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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是人心中最恐惧的记忆！1928年的那场“大恐惧”来得很猛烈，猛烈得至今让人难忘。
“民国十八年，死人满山沟。”80多年后，这句俗语依旧让人闻声战栗。民国十七八年，是1928年到1929年间。空前大旱掠过甘肃的50多个县，其间夹杂着古浪大地震。于是，人就像黄了的麦子被“刷啦啦”放倒；于是，大地上就躺满了“挣命”的乡亲。
甘肃全省64个县有58个县受灾，灾民达250万，仅仅兰州的灾民就达11万。全省先后有140余万人死于饥饿，有60万人死于瘟疫，有30万人死于兵匪之手。有6万人口的定西县，灾难过后只剩下了3000人。兰州则有8万人死于这场灾难。于是，对饥饿的恐惧成了野地里的草，连年疯长。
70岁的张德贤，是河口村人。他是幸运的，没有赶上80多年前的那场大饥饿。可这并不妨碍他收集那些关于饥饿的故事；更不妨碍他将那些年月发生的饥饿故事讲给我们听。
庄稼绝收，人靠吃野菜度日，谁知这仅仅是个开头
那年的那场灾难，持久而绵长。许多老人回忆起来，依旧不寒而栗。从小父辈们给我讲述最多的就是“挨饿”的事情。
我是从河口的张学恭老人处知道民国十八年大饥饿的。听老人说，灾难是从民国十七年4月开始的，进入四月天就没有下过雨，水势汹涌的庄浪河也断流了。实际上，这场灾难从民国十四年（1925年）就开始了。这年全省各地春夏大旱，皋兰、金县、会宁等17个县颗粒无收。子的事情发生在1929年）。
然而旱情依旧在持续，民国十七年（1928年），又是春夏大旱。河口人在张家台上种的千亩谷子，长了一尺高就干枯了，彻底绝收。黄河水位下降，庄浪河断流。水车自然也不管用了，川地只浇了个头水，只有两成收成。街市上的粮价大涨，一斗麦子要五六两银子，一块银元只能买3斤面。面价上涨了十多倍，正常情况一块银元能购买半袋面粉。（据记载，河口的粮价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粮价在定西，一斗麦子要十八个银元，后来平凉有一袋面粉50个银元的记录。）
河口的灾情来得晚一点，一来河口地处黄河岸边，还有些水地，二来河口是通往青海新疆两地岔路口，商队比较多，并不是单纯的靠天吃饭。到了1928年六七月份，有200多户人的河口街，就有六七十户人家无粮可吃了。人们以野菜、榆树皮、麸糠艰难度日。谁知吃糠咽菜的日子仅仅是灾难的开头。
老人们说，那时，每天有几十个灾民来到河口街上。灾民的到来又带来了瘟疫，饥饿加上疾病成人口急剧下降的原因。主要根子在政府，此时，统治甘肃的是刘郁芬，他不仅不组织救灾，反而继续摊派各种苛捐杂税，疯狂搜刮，致使灾情雪上加霜。
进城的饥民走路打摆摆，刮风就跌倒，跌倒就断气。东 岗镇有个村民叫黑喜儿，到店铺中去买油，去店铺的路上要过一个大坟滩，这里路比较难走，谁知黑喜儿一头栽倒在坟滩上，再就没有爬起来。
关键时刻，张鼎国从西宁弄来了“救命粮”
河口城里每天都往外抬死人。曾经繁华热闹的水旱码头成了灾难深重的人间地狱。大街上行人寥寥，为防止国民军派捐拉夫，每天不到天黑，四门就上杠子了，店铺更是中午一过就关门了。晚上，更是寂静一片，连小孩的哭声都没有。饥肠辘辘的小孩哭喊着向大人要吃的，大人无奈，只有哄吓说：“不能哭，街上的饥民听见后，就会抓去吃了。”吓得小孩们大气都不敢出，只能乖乖地听话。（当时，兰州死人甚多，来不及埋葬，刘郁芬政府派人用大车拉到黄河中。）
就在这时，河口村人张鼎国挺身而出开始救灾。张鼎国是个生意人，但他的生意并不是河口最大的。当时，河口富裕户有三大家四小家之说，张鼎国并不在其中。张鼎国原是河口东街“忠心泰”商号的“相公（商号中负责外交的）”，他在跑牛皮大筏时负责联系外交结账等，往返于西宁——兰州——包头之间，算是个老江湖。张鼎国为人仗义，诚信善良。在西宁做生意时，他和西宁“三合店”的大掌柜有了交情（三合店的幕后人是马步芳，大掌柜是马步芳的表兄）。四十多岁时，张鼎国利用手中的积蓄，置办了一个有24个牛皮胎的筏子，脱离了“忠心泰”，做起了自己的买卖。张鼎国依旧跑着西宁——兰州——包头这条线。
