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的行业环境能不能在“黄金十年”里促成伟大的新药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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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差钱”的中国，新药研发还没有赢得投资者的青睐。
“中国只有制药，没有新药。”保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邓天敬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邓天敬所在的是一家生物医药服务外包企业。这类为跨国医药企业服务、赚取“打工费”的企业近年发展迅速，其佼佼者甚至已经享受到国际业界的尊重。
面对这种商业的成功，仍有相当数量的从业者颇为不屑——他们的终极梦想，紧紧锁定研制中国“重磅炸弹”级的新药。
5月25日，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副会长潘广成在“国际医疗产业及药物论坛”上称，从今年起，中国制药将进入“黄金十年”。
那么，中国医药的行业环境能不能在这“黄金十年”里促成其伟大的新药之梦？
“打工仔”
与邓天敬所在的保诺公司一样，不少企业放下了新药研发的激情，专注于做跨国医药企业服务外包的“打工仔”——假设一个新药平均需8年研发时间、10亿美元的研发投入，这个游戏没有多少企业玩得起。
保诺公司们利用跨国医药企业尤其是生物制药企业，看好中国天然药物资源和人才优势的机会，承担其前期新药合成、临床前医药研发等的工作。这些企业就是通常所说的CRO。
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已经有33家CRO主要为跨国药企服务。而在去年北京服务外包的出口份额构成中，生物医药类增幅达149%。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杜冠华说，我国医药企业承担研发外包是积累自主创新能力的过程，但其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消耗不可小视。更严重的是，按行规，CRO因为接触了跨国医药企业技术资料，不能自行研发新药。
邓天敬表示，他们虽然掌握了新药研发技术，但公司既然定位于服务外包，就不能违反行规自行研发新药。否则，“会让制药企业对与我们的合作产生顾虑，担心自己知识产权的安全性。”
“这是一把双刃剑。”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兰忠说，为跨国医药企业充当CRO既给我国医药界带来商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一些企业丧失了自行研发新药的动力。
原研药和仿制药的博弈
与此同时，跨国医药企业正加速布局，争夺中国医药市场的蛋糕。
杜冠华说，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排名前十位的跨国医药巨头为降低医药研发成本，寻求新的药物发现途径，纷纷在我国建立研发机构，研发领域从化学药逐渐拓展到生物药，并将这里作为新药上市的第一批市场。“跨国医药企业实现了在咱家门口与咱们竞争，利用技术方面的优势，对我民族医药构成新一轮冲击。”
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当前实行的专利药、原研药和仿制药分别定价机制，帮助跨国医药企业在中国赚取大笔利润，他们随即将资金投入研发，这就拉大了本土药企和国际巨头的差距。
北京泰德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红星说，进口药定价在我国享有超国民待遇由来已久，曾经有国产药、合资药、进口药的体制区别，后来对此进行改革，执行专利药、原研药和仿制药分别定价，且不在同一层面参与药品招投标。
所谓原研药，在我国，主要是指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进口药。这类药被认为质量占优因而享有单独定价等政策保护。
石家庄制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认为，专利药、原研药因受政策保护，在历次降价中降价幅度都小于仿制药。以注射用头孢曲松钠为例，国外一家大型企业生产的原研药定价高达90多元，而国产的仿制药却仅有四五元，两者价格差了20倍。“对国外专利药实行定价保护是应该的，但对早已过了专利保护期的原研药进行保护，这种特殊待遇不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