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拯救而延续生命，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思路，被救者对救人者怀有怎样的感恩之情都不为过。如果感恩未及，却反而对救人者的动机、目的展开想象猜疑，的确有点让人不可理喻。
57岁的何大妈晨练时一头栽进了荷花池，82岁的孙大爷奋不顾身跳入池中救人（见8月1日京华时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救人者如此高龄，见义勇为的义举更令人多一分感动。人之常情，何大妈理当感激孙大爷的再造之恩。可想不到，事情会另起波澜。因为孙大爷要求联系电视台宣传救人事迹，本打算登门道谢的何大妈不满了，大妈的女儿甚至在网上发帖质疑大爷救人的动机与目的。
不可否认，源于诸多生活事实的教诲，往往让我们对人、对事、对制度、对商品不能不持怀疑的态度，怀疑一切正在成为一种时代的思维方式。一方面，怀疑使我们对社会不洁保持警惕；一方面，怀疑也使一些美好事物与人性光辉蒙垢。对一位82岁高龄的见义勇为者，首先想到的不是感激、钦佩、赞许、弘扬其高风亮节，而是怀疑在先，贬斥随后，这样的怀疑其实正把我们引向歧路：在警惕社会不洁的同时，也在伤害、拒绝社会日渐稀贵的取义向善之举。
救人者该不该要求宣传自己，媒体上有两种意见。赞同的意见是，做好事“留不留名”都是权利，可以像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也可像孙大爷希望得到宣传；反方则认为，孙大爷的要求是对被救者自由权利的干涉，所谓救人者“救人之后，也无需讨价还价”。我不明白，一件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进入到权利的讨论；救人者与被救者的恩德关系，怎么就成了侵权与维权的对立关系。如果是权利关系，当然就该依照法律来调整；那么，法律又能怎样判定与仲裁孙大爷的要求与何大妈的不满？
有时候，我们习惯于将问题复杂化，或者纠缠于一个并不存在的伪问题。就像何大妈与孙大爷，一个身处险境，一个见义勇为；孙大爷救与不救，两人都不存在权利关系，但道义关系却是撇不开的。援手相救，是道义的伸张与自律；见死不救，是道义的亏欠与背逆。对被救者而言，纵可以没有涌泉相报的实际行动，但心怀生命得以延续的再造之恩，应该是最低限度的道义底线。然而，你却毫不犹豫地不满了，你的女儿也迫不及待地质疑孙大爷救人的动机了。不知你们认真想过奋不顾身的真正含义没有，什么动机能平衡奋不顾身的价值呢？
孙大爷的要求过分吗？一点也不。我不仅没有从这要求中读出名利之逐，反而领悟到老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有人落水的现场，有很多旁观的年轻人，而入水救人的却是两位年过八旬的老者。“现在见人处于危难的时候肯出手搭救的人不多了，所以，有必要把这样的事情宣传一下，以感染更多的人”——硬将老人的这点人心不古之叹、世风日下之忧，与名利之私画上等号，是否有失厚道？
在暗室呆得太久的人，有一个接受阳光、正常正视阳光的过程。欠缺阳光的心理，对阳光灿烂的大义之举，总是先打一个问号再说。这不只是事件当事人之间的问题，更是社会心理在哪个层次上积淀文明的问题。当生命拯救生命的义举呈现在我们面前，怀疑可能使义士寒心却步，发自内心的认同与赞赏将是对世风的正面激励。所以，为增进社会的人际和谐与人性温暖，我愿意代所有行义向善之士呼吁一声：不要怀疑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