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深圳说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王运宝 贺海峰 徐浩程
策划人语
30年，只是一个传奇的开始。
深圳理应做一个更大的“梦”——不仅仅是推动经济现代化，更应在政治、文化现代化上，再次担当起“试验田”、“排头兵”的角色。
新30年开局之刻，深圳被寄望于担负改革攻坚和社会转型如何破题的大任。因此，总结往昔，是为了扬起敢闯敢干的精神，重新唤醒一座年轻城市的拓荒激情与气魄，进而能再次赋予国人驰骋腾跃的力量。
“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110年前，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给危机沉重的中国人点亮一盏灯。深圳经济特区30周年之际，本刊作“少年深圳说”，不仅是倾听一座年轻城市的心跳，更是希冀深圳在讲述“新改革故事”中再干一个30年。
深圳30年
■本刊记者 王运宝
7月1日，深圳市民中心广场的大型电子屏幕上，一条闪光的红线环绕深圳的全市辖区，勾勒出一个全新的深圳经济特区版图，宣布深圳进入“大特区”时代。“二线关”设立27年后，深圳特区关内外一体化备受关注，被认为是中央送给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的一个大礼包。
与中心广场处在同一条直线上的莲花山公园，是眺望深圳城市的最佳观景平台，站在这里你会领略到别具一格的城市设计，目光所及之处，不同建筑风格的高楼群组成一幅恢宏的城市画面。这幅画在过去30年里徐徐展开，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缩影”。
“从一个边陲小渔村，崛起为一座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城市”，几乎所有对深圳的介绍，都是从这句话开始的。的确，中国30年城市化高歌猛进，没有哪座城市能够替代深圳的样本意义，因为深圳是中国现代城市最好的镜像。
深圳30年，演绎出无数精彩城事。
中国“梦工场”
“创意就是金钱、创新就是生命”的大字标语，在海外装饰大厦树立起来后，不仅成为深圳华强北的象征，更被全体深圳人认可，成为这座年轻城市下一个30年发展的新动力。当《深圳商报》首席记者徐明天在《春天的故事》一书中写下这个细节时，遥想当年蛇口开发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精神图腾，两个标语跨越30年时空，进行历史对话。而标语背后的这座城市，早已无从寻找当年“省尾国角”的边陲小村印象。
2009年，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200亿元，相当于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的两倍多。从1979年到2009年，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79倍。深圳30年，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奇迹。
30年来，改变深圳的是多重力量的合力，而这一切都要回到原点——蛇口。
“1979年，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一个圈”，这句歌词已经深深地烙在深圳的城市记忆中，就连深圳特区30周年的宣传标示，仍然以这句话为创意来源，足见其影响之深远。虽然特区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80年8月26日，但特区迈出第一步，是1979年的蛇口开发区。
上世纪80年代的蛇口，率先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多运一车泥土加4分钱，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能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极大关注。也许，正是这个“4分钱”所引发的蝴蝶效应，成为一场涤荡深圳特区的旋风，进而从南国边陲一路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势破除计划经济体制。
以蛇口为起点，深圳以体制创新，步步领先。
随着体制的改变，人才、资本、技术等各种经济要素开始向深圳汇集。其中，人的移动，对深圳发展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移民之城，徐明天认为，深圳是“人才引力定律”的最好证明。而深圳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吸引力，根本的因素就是“深圳梦”所衍生出来的人的自由和解放。当一列列从北往南的列车装载着饱满的青春之躯，抵达深圳时，梦想也同时抵达。深圳对于现代化中国的符号意义，就是用这些或平凡或传奇的个人梦想，装饰了一座城市30年的记忆。由此，深圳当地一家媒体总结说，没有梦想的人，不会来到深圳。
实际上，不管是第一家转移来的“三来一补”企业，还是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都是资本和人力对自身价值的回归，由此带来的观念质变、制度之变，使深圳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到了独特的启蒙作用。正如《大道30》所总结的那样：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教科书，比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中国所提供的观念价值和制度价值。
只有在深圳这个“梦工场”中，才能从“蛇口基因”中生长出招商、平安、中集、万科，以及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等品牌企业。如果说这些知名企业是深圳的城市名片，那么华强北的电子商铺，则代表着一种平民化的梦想追求方式，其中所蕴含、涌动着的创业潮，对深圳发展的推动意义，丝毫不亚于那些知名企业。徐明天对《决策》分析说：“深圳与其他城市的不同，就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创业场’，这个场的磁力吸引着每一个来到深圳的人。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创业场的能量越来越大，又会吸引更多的人来深圳实现梦想，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比亚迪等叱咤风云的企业，都是从这个创业场中生长起来的。因此，“追梦人”的深圳之旅，是过去30年里一段最精彩的城市故事。正因为有了千万个追梦人，才让30岁的深圳更具“少年深圳”的气质和想象力。“这是先生长观念，再生长高楼和速度。想象力应该是深圳最大的无形资产。”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的概括，一语中的。
