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香港
新亚书院有风景。
几排细竹，三两株老榕，一池映天清水。远处是海，是山，是漂移着美丽卷积云的蓝天。
不远处，是唐君毅先生的铜像，再后面，是孔子的。
新亚第3代人周保松在这里行走了近20年。现在，他已从学生变为老师。除了从学生宿舍搬进教师公寓，作息基本不变。每天从深夜到东方露白，他听着古琴或莫扎特，改论文，给学生回信，往师生间的《政治哲学对话录》里增添新内容，或者著书。
他的新著《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告诉读者：“写作于我从来不是轻省的事。我一向将教学放在首位，因此本书大部分文章，都是在繁忙教学之余断续写成，那份吃力不足为外人道。”
学生说，“他的身份认同之一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但不是‘士大夫’，因为周生不会弹古琴。这样的先生在今天恐怕是绝无仅有了。”
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
周保松出生在化州，广东省茂名市下属的一个县城。8岁前在农村长大，砍柴、放牛、捉鱼，8岁时学会做饭。他出生两年后“文革”才结束，农村经济奄奄一息。他懂得什么叫“贫穷”。
他家里成分是地主，但奶奶1961年死于饥饿；1957年他父亲被划为“右派”。父辈及姐姐们都没有考大学的权利；小时候跟男孩们打架，常常被骂“地主仔”。他懂得什么叫“歧视”。
跟许多成年后走上学术道路的人一样，周保松自小沉迷于书本。识字后先是囫囵吞枣读完《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传》、《镜花缘》之类的小说传奇。找书不易的年代，镇上惟一的小图书馆、十字街口的新华书店、单位大院里叔叔伯伯的藏书，是他精神食粮的来源。
他很快迷上香港新派武侠小说，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是两天里不眠不休一气读完的。读完他走上平台，眼前一片眩晕(近视也突然加深)，心中惆怅，又想放开嗓门吼几声。
常人看金庸、梁羽生，看的是功夫和爱情，少年周保松还看到了一个价值世界：是非善恶，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爱。学校后山的橡树林里，午后的阳光和蝉声中，或是公厕微黄的灯光下，逃课少年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当时，他对此毫无知觉。
父亲到香港探望伯父，犹犹豫豫留了下来。11岁随母亲投奔蜗居深水埗贫民区的父亲，周保松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他办的是停学而非退学手续，相信总会回到故乡。他带着同学们送的家乡的江水和泥土，在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
他的生活世界急速转变，那个包括语言、传统、价值、人际关系乃至日常生活的复杂的意义系统，突然由社会主义的乡村折进资本主义的大都会。格格不入，无所适从，因断裂而疏离。他常常看着弥敦道上的车流和人群，感觉再也走不下去了。
就像今天进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后只能入读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一样，周保松在香港的第一批同学大部分是新移民，人人有乡音，纯朴善良，对香港历史文化一无所知，想好好读书、努力融入社会却不知从何做起，只听得教室楼下的五金铺子日日喧哗。他们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里，自生自灭。
他后来听说，这些同学大多念完中学就去打工，最多的是到发型屋当学徒；考上大学的不到3个。“我有幸受到了好的教育，所以深知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读完中二，他考进了何文田官立中学，班上大部分是本港学生，但他最好的朋友，依然是本校占少数的新移民同学。
一直到1988年，他看电视里中国队跟香港队的比赛时总为中国队加油；别人问他是哪里人，他总说广东人。但此后，香港人以每年6万人的速率移民海外，直到1997。
移民香港整20年时，他在报上发了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收到许多新移民的电话和信件，他们情绪热烈而激动。他知道，他们被这座城市压抑很久了。
2007年，他写下《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再次为那些要么静默地消散在城中、要么成为报端社会惨剧主角的人发出一点声音。
在这个领域，他追求公平和正义。
从工商管理学院到“讨饭系”
中五(相当于内地高二)那年，周保松获选“香港十大杰出学生”。与另9位本港出生、名校出身的同学相比，他是惟一的移民学生。“我才来香港没几年，广东话有口音，英文也不好，突然成为媒体的焦点，压力好大，一点也不开心。”
