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特派记者 钱勤发
早就听说，兰州有一批上海人。来到这个西北重镇，总惦着能否循着他们的踪迹，写一写他们。因为，他们在半个世纪的风雨中，书写了两个大字：奉献。为支援大西北，他们奉献了青春，奉献了子孙。
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回望1956年——上海不少厂家、店家和不少人家向大西北进发，向兰州进发。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上海儿女义不容辞。印刷厂、搪瓷厂、胶鞋厂、墨水厂、绸布店、理发店、饭店……整厂、整店搬迁。创办于1929年的上海佛慈大药厂，整厂搬迁到兰州人民路157号（现酒泉路），改名兰州佛慈制药厂。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很多上海搬迁到兰州的厂家、店家已不存在，唯独兰州佛慈这个“中华老字号”，在兰州城里、在黄河边上欣欣向荣，声震海内外。这次，随上海新闻采访团造访兰州，我在佛慈见到了喝了半辈子黄河水的上海人。
“老药工”本是周浦人
他叫刘龙根，78岁，耳聪目明，腰板健朗，佛慈上上下下都叫他刘师傅。当我握着刘师傅的手时，一股暖流涌起，乡亲乡情，几多敬意。
刘师傅，上海周浦人。16岁进上海佛慈大药厂当学徒，23岁到兰州，做到60岁，厂里不让他退，再聘5年，65岁退休。刘师傅是佛慈德高望重的“老药工”。这“老药工”称谓不是随便叫叫的，是国家中药局授予的荣誉，有“红派司”的，全国没有几个。陪同我采访的厂里领导说，刘师傅是佛慈绝对的技术权威，厂里上上下下只要碰到技术问题，都叫刘师傅来会诊。“有请刘师傅”成了厂里职工最常说的一句话。
刘师傅有绝活，你拿出几颗不同药质的药丸，一样颜色，一样大小，混在一起根本看不出谁是谁，可刘师傅只要放到嘴品含一下，便能辨别出哪个是“六味地黄丸”，哪个是“知柏地黄丸”，哪个是“明目地黄丸”“麦味地黄丸”“桂附地黄丸”……要不是积几十年之功，哪能有这般绝活？
领导夸刘师傅，刘师傅笑笑，不接口，不炫耀，慈祥得就像一尊菩萨。
也怪了，刘师傅喝了50多年的黄河水，却依旧“伲伲”的乡音未改，说着一口道地的上海浦东话。问他，会讲兰州普通话吗？他摇摇头，不会。
我以为，刘师傅回忆往事，会有痛苦。不，我错了。不是刘师傅老了、健忘了，或是不愿说，而是刘师傅生性乐观，心态极佳。他脑子很清爽，50年前的事情记得蛮牢，讲起来不紧不慢。他笑笑说：“23岁入党，入党后，领导说党中央号召，支援大西北，党员带头，我就来了。兰州的生活环境怎么能和上海比，当然艰苦。大家心里都有准备，当时我们厂里36个人都来了。我是1956年6月到兰州的，老婆是9月份来的……”刘师傅始终面带微笑，讲他的故事。
喝黄河水，住临时房
我将一个又一个问号抛给刘师傅——住宿、饮水、吃饭、生儿育女等能否适应、如何解决？刘师傅有问必答。
刚到兰州时，城里大多是土房子、土马路，最高的楼是兰州饭店，9层楼。当时兰州城里只有20万人。刘师傅刚到兰州，厂里没有宿舍，住的是临时房子，7个多平方米，搁张床，放只桌子，弄两只凳子，能遮风挡雨睡个觉就行了。
说到用水、用电，刘师傅记得交关清爽：“电压不够，灯泡不亮，暗戳戳的。水，是个大问题。没有自来水，喝的是黄河水，要到街上去买，一分钱两铅桶。拎回家，倒进缸里，放些明矾将泥沙沉淀后，方可洗脸、烧来喝。那时饭都在厂里吃。”刚到兰州，厂里从无锡拉来大米给他们吃，后来大米没了，就吃面粉、玉米。刘师傅说吃不惯也要吃，总不能饿肚皮。小菜倒不缺，牛肉5角一斤，猪肉7角一斤，蔬菜也不少。
刘师傅到兰州第二年，有了女儿，后来相继又有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如今都在兰州，其中三个孩子在佛慈，大女儿退休了，儿子现在是厂里的机修工，小女儿在制丸车间。
我问，苦吗？刘师傅笑了：当然苦，但当时不能讲苦，哪像现在这么开放？不过，现在确实好了，今非昔比。他说：“退休金1500元，还有厂里特殊补贴500元，我不抽烟不喝酒，这点钞票足够用了。厂里还给我配了房，佛慈的家属院，中套，二室一厅。”
我又问，上海还有亲眷吗？他说，妹妹还在浦东。再问，回上海去看过吗？刘师傅又笑了：“50多年里去过二三次，最近一次是2007年去的，周浦老房子动迁，给了我一套51平方米的新房子，办手续去的。现在，我这套房子租给人家住。我是兰州人，儿子女儿以及孙辈都在兰州，兰州是我另一个故乡。”