“大芬丽莎”的微笑
在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案例实践区，深圳大芬村的创意独树一帜，一副由小油画拼凑而成的“大芬丽莎”，向每一位参观者露出经典式的微笑。
但谁也不曾想到，当年拿锄头种水稻的粗糙泥手，竟然能拿起画笔创作油画，进而成为世界知名的油画艺术品交易市场。大芬村脱胎换骨式的嬗变，“昭示了深圳过去30年成功的地方，同时也是启迪着未来的30年”，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告诉《决策》。
大芬村最初的起步，与大量的“三来一补”企业基本相似，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也谈不上什么创意创新在里面。但就是这种加工生产流水线，创造了深圳第一阶段的经济财富，并由此构成深圳经济产业链的初级形态，富士康亦在此轮浪潮中进驻中国，首站便在1988年选择了深圳。
也正是在加工制造业的带动下，前20年里，深圳基本上都是以“经济制胜”，这一特点在2000年达到了顶峰，深圳成为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在经济数字飙升的同时，深圳整体的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但任何一个城市的产业升级，都不是像电脑游戏的版本升级那样简单。拓荒年代的披荆斩棘最需要的是勇气，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需要的则是智慧。
对深圳来说，华为、中兴更能代表企业创新的DNA。实际上，在深圳转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道路中，企业所扮演的主力军角色从未改变，已经形成了以本土企业为创新主体的企业主导型创新模式。用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的话来概括，深圳从创新资源极度匮乏的“科技沙漠”，转变成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科技绿洲”。
2010年，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深圳将互联网、新能源、生物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确立为发展重点，使深圳产业结构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新的表现形态。
当上海世博会上的“大芬丽莎”向全世界观众展现深圳创意设计之都的美好前景时，在深圳市博物馆的大门口，树立着一座造型为双臂撑门的雕像《闯》，与“拓荒牛”异曲同工，寓意敢闯敢干的深圳精神，同样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的话，“大芬丽莎”所代表的创意智造，与“拓荒牛”和“闯”所代表的敢闯敢干的改革精神，就是下一个30年深圳梦想实现的双翼。
迂回中突进
今天，深圳已经回到中国改革舞台的中心。
2009年以来，这座“改革之城”动作频频，先是综合配套改革方案获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列首位；坪山新区挂牌探索基层管理体制创新；在省级以下政府中，率先启动大部门制改革；2010年伊始，公务员分类改革全面展开，聘任制试点进一步扩大；正在筹办的南方科技大学，被确定为法定机构改革试点，探索真正的“教授治校”。
这一连串的改革举动表明，讨论多年的特区重新定位，终于在2008年的珠三角规划纲要和2009年的深圳综改方案中有了明确答案，其中最核心的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
而立之年，深圳开始讲述“新改革故事”。
从1980年特区成立开始，高擎改革大旗的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如同任何一个人都会遇到成长的烦恼一样，深圳在2000年“弱冠”之年，一系列的问题便开始呈现，进而影响到整个城市情绪的变化。最终，在2002年底，以一篇网文的形式引发对深圳的全面反思。
2003年，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激发千层浪，满城风雨起。正如国内某知名媒体评论的那样：网文真正触动深圳人心之处，不是文中似是而非的案例，而是文中流露出的深圳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地位下降的失落与迷惘。此时的深圳，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篇网文引发出的城市情绪，以及成千上万块的“板砖”，而是历史的拷问。但深圳经历的争论，这不是第一次，更不会是最后一次。1994年，国情专家胡鞍钢率先向深圳发难并引发激烈争论；更早的在1985年，香港学者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也曾引发一场涉及多个方面的争论。
当深圳内外都在讨论“被抛弃”时，对深圳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外迁潮开始了，此后有逐年递增之势，至2005年，迁出现象开始突显，特别是盛传深圳的“四大金刚”——华为、中兴、招商、平安都将外迁。虽然事实并未如此，但本土知名企业的一个“搬”字，总是格外牵动深圳人的神经。与此同时，由于“行政权三分”改革趋于沉寂，更是引发出社会各界对深圳改革精神丧失的担忧与争议。但实质上，谁也没有抛弃深圳，抛弃深圳的恰恰是深圳自己。
此时的深圳，敢问路在何方？
站在改革的角度上，经过30年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后，“改革越来越难，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敏说，深圳已是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利益格局更为复杂。“任何改革都会激化一些矛盾。凡是改革，都涉及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尤其剩下的都是革自己的命，需要非凡的勇气。”而且，“经济特区的改革，已经走出了原来的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它已经变成涉及到社会改革方方面面的一个总体配套改革。总体改革侧重于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的创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分析说。
