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报人邵飘萍
余世存_ 历史作家
公正地评价邵飘萍，他可能算是美国人定义的“扒粪者”(出自美国第二十六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把专门揭丑的记者称为“扒粪者”)。但邵飘萍对此并无自觉，反而高看自己的力量，以为他代表“民意”。因此，邵飘萍虽然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但他最终背离了新闻伦理，那种用尽手段的做法，与其说是客观忠实地报道，不如说“抢新闻”、制造新闻的成份更重。客观上，邵有出风头、哗众取宠之嫌。
1921年元旦，《京报》刊出军阀头目的照片特刊，每张照片附以简短说明，如“奉民公敌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等。读者为《京报》大胆直言所吸引，踊跃抢购特刊。1925年12月7日，《京报》又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的特刊，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等。
这样的表述方式，放在今天也就是网络语言而已。但邵飘萍这么写了，在自以为代表“民意”的心理中，他走得太远了——后来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又力助郭松龄倒戈张作霖，还公开反对段祺瑞……都成为必然。
这样的事业在乱世当然可以扬名立万，但他和他的新闻太无根了。他自己也承认要做“新闻界战斗的壮士”，“品性为第一要素”，否则记者“最易得一般社会之信仰，亦最易流为堕落”。邵飘萍也反思过。报馆被封，本人多次被通缉之下，他感叹自己“处境甚危”，承认做新闻不能“有闻必录”，但他的反思远未上升到新闻伦理上来。他也没有考虑同时代美国同行“扒粪者”的高度和限制，更未思及在中国做新闻的意义。
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1889年—1974年)曾说过：“新闻是对显露出头角的那个方面的报告；新闻不告诉你种子如何在土壤中生长，只告诉你第一棵秧苗何时破土而出。”李普曼跟邵飘萍一样，交游极广，但李普曼获得的是尊重，他能要求赫鲁晓夫这样的“敌国”首脑遵守约定。苏美冷战时期，他应邀去苏联时，苏联大使通过中间人告诉他说，赫鲁晓夫希望能把这次会晤推迟一星期。李普曼断然说：“这不可能。”结果，赫鲁晓夫如期接见了李普曼。而邵飘萍获得的却是仇恨：从以儒将自任的吴佩孚到没什么文化的张作霖，都欲杀之后快。
邵飘萍报道的也许是事实，但他把报道对象都看成对手了。奉鲁联军攻入北京之前，曾派飞机轰炸，邵飘萍在报端嘲笑其“投了九颗炸弹，炸死一只小鸡”。这自然会招忌于“绿林好汉”张宗昌。无论是美国还是苏共，都曾高看吴佩孚，甚至康有为也写奉承话给吴佩孚祝寿，邵飘萍却有如愤青一样骂吴佩孚：“通电外无所成……”
学者散木曾说：“北洋初期对言论自由还是有一定尺度的，但是到了奉系时代，像邵飘萍、林白水(创办过北京《公言报》等多份报纸，1926年8月因在社论中屡次抨击军阀张宗昌，被张逮捕杀害)等人，被杀已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奉系的办法是：办大学我可以给你钱，但是老师不能胡教，不能骂我，骂我就要掉脑袋。”
一个“乱世”居然能造就了一代报人邵飘萍，也是这样一个“乱世”让邵飘萍成为烈士，这不是历史的诡谲，而是人的诡谲。在这方面，丁文江(1887年—1936年，民国著名学者)的思考值得自认能代表“民意”的邵飘萍和邵飘萍们注意。蒋廷黻(音同“福”)(1895年—1965年，历史学家，民国时期外交家)曾对军阀不满，他问丁文江：“这些人搞政治会产生什么好结果？”丁文江责备他说：“廷黻，你不懂军人。你没有资格责备他们，我了解他们。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你那样的教育程度，他们一定可以，而且绝对可以比你对国家有贡献。”
邵飘萍
(1886年—1926年)，浙江东阳人。著名新闻工作者，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他积极从事反帝反军阀斗争，因力挺冯玉祥的国民军，并支持郭松龄倒戈奉系的行动，遭到奉系军阀的忌恨。1926年4月26日凌晨，年仅40岁的邵飘萍被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天桥。毛泽东评价他为“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49年4月亲自批文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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