子承父业扎根兰州
采访了刘师傅，我又采访了第二代上海人庄起明。
庄起明是佛慈总经理助理、生产技术部部长。他个子高高的，戴副眼镜，很斯文。他生在兰州，还能说上海话，但不怎么流利，隔了一代，有点不一样。他父亲庄纪圣祖籍浙江宁波，比刘师傅大5岁，过世6年了。庄起明说：父母同刘师傅一起到兰州，宁波人，吃不惯牛羊肉，每次亲戚朋友从上海来兰州，父母总叫他们带大米、糯米粉、年糕，还有油豆腐。
庄起明记得很清楚，父母叫他拿面粉、玉米到市场上去换大米，一斤二两面粉换一斤大米，两斤玉米换一斤大米。他说，兰州也有上海菜，可怎么吃也没我姆妈烧的上海菜好吃。
庄起明说，他生在兰州，已活脱是一个兰州人了，吃惯兰州牛肉面，会说兰州话，每次到上海看大舅小舅四叔婶婶，不习惯上海生活，住两天就想回兰州，相比较兰州上海，对兰州的感情要比上海深，因为根在兰州。
庄起明的父母都是“佛慈人”，一个在供销科，一个在制丸车间。他1979年接父亲的班到佛慈，拜刘师傅为师。他父亲在世时拿出过一张老照片，去兰州前上海人培训时拍的合影照，那时他们都很年轻。父亲叮嘱儿子，刘师傅人好，技术好，一定要好好跟他学。庄起明记着父亲的话，向刘师傅学做人，学技术，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到佛慈高层。他妻子是沈阳人，也在佛慈工作，先任厂里外贸部经理，现在是厂进出口公司经理。
庄起明说，父母吃了不少苦，一直想回上海，到老也想回上海，可怎么回去？回去了没有房子住。最终，他俩先后客逝兰州，一个终年83岁，一个终年也是83岁。他说，当时住房也困难，全家6口人住25平方米，1984年厂里分了新房子，现在好了，住100平方米，出了几万元，使用房变成了产权房。
我问：佛慈有多少第二代的上海人？庄起明算算说，不下二三十个吧，他们都生在兰州。我再问：有第三代的吗？他说有，顾培华师傅的外孙徐栋凯就在佛慈工作。
感慨啊，50多年沧桑，这些上海人献青春，献子孙，从上海到兰州，最终把根留在了兰州。
上海师傅德高望重
佛慈相当重视我的这次采访。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长、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齐刷刷围桌而坐。我与刘师傅、庄起明用上海话交谈，他们听得懂，不时发出朗朗笑声。总经理朱荣祖听明我采访意图，也说了不少上海人的故事。
朱荣祖毕业于兰州大学医学院药学专业，1983年分配到佛慈实验室搞新产品开发，那年他27岁。他说，实验室要同三个部门打交道，质检科、技术科、生产科，这三个科的科长都是上海人——周维哲、刘龙根、孔繁荣。还有一个退休返聘搞采购的孙德藻，也是上海人。朱荣祖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又是新来的大学生，尽管他听不懂上海话，但对这几个上海师傅相当尊重。时间一长，他越发敬重这些上海师傅。他说，他们都有才，且勤奋敬业，活儿严谨精细。后来，技术科将生产科、质检科合并一起，朱荣祖出任科长，4个老科长当助理。他说，最好打交道的是刘龙根师傅，脾气谦和，与人为善，身为国家级的制药专家，从来不保守，有求必应，有话就说。
后来，朱荣祖当了副厂长。他记忆犹新，那时为开拓上海市场，上海师傅发挥巨大作用，销售科长顾培华和孙德藻对上海情况熟悉，关系也多，常常一个电话就解决问题，他们在上海东长治路上创建了第一个经营部。佛慈对上海师傅信任有加，又委派顾培华的儿子顾家卫出任上海经营部主任。朱荣祖说，上海师傅很节俭，他每次到东长治路上的经营部，上海师傅从来不叫他坐出租车，而是告诉他路怎么走，换什么公交车，到哪里下车……都说上海人“小气”，其实不是“小气”，那叫精打细算，不为自己算，为企业算，这是一种企业精神，大手大脚的败家子是办不好企业的，朱荣祖说得很认真。
佛慈的领导班子有一个共识：佛慈80年，上海的“老佛慈人”是一块厚重的基石，上海人是佛慈的开创者，他们把佛慈的优良传统带到兰州，潜移默化，影响了几代人。
黄河水记着上海情，记着上海人。这里，我要恭恭敬敬写上如今健在的为兰州为佛慈作出贡献的第一代上海人的大名，他（她）们是刘龙根、孔繁荣、李吉娣、刘毓娟、张婉玲、孙德藻、顾培华、周维哲、许金星。祝这些可爱的老人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