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春阳
乍看这个消息，可能给人以“只许胜不许败”的感觉，进而担心各个行政部门为逃避问责而动用自己所掌握的行政资源，以各种手段影响司法———如此，司法的公正性将可能受到冲击，作为另一方的原被告的正当权益将可能失去保障。应该说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决定了，法律的杠杆更容易向政府部门倾斜。
但观察此一《通知》，不能忽略其独有的背景。如果能对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之在温州的历史有所了解，当会在质疑之外，不吝一些掌声。今年是《行政诉讼法》实施20周年，而在温州，“民告官”的历史比《行政诉讼法》的历史还要长———1988年8月，苍南县农民包郑照因不服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将县政府告上法庭。当时《行政诉讼法》尚未颁布，但法院依然审理了该案，时任苍南县县长的黄德余出庭应诉，引起全国轰动，甚至有人称该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行政诉讼法》于翌年出台。
此后，“民告官”在温州蔚然成风，据温州中院统计，自1989年至今，温州中院累计审结一审行政案件15494件，审结二审行政案件6753件。在审结的一审行政案件中，判决被告败诉的有2551件，占全部案件的16.5%；再加上通过协调后原告撤诉但其权益已得到实现的案件，温州“民告官”案件“民”赢的将近四成。不管是“民告官”案件总量，还是高达近四成的“民赢”率，这在国内其他地方都并不多见，见证了当地政府及司法部门对“民告官”所持的开放态度。这种开放还表现在，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在2006年市长任上亲自组织编纂的《温州市行政(败诉)案例选编》书中，所收案例全为“败诉案例”。
“民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民营”。温州是国内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温州民营经济之所以发达，与“民赢”二字其实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民营经济繁荣的前提是市场的自由，市场的自由则意味着较少的政府管制或者市场很容易突破政府的管制，以及各市场交易主体的正当权利能够得到应有的保护———民营经济不仅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便捷的公共服务，而且能够避免来自权力部门的各种伤害。显然，一个容许“民告官”并且“民赢”的城市，行政部门的行为一定较其他地方更为谨慎；一个容许“民”对“官”冲撞的城市，“民”的空间将因这样的“冲撞”而越来越广阔。温州民营经济举世瞩目，因而有“温州模式”、“温州经验”，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民告官”以及“民赢”，从“民赢”到“多赢”，亦是“温州模式”一个不容忽视的有机构成。
温州市政府如今拟对“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导致案件败诉的”等9种败诉情形进行责任追究，正可看作其矢志打造法治政府、优化市场环境的一次努力。当然，本文开头针对此一《通知》的质疑依然有其价值，值得温州市政府引为参考，因为唯有更公正、更清洁的司法环境，才更能保证“民告官”的意义真正落到实处。
“八连跳”不止是一个工厂的内幕
杨耕身
富士康正在成为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当这个全球最大代工厂的员工在不到半年内，跳楼自杀者已累积为“八连跳”之时，一则让人心酸的段子开始在网上流传：“今天你心情郁闷么，不想活了么？富士康提供完美的跳楼场所，以及全方位的跳楼理由，加上一周一跳的跳楼气氛，你还在犹豫什么，马上拨打电话，加入富士康吧。”
一种鲜活而坚定的人生或社会，是要有希望的。但是当我想到这里，一种从未有过的沉痛便紧坚地将我抓住。在这么些天来，我们不仅看到年轻的生命，从富士康那高高的楼上断鸢一样坠地，也看到许多幼小的生命在突如其来的时刻倒在血泊之中，而挥刀者也同时杀死了自己。在刚刚走过5·12两周年之后，这无疑已是另一场持续已久的灾难。
新一期《南方周末》刊出实习生以打工者身份潜伏进富士康28天后写出的报道。这则题为“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的报道，尽管显得有些刻意地为富士康开脱“血汗工厂”的名声，但它依旧呈现出了富士康员工“碎片一样活着”的孤立与单调、“人几乎被机器劫持”的工作，像“嗜血的插针机”一样的现实，以及那些年轻人“不知所措的青春”。这些是不是一种“血泪”的证据，或不好说，但它的确是一种被高度控制所制造出的一片片心灵的荒漠，只生长孤单与绝望。
在失去了希望的地方，人们与绝望距离更近些。这已是一个时代的“魔咒”。那些不惮于向更弱者挥刀的人们，哪一个人出现的地方不伴随着一种悲观厌世的情绪？那在5月4日，相约服毒并导致其中两人死亡的3名20岁的年轻农民工，向世人展示的何尝不同样是一种绝望之后的沧凉与惨烈？甚至在重建过程中的汶川，我们也不难看到一些幸存者开始迷恋上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的心理……所有这些，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真实，也无不成为一个社会在飞速前进途中所失落的或无暇关照的心灵世界。
对于富士康“八连跳”事件，南方周末也并不讳言，指出这是“中国部分地方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而是一代工人的命运。”这正是一种普遍心灵失序、苦闷丛生的现状，一种信仰幻灭与认同缺失的精神状态，它们隐藏在这个社会光鲜亮丽的外衣背后，与贫富差距、腐败堕落以及社会不公、权力与权利失衡的现实并行不悖。
一个被绝望浸淫的社会，必然带来不可挽回的破坏与毁灭。如何破除这样的一个时代“魔咒”？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曾经在评论一代年轻人时说道：“他们叹惜了，或者发出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