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当下国际恐怖主义的态势，必须考虑冷战结束以来的总体国际背景。据我看，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及两极格局的消失，促成二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最重大的变革与调整。它不只带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各国的投资、贸易和人员往来，以及其他一些积极变化，还造成一系列新的麻烦和问题，包括国际安全领域的新挑战。
就国际恐怖主义的这个话题而言，冷战结束后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重大国际动向，分别带来国际冲突的热点集群和恐怖主义的多发区域：
第一，民族分裂主义倾向抬头并逐渐蔓延，助长了分离主义式的国际恐怖主义。这一倾向主要表现在前苏联东欧地区，在那里，最近的一二十年间，新出现了几十个新国家（单是苏联就分成十五个彼此独立的主权国家，南斯拉夫则一分为六）。尤其是，分离的过程伴随着狭隘排他的民族情绪和激进痛苦的决裂措施，引发原先各联邦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新的猜疑与敌意。到现在，由此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仍未完结。例如在俄罗斯内部一些较小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隶属不同地域和宗教文明的北高加索各个加盟共和国）内部，原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带来的心理失衡和不满情绪早已存在，近来更在内外一些别有用心势力的推波助澜下，政治分裂主张和民族分离思潮渐成气候。在这一地区，具有分离主义色彩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最为活跃，典型如在俄罗斯联邦内部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等地猖獗的反叛武装和“黑寡妇”。
第二，“伊斯兰弧带”成为全球主要高危地带，激进势力在这里被外部因素激怒并逐渐坐大。当苏联解体、两极对峙局面终结后，以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为代表的西方强权得意忘形，自恃放眼天下无敌手，瞄准新的打击和改造目标，开始了新的“十字军东征”。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在世纪交替之际大肆推行的美国“布什主义”，一种傲慢强硬、军事优先、无视公法的对外打压方针，其首要目标是清剿所谓“伊斯兰极端势力”。加上“9·11事件”的烘托升温，美军及西方盟友在伊拉克、阿富汗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中东、中亚和一些阿拉伯国家高举反恐旗帜，安插亲美势力，兴建军事基地，强力推广“美式民主”。这一动向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使原本矛盾重重的伊斯兰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困境加剧，“文明冲突论”由少数西方谋士的预言变为紧张焦虑的现实，以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为标志的大片地带成了新一代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温床；借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名言，“一个本·拉丹没有被抓住，成百上千的本·拉丹追随者却产生了”。
第三，南亚地区各种历史积怨相继爆发，这一地区成为继苏东地区、伊斯兰弧带之后的全球另一热点群。历史上，南亚便是人口高度密集、资源争夺剧烈、种性教派对立、边界冲突不断、有关国家长期反目的一个地区。冷战时期，美苏全球对抗的巨大阴影某种程度上抑制和掩盖了这些复杂问题及其影响。两极格局结束之后，上述各种旧的、受到压抑的矛盾重又发作，加上“塔利班”势力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壮大，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新一轮军备竞赛等因素的刺激，南亚各国内部的极端势力好似吸食鸦片一样兴奋活跃，各种恐怖袭击不断增多，方式手法不断翻新。这里面既有反叛武装对政府军及政府官员的伏击，也有边界地区对对方村民的野蛮骚扰，还有孟买恐怖袭击等典型国际恐怖主义案件，以及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围绕信仰及社会地位问题展开的争斗厮杀，问题之复杂，情形之差异，实在难以一一记述。不管怎么说，南亚作为恐怖主义势力的猖獗地带，乃不争事实。
上述三地情况不太一样，但有一大共同点，即：都有难以解决的痼疾，都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都是恐怖主义的多事之地。