因此，郭万达认为，改革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改革本身有没有触动根本性问题，有没有把阻碍各领域发展的一些制度性障碍排除。在而立之年这个历史节点上，深圳应该重拾改革开放之初的胆量和闯劲，再次担当改革开放“排头兵”的重任。
行政改革“闯关”
■本刊记者 贺海峰
峰回路转。
一度自嘲“特区不特”的深圳，终于拿到一柄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从而再次回到中国改革舞台的中心。
2009年5月，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其中，尤为意味深长的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赫然居于各项改革首位，这在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等7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绝无仅有。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节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份文件的主笔，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蒙敬杭坦承，“按照传统的方案，应该是经济、政治、社会这样的顺序。但实际上政府的改革是关键环节。政府不改，很多地方改不下去。”
显然，这也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譬如，2003年，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高调宣布进行“行政权三分”试点。但是，由于种种利益的羁绊，这项改革很快黯然收场。
跻身国家级综改试验区，无疑为深圳加速推动行政改革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紧随其后，深圳在大部制改革、扁平化管理、公务员分类改革、“教授治校”等诸多领域大胆试水、密集“闯关”，不少举措甚至开全国之先河。
“拿着这把‘尚方宝剑’，深圳有太多改革创新工作可以做。”蒙敬杭强调。
重启“行政权三分”改革？
2009年7月31日，在深圳市政府机构改革动员大会上，备受瞩目的深圳版大部制改革方案终于揭开面纱。市政府工作部门从46个削减为31个，精简幅度高达31%。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这样广范围、大力度的政府机构改革，在全国还不多见。
知情人士透露，早在2008年改革方案拟订之初，深圳市委主要领导就曾率队进京，向中编办争取支持。中编办主任王东明不仅逐条阐明自己的意见，还当即派出工作组抵深，与当地官员同吃同住，“一条一条地研究，逐字逐句地推敲，一遍一遍地打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曾在方案上作过文字修改。
根据改革方案，深圳市政府对现有机构进行全面重组，依照决策、执行、监督三个层次，建立起“7委、18局、6办”的部门架构。其中，“委”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局”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办”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简而言之，就是“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一提法，其实早已写入中共十七大报告中。
但外界的各种揣测仍然不绝于耳。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传言是，深圳意欲重启“行政权三分”改革。
“行政权三分”方案最早由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设计、首倡，内容主要涉及政府内部权力制衡，后于2002年被深圳市委、市政府采纳。不过，当地另外一名学者将此过度解读为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致使改革戛然而止。
而更大的阻力则在于，这一方案近乎要将整个政府架构推倒重来，势必引发各方强烈反弹。马敬仁告诉《决策》，按照理想的设计方案，决策部门数量不宜过多，可是很多部门根本无从撤并。“有的主管领导直接就说，我这3个部门一个都不能动！你能拿他怎么办呢？最初我们打算设置3个决策部门，后来不得不调整为12个，最后竟然变成了21个，与改革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深圳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更多地采取了迂回进击的策略。首先，市决策层事先拒绝透露具体实施计划。正如蒙敬杭所言：“这是高度机密，就连有的市委常委都不知道。一旦公布，就会在短期内迅速完成。”
其次，三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主要是从功能上而非机构设置上体现，从而极大地减轻了改革的阻力。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原市编办主任王敏宣称：“转变政府职能才是行政改革的核心。‘行政权三分’只是在行政机构内部运行机制上一个很好的命题。”
“委”和“局”的关系，目前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交通运输委员会为代表，将原特区外区属交通机构整合成垂直管理的执行局；一类以人居环境委员会为代表，归口联系市住房和建设局、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三个部门，更多体现从功能上“三分”。
在人居委，归口联系局“一把手”均兼任委副主任。虽然委和局是平行关系，但重大决策必须经委审核同意，接受委的指导、监督。这种架构可以把原来一些部门之间的外部协调变成内部职责分工、外部分割转变为内部协同，从而减少推诿扯皮、提高行政效能。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真正根本的监督，应是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深圳不妨尝试将监察局并入市人大常委会。”
试水“一级政府、三级管理”
如果说大部制改革是从横向推动着政府组织的重构，那么，扁平化改革则是从纵向上推动着行政层级的简化。
2009年6月30日，深圳坪山新区横空出世。此前，光明新区也已正式运作。两个新区的陆续设立，标志着深圳加快探索扁平化管理的步伐。在综改方案中，深圳提出的目标是建成“一级政府、三级管理”。
