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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伤痛我们本不想触及；
有一些问题我们却无法回避。
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下，深圳富士康集团员工坠楼事件所引发的震动，特别是带给人们的思考，已远远超越了事件本身。
一边是被压得过低的员工成本，一边是超时加班的劳动——让劳动者体面地劳动不容回避
这是一组令人称羡的数字：
在中国大陆的年销售额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在深圳地区的年出口额占深圳出口总额的20%，中国大陆员工总人数80多万……
这是一家快速扩张的企业：
1988年进入中国大陆，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
——“它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赢得客户。”
——“它总是能在不可能完成的时间内完成客户的要求。”
在苹果、诺基亚、戴尔等世界知名厂商眼里，富士康是高效率的合作伙伴。
——“细节管理，信息化管理，半军事化管理……”
——“优美的环境，漂亮的泳池，标准化的运动场……”
富士康无疑是一家现代化的企业。
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这一切为何没能给员工带来他们所期盼的幸福和快乐。
请看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
“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时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5元。”
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小时！“这一点儿都不稀奇，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加班都在两三个小时以上。”一位富士康员工说。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5044名富士康员工的抽查显示，72.5%的员工超时加班，人均月超时加班28.01小时。
超时加班给员工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影响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
我国代工企业普遍执行基本工资＋“自愿”加班的工资模式：基本工资高，加班就少，基本工资低，加班就多。
因为加班，来自甘肃陇南的陈俊在富士康工作已经一年多，至今还没有去过深圳市区一次。
正是他们的超强度付出，支撑着企业的高速发展，不断书写着速度和效率的奇迹。
富士康飞速发展始于1996年。
——8亿元，40亿元，400亿元，4000亿元……他们创造的销售纪录不断刷新；
富士康员工的工资水平却一直“低飞”在当地最低工资线的边缘。
——310元！600元！900元！他们的工资增长“步履艰难”。
统计显示，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规模和效益逐年增加的情况下，一线工人的平均收入现在也只有1000元上下。
“根本原因在于，一线员工没有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收入分配很不合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节仲裁司司长宋绢说。
“如果企业的业绩始终建立在员工超负荷且丧失尊严的劳动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将贬损殆尽，发展将不可持续。”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
一边是融入城市的渴求，一边是被疏离的窘困——新生代农民工诉求不容忽视
在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化，劳动力已经基本完成了一次代际替换，“80后”员工成为主体，“90后”员工大规模涌入。这一变化在富士康得到了充分印证，新生代农民工构成了富士康财富创造的主体。
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富士康事件”中的自杀者，全部是这一群体中的成员。
悲剧，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
新一代农民工不是因为“生存理由”而进城，而是将进城看作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他们属于发展型农民工。”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学院教授朱信凯认为。
精神特点上，第一代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而第二代农民工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追求平等，崇尚个性。
产业分布上，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强度较高的产业；第二代农民工则分布在制造业、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
就业结构上，第一代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亦工亦农，进城能打工，回乡能种地；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城市。
然而，当他们怀揣梦想投身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又使他们的心中升起重重矛盾与困惑。
——他们发现，除了每天在机器旁边劳动外，城市，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位置。
——他们发现，低微的工资只能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与城市人相比，自己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
——他们发现，为脱离“农门”跳入“城门”，几乎什么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他们发现，一遇到合同、扣薪、伤残等问题，公平维权难之又难。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变得有些模糊。
既不愿重新返回农村，又无法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这个缺乏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一个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但事实上，城市的建设和运转早已离不开这群人。”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佟丽华说，我们再不能漠视这个群体的人生诉求了。
中国目前拥有近1亿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动者。
一边是对“尊严生活”的渴望，一边是精神归属的失落——加快社会建设不容迟滞
这是一个几乎和社会隔离的世界：
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一批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崛起于城市边缘的废墟上，又往往成为城市的“城中城”：大墙一围，自成系统，外人想进去十分困难，仿佛是一个“独立王国”。
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和利益调整期。审视处于漩涡中的富士康，社会建设和管理凸显滞后和缺失。
政府公共职能暴露薄弱环节——
改革开放之初，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前来投资办厂，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当时的社会提供不了这些劳动力的公共服务，渐渐形成了包吃包住的“企业小社会”模式。加之保税区等政策背景，政府基本不插手企业围墙内的事情，很多问题因此得不到及时解决。
“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我们确实存在跟不上、不适应和需要改进的薄弱环节。”深圳市政府这样反思。
社会服务“跟进不力”——
“富士康事件”发生后，深圳市政府派出1000多名社会工作者进驻企业与员工交流，疏导员工情绪。投诉渠道不畅、情感问题、家庭问题……这些长期困扰于员工心中的问题被集中倾诉出来，一些员工感慨：“终于有人来听听我们的心声了。”
“富士康事件是一个标本，表明政府和企业在职能上还没有完全厘清。围墙之内，企业的员工实际上成了企业中的社会人，8小时内外的事企业都要管，但又管不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国仁提出，当务之急，是政府和企业合力，尽快补上“短板”。
“富士康事件”的一个重要警示作用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层面，也同样包括社会层面、人文层面。只有通过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加快推进社会建设，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和尊严生活，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