紧接着的压力来自对大学专业的选择。他想念中文系，但身边所有人都说应读商科，连语文老师也说理想当不得饭吃。他跟自己说：既然以香港为家，就要熟悉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获得竞争力。所以1991年进了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初进中大，有两件事对周保松影响很大。一是选修了陈特先生的《哲学概论》。陈特是唐君毅和钱穆的弟子，一位将问学与生命相连的谦谦君子、诚挚师长。第一课讲的是苏格拉底如何追求智慧，如何被雅典公民审判，如何从容赴死。他从此记住苏格拉底那句名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然后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
“我中学跟同学进过基督教教会，也读过佛经，胡思乱想过一些问题，像死亡、灵魂、不朽，现在居然有一个科叫哲学科，可以堂堂正正地讨论这些问题，两边一下子就接轨了。”
二是进了范克廉楼。那是当时思想最活跃、最成熟的中大学生的集中地。周保松初进校给《中大学生报》投稿，很快被吸纳进编委会。
这些编委们开起会来比较可怕。为应当关注校内外哪些事务、社论怎样写、怎样采访写作等等，常常无休止地辩论到凌晨三四点钟。办这份报没有学分没有酬劳，还常因此逃课，但大家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大学4年，周保松几乎每天都是凌晨3点以后拖着疲惫身躯回到宿舍楼，一脸歉意唤醒工友帮他开门。
周保松说，今天香港公民社会中最活跃的那批人好多都是从范克廉楼走出来的，它是中大精神的摇篮，这精神是：价值批判与社会关怀。
一边主修“Marketing”之类的课程，学习产品该如何包装、销售，接受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一边兼修哲学，晚上为办校报通宵达旦，还要参加许多学生运动。周保松说，这第一年过得“完全人格分裂”。他琢磨着转系，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常常败下阵来，一个人躲进洗手间落泪。
又坚持了一年，终于不想忍了，他想好好享受余下两年的大学生活，读喜欢的书。多年之后，他对学生说：你要过自己的人生。
哲学系在香港也叫“揸兜系”(揸，即捧；揸兜，即讨饭)，但总有些另类分子放着金饭碗不要，情愿揸兜。
二年级快结束的某一天，周保松站在陈特面前接受面试。黄昏的阳光从西山斜洒下来，为师生间的对话镀上柔光——“会不会后悔？”“不会。”
终于成为新亚书院第3代人。周保松的名字如今刻在圆形广场历届毕业生纪念碑倒数某座上。第一座最上方刻着1952年第一届的3位：余英时、陈式、张德民。
几千册藏书中，与周保松牵连最深、深入骨髓的，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1993年暑假，他跟同学们到广州买书，在北京路新华书店从学长手里接过这本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翻译的厚厚的、满是艰涩术语的书，从此深陷其中。
他后来的导师石元康先生是华人社会最早一批研究罗尔斯的学者。他从选修石先生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开始正式进入政治哲学的世界：为什么正义是社会的首要德性，而自由主义作为一套回应现代处境的思想体系，其内涵是什么。
1995年，余英时先生回中大，参加钱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周保松负迎迓之责。余先生听说周保松对罗尔斯感兴趣，推荐他读罗氏新著《政治自由主义》。
一年后，周保松去有2000多年历史的英国小镇约克，在约克大学以罗尔斯的这本书为题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
他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生涯受益于英国式的师徒制，导师是约翰·硕维(John Charvet)——1960年代硕维在牛津求学时导师是以赛亚·伯林。周保松完成了对罗尔斯的研究，以“自由主义和稳定性”为题写成博士论文。
从知到行
硕维常在家中举办home seminar，学生带酒，老师提供小点和奶酪，从卢梭、康德、马克思到罗尔斯，一路谈到微醺。现在周保松也常在家里开这样的读书会，每3周一次，每次3小时，带领学生读原典，按主题讨论。
过去，石元康和硕维都容许周保松在辩论中畅所欲言、据理力争，现在，周保松的学生也沐浴着此种宽容。
“上课讲到兴奋处他会手舞足蹈，讲到母语(中文)不被尊重时，眼里会有泪光。我很感动，我看到的是一个有热诚、有坚持、有追求的人。”一位学生说。
一位深夜跑到他那里诉说生命空虚的学生记得，老师后来提起这事总开玩笑说，有点像维特根斯坦跑到罗素家里。“我不能想象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只睡4小时需要怎样的意志，他在我们身上花的时间远远超出一位老师应做的。”
周保松自知，这是他在践行叮嘱学生的话，“活得好和活得高尚是一回事。”
他将对德性的要求传给学生。他告诉学生应该怎样理解学术：“我们是站在前人肩膀上走下去，继承和被取代是常态。我们做的是搬砖的工作，不要只看见你在搬，其他人都不见了。”
台湾“中研院”钱永祥先生欣赏他治学态度的同时，“更注意到他的强烈道德关怀与社会意识，知道政治哲学于他不仅是知性的探索，也是追求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困勉之旅”。