目前，深圳的行政链条为“市-区-街道-社区”，也就是“二级政府、四级管理”。从理论上来讲，一级政府的管理效率最高，管理成本最低。譬如，香港的18个行政区域实际上并没有一级政府功能，仅相当于深圳的街道办事处；而东莞实行的则是市-镇体制，没有区县这一层级。
按照深圳市委、市政府的规划，未来深圳的行政链条将被缩短为“市-功能区-社区服务机构”，功能区将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存在，街道办将和社区工作站整合为社区服务机构，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
这一先于全国进行的独家探索，意义非同寻常。中国的治理体系，呈现出清晰的城乡共治特征，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同时治理着一定比例的乡村地区，唯有深圳例外。中国决策层有意推动实施“城乡分治”，最主要的用力方向就是“省直管县”，由此将导致几乎所有大中城市回归到单纯的城市治理。而深圳“一级政府、三级管理”改革，势必将为整个中国的城市治理模式提供一个最佳的试验范本。因此，中编办对这项探索尤为赞赏。
坪山新区位于龙岗区境内，面积167平方公里，超过罗湖、福田等区。作为深圳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坪山新区实际行使区级政府职责，但其管理架构明显不同于其他行政区，比如不设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就连地区生产总值都仍然计入龙岗区。另外，它还准备将辖区两个街道分别分拆为4个街道和2个街道，原先的街道办事处则改组为基层工作站。
“坪山新区不是一级政府，而是相当于市政府的一个管理局。”深圳市委党校课题组在系统研究后认为，坪山新区兼具行政区和功能区两大特征。或者说，新区的成立开辟了不同于既有体制的另外一条道路。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构思，下一步深圳可能还会成立更多的新区。知名政经评论员金心异认为，在三级管理架构中，管理区、社区管理机构在全市范围内设置的数量，决定了政府能否成为优良治理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管理区的个数，以20个左右为宜；而社区管理机构，则以400个左右为宜。
他甚至勾画了一个“时间表”：在不动原区政府的情况下，以增量改革的方式，在5年时间内将区和功能区的数目扩大到16个，为最终撤掉区一级政府创造条件；在第二个5年，取消区一级政府，变更为管理区；在第3个5年，进一步划小管理区，使管理区数目最终达到20-25个左右。
这份个人色彩浓郁的“民间奏章”，没有得到政府的正面回应。“我们只做不说，或者做了再说。”当地一位官员解释。据称，在这项改革中，受影响较大的可能将是区一级政府，“大家都在担心会不会改到自己头上来”。有人甚至用“暴风骤雨之前的平静”来形容眼前这种谨慎而又敏感的气氛。为此，政府内部特别召开过数次动员会，宽慰改革可能波及到的公务员“待遇、级别不变，改革不会立即实施”。
深圳市委党校行政管理教研部主任傅小随则提醒说：“深圳要想实现‘一级政府、三级管理’，至少还需在完善司法体制、畅通民意渠道、培育民间组织等诸多方面苦下功夫，因而必须循序渐进。”
打破公务员晋升“天花板”
推动大部制改革、扁平化管理，势必导致领导职数骤减，公务员升迁空间进一步压缩。如何打破这个“天花板”，成为深圳人事改革的核心命题。
2010年2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启动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主要思路是将公务员职位划分为综合管理、行政执法、专业技术三个类别，后面两类还将建立起与行政职务级别脱钩的独立职务序列，待遇和晋升主要考虑其年资积累和工作业绩。
龙岗区横岗街道办执法队一位年轻公务员笑称，如今，只要工作尽责、考核达标，他的薪酬每年都能水涨船高，并且每过3-5年，就可晋升一个职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只需24年，自己就可以从七级执法员晋升为一级执法员，月薪也可以从7000元升到15000余元，接近处级干部待遇标准。而在改革之前，由于晋升通道极其狭窄，很多执法人员穷其一生，仍然只能领到最低一级的工资，“改革让我看到了在基层待下去的希望。”
王敏认为，从全球看，公务员分类管理是打造专业化、现代化公务员队伍的有效制度。早在1990年，深圳就曾以香港为标本，系统研究过公务员分类管理。但是那时我国还没有确立公务员制度，分类管理也就无从谈起。直到2005年《公务员法》颁布，中央才把分类管理确立为公务员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2008年，深圳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定为全国唯一的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地方试点城市。
此项改革的又一亮点，是扩大聘任制试点。
与传统的委任制公务员相比，聘任制公务员的出口大大拓宽，只要用人机关与聘任制公务员协商一致，就可以解除聘任合同。“公务员这个饭碗是很好，但并非只能由你来端。”深圳市公务员改革领导小组成员欧阳坚说，“以前想开除一个人很难，除非他触犯了刑律。”
2007年，深圳曾经招聘了53名聘任制公务员，但其作用远未发挥出来。“因为那时聘任制公务员缺乏晋升通道，又缺乏科学的考评机制，很难做到能上能下、能进能退。分类管理则解决了这些问题。”
但也有人质疑深圳的公务员分类过于粗放，在美国，仅“一般行政类”公务员就分为23个职组、524个职级。王敏表示，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大一统”的行政文化需要一个过程，必须考虑平稳过渡。
为稳妥与可控起见，深圳采取增量改革方式，对2010年以后新进入的公务员一律实行聘任制管理。根据测算，全市如果每年录取1000名聘任制公务员，10年后将达到1万人，不到深圳目前公务员总数的1/4。“不能一夜之间都改，那样，有人会把我吃了”。
王敏透露，在解决公务员晋升“天花板”问题之后，深圳将进一步加大竞争性选拔领导干部的力度，希望国家选择更多的城市进行试点，那样深圳就不再会感到势单力薄。
“在最尖端的问题上有所作为”
30年来，深圳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一直试图主动引导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良苦用心依稀可见，并事实上成为中国地方政府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火力侦察点”。