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触目惊心的惨状让他坐不住了。张鼎国虽是生意人，但并没有多少资金，他凭着与三合店大掌柜的交情，搞来了一批粮食。此时，河口灾民的情形，三合店大掌柜也非常清楚，对他购粮也颇为关照。先给他优惠价给了三万斤，又给他赊了两万斤青稞。这样，张鼎国就弄来了5万斤粮食。
张鼎国分四趟把这些粮食运到了河口。就在河口街上支起了三口大锅，开始“放饭”。由于是青稞，再加之灾民大部分没有任何的锅碗，只能做成“宭馍馍（类似于糌粑的食品）”，每个馍馍大小和人拳头相仿，灾民们携带也方便。而且这种食品不容易发霉变质。
这个举措立刻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灾民。当时，到河口去吃赊饭成为许多灾民的目标。从永登过来的灾民络绎不绝，无数商帮来往的丝绸古道成了河口周边灾民的求生通道。
老人们说，那些灾民拖家带口，艰难地走到河口，大部分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有些人甚至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河口的店铺前，商号的屋檐下，寺庙内，到处都躺着灾民。
许多灾民一拥而上，挤到大锅前抢食，结果发生了踩踏。有些灾民没有等到吃到啥饭就咽气了。
军阀混战，死亡边缘的民众依旧被派捐拉夫
在这场空前的大灾难面前，人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甚至说是微不足道的。此时，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措施，而此刻刘郁芬却忙着和省内的其他军阀开战呢。
本来早就展开的救援行动迟迟没有铺开。民国十八年（1929年）三月一日，刘郁芬才向南京国民政府电告灾情，说是灾民的数量达百万。5月5日，国民政府派内政部长薛笃弼（薛曾任过甘肃省省长一职）视察完陕甘后，给国民政府行政院报告说，甘肃有灾民240余万。并且说，灾民们把各地的草根树皮都吃完了。
当然，这些仅仅是官方的说法，实际上灾情比这要严重得多。民国十八年全省有近240万灾民死亡（1932年的统计为约300万人死亡）。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报告中灾民数量，实际上接近后来死亡的灾民数。民国十八年，今兰州政区范围内总人口为31.88万，比民国十七年减少8万余人。
国民党行政院给甘肃灾区拨款80余万元赈灾，然而此刻，各地军阀割据，政令难以畅通，再加上缺乏监督，赈灾款大部分被经手官绅贪污。真正将灾民放在心上的人还是那些民间的善人。
张鼎国的举动在河口起到带头作用，河口居民中只要生活能过得去的人都行动起来，投入到了赈灾中。有维持秩序的，有烧火打杂的。最为难得的是河口的张崇选、张贞忠、张树生、张树润等几家人，也轮流煮粥，赈济乡民和外乡来的难民。张鼎国他们的举动可以说“活人”无数。我请那些老人回忆这段往事时，他们总是感念不已。
1930年后，灾难才走向低潮。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在近300年间，甘肃基本上是“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二十年一特旱。”灾难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痛苦。在军阀混战下，腐败政府管理下，灾难更是雪上加霜。而今天一有灾难，政府迅速行动，全力救助，同80多年前相比起来可谓是两重天呀！
文/图本报首席记者 王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