访问周保松时，正值香港某大法官的侄女掌掴警员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报端口诛笔伐，毫不手软；也恰好读到他的学生陈家祺以老师“价值论述的累积”为框架在报上分析广州粤语事件——人心所向，令自诩“身在边缘”的周保松看起来不那么孤独。
周保松喜欢瞻仰哲人墓地。他在静寂中默然肃立，在历史中思考自己的位点。从伯林墓地返回的路上，他想起苏轼的一句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本文部分细节，源自周保松散文《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行于所当行——我的哲学之路》)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香港
公平社会，我可以做些什么
人物周刊：在你心目中，怎样才算公平社会？公平社会是否就是好社会？
周保松：这是一个“What”的问题。对我来说，一个公平社会，就是每个公民能有尊严地活着，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充分保障，同时有平等的机会和经济条件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政府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并尽量避免生产工具和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公正和好是不同的价值标准。但我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一个社会无论多么有效率、多么富裕、多么强大，如果它不能公正地对待每个自由平等的公民，就谈不上真正的好。
人物周刊：公平社会从哪里来？
周保松：这是一个“How”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从不公平的社会转型为公平的社会。如果当下的社会充满不公，而我们已有一个公正社会的图像，那可以做些什么，令状态改变？
从第一人称去问“我可以做些什么”和从旁观角度去问“我们做些什么”很不一样。前者是非常实在的实践，而不仅仅是知性——可以是参与社会行动，也可以是在工作岗位上好好做自己的工作，在有必要的时候甚至要为自己的信念付出代价。
到底我们对幸福生活的理解，应不应该有正义和道德的元素在其中？如果没有，我们为什么还那么傻，去坚持正当的东西，去做正直的人——当身边的大部分人都在放弃原则的时候？《相遇》中的不少文章，其实是不断在问自己这些问题。
要实现公平社会，在现阶段革命似乎不可能也不可取，只剩下渐进改革一条路。这条路也有不同方式：自上而下的党内改革、公民运动、社会维权、工会抗争等。这些不同的力量可以在社会转型中起到多大作用，中间会经历多少曲折，谁也说不准。
不过近年来我发展出一个基本想法：任何社会转型，必须要有“价值论述的累积”。知识人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持续地介入社会行动，并建构出合理行动的论述，赋予这些行动价值，使其在公民社会生根深化，从而为行动者授权。这样一来，知识人就不是站在高处的精英，也不是只懂得对着当权者说话，而是社会中平等的成员，运用批判意识和价值意识，和其他公民一起建构和丰富社会改革中的价值论述。我相信，当这样的价值论述愈来愈丰厚、愈来愈有活力时，改变会跟着来。
那么多主义，哪一个更公平
人物周刊：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大陆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哪些部分容易产生误读？
周保松：自由主义在中国走过非常曲折的道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传入，像严复译介《群己权界论》、后来的“五四运动”及胡适倡导以杜威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1949年后自由主义在中国基本绝迹了，直到1980年代后，哈耶克、伯林、罗尔斯、德沃金等才被逐步介绍进来。整体上说，直到今天，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力还相当有限，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历史、文化上的原因。
但就我观察，某些素朴的非体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已在公民社会逐步生根，比如权利意识的觉醒(种种维权运动)、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以及对建立公正社会的强烈诉求(针对贪污腐化、贫富差距和公权力的滥用)。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所呈现出来的观念力量，不一定来自于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来自日常生活的体验。
哲学家的任务，是把握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判断，以严谨明晰的哲学语言，对判断背后的道德预设及制度意涵，作出系统的论述和建构，然后回过头来深化和丰富公共文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形成良性互动，推动社会向公正民主的方向转型。
