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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尔康
浙江宁波人。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任广州市荔湾区区委书记。1981年10月出任深圳市委秘书长；1983年5月，任深圳市委常委；1986年任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1988年8月调任海南省副省长，1991年至1994年任海南省政协副主席。
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奋强
“我这一生很幸运，先后参与了两个经济特区的创建，在深圳和海南前后工作了13年。”谈起结缘经济特区，邹尔康饱含深情。
诵读着家中“裂壁百丈飞白龙，天风海涛曲未终”那幅气韵生动的书法作品，邹老告诉我们：“这幅墨宝是28年前、时年87岁的书画大师刘海粟为初创的深圳特区题写的，寓意着创办经济特区的艰难历程和壮举。”他还特别提到，“2009年王荣同志到深圳任代市长时来看望我，我对王荣说：你是来搞‘曲未终’的，当然也有清除‘裂壁百丈’的任务。”
解密“杀出一条血路”
记者：深圳经济特区创立之初的1981年，您就在这片热土忘情耕耘。请回顾一下您在深工作最初的那段经历。
邹尔康：1981年10月，省委宣布深圳新一届领导班子任命，我就任市委秘书长。之前我们在深圳考察，感觉这里荒凉、落后，但潜力很大、前景很好，特别是这里靠近香港——市场经济建设为全世界所称道的地区。我对特区建设充满信心。1983年5月，我任市委常委、秘书长。后来我还担任过市委常委、副市长，1988年我调任海南建设大特区。加起来，我在深圳特区头尾干了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面对当时全国经济极其困难的处境，如何突出重围，需要选择一些地方先“突围”。1979年4月，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第二书记杨尚昆以及吴南生、王全国等同志提出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小平同志听了这个意见表示赞同，并说“你们也可以搞经济特区嘛”。
小平同志创办经济特区的主张，经中央决定并付诸实施。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了50号文，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报告。这个报告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当时称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1980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了41号文，即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的纪要。纪要中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抓好经济特区的建设，经济特区的名称是1980年5月中央41号批文最后明确的。1982年7月19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了27号文件，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纪要第四部分专门为经济特区拟定了10项政策，而且明确规定深圳和珠海应当建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把特区的内容也明确了。1982年3月中央发了17号文，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的第三部分明确指出：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要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建立之初，面临的难题非常大。1978年深圳工农业总产值1．7亿元，农业产值1．1亿元，工业产值6000万元。
在经济特区的筹备阶段，深圳就制定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全国人大还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蓝图有了，规划也有了，但没有钱。不但是钱的问题，还有物资、人才、用工等政策，按老一套政策一个也解决不了，只能是纸上谈兵。广东省领导跑到中央要钱，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凭借优惠政策、灵活措施和艰辛努力，深圳实现了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1985年的6年时间，仅工业产值就翻了40倍。这6年间，深圳共投资基本建设50亿元，国家拨款1．3亿元（主要是建二线），银行贷款12亿元，其余都是外商和内地省市在深圳的投资。这些都按期全部回收并有利润，初步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威力。
小平题词为深圳经济特区一锤定音
记者：在深工作期间，什么事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
邹尔康：由于办经济特区在中国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先例，没有经验可循，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必须以“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敢于“试验”。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国内外的反应非常强烈。尤其在国内，当时改革开放毕竟刚刚开始，人们对在我国划出几小块地方，创办以吸引外资为主的经济特区还是很不理解，众说纷纭，一篇题为《旧中国租界的来由》的重头文章，使办特区究竟对不对的问题浮出水面。由此，促成了小平同志的首次南方视察。
1984年1月24日，小平同志来深圳视察，梁湘、我、甄锡培到深圳火车站迎接。小平同志到深后，梁湘、周鼎等陪同他先后到国贸大厦、渔民村、中航科技及蛇口工业区视察。小平同志一路看，一路思考。经过深思熟虑，小平同志挥毫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题词。