2008年3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深圳调研时指出，深圳“要在民主政治方面走在全省、全国的前列”，“必须在这个最尖端的问题上有所作为”。两个月后，深圳在网站上高调发布两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文件草案，引发巨大争议。随后，深圳迅速淡化政改议题，取而代之的提法是“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从而开始将行政体制改革置于各项改革之首。
“今天的深圳不是一个小渔村，不是一个小城市，而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又紧邻香港，这个时候如果把中国的政改重担全部压在深圳身上，它承受不起，风险也太大。广东政改应当分散风险、各自试点、整体拼盘。”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告诉《决策》。
这一判断可谓入木三分。在广东的改革棋盘上，深圳侧重于行政体制改革，珠海侧重于社会体制改革，而“探索民主政治有效实现形式”，则重点部署在广州先行先试。同时，一场旨在通过“权力制衡”破解村庄治理难题的试验，正在梅州蕉岭破土而出。另外，佛山顺德推出的“党政联动”改革，甚至让深圳的官员都感到惊讶：“哇，这个更猛！”
即使是行政体制改革，其难度之大也足以令人望而生畏。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乐正坦言：“现在深圳改革的最大阻碍来自于因部门利益膨胀而出现的利益集团。从改革初期的观念之争到如今的利益之争，改革的空间越来越小，力主改革者往往会触及政治上的风险，改革进入深水区就会产生深层次的矛盾，使得改革者举步维艰，付出巨大的牺牲。”这也正是前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感叹“深圳不差钱，只差改革的胆子”的潜台词。
2010年4月9日，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接任市委书记。巧合的是，也在这天，按照部署，创维集团以“公推直选”的方式，推举出深圳首位市第五次党代会代表。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告诉《决策》，这表明新一届深圳市委、市政府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改革热情。
前海崛起
■本刊记者 王运宝
6月19日，深圳前海地区概念性规划国际咨询评审会落幕，前海开发区的蓝图终于揭开盖头。在评审会上获得一等奖的规划方案以“水”为核心，将建设一座21世纪的城市，承载深圳未来30年的梦想。
深圳前海地区位于珠江口东岸，面积18平方公里。当走进前海时，可以看到泥头车往来穿梭，各种大型机器设备快速运转，前海似乎正在告诉世人，这里正在酝酿着一场沧海桑田的巨变。
前海，这片被推土机的轰鸣声唤醒的土地，其战略价值触发了无限联想，更有人将2010年称为深圳的“前海时代元年”。
那么，围海填地的隆隆声中，是否已呈现出珠三角未来“曼哈顿”的影子？这里能不能再现蛇口传奇，成为“特区中的特区”？
30年前，蛇口一声炮响引爆深圳特区，而前海又将如何引爆深圳的下一个30年？
续写蛇口传奇
熟悉深圳的人都知道，填海而成的深圳前海，与蛇口隔山相邻。邻居“老大哥”当年“敢为天下先”的故事，让人备感怀念。
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山第一炮”在蛇口炸响，以袁庚为代表的创业者们开山填海，乱石荒滩被现代化厂房和写字楼所替代，由此，蛇口把深圳带进了一个新时代，而深圳则把中国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30年前，蛇口一个点带动起了深圳；30年后，深圳仍然在寻找这样一个点。”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院长郭万达告诉《决策》。
那么，前海之于深圳，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有深入前海发展规划变迁的时空隧道，才能更加深刻地体悟到前海的战略价值。
与今天社会各界对前海高度关注不同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发展规划中，前海区域一直被作为城市的后备用地。直到2001年，深圳启动《2030城市发展策略》研究时，前海才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到2005年，历时4年的《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最终完成，前海地区被定位为深圳最具战略意义的空间资源。2007年5月，深圳市公布的《深圳西部滨海地区综合开发策略研究》中，明确将前海湾地区规划为未来泛珠三角地区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同年，深圳市公布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中，明确提出了福田中心和前海中心双城市中心的概念。其中，福田中心是整个深圳市的中心，而前海中心则是服务整个珠三角。于是，深圳市规划部门在2008年9月便启动《前海计划》研究，并建议以前海合作区域为载体，推进深港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全面合作。
时间推进到2008年底，《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粤港澳城市群将成为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一，在“一国两制”和粤港澳合作框架下，全面推进深港紧密合作，将前海地区规划建设为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的重要空间载体。依此为标志，前海开发上升为珠三角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海将再度发挥改革先锋、探路尖兵的作用。对此，深圳市一位资深专家认为，前海开发对深圳的意义，不亚于30年前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对深圳的意义。
2009年之后，前海开发的步伐显著提速。200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3位香港全国政协委员联合提交了一份名为《深港合作建立“深圳前后海创新自贸区”》的提案，获得一百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签署，引起有关方面高度关注。
