？
王志乐：这是一个健康的趋势。中国现在据称有100多个服务业已经开放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开放程度算是比较高的，下一阶段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国务院的9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修改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扩大开放。
我觉得外资投资今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金融领域，国务院已经提出欢迎外资建立投资担保公司，鼓励外资的私募资金投资等。另外，我认为，应该鼓励外资的医疗机构进入中国，甚至外资的教育企业也可以进入，和中国现有的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展开竞争，以促进这些领域的发展。
冯飞：我想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下去。在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FDI(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集中在工业和制造业，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服务业占全球FDI的比例在60%以上，高的年份会在70%。
此外，中国的服务业还欠发达，总量不够、水平偏低、结构也比较不合理。我们要加快服务业的开放，实现服务业的结构升级。所谓结构升级，就是扩大生态型服务业、现代型服务业比例，实现整个服务业做大，提高其在GDP中的占比。过去30年，中国制造业在开放中学到了他人的经验、管理、技术，使我们的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服务业发展、对外开放的局面。外资加大服务业领域投资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甚至还会再进一步扩大。
保持国家整体竞争力
《环球》：今年以来的加薪潮和招工难问题牵动了不少外企的神经。中国的低成本竞争时代是否已经终结？
王志乐：这个我无法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逐步提高。但我们要注意到，中国劳动力成本提升的同时，劳动者的质量也在提升。有的地方劳动力成本可能比中国便宜，但其性能不一定高。所以，从性价比来看，中国还是有竞争力的，而外企也能看到中国劳动力综合成本的优势。
冯飞：现在不能说是终结了，因为低成本竞争时代有些是非合理因素造成的。所谓“非合理因素”包括过低的劳动力价格、不能反映稀缺程度的资源性产品价格、环境损害成本等。现在我们在慢慢调整，使其趋于合理化。
《环球》：现在不少地方政府都在争夺内迁的企业，会不会造成什么新的问题？
王志乐：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需要投资者，但是这里面不应该牺牲一些长远利益，比如环境、税收等。在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应该创造一些软环境，给外企提供服务，如提供人员的培训、招收工人等，创造良性竞争的氛围。
冯飞：从整个国家来看，我们有很大的调整空间。中国地域广阔，虽然东部沿海要素价格成本提高较快，但中部、西部仍有优势。我们可以引导一些产业进行合理地梯度转移，通过空间的优化布局，维护既有的比较优势。当然，中西部也有自身的问题，比如说，物流成本较高、基础设施还较欠缺，产业的配套能力也不完善等。因此，中西部地区也不是遍地开花，而是有些地区有条件承接产业转移，有些地区目前还不具备条件。我想中国目前面临的不是某一个区域协调发展问题，而是整体保持国家竞争力的问题。
《环球》：是否有不少外企考虑或正在迁往一些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印度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王志乐：这种迁移近年来一直有。有的公司认为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效果好。比如说，他们去越南，也不一定纯粹是因为劳动力便宜，还可能因为他们认为那里是一个未来的市场。这也是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选择，不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有自信。只要中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就能吸引到更多的外资。
冯飞：确实有很多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比如说他们的纺织业工人成本只有中国的1/3。但中国的优势不是单一的优势，而是综合优势，比如说在产业的配套能力上，东南亚国家就比中国差了不少。还有中国基础设施的发达，政府的良好效率、发展经济的热情等等，组成了我们的综合性优势。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外资企业选择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包括中国的民族企业也可能走出去。这是合理的，中国经济已经从原来的“引进来”为主到一个“双向流动”的阶段。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抓住契机，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跨国公司为什么要到中国来？他们就是要进行全球的资源配置，进行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优化升级、整合，从中获得竞争优势。中国的企业如今也需要走这一步。
在“抱怨”中打开新局面
《环球》：最近国外媒体就中国投资环境问题的诸多报道和评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更以“批评中国政策，外企高管更加直言不讳”为题，回顾了近几个月来外商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批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声音？
王志乐：我觉得他们的批评有道理，有一些确实是有根有据的。对外商的批评，我的观点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国人不要感到刺耳或听不进去。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在外资的批评中前进，在外资的“抱怨”中不断改善投资环境的过程。比如早期外商往往批评中国连电都没有，后来中国听进去了，现在中国的硬环境大大改善了。再后来，外商开始抱怨中国的软环境不好，这些抱怨咱们也听进去了，所以这些年，中国的投资软环境也有了根本性改善。最近他们的抱怨是：中国不把外资企业当国民企业，不给他们国民待遇。我们对此应该认真对待、虚心听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才是一个大国的表现。
另一方面，我认为外资企业也应该不断地调整观念，不要因为一两个问题而动摇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虽然这些年中国会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出现，或者有一些不太好的政策出台，但是主流的观点、主流的政策还是改革开放。在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外商对今年国务院的9号文件关心不够。这个名为《关于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的9号文件，体现了对依法在华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各种类型的企业在中国的运营、生产的产品一视同仁，实行国民待遇的思路，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件。但外商对这个文件所知甚少。我认为国外媒体存在一个这样的缺点，对中国存在的毛病反应很快，而对中国的进步，对中国好的政策，则反应很慢。所以，外国的媒体、外国的公司应该要一种这样的心态：不但能看到中国存在的毛病，还能看到中国的主流、主导思想是什么。
冯飞：中国企业在适应全球的发展环境，外资企业同样要适应中国发展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这些变化包括几个方面：一是要素低成本的优势在明显消弱；二是一些问题带有不确定性，比如说人民币升值的节奏问题；三是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虽然从企业层面来看，可能会有一些冲突或者说是侵权的事情会多起来，但这跟国际贸易当中出现的贸易保护摩擦增多是一样的。事实上，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是越来越向好的方面发展，而不是越来越糟，这是一个大方向。
《环球》：您认为今后几年，影响在华外企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王志乐：要发挥跨国公司的作用，首先在概念上，要明确外资企业的定位。很多人一说到外资企业，就把它看成是外国企业，实际上外资企业也是中国企业。这个认知是非常重要的。外资企业其实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同盟军。这些企业要在中国挣钱，就希望中国稳定，希望中国与其母国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其次，要创造一种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让外企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相互促进。有了新的认识和好的政策，就有可能带来新的局面。
同时，我对在华外资企业有几个建议：其一，要强化本土经营，实现组装制造本土化、研发设计本土化、营销服务本土化和管理人才本土化；其二，要强化低碳经营，抓住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契机，获得在华发展的新机遇；其三，要强化合作经营，从制造环节的合作发展到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的合作，从硬件方面的合作发展到软件方面的合作，从国内市场的合作发展到全球市场的合作；其四，要强化合规经营。近10年来，一大批跨国公司对企业责任的理解和实践有了显著的进步。企业的责任已经从过去主要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到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全面的责任。作为跨国公司还要承担全球的责任，即不仅承担公司总部所在的母国责任，还要承担投资和经营所在国家的责任。
冯飞：首先，我想外企最看重的还是中国的市场潜力；其次看重中国对外开放的大的政策；第三，现在全球面临以低碳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技术产业，还有新一代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特征、为引领的新一轮产业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可能在某些领域有跨越式发展。比如在新能源领域，中国去年已经是全球新能源增长最快的国家，超过美国。再比如，新一代的互联网、物联网的应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这些都会给跨国公司带来兴趣。对此，我们要追求的是和外资在技术层面进行深入合作，实现共赢的目标，并创新合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