小平同志这一题词一锤定音，对有关特区的争论作了权威性的总结，是对全国、对世界的一个回答。
紧随其后，中央连续大动作，将改革开放引向纵深。两个月后，党中央召开全国沿海城市工作座谈会，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会议结束后，党中央委托深圳市委举办两期学习班，向沿海各个城市的负责人介绍深圳发展的初步经验和教训。自此以后，各省市的主要负责同志、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以及中央机关部委、驻外使馆、各国驻华大使，还有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以及马共、印尼共和西班牙共等共产党领导人纷纷前来深圳考察经济特区。我多次参与接待，并向他们介绍深圳情况。
让海内外了解经济特区
记者：特区草创时期，披荆斩棘，历尽艰辛，很多内幕鲜为人知。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邹尔康：特区的特殊之处，相较全国、全省而言，一是更加开放；二是更加优惠。所谓更加优惠，即到特区来投资比到内地投资条件更优惠。这些优惠条件比内地优惠，比香港和全世界其他地方还要优惠，比如所得税，香港是17％，我们是15％；我们还有优惠的土地政策，土地使用费比香港便宜得多；劳动力工资便宜。
深圳的商机，引起了港、台的注意，也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关注中许多人担心：特区是否能长久办下去？特区的政策会不会变？等等。一时间，许多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对这些问题提出质疑，这些质疑集中在特区的“真、假、长、短”4个字上。
担心，就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就影响投资。面对这潮水般的质疑，深圳市委必须直面表达自己坚定的态度。
小平同志来深数月后的1984年5月8日，日本《读卖新闻》驻香港记者户张东夫，秘密访问深圳17天后，突然亮明身份找我采访。他谈的主要问题是：“特区为‘九七’而设吗？”“特区路线是否太右？”等12个问题。我代表市委接受他访问，对他的问题坦率地一一解答。
不久，户张东夫《深圳特区能长寿吗？——访深圳特区秘书长邹尔康》的长篇报道在《读卖新闻》刊发。这篇报道在全球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在西方掀起了一场关注中国改革开放，探讨深圳特区使命与未来的巨澜，有40多个国家近300家主流媒体卷了进来。
1985年6月29日，小平同志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代表团时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
这番讲话，在社会上又引起了巨大波澜。1985年7月间，香港《信报》连续发了十多篇署名“邓凡”的评论文章，其中包括《邓小平的讲话震动深圳》、《建筑在假大空的基础上》、《有关特区“输血”的争论》、《输血论酝酿已久服务业独木难支》、《百病缠身的“深圳特区”》、《由上到下大发“改革”财》、《外商洽谈多而投资少》等。
面对此番争论，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安排下，我于1985年7月接受了香港《大公报》记者陈永平的采访，就深圳经济发展和香港《信报》的批评，作了诚恳、客观的解释。陈永平的采访文章《邹尔康谈深圳特区发展中若干问题》，1985年7月26日在香港《大公报》刊登。随后，我去香港公干时，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杨奇和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李伟彦一起会见了数十家香港媒体，当面澄清了一些问题，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信报》随后还派人登门道歉。
特区扩大的意义，如同当年创办特区一样重要
记者：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您对而立之年的深圳有何希望和建议？
邹尔康：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年这一历史节点上，国务院日前作出批复，同意将深圳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深圳全市。特区扩大的意义，就如同当年创办特区一样重要。从372．5平方公里到1953平方公里，深圳经济特区拥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如今特区又肩负起了新的历史使命，任务更加繁重、更加艰巨。
在深圳办经济特区，是广东提出、小平同志主张、中央决定的。特区的定位是“试验田”、“排头兵”。试验什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为全国提供经验，这才叫“试验田”、“排头兵”。1984年1月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肯定深圳经验后，中央向全国推广，把改革开放逐渐引向深入。
特区要“特”，这是创办特区永远的一个核心问题。随着特区范围的扩大，今后还要继续承担“试验田”和“排头兵”任务。深圳要争当全国科学发展的排头兵，不仅是在经济领域，还要兼及人文领域、环境领域等方方面面。因为特区创办30年来，特区变了样，全国也变了样了，但30年的发展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少，有政治上、经济上、体制上、环境保护上、人文关怀方面，以及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等等。
根据我的经验，特区要特，就是要解决体制问题，以确保特区能特。1981年到1982年，中央给经济特区下发了5个文件。我还建议，修改1980年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保证特区事业能够畅行无阻。深圳怎样把扩大为1953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搞好，就要从经济、政治、文化、机制等诸多方面通盘考虑。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什么灵活措施，要请中央下文件明确下来。特区则要在拥有与自身使命相匹配的政策和体制条件下，一心一意地当好“试验田”和“排头兵”。能否做到这一点，需要特区干部群众的自觉和努力，也有赖于中央有关部委领导的支持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