是年6月，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率团访问深圳时表示，深港就共同建设“前海现代服务业示范区”达成共识。作为深港共建的战略区域，前海片区的价值引发无限联想，更重要的是，这片区域有望成为港深两地融合及体制创新的先行先试基地。两个月后，香港和深圳签订《推进前海现代服务业合作》的意向书，深港合作成为前海规划建设及未来产业发展的最大亮点与最为鲜明的主题，于是，正式的名称就被确定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务合作区”。2009年10月，《深圳市第一批扩大内需项目》中，深港合作被施以“浓墨重彩”，明确提出3年内将向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投入400亿元。
2010年元旦，深圳更是大手笔地开出500万元巨奖，在全球范围内征集前海地区的概念规划。同时，深圳市还宣布，将15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到18平方公里。
实际上，在深圳城市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前海是体现深圳高效发展的一个试验田。2年前，北京某著名商业杂志做了一组关于蛇口企业的报道，主要包括平安、招商、中集、万科、华为等著名企业。该杂志分析认为，蛇口企业成长史中最为关键的，是它们都具有“蛇口基因”。
30年后，“蛇口基因”又将被恰到好处地植入前海开发之中。前海将承接“蛇口精神”，续写蛇口当年的豪迈与传奇，在深圳第二个30年的开局之时，缔造深圳的又一张城市名片与骄傲。正如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蛇口调研时着重强调的那样：“30年前，实行改革开放，开发蛇口工业区没有任何经验可循，靠的是创业创新精神；如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发建设前海还是要靠创业创新精神。”
“特区中的特区”
“深港合作先导区、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和结构调整引领区”，在前海发展规划中，这一区域功能定位被概括为“四区”。
由此可见，前海开发被寄予厚望。
从产业发展方向上，前海地区重点发展创新金融、现代物流、总部经济、科技及专业服务、通讯及媒体服务、商业服务六大领域。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主任许重光介绍说：“从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上看，前海未来将发展位于产业链最高端的一系列产业，其服务范围将是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珠三角。”其中，“创新金融”作为重中之重排在前列。在5月份国务院批复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中，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成为深圳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
实际上，深港前海金融服务合作区将由深港共同开发，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香港突破“边缘化”危机。国信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表示，香港面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严峻挑战，“两制”隔离而导致香港与内地的金融业务不能畅通，构成了香港金融业发展的最大阻碍，香港突破“国内境外”困境的出路，在于与珠三角融合。
但是，应对这样的发展态势，深港双方以往的合作模式，无论在产业衔接、体制过渡还是管理应用等方面，显然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必须有所突破，探索建设一套合作层面更深、合作范围更广、合作方式更灵活的新机制。
由此，“前海可以成为一个金融服务中心，吸引大银行来前海设立南方总部，以及招揽全球的大银行来设立地区总行。”香港全国政协委员黄楚标表示。黄楚标与同为香港全国政协委员的张国良，曾联合提交过一份关于前海的提案，在他们的设想中，前海应该成为“资金自由行”的一个桥头堡和试验场，配合香港建设人民币离岸中心，同时为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甚至深港可以利用前海促进两地证券、期货交易的合作。“中国资本市场向国际开放是迟早的事，所以应该尽早将前海作为开放的一个试点。”黄楚标认为，“前海应该成为新的改革前锋。”
因此，作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桥头堡”和最高端产业的聚集区，前海被视为“特区中的特区”、大珠三角的“曼哈顿”。未来，前海辐射的是珠三角5000万人口的市场，乃至拓展到超过4亿人口的泛珠三角地区。
第三部“春天的故事”
歌曲《春天的故事》以优美的旋律，描绘出了深圳特区两个最关键的时间节点：1979年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一个圈，1992年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如果说，深圳将会出现第三个关键节点的话，毫无疑问是2010年，因为这不仅仅是深圳的而立之年，更重要的是，以前海开发带动起中国南海边涌动城市升级的浪潮，深圳的目标直指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
目前，世界公认的纽约、伦敦、东京三大世界城市都依托湾区凸显为世界级都会区。金融、总部经济、科技及专业服务等，这些都是打造纽约曼哈顿辉煌不可缺少的基因，在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的华尔街，就集中了百家大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及大公司总部。
翻开地图就可以看到，珠江口湾区具备一定的资源和条件，而前海地区位于整个珠三角湾区的核心位置。从规划上讲，前海还位于对整个珠三角发展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的香港——深圳——广州这一“脊梁”的中心位置上。而且，前海的硬件条件无可比拟，港口、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城际轨道以及地铁都很便利，离深港两地距离都较近，而且前海已经有国家保税港区，这些条件都是深港合作的首选。
另一方面，从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突破来看，著名民间网络人士金心异认为，让广东全省动起来已经不可能，只能集中于深圳突破；而在深圳让全市动起来也已不可能，只能集中于前海突破；将粤港澳合作与综合配套改革结合起来，将改革开放与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前海是最佳着力点。
因此，从战略上讲，前海区域是深圳未来发展最具战略意义的空间所在。