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基石，洛克、卢梭、康德以降，数百年来累积出丰厚传统，有不同流派，很难说有惟一、正统的自由主义。今天中国学者仍对自由主义有明显的误读，例如认为自由主义鼓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或主张市场至上而置社会正义于不顾，或导致价值虚无和文化崩坏。
人物周刊：所以你在《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中对左派和右派都提出了挑战？
周保松：我对右翼自由主义提出的挑战是：到底在哪个意义上它较左翼自由主义更能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而对新左派提出的挑战是：到底在哪个意义上它较罗尔斯的主张更能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
财富分配问题上，有好几派不同的立场。一派在英美哲学中被称为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也就是右翼自由主义，代表就是诺齐克和芝加哥学派，主张小政府、大市场，一切由市场的无形之手去解决；另一派在美国叫左翼自由主义(liberalism)，在欧洲叫社会民主主义，它跟右翼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在处理分配问题上强调社会平等，主张政府有责任进行社会再分配；它没有说市场不重要，但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实行再分配，走福利国家的道路。再左一点就是社会主义，认为市场是一切不公问题的根源，不要市场，反对私有财产权。我相信并没有人真的说我不要市场，要回到贫困。但市场不是万能的，本身不是一个自足的制度，而是社会制度里的一个环节，必须受到限制和调节。
其实可以不理“新左”、“自由主义”、“右翼”这些标签，而是回到最实质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一个公正社会的道德基础？预设了怎样一种个人观和社会合作观？这些观点为什么是合理的？我认为，不管哪一派，都是理念竞赛场上平等的一员，都要回应这些问题，将各自的道德立场、理据好好说清楚，展开辩论。我在新书中正是尝试勾勒出一个自由主义的立场并指出它不是在左和右之间的折衷妥协，而是有一整套关于自由、平等、公正和社会合作的道德理想在后面。
公正的制度让人利己，同时利他
人物周刊：问题是掌握大部分资源和财富的人总有私心，他们就是制定制度的人或有能力影响制定制度的人。人性摆在那里，公平公正岂不永远是乌托邦？
周保松：对，人性有自利的一面，但同时也有道德的一面，否则我们没办法解释人的许多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可以说，追求社会公正，用某些道德观念去限制人的自利是可能的。人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受他所在社会制度的影响，比如在一个较为公正的制度里，你发现做一个利他的人不会吃亏，那么你会愿意利他。就像今天北欧有这么高的社会福利，是制度保证的，然后反过来影响人的动机。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就是怎样让人的动机和制度之间实现相互加权。
我承认人的自利，但自利的生活不会是好生活。我们不是“道德佬”，不是要每个人做雷锋。在香港，你在公司好好上班、纳税，做个好公民，这部分贡献经政府之手去帮助贫困的人，然后你发现自己生活在人与人之间比较有信任、有关怀的社会，自己那颗“利他”的心、追求社会公正的心慢慢变强了。
人物周刊：能不能用一些真实案例，让普通读者明白什么叫“有道德感的政治”和“没有道德感的政治”？
周保松：换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政治的本质，是关心“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在一起”。所以人类发展出不同制度，界定权力和资源的分配，而这些分配制度深刻影响了活在其中的每个人的命运。因此，我们必须考虑道德正当性的问题。没有所谓中立的政治。任何政治权力的行使，都必然给人带来影响，都有责任向公民解释为何这些影响合理必要。严格来说，没有道德感的政治，不是政治而是暴力。
人物周刊：人们常说政治是肮脏的，似乎已经放弃了对它的道德要求。这些年来，你努力在理论和社会实践层面将道德感与政治相连接，其中最难的环节是什么？
周保松：最难的环节，是如何令整个社会仍然具有这样一种信念，即我们能够彼此共同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道德社群之中，并有足够伦理和制度资源去逐步建设更公正更美好的社会。不幸的是，我们的社会，愈来愈缺乏这种信念，因此也就愈来愈接受弱肉强食的逻辑，并认为所有对政治生活的道德要求要么是伪善的要么是徒劳的。当所有人都失去这种信念时，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纽带会很单薄，互信和尊重难以建立，大家会活得没有安全感，社会稳定只能靠暴力威吓来维持。这是今日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