如果把前海放在“大珠三角”的城市体系中来观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优势明显，而这些领域正是深圳的发展方向。与香港进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合作，使原来一直作为“后厂”的深圳也能成为“前店”，从而形成双方在高端服务产业上分工互补、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
这样一来，香港的优势借助前海可以成功延伸到内地，有助于其开拓内地广阔的发展腹地和庞大的内需市场，同时也可促进深圳经济走向产业链的高端，实现跨越式发展。由此，深圳市市长许勤概括说：“前海地区将成为一个‘双跳板’——深圳利用这个跳板，可以走向国际，香港利用这个跳板，可以走向内地。”
按照深圳未来的发展规划，前海地区开发将更强调单位面积的GDP产出，初步设想是到2020年使前海地区的GDP产值达到1500亿元，即每平方公里的产出约100亿元。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据悉，国务院将在8月份正式批复“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发展规划，这被深圳各界视为中央送给深圳特区30周年的一份大礼。如同30年前蛇口为深圳揭幕一样，30年后的前海开发，将成为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的奠基礼。
而深圳的“前海时代”，才刚刚开始。
南粤学者热议“三问”
■本刊记者 贺海峰
2010年是深圳“而立”之年。1月6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三问”深圳：第一，过去30年，深圳立起了什么？靠什么实现了“三十而立”？第二，迎接特区成立30周年，深圳今年能做什么？第三，未来30年，深圳再干什么？靠什么去实现？围绕这些问题，广东6位知名学者进行了富有见地的讨论。
“唯有文化生生不息”
《决策》：1980年，中央批准设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回过头来看，深圳取得的成绩最为辉煌，原因何在？
丁 力：有三个因素。一是深圳毗邻香港。所以它有一定的优势。区位优势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作用不能低估。比如珠海，资源禀赋等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它紧靠澳门，澳门国际产业转移的能力比较弱。二是深圳与中央的密切关系。深圳很多企业都有北京的背景。这种北京的资源，在计划经济中，就是集全国的资源建设深圳。三是深圳自己的艰苦创业。深圳在改革开放中，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口号，反映了当时到深圳去的这批人，既希望能够突破旧制度的束缚，同时又愿意艰苦创业；既有很崇高的理想，又有很实干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钟 坚：深圳内源型企业独树一帜，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苏州有一家自己的品牌企业吗？上海除了几家老的国企，还有什么是自己的？但是，深圳一大批本土企业，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等都崛起了。腾讯大楼一年创造100亿，税收十几亿、几十亿。华为已经是世界级企业，申请专利数额，占到全国的一半，任何大学都没法比。深圳有100多家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是龙头，比如迅雷。
郭万达：为什么总是说深圳与其他城市不一样？就在于城市文化的包容、宽容、创新、多元，这是城市生命力的源泉。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市民来自五湖四海，中国没有任何第二个这样的城市。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城市生态环境，再加上产业链条本身的衍生，以及政府的环境，成就了一大批深圳的企业。引用任正非的一句话：资源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决策》：2003年，有人发表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发了一场事关深圳特区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如何看待这场讨论及其对深圳未来的影响呢？
丁 力：孩子长大了，父母总有一天会给他断奶。这场讨论可以看作是深圳作为一个断奶的孩子，对父母的抱怨。如果非要问深圳被谁抛弃了，那就是被市场抛弃了。因为本来经济特区是一个市场化走在最前面的城市。深圳在内部市场化改革，很多都走在前面，但是深圳与北京的关系绝对不是市场化的关系，带有很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
郭万达：2002、2003年的时候，深圳确实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用一个比喻来说，就相当于一个22岁的年轻人，大学刚毕业，在前20年里深圳就是一个天之骄子，在改革开放中就惟有深圳最有影响力。突然间大学毕业到了社会上，发现自己已经不是骄子了，比自己能力强的人还有很多，同时真想干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不足也开始凸显出来了。
经过这几年的调整，深圳的心态改变过来了，三十而立，成熟了。一是从天之骄子到心态的不平衡，再到平和，能够经得起摔打了；二是发现还有自己的优势，也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方向。
打造国际化先进城市
《决策》：在“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中，把深圳定位为“一区四市”或者“六区四市”。对此应当如何理解？
钟 坚：最核心的就是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国际化大城市，未来就是按照香港、新加坡的模式来建。1991年，新加坡提出要打造“亚洲的瑞士”，瑞士的产品、环境、竞争力、教育、金融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好的。现在的深圳就跟当时的新加坡差不多。新加坡非常注重法治的建设、城市的管理，而且特别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之初就重视教育，香港、新加坡各有2所高校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列。深圳的财政收入很高，但教育事业投入还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从特区到国际化现代城市的转变，就有人提出特区不特了。其实深圳已经是一个大城市了，要按照城市的功能来进行。但是特区的牌子还是要举起来，特区内外一体化之后，特区就是城区，这样可以更好地来发展。所以说，一定要考虑如何来发展深圳这座城市，而不是老去纠缠什么特区特不特的问题。
《决策》：2008年，深圳的三产首次超过了二产。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丁 力：制造业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变成服务业，二者之间越来越呈现出分不开的趋势。比如IBM，现在国际上更多的将它作为一家服务型企业，因为现在更多的是研发、解决方案、资源的整合，某些制造环节可能就是外包给别人了。深圳主要在做三件事：一是发展现代服务业，二是促使制造业的高端化，三是抓住机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深圳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人才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是创新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发展，深圳的产业就很难去提升。
钟 坚：未来一段时间，深圳要进一步突破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可能让所有的大学生劳动者都到生产线上去，深圳要在文化产业上做出探索，加快繁荣文化产业发展的步伐。深圳人过去是靠手和脚赚钱，现在是靠脑袋赚钱。如果深圳的电视台是全国最好的，报纸是全国一流的，文化创新创意能够引领全国时尚，深圳的服务业也就起来了。
这里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提供平台给他们，深圳目前的平台不够。建设平台就需要突破一系列思想、体制、制度的障碍，要解放文化社会生产力。沿着这个走下去，深圳就是前途无量了。
《决策》：深圳在打造国际化先进城市过程中，还可以从哪些层面发力？
钟 坚：我认为是实现四个提高：一是提高知识化的水平。未来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是知识，最起码深圳要有五六所知名大学。二是提高技术化、信息化水平。深圳核心技术、原始创新不够，后劲不足。三是提高管理水平。目前，深圳的社会管理水平还跟不上，这方面香港、新加坡做的就很好，社会有序且充满活力。四是提高政策水平，政府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总的来说，过去30年是经济现代化，未来30年更多的是制度现代化。否则这列高速列车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跑。
“改革不能羞羞答答”
《决策》：目前，深圳的各项改革可谓如火如荼。应当如何评价？
马敬仁：大部制是“行政权三分”的组织形式之一。这项改革其实不难，难的是外部的改革，要有相应的机构能接过政府减下来的事务。2003年，外部条件还不是太具备。2003年以来，深圳一直在培育外部条件，比如进行社区自治，NGO、NPO的培育，事业单位的改革，委托、外包、购买服务，行业组织、社团组织的培育等。主体多了，就需要社会和市民的参与，民主也就水到渠成了。
丁 力：现在最大的束缚就是来自于各种政府刚性化的既得利益格局。比如政府的改革，任何一个登上了一个厅局级的领导都走过很长的一条路，但是现在改革轻易将这些局长免了，那他们肯定不愿意。改革开放30年，深圳存在巨大的利益沉淀，也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和难题。举个例子，如何在制度上来解决腐败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深圳能不能在全国率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总之，改革不能羞羞答答。
黄卫平：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从表象看似乎在于经济，但本质上却在于政治。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人民群众对发展民主政治的历史需求有其必然性。民生建设可以部分置换民主政治的某些功能，或推迟民主政治的实践进程，但不可能完全替代民主政治的发展逻辑。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内容可以隐含在行政体制改革内逐步推出，但只搞行政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最终也搞不通。各种机构调整、职能转变，如果只在狭义的政府内部转圈，而不涉及权力结构体制，只能是隔靴挠痒。
《决策》：您对深圳未来30年的改革有着怎样的预期？
肖 滨：深圳改革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深圳不可以做事情，深圳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第一，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方面，有三个着力点。一是个体之间的权利平等。比如农民工与城里人权利是不平等的。公民的福利权利，比如教育等等的均等化，深圳最有空间和条件做。因为深圳的财政收入很高，而农民却很少。二是阶层之间的平等。富士康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工人的问题，背后实际上是中国制造这种发展方式怎样实现转型。三是社会领域结构上的调整。政府、市场、公民之间如何平衡，边界如何划分，三者如何互动，都迫切需要进行探索。
第二，政治改革方面，深圳可以继续探索。虽然我们说一揽子的政改在深圳做风险太大，但是并不意味着深圳在政改上就没有事情可做。我个人认为有几点可以做。一是竞争性的选举民主，怎么在深圳推。2003年选举人大代表的时候这种迹象就已经冒出来了。二是预算民主。深圳财政收入这么高，钱怎么花，应该有个交代。另外，深圳市民比较活跃，公民意识比较强烈；市人大也具有一定的立法权。三是社会自治。四是政府机构改革。大部制改革，我很看重顺德的，而不是深圳的。深圳现在大部制就是“行政权三分”，但是中国政府机构改革要真正有效果，还是要把党委部门拿进来改，才有效果。
总之，如果中国的改革看做一个故事的话，现在这个故事还远没有讲完。深圳能不能继续改下去，是中国的改革故事还能不能继续讲下去的晴雨表。我不赞成未来的故事都由深圳来做一个突破性的东西，那它的压力太大了。但是深圳依然有条件、有资格来做一些探索性的改革，它的意义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